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文化与时代变迁论文素材

姓名的社会烙印 姓名的社会烙印 在东非的吉库尤族中，共有九大姓，都源于女性之名，那里至今还流传着关于这些姓的传说：创世之初吉库尤族的始祖吉库尤受天帝的恩赐与穆比结婚，生了九个女儿。天帝于是赐予九个男子给九姐妹做丈夫，他们一起繁衍了许多后代，形成了穆比部落。吉库尤和穆比死后，九个女儿分了家，成为九大世系，这些世系的姓都由九姐妹的姓稍加改变而成。在这些世系中，女人的权力至高无上，可以“娶”很多丈夫，所生子女全部继承母亲的姓，但到后来，男人们终于忍不住了，于是群起反抗，使整个部落由母权制转化为父权制，穆比部落的名称也改成了吉库尤部落，只是九大姓因遭全体女性公民的强烈抵抗，才保留至今，成为吉库尤族最大的九个姓。这个传说生动地反映了吉库尤族人名系统与社会发展的亲缘关系。社会生活是文化的源泉，正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文化宝库不断添砖加瓦才构筑起矗立于各民族之林的文化广厦。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人名系统，其形式、结构不仅影映着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显示着文化交融、发展的轨迹，折射着人们内心的各种情感、心理，而且深深地打上了社会生活的烙印，受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人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量表，从人名系统的社会烙印上，我们可以窥见社会发展形态，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文化观念演变的轨迹。本文将从人们群体取名的社会烙印和个体取名的社会烙印两方面来分析社会发展对人名的影响。A 群体烙印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不同民族都大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阶段，从不同民族的人名系统的演变所对应的社会形态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类同性。在原始社会，人类先后经历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时期。人类文明之初，女性在社会上坐了近万年的首席，这种社会形态在姓名系统中留下了一定的痕迹。如我国最早的姓氏大多都是从女而成，连“姓”本身的释义都为“从女而生”。如姬、姜、妫、姒等，这说明我们的祖先经历过母权社会的。国外的人名系统经历了与汉名同样的社会变迁。本文开头讲的吉库尤族姓名即是如此。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也曾说过：“如果询问一个吕西亚人的名字，他便将他自己的名字，他母亲的名字，以及女系祖先的名字一一回答出来。”这也说明吕西亚人在当时（前440年）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在当今社会一些发展缓慢的民族中，我们仍能从其姓名的结构中窥探从母系到父系转变的轨迹。如我国高山、拉祜等少数民族还实行母子联名制，崩龙族在联名时还将母名置于父名之前，反映了母权高于父权的社会背景。泸沽湖衅纳西族的所有人均居母家，使用母系姓氏。摩梭人的人名中甚至出现以母老虎、母牛、母鸡等雌性动物命名的现象。而我国西双版纳的克木人实行双系联名制，既联母名，又联父名，亦表明其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历史足迹。而一些民族的母子联名向父子联名演变，汉族姓氏自夏以后，极少用从女的汉字，甚至把从女的古姓去掉女旁，如“姞”姓改为吉姓的现象，则是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打下的烙印了。远古时代的人名还受着经济发展的熏染。如我国景颇族最古老的人名中有“栽芋”、“整理芋墒”意的名字，说明当时景颇人的经济形式及芋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第一个到达怒江的僳僳族人叫瓜木比，“瓜”为荞麦之义，其名也表明此时居怒江的僳僳族人，是处于以种荞麦为生的农耕经济形式之中的。回到华夏的上古史，从有巢、燧人、伏羲、神农、蓐收等姓名中，我们不难看出时人佃渔牧畜、力田事农的生活方式。在青铜器上抄下的名字，如弓父庚卣、豕形父已爵、虎父丁鼎、龟父丙鼎、子刀父已方鼎等，我们又能看到那时已出现诸如打铁、打渔，杀猪等分工合作式经济了。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大印又在人名上盖了深深的一戳。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夏、商、周时代，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姓氏，奴隶是绝对不能拥有的，所谓“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只有少数极有才能而被重用的人才被破格赐姓名，如商王武丁因梦圣人而起用的大臣傅说，原为筑版的奴隶，本无姓氏，因为商王重用，才由原为奴之地名“傅岩”得傅氏。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中，人名面临着同样的不公：只有奴隶主才有名有姓。据说，古希腊有一个大奴隶主的儿子非常愚笨，连希腊文的24个字母也记不住，奴隶主只得用这些字母的读音给家中的24个奴隶取了名字，以便这个愚蠢的儿子记住，这样，才使这些奴隶有了象征性的名字。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经历了几千年，人名系统亦经历了风风雨雨，记载着封建王朝的社会变迁。汉族人名系统中的避讳，如今成了考古、史料学家寻根问祖的有力根据，这也是封建时代人名受政治影响的一个很显著的例证。避讳始自秦代，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避讳内容，同一朝代的皇帝也有不同的避讳文字。西汉初讳“邦”、“雉”，东汉则避“秀”，”庄”等。从另一方面讲，王侯将相的姓氏避讳为后人的考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避讳是姓名影响社会的一个特殊点。另一个特殊点则是赐姓和国姓的显贵。汉以刘为国姓，唐以李为国姓，当然各代赐姓的文化内涵是一致的，但所赐的国姓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封建社会中，几乎每朝每代都有群体性姓名打上时代烙印的典型。魏晋六朝，五斗米道兴起并逐渐得到普及，“之”字作为五斗米道的标帜，记载了当时该道鼎盛时期的状况。