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干部毕业论文

为适应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需要，培养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带头人、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和发展农村先进文化的带头人，按照昆农领[2008]1号、昆农领[2009]16号文件要求，我区决定继续开展“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工作。现结合五华区实际，制定2009年度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围绕培养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和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目标，实施系统教学，着力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拿到一张文凭、学会一门技能，成为“留得住、用得上”的具有大专学历、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后备人才。2009年计划新增培养人才5名。 二、组织实施 建立由区政府办公室牵头，区委组织部、区城乡一体办、区财政局、区教育局、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区农业局、沙朗乡、厂口乡等相关单位参加的区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联席会议制度。 区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作为“一村一名大学生”工作的主要牵头责任单位，要负责“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项目的组织协调，每年召开1－2次工作联席会议，研究协调和通报有关情况，要指定专人负责我区与昆明广播电视大学联合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对接联系工作，做好我区一个开班专业的确定、学员人选审定上报等管理工作，指导沙朗、厂口两乡做好学员选定工作；沙朗、厂口两乡要确定联络员负责组织实施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学员的报名、推荐、审核工作以及集中辅导期间学习点的安排、学员的组织等教学管理工作；区财政局负责学员学习经费补助的资金筹集与按时足额拨付，实行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区教育局等相关单位要积极做好相关配合工作。“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由昆明广播电视大学具体负责招收学员、制定课程教学细则、实施教学管理、做好经费预算的相关立项审批工作。 三、学习形式及文凭发放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实行计划单列、注册入学、不转户口、就地学习；实行弹性学制，按课程注册学习，按课程学分收费；通过远程教育技术手段，以学员自主学习为主，适当集中辅导为辅；建立学分累计制，修满规定的学分即可授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大专文凭。 四、学历层次、专业设置、招生对象及学制管理 （一）学历层次、专业设置。目前，昆明广播电视大学确定开设高中起点专科：农村行政管理、农业经济管理、乡镇企业管理、旅游农业、畜牧兽医、畜牧、烟草栽培技术、林业技术、园林花卉技术九种专业。在此专业范围内，我区根据本地实际选择农业经济管理作为学习专业。 2009年，昆明广播电视大学按秋季招生时间安排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沙朗、厂口两乡要将选定的专业、学员报名情况于6月30日前报送区城乡一体化办公室。 （二）学制时间。“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学制时间为两年半，其中：两年为学习时间，半年为毕业论文写作时间。 （三）招生对象及招生方法。“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主要招收具有高中（含职高、中专）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农村青年，鼓励复员退伍军人、农业科技示范户、村干部以及乡镇企业或龙头企业带头人、科技致富能手报名，报名年龄限定在40岁以内。采取自愿报名、村级公开推荐、乡审核、区政府办公室审定上报，昆明广播电视大学对学员进行相关的文化基础知识测试，择优录取方式招生。 （四）毕业去向。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六部门《关于在全省开展“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实施意见》（云农办发[2007]16号）精神，凡取得大学专科学历并在农村工作的人员，作为村干部的主要培养对象，优先推荐选拔从事农村教育、畜牧防疫、农技推广、文化、中介服务、村办企业等工作。 五、学费标准及经费补助 （一）学费标准。按云教计[1999]89号文件核定标准，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学费标准为75元/学分（累计76学分毕业），每生共计收取学费5700元。 （二）经费补助。对于符合条件的学员，学习经费补助由区级财政和学员个人共同负担，具体学费和书费补助标准如下：区财政补助学费总额的88%（每生5016元），同时补助每生书费300元；学员个人承担学费总额的12%（每生684元）；区补助外其余费用由学员自理。此项经费从年度干部教育经费中列支。 经过学习并取得毕业证书的学员，将按照以上补助标准予以兑现；对于仅取得结业证书的学员，将只给予50%的学费补助；对于未取得毕业证或结业证书的学员将不予补助。 六、工作要求 （一）确保教学质量。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必须确保教学质量，切实加强办学点的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开设适应农村学员需要的专业和课程；要按照“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要求和特点，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具有农村特点和适应农村学习者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及教学管理模式；要抓好实训基地建设，坚持素质教育和农业技能提高相结合，围绕沙朗、厂口两乡经济发展和“三农”的现实需求，组织开展各种技能训练，注重提高学员的动手能力和致富能力，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切实培养能真正服务于农村的人才。要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努力建构市电大有专业师资力量、区级主管部门有负责人，沙朗、厂口两乡集中学习点有联络员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教育网络，定期安排集中辅导。 （二）创新培训教育机制。以电大远程教育教学系统为基础，整合利用沙朗、厂口两乡已经建成或将要建设的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终端接收站点的资源，改善两乡“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集中学习点的设备、实验实习场所等学习条件。

