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诗歌的研究论文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延长），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排律通常为五言。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

这首诗表达了自由自在的思想，想法大胆新奇；跟当时的歌体裁有很大的出入，满足了人们在当时社会气氛下对自由的幻想。

唐寅因其狂放不羁的个性和独特的诗文风格,使其成为明中叶吴中文人集团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人物。唐寅的率性傲诞,在中国历史和思想史上,有着一定的历史积淀。唐寅诗文潇洒,书画冠绝,名震江南,不幸受科场案牵连,被革黜功名。从此鬻文卖画,率性自为,放浪不羁。他的生命历程是中国历史上某一类文人的缩影,也是追求自由者的心灵之旅。从唐寅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阮籍及魏晋士人对污浊政治的鄙夷和抵制,李白的文采风流和傲然气骨,徐渭、李贽、三袁等人的率性和真情……魏晋风度的任性放达,盛唐李白的狂放自负,在唐寅那里得到了承延。他特立独行的个性风格和思想,又开启了晚明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性灵”之先河。穿过重重历史烟云,当我们去感受这些文人的喜怒哀乐和灵魂悸动时,会为之深深地震撼。张狂的举止、放旷的言行,彰显的是他们灵魂的失落与寻觅,精神重铸时的努力与挣扎,更是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反拨。一、唐寅与阮籍的任诞不羁作为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阮籍对唐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且看下面这首诗:落魄迂疏不事家,郎君性气属豪华。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坐令端人疑阮籍,未宜文士目刘义。只应郡郭声名在,门外时停长者车。——文徵明《简子畏》此乃唐寅的朋友文徵明写给唐寅的。诗中道出了唐寅颇具“风流”况味的生活:对月狂歌、高楼大叫的越礼逾法,把酒言欢、红袖添香的放浪不羁,直使人疑为阮籍重生,刘义再世。的确,唐寅和阮籍在对礼教和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叛上,在非汤武薄周孔、睥睨世俗的气概上,在外在行为举止上,都有着极其鲜明的类同性。阮籍“本有济世志”①。如《咏怀诗》其三十九云:“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自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壮士临难不苟、身死不惜的豪迈气概和渴望立功的慷慨之情充溢字里行间。但是由于司马氏集团实行高压统治,大肆伐戮异己,阮籍虽然对司马氏集团卑劣残忍的行为深恶痛绝,对世道的昏暗极度忧愤,对自己危机四伏的处境充满惶恐和焦虑,而为了全身远祸,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内心的痛苦和矛盾或以隐晦曲折形式表现出来,或以扭曲变形的行为方式宣泄出来。所以,阮籍常有放浪形骸、遗落世事、嗜酒成癖等种种越世之举。如: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谓通,次者名之谓达。——《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自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 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晋书?阮籍传》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世说新语?简傲》显然,阮籍任诞狂放的行为,有对封建礼法的冲击,有对世俗不与苟合的志节,也有为全身远害之手段,如司马昭想要笼络阮籍,曾想娶阮籍的女儿为儿媳妇,阮籍不敢明显拒绝,遂大醉六十日,司马昭无奈,终于作罢。与阮籍一样,唐寅年轻时也具有建功立业的心志,“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但由于科场案舞弊案的牵连,致使他“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科场案之后,唐寅看透人生,益加放浪形骸。明末曹元亮所载唐寅:“与祝希哲、文征仲诗酒相狎,踏雪野寺,联句高山,纵游平康妓家;或坐临街小楼,写画易酒,醉则岸帻浩歌,三江烟树,百二河山,尽拾桃花坞中矣。”{2}狎妓纵酒,愈加狂放不羁。唐寅也非常仰慕前代狂放任诞之士,在诗歌中自比魏晋名士,“君不见刘生荷锸真落魄,千日之醉亦不恶;又不见毕君拍浮在酒池,蟹鳌酒杯两手持。劝君一饮尽百斗,富贵文章我何有?空使今人羡古人,总得浮名不如酒。”(《进酒歌》)刘生即刘伶,他与阮籍、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纵酒放诞,蔑视礼法,“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荷铲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世间。”{3}毕君指晋吏部郎毕卓,性情放达,嗜酒,曾入邻舍间偷饮被缚,释放后又与主人宴饮于瓮侧,致醉而归。魏晋士人狂放任诞是唐寅认同和刻意追求的。阮籍的“痛饮狂歌”作为其全身远祸的绝招,唐寅的“辱人贱行”成为他远离是非的手段。唐寅四十五岁时,宁王朱宸濠慕其名,“以厚币聘伯虎”{4}。唐寅赴聘,觉察宁王有谋逆之心,“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5}。