当时的显阀与士族，无不采用之字为名，甚至父子兄弟数代相袭，不避名讳，如祖冲之上有朔之，下有恒之；顾恺之上有悦之，下有宪之等。今天的人看“之”名横行的历史，一般都能猜到是魏晋六朝史，这真是以姓名标帜社会的一个典型例证了。南北朝时期，宗教兴起至于泛滥，亦可以从人名中窥见一斑，翻阅《南北史表》，什么僧绰、僧珍、僧果、金刚、力士、摩诃，梵童、法僧之类的名字随处可见，释道宗教在当时社会的地位，聪明人肯定会一目了然。唐乃盛世，歌舞升平，国富民强，无论大臣还是草民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这在当时的名字系统中也有反映。唐代人名的最大特点一是名、字相同，一是喜欢标榜排行。名是用来自称的，字是让朋友呼唤以示尊重的，名字相同，则自己与别人在称呼上就不分你我了，这种自谦且谦人的形式在较为开放的唐代出现是正常的，象郭子仪字子仪、李鼎字鼎、司马之礼字之礼、孟浩然字浩然等，把对方客气和尊重的路堵死了，不由你不随和了。 唐人的行第称呼流行是社会生活打在人名上的第二个烙印。打开杜甫的《草堂诗笺》，诗题上的称呼，满眼行第字，如韦十六评事、樊三十三侍御、高三十五书记适、李十五丈等。唐人诗文集中，这种行第称呼是第一特征。见此特征，断为唐诗，八九不离十。这种习惯不仅畅行于诗中，而且朝野上下，闺阁内外都很流行，如唐高祖呼裴寂为裴二，明皇呼宋济为宋五，德宗呼陆贽为陆九，是为朝中君臣间的亲呢；徐十一娘，占三娘，朱十二娘，陈卅一娘等，洋洋大观，是为闺阁间的和睦。今人读唐史，单从姓名中即可了望唐时的和顺氛围，又可在查阅姓名中，一眼找出唐时诸公的大名，姓名于社会生活的镜像又见一斑。 尊老养老乃我国传统。素有崇高地位的老人，在宋代最为人所敬重，以致时人取名时亦常以“老”字自褒，什么赵学老、李商老、徐某叟、王次翁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孟子语录得以淋漓尽致的贯彻执行。19 世纪，封建社会的铁门在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击下，呼然洞开。西方列强入侵，在中国社会冲起阵阵惊涛骇浪，“德先生”和“赛先生”走到中国民众面前，从文化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为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人名作为社会的忠实镜子，折射着这种历史的起伏。“五四”前后，各种各样的书刊杂志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乔治”、“约瑟”、“玛丽”等名字，“德”、“赛”二公潜入人心的情形在人名中亦有反映，受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观点的影晌，李天择、张竞生、钱竞存、文竞雄的名字大受欢迎，而另一方面汉族人名的重姓氏，且名、字、号齐备的结构亦受到刨根见底的清理，人们再也不把姓名作为一种血缘关系的外显，而当作一种纯粹的符号，随意改姓、随母姓甚至不要姓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一些作家取代了本来姓名而选用了笔名，成名后干脆以笔名作为真名使用，直至作古。像曹禺原姓万，名家宝；鲁迅姓周，名树人等。历时千年之久的避讳制度也被彻底革除了。对尊者长者之名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一反常态，常以其名来命名其他事物。最突出的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来命名的有中山大学、中山陵、中山装，几乎每个城市都能找到“中山大道”或“中山街”。另外，社会上同姓不婚现象已成为旧习而丢弃，不少同姓氏的男女喜结良缘，伉俪双飞。这段时期，汉族人名受国外影响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仰慕西洋的繁荣和发达，在人名中抒发其意；另一方面，鉴于清庭腐败，有志之士又在人名中抒发了“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意愿，如章太炎、赵炎午、胡汉民、于右任、戴天仇等，无不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反映。在国外，每一次重要的政治、宗教、经济活动也在人名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拿犹太人为例，每一次排犹反犹浪潮，都在犹太人的姓名中留下痕迹。18世纪末19 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反犹浪潮，无家可归而寄身各地的犹太人得不遵守居住国制定的一系列关于扰太人取名选姓的侮辱性强令。如匈牙利的犹太人被迫只姓白色、黑色、大的、小的四个姓，而在名字的选取上，“ 瘦皮猴”、“公牛尾巴”、“蠢驴脑袋”等名则成为他们不得不选择的范围。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甚至限定犹太人只能使用官方颁布的《犹太人姓名一览表》中列举的185个男人名和91个女人名，今天的人们不查历史，只要看看犹太人的姓名，就能从中明了当时犹太人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悲苦生活。在俄国，十月革命又产生了一大批与以前古传惯名和宗教名为主的姓名相悖的含有革命意味的名字，如列夫米尔、马列因、皮亚特夫切特等，分别孕含世界革命、马克思——列宁、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之义，这些直接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烙印的名字，在当时遍布整个苏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姓名又在这个分水岭上显示了变化的轨迹。在今天老一辈的人名中，带有“福禄寿喜、荣华富贵”等字眼的名字较多，如钱世福、张有禄、王寿喜等，不胜枚举，但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公民中，这一类名字就大大减少了。共和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里，人名的变化又随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起落而变化，在很多四世同堂的家庭，人们可以从他们几代人不同的名字上回忆起这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共和国成立后的人名用字，往往随着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或社会变革而变易，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下面分几个阶段予以分析：1、建国初期（1949一1950）：这两年是共和国迎来曙光后的起点。