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的蔷薇1
摘要: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
这种民间立场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莫先生的《红高梁》张扬的个性的解放精神——敢说、敢想、敢做。
关于抗日战争历史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莫先生的这部小说与以往的革命历史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司令余占鳌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故事。
关键词:红高粱 历史 民间世界 战争
“《红高粱》是我又爱又恨的产物,我对我的故乡一直持有这种矛盾的态度。
我对故乡人的爱、对红高粱的爱转换成批判和赞美;我对故乡人的恨、对红高粱的恨转换成赞美的批判。
批判的赞美和赞美的批判是我对人生对作品的态度。
这种态度灌注到作品的字里行间中并成为作品的灵魂,所遇,这作品就会出现纷繁多彩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
”1
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部分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二是写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击日本侵略时期的爱情故事。
前一条抗日故事的线索,写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残酷的剥皮致死,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伍,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
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成斗争。
后一条爱情故事线索中,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的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苟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 *** 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风病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成为她的地下情人。
我们不难看出这两条故事线索中,始终凸显出来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 *** ,它包容了对性和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根本。
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与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
概括的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的讲述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内容。
要进入红高粱小说的艺术世界,首先会遇到那恍成血海的红高梁,会看到作者在各种情境下以各种色彩描绘着红高粱的形象。
在我看来,“红高梁”是一个巨大的整体象征,它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整部作品基本精神门户、路标和钥匙,它又是作者全部创作冲动的契机和兴奋点所在。
我们在最初很容易把他看作是一种常见的托物拟人的比喻和陪衬式见证,如小说所写“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是成熟的面孔,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了一个大度的思想2”,那股弥漫田野是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味一直伴随着他。
但是,我们继续读下去会发现,它远不是一般的托物拟人,也非寄寓抽象意义的物件。
且看,“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郁的注视着我的父亲,父亲也虔诚的望着他们。
“父亲”恍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月精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这里,红高粱成了有生命的活物,作为一股不可忽视是积极能动的力量,参与和渗沥在作品中,把一切的人和物粘和贯通为一体。
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全部理解这“活物”的象征究竟是什么。
到了作者写戴凤莲之死时的诗意郁勃、想像飞腾的笔墨,我们顿然感受到红高粱象征的深厚蕴底。
作者写到“奶奶听到了宇宙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一株株红高粱……奶奶觉得天与地、与人、与高粱交织在一起……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在了高粱地里,都冰雹般 的打在高粱是梢头,在黑土上扎根开花,结出酸涩的果实,让一代又一代承受……4”
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
比如把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了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 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又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 *** 的民间色彩。
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矫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本色。
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刻画中。
比如我奶奶那丰满鲜活的女性形象,她却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本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
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
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和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价值取向,小说里所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我爷爷”和“我奶奶”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和行为,才能那样自然地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之美。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的用意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者对民间自由自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赞美。
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 *** 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孝子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的感到种的退化”。
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越加变得浓烈感人,无疑作家是把民间作为理想是生活状态。
民间是自由自在的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盎然是热情奔放是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醇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
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是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在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个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像红高粱中有关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画,有关残酷杀戮(特别是剥人皮那个自然主义式的血腥场面)的描写,都以 *** 的暴力展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
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含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
有关红高粱,值得述及的还有这部小说在写作上的新颖之处。
莫言先生在红高梁中几乎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顺序与情节逻辑,把整个故事讲述得非常自由散漫。
但这种看来任意的讲述却是统领在作家是主体情绪下之下,与作品中那种生机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
此外,莫先生还运用了大量充满想象力并且总是违背常规比喻与通感等修辞手法,在语言层面上就形成了一种瑰丽神奇的特点,以此造就了整篇小说中那种异于寻常民间之美的感性依托。
注释1:莫言于1989年与罗强烈的谈话
234:《红高粱》 莫言著 南海出版公司
参考文献: 莫言《红高粱》
《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
《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文学研究》追问
要回答简答题的~~~~~简明扼要一点~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
莫先生的《红高梁》张扬的个性的解放精神——敢说、敢想、敢做。
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司令余占鳌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故事。
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部分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二是写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击日本侵略时期的爱情故事。
概括的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的讲述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内容...
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
比如把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了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 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又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 *** 的民间色彩。
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矫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本色。
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刻画中。
比如我奶奶那丰满鲜活的女性形象,她却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本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
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
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和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价值取向,小说里所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我爷爷”和“我奶奶”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和行为,才能那样自然地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之美。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的用意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者对民间自由自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赞美。
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个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像红高粱中有关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画,有关残酷杀戮(特别是剥人皮那个自然主义式的血腥场面)的描写,都以 *** 的暴力展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
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含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
晓旭的妈妈
读罢莫言的《红高粱》,脑子里便是那高粱的海洋,在八月的深秋里,一片血红,无边无际。红色是富有生命力的颜色。 《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篇奇作。小说以一块块的感觉画面组合而成,构成一个以独特感觉为基础的“红高粱”世界。从题材看,小说取材于作者家乡的抗日生活,写作目的也很明确。在小说里,作者以家乡的红高粱作为背景,以活生生的感觉记忆为笔锋,游犁般地描述着家乡的抗日生活画面。无边无际的高梁地红成洋的血海,血海中,有着生命的野合,有着活剐的血腥,有土匪的出没,有英勇的伏击。与以往的“抗日文学”不同,《红高粱》摒弃了种种思想框框的制约,抹去了单纯乐观的色调,把家乡的抗日生活重新放置在民族的自然发展和充满血腥的历史过程中去。之后有人惊叹地评价,《红高粱》把抗日题材“拖出了困海”。不仅仅如此,《红高梁》还为我国当代的“战争文学”拓出了一条新路。 《红高粱》中充满对于人的个性和生命强力的热烈赞美。莫言在写作《红高粱》时就痛感现代都市中人性的龌龊和生命力的萎缩,转而在高密东北乡那一片粗犷、野蛮的乡土大地上发现爷爷、奶奶们那种强悍的个性生命力,自由自在、无所畏惧、朴素坦荡的生活方式。这种现实人生与过往历史的交流,使过往民间世界中所蕴含的精神转化为当代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其人格的生成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个感性丰盈、生命鲜活的艺术形象。崇尚生命的强力、赞美个性生命的伟大是莫言《红高粱》的主题,这个生命主题会使我们想到西方近代以来的生命哲学,个性是尼采那种高蹈的生命意志。 在那里,莫言引出了一个关于“原始生命力”的主题。这一主题首先能够透过其所描述的野生的“红高粱”这一富于象征寓意的意象而得以确立。这些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既是农民们赖于生存的物质食粮,又是他们生存活动的现实空间。他们在高粱地里野合和打埋伏。那里是性和暴力、生命和死亡的聚合地。“红高粱”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北方中国农民的生命力的象征。《红高粱》显然超越了其题材所固有的一般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观念的含义,而是展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活动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包含了更为深刻的关于生命力的寓意。与此主题相关,莫言笔下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种由正统礼貌观念所认定的所谓“历史主体”,而是那些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的人群。在《红高粱》中,参与那场英勇的战斗的主角是一帮由土匪、流浪汉、轿夫、残疾人之流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然而,正是在这些粗鲁、愚顽的乡下人身上,莫言发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站在正统的文化立场上看,这些人是历史的“边缘性人物”。他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大大僭越了礼貌的成规。他们随意野合、杀人越货、行为放荡、无所顾忌,是未被礼貌所驯化的野蛮族群。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生命力的破坏性因素。莫言赋予这种破坏性和生命强力以精神性,升华为一种“酒神精神”,透露了民族文化中所隐含的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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