五年后,朱宸濠果然起兵叛乱,被正德皇帝赐死。唐寅的装癫佯狂终于逃脱了一场劫难。由此可见,魏晋名士的借酒佯狂、远祸全身的做法对唐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唐寅的狂狷是对魏晋前贤风格的历史承延。《明诗纪事》说:“唐伯虎疏狂玩世,嵇阮之流也。”嵇康、阮籍是魏晋狂士的典型代表,把唐寅归入嵇阮之流,充分说明唐寅身上有着魏晋人放诞不羁、疏狂傲世的性格特征。但是他们之间又有区别。阮籍的任诞不羁是由于现实社会环境的污浊和险恶,政治上的软弱和思想上的激进,因而采用这种放诞不羁来隐曲地表现自己痛苦矛盾的思想;而唐寅的疏狂任诞虽与明中叶的政治文化有关,更多的是科场案的屈辱,个人有志不得伸,怀才不遇,理想和现实产生巨大的落差之后的痛苦宣泄。尽管他们狂放任诞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其本质都是追求一种自我超脱、强调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认同,“越名教而任自然”,重视人格独立与意志自由。“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是他们的共同心声。二、唐寅和李白的自负狂放唐寅的不拘礼法和任诞不羁秉袭了阮籍行止,他的自负和狂放又颇有太白遗风。李白出身于一个经商而又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家庭。他接受传统学而优则仕的士人情志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念,要为君王“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以使“寰区大定,海内清一”。他的思想中既有儒家“兼济天下”又有道家追求绝对的独立和自由,同时还受到游侠思想的影响。他自信自己的才能,不愿走科举道路而选择“终南捷径”,希望能够获得治国平天下的机会。他用寓言形式描绘了“激大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大鹏赋》)的大鹏形象,抒写了自己远大理想和抱负。《与韩荆州书》写出他“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终于被朝廷征召去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充分表达了他踌躇满志和自负狂喜的心情。即使在被赐金放还时,他也自信地认为自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的这种自信和自负同样在唐寅身上有所体现。唐寅也出身于商人家庭,他自小天资聪慧,尤侗《明史拟稿》云其“童髫入学,才气奔放”{6}。祝允明《唐子畏墓志并铭》中曰:“数岁能为科举文字,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惊称之。”{7}才华横溢的唐寅对自己的才情极其自信。他遵从先父的遗志参加科举考试,并指一年为期,极为狂傲和自负。果然,举应天乡试,高中第一名解元。“秋月攀仙桂,春风看杏花。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题画》),写出他成功的欣喜和得意。它与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中可看出两位诗人超凡出众的才气和才子特有的自信和自负。 对自己才能的极度自信,是李白和唐寅的共同点之一,而狂放浪漫的气质风采,是两人的另一共同点。李肇《唐国史补》卷上记载:“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词,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举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去之。”{8}狂傲洒脱的浪漫气质充溢文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杜甫的诗歌逼真地描写出李白那种狂放、洒脱的个性。唐寅的狂放与李白非常相似。他喜欢以李白自比。唐寅的诗中也多次提到了李白,“李白才名天下奇,开元人主最相知。夜郎不免长流去,今日书生敢望谁?”(《题画》)充满了对李白遭遇的同情。“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把酒对月歌》)诗人引李白为知音的思绪一望即知,也让人不难联想到李白的“青天明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虽然唐寅也说“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但“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的狂放却是对杜甫所说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较量,唐寅恃才不恭、狂放不羁、自负和自信,于此可见一斑。唐寅认为自己与李白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看似辛酸,却也彰显了诗人的傲气。虽然自己没有李白得到皇帝征召的经历,但也有李白那种狂放不羁的秉性,“不上长安”倒也乐得“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其实,诗人的狂放不羁正是他们自信、自负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尤其是当文人才子那种桀骜不驯的个性和横溢奔放的才情,受到科举制度或官僚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时,他们胸中汹涌澎湃、抑郁不平的情感常常借助背俗反常的行为得以发泄。李白“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悲歌引》),唐寅“清风明月用不竭,高山流水情相投”(《世情歌》),他们也只有在自然山水中才能获得一丝心灵的宁静和慰藉。