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档案中，六位1949年10月1日出生的公民，其中三位男性全都取名“建国”。张建国，在北京铁路局工作；吴建国，在南湖渠砖厂工作；另一位张建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而另三位女性中也有一位叫王庆华。2、抗美援朝时期（1951一1953）：这时叫卫国、援朝、抗美的颇多，如宋卫国、方卫平、邓援朝、姚抗美等。3、五十代中期（1954一1957）：这段时期正值共和国集中精力建设祖国时期，因而人名中的建设、建强之类的名字不少，如高建设、李互助、张建强等。4、大跃进年代（1958一1959）：体现时代特色的如卫星、跃进、跃华、超英遍布市廛。象孟跃进、潘胜天、戴红花、王超英、方卫星等。5 、三年困难时期（1960一1962）：有任自力、杜更生、沈抗洪、宋图强等名，抒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6、六十年代中期（1963一1965）：毛泽东同志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这在人名中亦有反映，这时高学雷、艾敬锋，是为学雷锋的显现；钱志农、董加耕，则为返农潮的再现了。7、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一1976）：乒乓球名将马文革，是在“文革中出生的，有人曾建议他改名，他婉言拒绝了，他认为，“文革”之名，毕竟是一种特殊年代的印记，一种历史运动的镜像，于是马文革这个名字因而得以保留。在“文革”期间以某种特定的字取名的不可胜数。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统计，取名用“红”字的频度建国后越来越高，从建国初的猛增到“文革”期间的％。有林氏三兄妹，原名都是三个字，后来一起更名为林东、林方、林红，三个名联起来即为“东方红”。还有一个姓郑的女孩，原名叫郑秀英。全国学解放军时，她改名为郑学军；后来进了工厂，又易名郑继红。有人嘲讽她的不断改名，说：“将来她结了婚还得改——那时就改成郑何氏（正合适）”。 “文革”期间，体现时代特色的名字还有董要武、郑红卫、于立新、徐卫东、齐造反等，举不胜举。 8、新时期十年（1977一1987）：这是改革开放的十年，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思想解放，人的名字于是也呈形形色色、五彩缤纷之态。什么倩、晶、媛、颖、蕾等之类的美名、雅名群起而来，各种单名应接不暇，男女间的中性名字也大有市场，带洋味的名字如安娜、安妮、丽莎之类的又重新抬起了头。9 、当代（1987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层次和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起名之道也大讲艺术化、寓意化，俗气的如花、福、财之类的名字已被普遍扬弃，政治化和具有时代特点的名字也呈递减趋向。我有一个侄子，出生在当代，父母为其取名颇费脑子，后来遍查文籍，才取了个合适的名字：钱堃。一示有文化，二者为乾坤之谐音，颇有男子汉大丈夫托乾坤于身的气派。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往往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子女，人们在为其取名时不得不慎而又慎，力避与人雷同，于是各种生僻字眼又抬起头来，据说，不少老师常为拗口的名字大伤脑筋。祟洋媚外之风在这时期又升级，各种带洋味的名字很令拥有者身价高出许多。目前，许多在校大学生都有洋名，不少人身兼二名，一个是对外的洋名，一个是对内的汉名，“在国外我叫乔治张，在国内我叫张乔治”，张公子的灵魂又在某些人的名字上得以寄生了。姓名群体的社会烙印以扇面的形式载下了社会变迁的流行曲，而个体姓名的社会烙印则是以其生动引人的故事记述个人在社会变迁中的行为和思想轨迹的。B个体烙印个体（即单个的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一方面要趋合群体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亦有其个体独特的社会经历，这种独特的社会经历在命名取字上也有一定的反映。取名以志个人社会经历的，往往不是个人自己所取，而是父母或他人代取。因为立名之时，本人尚在襁褓之中，话都不会说，哪能为自己取名呢？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最小的儿子叫李寄，乃因其为徐的遗腹子。徐死后，李寄的母亲被迫改嫁李姓男子，待其遗腹子出生后便为之取名李寄，寓徐姓孩子寄养李家之意。李寄生于明末，长于清初，后来他又自号“介立”，这个号有双重含义介于徐、李两姓；介于明、清两朝。1991年江淮大水灾，无数婴儿被人在水中救出，于是“水生”、“军生”之名时时见诸报端，这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的记载。正是因为个人在取名时无法烙上自己生活的轨迹，有人又别出心裁，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取在别人（主要指后代）名字上。近代诗人、台湾爱国人士丘逢甲，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为抵抗日本侵占台湾，曾组织团练奋起反击，抗战20昼夜，终至失败。退回大陆后，其子出生，为了纪念这段经历，遂为其取名“念台”。又据《新民晚报》1989年1月3日载，广西武鸣县有14位未婚青年为一被弃女婴共同的爸爸妈妈，他们集体出资，轮流抚养，使这个几近死亡的女婴活得十分幸福。为了纪念这种特殊的经历，他们共同为女婴取名叫“庆幸生”。从社会生活走入文学作品，作品中人物与其社会生活经历、个性特征的种种关系常被作家外显在人物的姓名上。小说《女大学生宿舍》中，在箩筐中长大的匡筐；在糖水中泡大的辛甘；攀高枝的裘莉等，都形象地反映出人物的不同生活经历，我们熟知的《红楼梦》中的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原应叹息），单聘人（善人）、卜世仁（不是人）、娇杏（侥幸）等，人名都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所作所为息息相关。笔名是表现会经历的最佳载体，许多作家的笔名与其生活经历密切相关。鲁迅一生用过128个笔名，每个笔名都与其当时的思想、环境、处境大有关联。如有人攻击他为“封建余孽”，于是他有了笔名“封余”、“丰瑜”、“丰之瑜”等；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他又取“堕落文”、“洛文”、“乐雯”等为笔名，所谓以其人之道，还之与人，如此针锋相对的笔名，正是鲁迅社会经历和个人品格的反映。