论衡阳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对策 当前，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村民自治制度下直接参与农村社区的政治生活，这一新型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地位、权利与规程，并赋予了农村妇女政治参与以新的时代内涵。本文选取了衡阳市衡南县云集镇黄金村妇女的政治参与作为分析对象，运用规范性分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考虑政治文化因素，通过问卷法、访谈法进行资料收集，随机抽取了该村100名妇女进行调查。一、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以一定方式加入并影响现行政治过程的政治行为，是公民对现行政治过程的介入，是公民的一种利益表达。它分为参与选举、参与决策、参与监督三种形式。（一）参与选举参与选举，主要是指全体村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在黄金村，参与选举是妇女政治参与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第一，选举意识及认知。选举意识和选举认知是决定政治参与的两个重要因素。黄金村妇女的选举意识较强，对参与选举的权利和义务有较清醒的认识，如81%的被调查者意识到“选举是自己的权利”，72%的被调查者认为“村干部应该由村民选举产生”。此外，她们的政治认知水平均较高，对选举的相关知识均有所了解。第二, 选举取向。选举取向是指公民在选择候选人时所依据的标准。黄金村95%的妇女都参加过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而且大多数妇女的选举取向较为客观公正，她们较为重视候选人的品行和能力。在这些品行能力当中，排在首位的是“肯为老百姓办实事”，占81%；排在第二位的是“有能力”, 占67%。在黄金村妇女的政治取向中，选择“男性”的比例只占6%左右。部分妇女尤其是对选举缺乏理性认识的妇女，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偏低，再加上思想的狭隘，她们往往不能以一种客观标准去选择和评价候选人，使得一些精英长期流离于村庄权力系统之外，从而造成精英的流失。第三，对选举的评价与反应。对选举程序、结果的评价和反应是公民选举态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由于该村选举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各环节都较为规范、公正和透明, 而且大多数妇女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偏好, 她们对选举程序较为认可，对选举结果也较为满意。但有8%左右的妇女当选举结果不符合自己的期望时，便使用各种冲动的、激进的、非法的手段进行发泄和抗议。（二）参与决策参与决策，主要是指村民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并决定本村内的重大事务。在该村，凡是涉及村民利益的大事，村委会都会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这为妇女具体地、充分地表达个人的意愿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性参与渠道。第一，决策动机。在该村，妇女的公共决策意识较强，而且参与村务决策的频率较之于男性更多。调查显示，90%的妇女都参加过村民会议。她们的决策动机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争取、实现和维护，部分妇女还出于对村务管理的自觉和主动的关心。第二，决策态度。在该村，妇女较之于男性对村务更加敏感和关心，对会上讨论的村务也比较感兴趣，参加村务管理的热情也较高。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曾在会上发表过意见，而且，在这些积极发表意见甚至与村干部发生激烈争论的女性当中，70%左右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妇女，这主要是由于中老年妇女比年轻妇女在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自信心方面更强。第三，对决策结果的认同度。由于部分妇女进行决策时只顾眼前利益和短期利益，村委会在进行利益整合时，往往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对会议中不合理的政策建议进行适当的调整。大多数妇女对这些调整都能从心理上给予认同和支持，如果调整后的政策结果损害了个别或少数妇女的利益，或者利益整合后输出的政治产品与部分妇女真实的利益表达状况不完全相符时，这些妇女往往会对政策本身或决策结果产生抵触情绪。（三）参与监督参与监督，是指村民通过各种方式对村民委员会成员及其各项工作与村务活动进行监督和评价。监督参与可以防止权力的异化，保持村务管理的公正性。在该村，村民倾向于采取各种各样的监督方式，包括制度化的和非制度化的。第一，监督意识及认知。在该村，大部分妇女都认为“有必要将村里的一些大事向村民公开”、“有必要对村干部的工作进行考核”。但大多数妇女对监督参与的政治认知水平较差，普遍缺乏与监督有关的法律常识和政治知识。如60%左右的妇女认为“自己没有权利罢免不合格的村干部”，中老年妇女比年轻妇女在政治认知水平上更差。第二，监督动机。由于监督制度不甚完善，妇女缺乏与监督有关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巧，她们对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村务活动较少提出异议。当村干部管理不力、办事不公影响自身利益时，她们才会采取各种积极作为的监督方式，试图影响或改变对自己不利的政策或决定。第三，监督方式的选择及其效果。该村妇女选择非制度化监督方式的比例比制度化的略多，其中采取非制度化的比例为53%，采取制度化的比例为44%，选择“向村干部反映”的最多。