这也是当时社会现实中文人无奈的一种选择。三、唐寅与三袁的“率真”、“性灵”在思想和个性风格上,唐寅可谓继往开来,一方面承延了阮籍的任诞不羁和李白的狷傲自负。另一方面他率性而为、特立独行的个性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举“性灵”的袁宏道曾说:“吴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专以文名。余为吴令,虽不同时,是亦当写治生贴子者矣。”并且重新刊印了唐寅的诗文集,亲撰序言,加以评点。评《阊门即事》为“实录”,评《焚香默坐歌》“说尽假道学”等等。从中可以看出袁宏道对其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唐寅文学创作中传达出的质素,对晚明“公安三袁”文学主张和创作的影响是鲜明直接的。“公安三袁”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代表着明代性灵文学的成熟与完善。其实,在三袁之前的唐寅就已经进行了这一方面的创新和实践。(唐寅作诗)纵笔疾书,都不经意,以此任达,几于游戏。——《静志居诗话》诗虽不甚雅驯,而一段天然之趣,自不可及。——《明诗纪事》(子畏诗文)自写胸次,非若组织套语也。——《明诗纪事》这些评论指出了唐寅作品的典型特征,即他的作品任情而发,不加雕饰,不为无病呻吟。对于创作取一种十分随意的态度。这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是异曲同工。尽管有人说“伯虎小词,率多浮薄伤雅”{9},但这些“浮薄伤雅”的背后,正是对人类自然欲求的大胆抒发,也正体现了唐寅的本色。唐寅也曾自说:“言寡则可信,情真则可亲。”(《赠文学朱君别号简庵诗》)祝允明评价唐寅诗歌云:“务达情性,而语终璀璨,佳者多与古合。”(《唐子畏墓志并铭》){10}它与袁宏道所谓的“真性灵”“无闻无识真人”的内涵是一致的。从这方面来看的话,三袁的“性灵说”是对唐寅抒发人的真实情感和欲望,反对道貌岸然假斯文的创作精神的承继。公安三袁“性灵说”的提出,不仅是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关,而且是与吴中文化的陶养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安三袁”的支柱袁宏道在吴县做过县令。吴中的风土人情、吴地才子文人“缘情尚趣”、率性任情、傲诞不羁的风尚,对于这位“性疏脱,不乃羁锁”(《游惠山记》)的县令不无影响。袁宏道对吴中前辈非常赏识,尤其标榜吴人唐寅与越人徐渭,他的通脱自放,的确受到这两位狂生的影响,如著名的“五快活”论:“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帐,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11}从中看出袁宏道把世俗享乐看作是人生的目标和理想,这与唐寅醉舞狂歌、花中行乐的追求相比,更为直白大胆。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中写道:“这种率性而行,不顾体面,自甘沦落的名士之风,与唐寅是一脉相承的。”{12}从一定意义来讲,唐寅及吴中士人的放诞不羁、纵情任性昭示着明代人性的初步复苏,是晚明肯定人欲、弘扬个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及清初“性灵派”的先声。当然,任何一种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出现,都不可能独立于历史和环境之外。吴中的青山秀水和人文风尚的酝染,是催生唐寅才子气质和狂狷行止的直接土壤。明中叶的苏州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尤其在吴中一带,已经形成中国的市民社会及市民生活方式,对物欲的追逐和对自我的肯定成为市民生活的新主题。文人蔑视传统礼法,反对个性束缚,追求世俗生活的欲求,追求个人自由,情感满足。“(吴中)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13}在这种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下,吴中士人更加彰显个性,不堪羁束。他们崇尚奢靡,放纵声色,形成一种越礼逾制的社会风尚。弥漫着恃才傲世,放诞率性的狂狷士风。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写道:“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此等恃才傲物, 驰不羁,亦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恃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14}由此可见,唐寅的狂放不羁、傲诞奇异之举,明显地打上了特定的时代的文化烙印,他不受拘束、背离常态的人格特征和崇奇尚异的审美精神主要决定于当时社会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也是时代风尚的一种折射。由此我们看到,唐寅的行为,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封建专制的世俗化社会往往造就一些在诗酒月色中恃才纵情的文人雅士。就思想文化史上看,一方面他们的个性追求与叛逆性有其俗而不俗的一面,反传统意义是鲜明的。但同时他们骨子里却又有着文弱的一面,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精心打造的平庸之境,在狂放不羁,抛却生死荣辱的同时,也躲避了社会责任与崇高的道德使命,这对今天世俗化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也是颇有警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