作家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容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也不会不看到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经历之中，他便取了“矛盾”为自己的笔名，后听从叶圣陶的建议，改名为“茅盾”，以便更象一个真名。作家艾芜，30年代有一个笔名“刘明”，乃“流民”谐音。“刘明”其名概述了他青年时代由四川流落到云南、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饱尝辛酸的人生经历。艾芜在苏联有个“同情兄”，即高尔基。高尔基父母早亡，11岁就到社会谋生，当过学徒、看门人、锻工、更夫、码头工人等，后来他开始发表小说，取个寓含“痛苦”之意的“高尔基”为笔名。这个笔名是其艰辛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 笔名而外，别号乃文人墨客载述个人生活经历的一个重要阵地。钱谦益降清后，别号“峨嵋老衲彻修”，这位醉于名妓柳如是石榴裙下的人物，缘何以老衲自号，且要铭心彻修呢？原来他当国变之际，为保全名节，理应一死殉国，可他又不舍温柔余生，只厚颜事敌，无奈，只好躲入思想的防空洞里去彻底修悔了。如其诗句“病树不堪蛇在腹，野花唯倚草为心”所言，矛盾的内心，只得在别号上予以渲泄。曾国藩晚年号求阙斋主人，与其壮年时名寓含的要做国家藩篱志趣迥异。查史发现，自古以来的知名人物，名字多是响当当的，富于进取精神。及其晚年，事业有成，性情转趋平淡，立号便托身于山林泉石，既超然，也退隐了。地位愈高，将退的气氛愈浓厚，对人也越谦虚。如考父所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俯，三命而趋”。曾国藩位极人臣，命名求阙，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从名字到号的发展上，我们可以看到名人们社会经历而引起的心理反映。鸦片战争后，外患内乱，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不少文人的别号又带上了强烈的爱国色彩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这是个人别号与社会习气相悖的例证。如英烈邹容号“革命军中马前卒”，秋瑾号“鉴湖女侠”，周树人号“戎马书生”,沈雁冰号“醒狮山民”等，这些别号，是与其社会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除了取名、命号等以外，人们的改名、改字亦是常常切合时代背景和个人行为轨迹的，这将在改名漫谈中涉及到，在此不涉重复之嫌了。

说个简单的!*长寿--意味着想寿命能长一点!*富贵--意味着想人生道路顺意点!依此类推...他们说的都是以名字的字眼去解释的,特点就是用一两个字去形容你所想形容的意思!和希望!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一个大家庭，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底蕴，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保护，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1、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概述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的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是迄今为止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发展的人文精神的总和。民族文化是一个不以时代划分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历史范畴。少数民族文化在我国是指除了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可划分为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文化，其中包括饮食、服饰、生活用具等等。第二，婚姻家庭和人生礼仪文化，包括婚姻、家庭、宗教、丧葬等。第三，民间传承文化，包括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曲、美术等。第四，科技知识工艺文化，包括生产技术、天文历法、民间医药、工艺制作等。第五，信仰崇尚文化，包括宗教、崇拜、祭祀、巫术、禁忌等。第六，节日文化，包括年节各民族特有的宗教、农事、纪念、庆典等。2、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每一个民族都是以其独特的文化区别于另一个民族，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灵魂。少数民族传统那个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积累形成的，其特点是由少数民族历史上所拥有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同时也受到相邻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影响，受到历史上各民族关系的影响，也受到本民族内部政治发展、阶级结构的影响。因此，有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不同的外部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不同的内部政治状况，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就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来说，我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具有宗教性特色的文化。在一些少数民族社会中，宗教浸入了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成为民族群体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宗教与社会紧密结合，导致宗教社会化、宗教政治化和传统文化宗教化，是这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第二种是具有神灵宗法性特色的文化。