党史文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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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42年9月18日，边区政府召集各专员及部分县、区长举行座谈会，研究专署以下各级行政机关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标志着第三次精兵简政的开始。③会议确定简政的总原则是：“精干、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建立制度，健全机构，调整干部，改变作风，加强领导，精通业务，厉行节约，改善各方面的关系。”[34]12月3日边区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④1943年2月24日，边区政府发出命令，公布了该《纲要》。指出：“简政是精兵简政在政权工作方面的贯彻，是为了使政权工作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即政府方面要通过简政，减去一些不必要的政务，集中力量抓好“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首要任务。《纲要》规定，区以上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的共同原则是“少而精”。“精简机构，就是裁撤不急需的机构；精选称职的人员，又从各种业务的需要来调整人员，使之各得其所。”[35]并规定坚持民主集中制，统一领导，整饬政纪；改善领导作风；统一干部管理，调整和提高干部；拥护军队；巩固“三三制”；厉行节约；从组织上、思想上贯彻精兵简政等具体要求。以及具体阐明了精兵简政的意义和目的，划清了政务和事务，要求紧缩上级政权编制，加强乡一级政权等。总之，该《纲要》为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普遍彻底的贯彻，做了制度上的保障。     1943年3月23日，边区政府举行第四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各级政府新的整编方案。该《方案》包括两个部分，即边区一级和各专署、县政府的编整具体计划。根据该《方案》的规定，边区政府系统裁减部门百余处，区以上干部及事务人员由4453人，减为3221人。[36]随后，各级政府进行了裁撤与合并，也进一步缩编了人员。10月15日，依据《简政实施纲要》中关于精简与健全乡（市）政权的精神，边区政府公布了《修正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     通过深入实际地调查，广泛讨论研究，制定详细科学的实施纲要和建立了一些制度，这次整编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基本上达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1943年12月24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府委员外，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及政府各厅、处、院、行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鼎铭副主席作了《边区政府简政总结的报告》。至此，精兵简政在陕甘宁边区共进行了三次，时间达两年半之久的政权机构改革和节流措施，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胜利结束。 三、精兵简政的成绩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局部执政的试验场，而精兵简政是中共对科学执政的实践和探索。在精兵简政以前，由于各种原因，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面临着巨大的财政经济问题。而政府机构头重脚轻，政事不分，用人不当，“工作不统一”，“游击习气”存在，官僚主义滋生，导致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经过三次精兵简政，实现了政府机构的精简，工作的统一，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人力物力和基本上解决了官僚主义的问题。而这五项目标的实现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既有军事系统的精兵，又有政权系统（包括党、政、民、学各种组织）的简政。”[37] （一）在精兵方面，精简了人员，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通过广泛的动员宣传，一部分人抛弃了“多兵论”，树立了“精兵论”。裁减了                                                 ③ 张扬认为是9月10日是第三次精兵简政开始，但笔者依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应该是9月18日。9月10日是动员总结第二次精兵简政，而9月18日的座谈会明确提出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 ④《纲要》张扬（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近代史研究.1983（4）：134-148.），史料摘编•总论【Z】，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Z】都认为1943年3月，但是笔者依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是1942年12月3日召开的会议。   8 部队番号，充实了连队建设；淘汰了老弱，确定了枪兵比例，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独立作战能力。还加强了对军队的政治教育，使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思想深入士兵的心，并且通过军事教育培养了指战员与士兵的作战能力。同时又号召发展生产自给，在实践中教育了军队，提高了部队对节约的认识，对坚持抗战具有重大意义。                                                                  (二) 政权系统的简政是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的核心，成效显著，堪称楷模     首先，精简人员和裁并机构。在精简人员上，第一次精简后缩减人员1598名，占边区政府原有人数的24%；[38]第二次精简，除地方武装及母婴孩外，边府所属吃公粮的人员尚有11500名，其中各级政府及附属机关8200名，各中等学校及保小3300名。第三次精简在第二次的基础上吃公粮减至7500名，减少35%弱。[39]边区政府原有552人，整编为416人，各厅、处的附属机关原有1140人，整编为911人。各分区专署公署原有101人，因增设延署、三边两个分区，总人数增加到148人，但原有专员公署的人数减少了。各县原有1186人，整编为791人。边区共213个区公署，原有1250人，整编为955人。区以上各级政府机关精简总人数为762人，占原有人数的.[40]在裁并机构上，第一次精简侧重于减少机构，共裁、减、并机构百余处。第二次精简主要是建立政府的工作制度，实行合署办公，裁、减、并了一些重叠或相同性质的机关。第三次精简边区各厅处的内部机构裁减1/4，边区政府的机关从35个减为22个。     第二，加强政府的统一性，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规定由中共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的委员会统一领导所有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消除党、政、军、各自为政的现象。建立了一些规章制度，1943春，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专署县、市、区的政府组织条例》《干部管理通则》、《政纪总则》、《政务人员公约》、《奖惩条例》、《五一施政纲领》等。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的统一管理，并强化民主集中制的纪律教育。     第三，提高了政府工作的效能。原来许多单位由几个人做的工作，整编后一个人就承担了。1942年9月1日边区政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纲领草案》中规定，“必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提高每个人员战斗力与工作力，不致有任何物质的浪费，才能充实力量准备反攻。”[41] 同时也精干了上层，充实了下层；紧缩了机构，精选了人员；确定了职责，建立了制度；实行合署办公。在干部配备上，用其所学，对口配备；调整了一些干部的职务，使他们能愉快的胜任工作。如边区第二次整编时对干部降级使用，将编余的200余名干部，派往县区工作（20%的到县上，80%的到区上），不仅精干了上层，而且充实了下层。