上访行为通常是由该村某位男性牵头组织，煽动一些妇女聚众越级上访，她们大多对上访缺乏正确的认识，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因此她们的上访在很大程度上是盲从的、缺乏理性的。二、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特征通过对黄金村进行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 根据该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尤其是参与选举、参与决策和参与监督三者的实际状况，经分析，该村妇女政治参与有四个基本特征。1. 在参与形式上，自主参与居多，动员参与较少。在黄金村，妇女对于自己的参与权利, 如选举权利和决策权利都非常重视，而且她们大都能认真地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主要是因为她们具有较强烈的参与意识，即有强烈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的要求。2. 在参与动机上，主要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本村的利益，而较少关心国家利益。除少数妇女偶尔表现出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与管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外，大多数妇女参与本村的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且往往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对于涉及国家利益如国家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时, 她们的政治参与态度显得过于冷漠、疏离甚至抗议。3. 在参与手段上，合法参与多，非法参与少，但破坏性较大。在该村, 理性参与、制度化参与居多，但非制度化参与、非法参与依然存在，而且潜在的破坏性较大。这些非制度化或非法参与主要表现为：第一，无动于衷，过于消极。第二，参与行为极端化，如采取抗议、暴力对抗、越级上访、冲击国家机关等手段。4. 在参与主体上，以中年妇女为主，不同年龄段的妇女参与方式不同。在该村, 年龄比教育、收入等因素更能决定妇女的参与态度。中年妇女构成了政治参与的主要群体，这主要是由于年轻的女性到外地求学或进城务工了。除了在参与程度上呈现出的参与主体的大龄性特征外，不同年龄段的妇女的参与状况和参与方式也略为不同。三、完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对策根据笔者近期的调查，衡阳市农村妇女已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 但由于经济条件、政治机制、文化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她们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还呈现出一些非理性、非法参与的特征，这既不利于农村妇女表达其合理的政治要求和维护其合法的政治权益, 也不利于衡阳农村地区的安定团结与政治稳定，影响衡阳农村民主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本人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自觉性。村民自治中妇女参与状况，不仅是妇女作为社会“半边天”地位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我国妇女地位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评价指标。离开了广大农村妇女的聪明才智，离开了广大农村妇女的积极参与，农村村民自治实践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是无法实现的。特别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对我国农村影响的不断加深，农村人口流动不断加大，流出的大多数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现象普遍存在，妇女日益成为村级事务管理和决策的重要力量，成为发展农业生产、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骨干力量，成为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进一步扩大妇女参加村民自治实践，是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民主权利的必然要求，是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把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参与村级事务管理、提高妇女整体素质，作为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实践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实抓好。二是积极探索，努力提高农村妇女进村支两委的比例。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引导农村妇女参与民主选举活动，不断提高农村妇女进村支两委的比例。为此，要采取五项措施：一是实施女性候选人“定位产生”制度。提名候选人时，可在提名票上专门设置“女委员”栏目，鼓励选民提名女性候选人。在主任、副主任、委员任何一个职务上都没有女性候选人的情况下，可将1名符合候选人资格条件、得票最多的女性选民确定为“委员”的正式候选人。正式选举时，女性候选人的当选条件与其他候选人相同。二是实行妇女委员专职专选。如果村党组织中没有女性成员，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要单独设立妇女委员岗位，实行专职专选。在《村委会委员候选人提名票》中，明确标注“应选人中妇女委员至少一人，否则该提名票无效”；在《村委会委员选票》中，单设“妇女委员”一栏，确保妇女当选；选举时，对女候选人单独计票，只要得票达到法定票数，即使在所有委员中其得票靠后，也认定其当选；村委选举中没有女性胜出，女性职位必须补选，男同志不得挤占，只要票数超过三分之一、在女候选人中票数高者即可当选；因多种原因，村委会没有女性当选的，或在村党支部换届时补选女支部委员，或由组织部门选派女大学生村干部，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或村长助理。三是明确规定女性比例。