第三种是以传统礼俗为主要特色的文化。3、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构从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类型入手，可以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4个方面来探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构。（1）物质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载体。一提到“物质文化”，人们不约而同地都会想到表现在器物中的人类的创造和文化信息。在这些器物中反映出了少数民族的创造、意识和心理信息，因此它们虽然是物质、是器物，但又都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载体，反映了少数民族的文化。（2）精神文化，各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主要是指各少数民族的意识形态，如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世界观、人生观、哲学观以及表现意识形态的各种文学艺术、绘画创作等等。不论在哪种经济类型的少数民族中，精神文化总体上是相似的。就世界观来说，一般表现为万物有灵、尊天崇神、祖先崇拜；就道德观念说，尊老爱幼、长幼有序、好友重义、崇拜血缘；就价值观人生观来说，重诚崇信、重义轻利、乐天知足、重传统轻变革，重集体轻个人等。此外，还有形式繁多、内容丰富而且有很强教化功能和传承功能的说、唱、演、舞的表演和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3）制度文化，社会秩序的反映。在制度文化方面，不管哪种经济类型的少数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家庭、亲属、法律等制度。这种制度多以习惯的形式存在，以习惯的势力和群体舆论为保障，并且通过老年人及各种说唱等形式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以社会制度来说，渔猎、畜牧型的少数民族主要是氏族、部落制度，而农耕型少数民族的社会制度，则多以村寨、庄园制度为主。（4）行为文化，体现在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群体行为之中，这种行为不仅是群体的，而且具有一定的规范和标准，如语言、文字、婚丧嫁娶、节庆民俗、宗教等等。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趋势和应对政策1、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趋势文化的发展变化是与新的经济制度的确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建立必然引起原有文化形态的改变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上的交流也越来越活跃，东部地区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这种族际间、区域间的宽领域深入文化交流与融合是民族间在文化上的取长补短，从而更好的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在全国城镇化进程中，加快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农业结构、就业结构、分配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化进程也将逐步展开并会加快进程，农业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北京有全国56 个民族的成员工作、生活，武汉、厦门、深圳、广州、南京等大中城市近年来民族成分增多，一些城市的民族成分达到三、四十个。随着少数民族成分的增多和少数民族人口的扩充，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被引进到城市生活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产生活变化给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带来了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快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这些要求表明，不仅要提高物质文明水平，也要提高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水平；不仅要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而且要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努力提高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2、应对政策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开放中发展的，在与他民族的交往中不断吸收长处而前进的，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历史发展到当今信息时代，民族传统文化怎样适应新时代的生存环境，如何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向前发展需要认真研究。要充分利用集市和民族民间传统节日大力开展生动活泼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各族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改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状况。要把文化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切实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投入加强少数民族乡村基层的文化、体育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积极培养和壮大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人才队伍繁荣民族文艺创作。要把发展民族文化与振兴民族经济结合起来使文化与经济互促互进。