针对乡级政权效能低下的状况，在第三次整编时，给边区1270个乡都增设了文书1人，调派了1000多名知识分子参加政府工作。而且，“精兵简政促进了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大大提高了干部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与创造力。”[42]政府实现了统一领导，克服了官僚主义作风，工作效率大为提高。陕甘宁边区文书科的缮写员，现在3个人就做了过去13个人的工作；边区通讯站在1943年1月至4月每日平均投递16661件，5至11月激增到每日平均投递30078件，提高效率80%以上；难民工厂，过去每台铁机每月平均织布13匹，现每台织布21匹，提高63%。振华纸厂，8月份出纸令，每令需个工，10月份就增加到令，每令需工8个，提高42%。化学工厂，4月份出肥皂30726条，8月份就增加到58024条，提高92%，成本则由4月份每箱石小米，减至8月份每箱石。[43]     第四，节约也取得了显著成绩。1942年8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指出：“精兵简政实为目前各根据地整个工作的中心一环，必须把这一任务的实现，贯彻导各方面的工作中去。”其他一切工作，“当应当在这一政策之下”。还指出：“精兵简政的实行又必须与爱惜民力，培养民力，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具体工作联系起来。”[44]因此，精兵简政中“尤须注意民力物力之发展与节省。” 9 [45] “陕甘宁边区1941年公粮征收量占收获量的”， 经过精简，“到1943年为，而1944年仅为。”[46]1942年征粮16万石，征草1600万斤，“若以现有人员（77000余）牲口（7300余）计算，则明年粮草供给收支相抵要不敷粮8200余石，草980余万斤。精简后，吃粮人数减到65000人，牲口数不动，亦只余粮11000。”[47]     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后，“各部队减去约五千余人，其中部分为空额，一部分编余转入生产，机关学校减去三千余人，合计1943年节省粮食一万三千余石。”[48]其中，民力的节约尤为显著。“延安县1942年动员民力60025个，去年只28493个。减少31532个，即减少(原文110%)强；绥德前年动员民力75196个，去年只900个，减少74296个，减少强。”[49]人员的减少，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缓解了“鱼大水小”的矛盾；民力的节省，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保证了不误农时，有利于解决了自给问题。     第五，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了进展，密切了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官僚主义，就是脱离群众的漂浮作风、空洞的形式主义、忙碌的事务主义及繁琐的文牍主义，这些都严重的腐蚀着政府的肌体，损害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50]经过精兵简政后，陕甘宁边区的许多领导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改善了领导作风，消除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命令主义。通过对干部的提拔、同级调用、降级使用、选送学习等方式，不仅在于“紧缩了上级，加强了下级”，更重要的是提高思想认识，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 总之，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精简了人员，裁并了机构，调整了干部队伍，加强了统一领导，建立了积极的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改进了工作作风，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并且，许多编余人员，回到了生产第一线，在一定意义上解放了生产力，为边区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四、精兵简政的历史经验     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由于其成效的明显性、措施的模范性、地位的特殊性及意义的全局性，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精简的过程中，成功的完成了对政府系统的改革，探索和确立了党领导下的政府组织原则、权力分配、运作机制及工作制度，建立起了一个民主、灵活、统一、高效、纪律严明、有制度可依的革命政府，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一致拥护和外国友人的好评，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同时也表明在革命的实践中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已经具有了建立和领导全国政权的能力和条件。[51]因此，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是科学执政成功实践的范例，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是党的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前提 “精兵简政”政策的采纳和有序实施，是中共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的具体体现。亦即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认识到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和“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不正常现象，并根据经济规律，对生产关系进行变革。当时，中共中央认识到只有从“开源”和“节流”两手并进，才能达到生产自给。因此，在精简过程中，组织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从“开源”上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同时，还在“节流”上下大工夫。在简政前，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冗员充塞，以陕甘宁边区伙夫与总人数比例为例。当时“每个工作人员（包括伙夫自己），机关总平均中占（最多占，最少占)，学校总平均约为4%(最多的，最少的)。”[52]这样，政府开支过大，不仅加剧了财政困难，也加重人民负担，致使人民对政权的不满。毛泽东曾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为了依靠人民，团结人民，中共在充分考虑经济规律和执政规律的基础上，果断的进行了精兵简政。     （二）实事求是，执政为民，是“精兵简政”政策的基本方略 在编余干部的处理上，尤其可以看出，党在紧要关头，临危不惧，从革命事业 10 的长远利益出发，进行了人性化的安排。凡有文化、有能力、能工作的干部，充实基层；凡确须继续培养、深造的干部，送延安学习；凡身体强壮的干部，转入生产事业；凡老弱及思想落后的分子，帮助他们回家务农；对身体确有疾病，设法给以休养，使其恢复健康继续工作。对精简下来的干部，从其自身条件出发，能为革命工作和不能工作者进行了区别对待，而在能工作者中又进行了细化，做到人人各得其所。有些干部为党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是革命功臣，要他们离开工作岗位未免有些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对一些被裁减的干部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说明“精兵简政”政策的重大意义，让他们明白“精兵简政”的政策“不是消极的裁减人员，而是积极的为了提高行政效能，以发展边区的事业，以进一步提高边区、巩固边区。”[53]对于降级使用的干部，让他们认为下层工作是最光荣的事业；凡是转入生产部门的干部，也要让他们认识到“保障供给，发展生产”是当前最重要的事业；对于学习的要让他们明白，这是党对他们的信任，是为将来对日反攻和革命事业做准备；对休养和回家务农的更是耐心处理，让“每个人心里感觉到很愉快，心安理得”。总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是中共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正确路线。 （三）大力宣传，统一思想，是精兵简政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 在“精兵简政”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度重视，多次发出文件和发表社论，对精简工作进行宣传和指导，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1941年底到1943年，《解放日报》为促进精兵简政政策的正确执行，先后发表社论、专论二十余篇，经验介绍及情况报道一百余篇，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54]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1942年12月1日，发出《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精兵简政”的实施要进行“改革体制、整顿机构、精简人员、健全制度等，一句话，要在组织上贯彻。”[55]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制定了科学周密的精简方案。如《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次精兵简政实施方案纲要》、《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纲领（草案）》和《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等文件，为“精兵简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组织工作没有思想工作作保证，就失去了灵魂，不能持久。[56]因此，思想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而毛泽东、胡乔木、陶铸等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反复宣传“精兵简政”政策实施的意义，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使政策的实施由被动强制变为自觉执行”。[57]通过广泛的宣传，统一了思想，减少了“精兵简政”政策实行的阻力。      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给我们今天的有益启示，远远不止这些。比如将整编与整风的相结合，为了保持精兵简政成效的长期性，进行的制度建设等，有学者已经进行了研究，在此就不赘述。精兵简政作为一场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不仅是为了减少财政支出，更重要的是为了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58]但是，目前我国的政府中仍然存在着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阻碍着改革的继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因此，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进行历史回顾，借鉴其成功经验，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5][29][42][49]张扬.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近代史研究,1983，(4);134-148，137,138,142，143. [2][54]熊宇良.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人文杂志,1981,(6);84-86,85. [3]叶健君.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20-28. [4]冯延巧.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陕西档案，1997,(4);22-23. [5]李红梅．陕甘宁边区简政之目的【J】.中国行政管理，1994,(2):36-38.  11 [6][30][37]臧运祜．关于“精兵简政”的再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1994,(3):40-45,43,43. [7][56][57]周浩集.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政策的历史经验研究【D】.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8]张光远、廖志豪、张爱华．“精兵简政”与政权建设研究【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49-52. [9][11][12][13][28][35][39][40][41]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档案馆编.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总论（第一编）【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 [1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4][15]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6][43][53]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写组编.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Z】.北京：求实出版社，，155，15. [17]解放日报【N】.1941-11-27(3). [18]人民日报【N】.1979-04-07(2). [19][31][32]刘益涛．抗战时期精兵简政的决策——历史转折关头的毛泽东（系列之二十三）【J】.党史文汇，1994（2）：12，13，13. [20][21][22][24][26][34][36]陕西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M】.北京:档案出版社，，126,131,144,154,168,183. [23]施善元.抗日民主根据地精兵简政政策的实行及其经验【J】.中共沈阳市委党校学报,2000(1):49. [27]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室，中共陕西省党史教研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变记述【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33]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7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38]刘景范.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Z】.1990，9：760. [44]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报》社论），胡乔木文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 [45]林伯渠.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提纲（1942年11月 4日）【R】. 陕西档案馆编.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总论（第一编）【Z】.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46]宋金寿.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M】.北京：北京出版社，. [47][48][52]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档案馆编.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财政（第六编）【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549，541. [50]卢红飚.论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J】.理论学习月刊，1992（10）：44. [51]蒋杰，张克非.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与政府改革探析【A】.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572. [5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下)【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58]星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精兵简政【A】.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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