要求村选举委员会中至少要有一名妇女，推选村委会人员时，每张提名表中至少要有一名妇女；工作人员要尽量多地安排妇女参加，妇女不能少于工作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提名候选人时至少要选一名妇女，正式候选人至少要有2名女性成员，采取直接为妇女留出固定职位，妇女单独投票、计票，确保1名妇女当选；村民代表和村民小组长中妇女比例不得少于20％。四是扩大女性选民登记范围。对符合选民条件的女同志，积极教育和引导她们进行登记；对嫁出的姑娘户口没有迁出的、对娶进的媳妇户口没有迁来的，只要没有在另一方进行登记者都给予登记；对来村务工的外地妇女、女技术能手、女大学生村官等，经村民代表会议确认也给予登记。五是采取农村妇代会换届直选。在妇代会换届时妇女自由报名参加选举，由具有选举权的妇女直接选举妇代会成员。可以将妇代会直选与推选村委会候选人同时进行，如果村委会候选人中没有女性，选举产生的妇代会主任直接增列为正式候选人。也可以将妇代会换届和妇代会主任进村委会同时进行，选出的女委员候选人即是村妇代会主任。三是采取措施，积极引导农村妇女参加日常村务管理。指导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妇女群众广泛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活动，保障妇女在村务管理中的合法权益。支持妇女代表担任村民民主理财小组成员和村务监督机构成员，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展扩大妇女在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会议组成人员比例的试点。已经建立村务公开协调机制的地方，要吸纳各级妇联组织代表参加。要健全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为妇联组织发挥作用提供渠道。四是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为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创造有利条件。加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使乡村干部、村民代表和广大村民树立法制观念、政策观念、男女平等观念，尊重法律，尊重政策，尊重妇女的合法权益。要广泛开展“双培双带”活动，把女能人培养成妇女干部，把妇女干部培养成女能人，鼓励她们带头致富，带领妇女群众共同致富、共同发展。要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开展对女村委会成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她们的能力和素质。要注重培训新当选的女性村委会成员，为她们量身定做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使她们迅速掌握村务管理、决策等方面的方法和技能，以适应农村工作的需要。在组织社会工作专业培训、资格认证时，优先考虑女村委会成员、村妇代会干部和妇女骨干。对任期内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工作成绩突出的女干部，要及时给予表彰，为连选连任、提高妇女在农村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创造条件。

已有的研究表明，海峡两岸间一方面是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科技水平、资本实力、劳动力资源以及市场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是语言相通、地理相近等天然优势，因而农业资源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十分明显，农业发展与农产品贸易等具有一定的互补优势与合作潜力[1-2]。诚如《两岸经贸论坛共同建议》所指出的：“两岸农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岸应结合双方的农业优势，强化研发、技术管理及行销的能力，互惠双赢，扩大两岸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①。本文拟就海峡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进行简要分析、对比，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期促进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协同发展。 一、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人与自然是一对永恒的矛盾。随着人类改造和支配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掠夺式资源开发等，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面对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以及生态失衡的巨大压力，通过对以往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反思，永续发展战略已逐步成为全球的共同选择与潮流。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德、日、美等国家首先提出并加以实践的新型经济发展范式——循环经济[3-4]，通过近年的发展演变，现已被看作是实施永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最佳模式，同时也是保护环境和削减污染的根本手段，一些发达国家已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大陆，“循环经济”也正由一个陌生的名词和概念，逐渐上升为指导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和战略，并从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目前，大陆已在辽宁、贵阳、广西贵港、广东南海、内蒙古包头、新疆石河子、湖南长沙等地区进行试点。但从总的来看，即使是在工业体系，循环经济也刚刚起步，在属于薄弱环节的农业更是困难重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循环经济在农业上难以取得进展，恰恰相反，农业同样需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何况与一般循环经济相比，由于农业自身及其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独特性，农业发展循环经济还具有许多先天的优势！ 受循环经济思想与方法的启发，在多年卓有成效的中国生态农业等持续农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加以引导和拉动，才能协调好现代农业各系统和层次以及农业生产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最终全面实现生态品质、生物产量以及经济收入三者间的良性循环。于是，人们试图通过模拟和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重构农业生产和生态系统，进而逐步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模式——循环型农业，以使农业系统能够更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过程中[5]。 从总的来看，在我国正式发表的文献资料中，最早提及农业循环经济的当属吴天马(2002)的《循环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一文[5]，最早出现“循环型农业”或“循环农业”一词的，当属陈德敏与王文献(2002)共同撰写的《循环农业——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模式》一文[6]。然而，2003年全国上下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还相当少；直到2004年，才有一些文献对此进行探讨；刚刚过去的2005年，各地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与理论研究，则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良好势头。 二、大陆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一)关于发展模式 尽管循环经济在我国的提出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我国其实早就有了循环经济的实践，如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不少案例也已总结出来(解振华②，2003)。从现实看，一些地方丰富多彩的农业循环经济实践已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涌现出了诸如河南天冠企业集团、广西贵糖、北京蟹岛绿色生态度假村、上海崇明的前卫村模式以及辽宁省“四位一体”日光大棚生态农业示范区等先进典型。其中，辽宁省农民首创的以生物技术为主体、以沼气为纽带“四位一体”日光大棚能源生态工程，实质上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循环经济，是农业现代化新路线的体现。 此外，福建圣农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主抓肉鸡主业链、生物工程副业链和有机肥副业链“一主两副”产业链③，近年来也走出了一条“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型农业发展之路；江苏省宿迁市则根据循环型农业的发展优势与影响因素，也逐步开发出了适合当地发展的7个模式：“生态家园”循环模式、食用菌生物链循环模式、有机农业开发模式、设施农业生态模式、立体种养循环模式、农林牧渔结合型循环模式和花卉苗木生态农业模式(高良敏等，2004)。 与此同时，刘慧娥等(2005)提出了通过采用节能、环保、绿色、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农业高新技术，构建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低消耗-无污染-高产出-再利用-佳效益”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刘志(2005)、王鲁明等(2005)分别根据陕西及山东青岛的实际，归纳、总结了当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典型模式及其技术支撑体系；黑龙江及另外一些民族地区也发展出了一些典型的模式(陈青，2005；李玉明，2005；袁久和，2005)。李书民等(2005)则探讨了以畜牧业为核心，实现农作物秸秆三段循环利用与畜禽粪污两段利用的主要技术路线；汪怀建(2005)探讨了适合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农业生态工程模式；王奎旗等(2005)提出了我国水产业实施循环经济的“社会大循环”、“企业间循环”、“企业内循环”三个可供选择的基本模式，等等。 但以上述各种模式并不代表我国循环型农业的全部，各地在研究、设计具体发展模式时，还应从当地实际出发，既可以采用一种模式，也可以多种模式并用。而且不论实行什么模式，都必须严格遵循生态学的客观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使经济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的物质循环之中。限于篇幅和现实条件，我们无法就各地蓬勃发展的循环型农业进行系统分析、归类，但黄贤金等(2004)曾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发展循环型农业大体可以采用的模式：区域循环模式、能源综合利用模式、生态养殖模式、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模式，以及绿色和有机农业模式；并认为上述每一类型模式又包含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形式，如：生态养殖模式，就包括基于农牧结合的畜禽养殖模式、稻田生态养殖模式、高效集约式养殖和健康养殖模式等[7]。 (二)关于发展方向 对于如何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吴天马较早提出了两种面向循环经济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路径)：一是以生态农业建设为基础的渐进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二是以有机农业建设为基础的跨越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认为前者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实践意义，应大力提倡，而后者则为从根本上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实现途径[5]。陈德敏等也认为，要实现农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以至社会效益的最优化，必须实施农业清洁生产，并以我国的生态农业为基础，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6]。 2005年10月，在《经济日报》举办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高层研讨会”上，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针对我国农产品各种污染过于严重，出口越来越困难的现实，认为生态农业是今后农业发展的方向，而循环经济下的生态农业应该是农业发展的最终方向④。对此，季昆森(2005)也撰文指出：一般认为，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应用就是生态农业；实际上，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运用有更广阔的领域，其实质就是循环经济原则在发展生态农业上的运用，可称之为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 (三)关于发展策略 与德国等先行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在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从总的来看，源于对传统农业环境后果的反思以及受循环经济思想的启发而提出的“中国循环型农业”，目前甚至还没有比较明确、统一的定义，全国上下就农业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理解性或者概念性的初始发展阶段，尤其是对于物质循环和价值增殖等揭示农业循环经济最本质内容的量化研究和系统分析更是难得一见，仍有许许多多的理论、技术、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问题亟待学术界研究解决。 具体来说，一是迫切需要对循环型农业进行更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科学解释，真正理解和把握农业循环经济丰富的科学内涵及其发展方向；二是鉴于各地丰富多彩的实践已在某种程度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对各地比较有代表性的循环型农业发展模式，如：立体农业，农业生产物质循环利用(规模化养猪业等)，土地、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优化配置模式(休闲观光农业)，农业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链联接模式(新型农业产业化)，以及生物能的开发利用(循环农业发展的新领域)等，进行更系统、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主要进行物质代谢分析及经济效益核算等，重点突出案例中的循环过程和效益评价及生态性三个方面)，努力做到既总结经验(与理论研究相呼应)，又努力发现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或措施，也是非常迫切和有益的；三是在全国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的循环型农业评价指标体系之前，对循环型农业进行全方位探索和多视角的科学研究，逐步建立一个适合当地特点的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与发展规划，也是学术界需要大力研究的现实课题；四是人们还应从各地资源及环境等禀赋以及当前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分析、比较有关国家或国内先进地区(包括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发展的一般经验与教训，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对循环型农业的发展战略与制度 (政策)创新进行研究，为农业循环经济建设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三、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之探讨 (一)台湾循环型农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尽管台湾岛内鲜有诸如“循环型农业”等提法，但台湾省在永续农业的发展、研发与发展策略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已注意到，台湾地区是世界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台湾地区因经济快速成长，以致工业、农业污染严重，人民健康与生活环境也日益受到威胁。一方面是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尤其是对饮食安全等越来越重视，绿色(有机)蔬果产品广受消费者的青睐；另一方面是人类活动已对环境造成危害及长远的不良后果，并逐渐地恶化、蔓延，正在对自身居住环境和社会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因而，面对循环经济时代的到来，两岸人民都应该从更高层次上重新探索人类到底应该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怎样消费、怎样生活…… 如：养猪业一直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畜牧业，其产值多年来高居台湾单项农产品之首，但如何减少养猪业产生的废水污染却是直接影响并决定该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之一。据报道，2004年台湾地区废污水BOD的日产生量为4223吨，其中673吨为畜牧废水，为有效控制养猪废水污染，环保部门依据“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具体的“放流水标准”，为达到上述管制标准，1990年来他们开始辅导业者设置废水处理设备。目前，台湾养猪场主要采用包括固液分离、厌气处理和好气处理三个阶段的“三段式废水处理系统”。但从总的来看，养猪业仍面临着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处境，还须进一步改善其技术效率(萧景楷等，2006)。又以岛内香菇生产废弃物(废渣)处理问题为例。2004年台湾地区的香菇总产量为4866吨，其中袋栽香菇4714吨，约占总产量的97％。除了木屑等残渣外，袋栽香菇还产生了大量的塑料废弃物。显然，面对如此大量的废弃物，各乡镇垃圾处理场已无法代为处理，而且如此大量的废弃物也不是传统之掩埋与焚烧方法等所能解决的问题。为此，有学者提出通过立法与民间协助，进行“源头减量”与“资源回收与再生”，以降低废弃物清理成本及避免废弃物清理时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更进一步地，他们提出了基于经济诱因机制的“课税”与“补贴”的“两政策工具”，等等(魏乾城等，2006)。 再以国人比较熟悉的茶叶为例，台湾地区半发酵茶的制造技术堪称世界翘楚，其品种、栽培技术、花园设施等方面均领先于大陆；而且台湾省自1987年开始引进有机农业的理念，自1995年试作，至1998年已有35户共22公顷投入有机茶生产行列，而且有机茶生产规模仍在不断成长当中…… 诚如台湾有机农业发展协会执行秘书陈琦俊所言：人类唯有再度回到“与大自然共生”的原点，来取得安全的食粮，才是环境和人类永续生存之道。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切恰恰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祖国大陆所需要进一步面对和妥善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均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而且都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循环型农业和永续农业的发展，其发展前景看好。 (二)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的策略选择 为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结合当前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建议尽快研究、建立起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 一是要充分利用两岸现有科技合作政策和人员往来的渠道，积极开展两岸循环型农业研究人员的互访讲学、互聘客座研究人员、交换培养研究生等，通过人员的交流带动产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发展； 二是要通过两岸科技交流机构的协商讨论，每年轮流在两地举办1次以上综合性的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研讨会，为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者们提供一个信息交流和成果共享的新平台。从总的来看，福建省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建议由闽台科技交流协会牵头组织、发动两岸有关科研、教学单位从事循环型农业研究与实践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率先举办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学术研讨会； 三是要深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具体项目与方式方法。审视近年两岸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目前尚无循环型农业方面的项目。从两岸农业资源与科技和市场整合的现实需要出发，可以考虑共选项目、共同研发、分别出资、成果共享等的具体方法与途径。而且我们建议，作为全国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福建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在漳州、泉州等传统对台农业科技合作示范区内，增设闽台(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示范区； 四是要以本次两岸经贸论坛为契机，抓紧抓好新增“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与“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尤其是要积极创造便利条件，欢迎台湾农民、农业企业到大陆投资、兴业，积极寻求与台湾循环型农业专家与投资者们多种形式的合作与共同发展。 可以肯定，通过上述努力与制度安排，必将有力促进两岸同行专家与实践探索者们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上，我们建议从大陆及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的提出与内涵、发展的历程与成效、研究的进展与成果、发展的模式与方向、发展的策略与目标，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潜力等方面，深入分析、比较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况与前景，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的目标、模式、途径及其配套措施等，进而提出框架性的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策略及目标，以期促进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 四、结束语 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中逐渐探索和总结出来的具体实践模式，农业循环经济也已在全球悄然兴起，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首先简述了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内涵，着重探讨了大陆循环型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初步分析、比较了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及两岸协同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以上分析与讨论中可以看出，两岸在循环型农业发展、研发与管理过程中，既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又呈现出了互补的态势；通过两岸交流与合作，既可以充分了解台湾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发展和永续农业的运行轨迹和政策措施，进一步了解台湾地区有关永续农业的一系列发展模式与经验教训；通过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对比分析，还可以提出一些可相互借鉴的发展模式与对策措施，以及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目标、模式及其配套措施等，达到既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科技、信息、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优化与共享，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又可为海峡两岸共同迎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挑战开创出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