在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同时，坚持把保护民族文化放在重要位置在保护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保护，合理利用民族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切实加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扶持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及其资料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发展民族文化必须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和体制创新，传播先进文化探索并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文化发展运行机制、经营机制推动民族文化不断发展繁荣。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及其现实意义1、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当今社会稳定快速发展，为了能够使民族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传承和保护，我们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实施。首先要做好分类工作，抓紧制定整体规划。即一是要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相关单位部门和人员，深入开展民族地区民间文化资源普查，对各类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详细地调查摸底、登记、建档。二是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确定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挖掘、保护、利用的短、中、长期发展目标，根据轻重缓急确定保护发展的重点，制定保护发展的方案。民族文化体系繁杂，有些适合通过博物馆的形式保护，有些适合通过产业化的形式保护，这需要准确的分类。我们不能一刀切的全部产业化，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注重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立法保护具有及其重要性。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准则，对于民族传统文化这种社会事实，它涉及到国家与地方、政府与当地民族、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产业化之后，还要涉及文化资源所有者与消费者等多方面的关系。因此，只有通过立法才能保证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工作正常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2 、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少数民族文化拓展和引发大众的意识潮流以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使得东西部之间、大中城市与贫困地区之间的人才交流日益频繁。在此背景下，许多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将逐步向外界揭开其神秘的面纱，逐渐被外界所了解，并部分地被接受和认同，求异求新是人类发展的本性。少数民族音乐所具有的纯真质朴的风格很符合现代城市听众的口味，那么同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能带给他们无尽的遐想，使其失落的心灵得到慰籍，让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少数民族风格的作品及少数民族演员的表演己得到了城市听众的接受与认可，在现代文化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为自身拓展了发展空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促进了新文化的创造。作为原生态的传统文化，它在创建新文化的过程中，具有着其他文化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基因库，为新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服装设计师可以根据保存下来的少数民族图样和款式，设计出最时髦的时装，艺术家可以用少数民族中最优秀的民歌民谣，创作出最富现代气息的音乐歌曲。传统文化对于新文化的创造有着重要的意义，没了它，新文化的产生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四、结束语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智慧和时代精神，尤其是各个少数民族由于处于特殊的历史和自然环境之中，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情感和精神，这是构建少数民族和谐社会中必须充分利用的宝贵人文资源。构建少数民族和谐社会，是少数民族在新世纪的一种新的发展实践，民族传统文化无可置疑地成为各个少数民族实现这种社会文化变迁必然立足的现实土壤。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我们应当看到其作为少数民族社会变迁的社会历史基础和价值所在。只有大力保护与弘扬这些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中国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强大纽带才会得以维系，各民族智慧创造的源泉才会永不枯竭。我们要合理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使其顺应着社会发展得以传承下去。

各个年代的姓名都具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如新中国成立前出生人名（女名）多为淑兰、淑英、秀英、秀珍等，反映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对女性形象的高度概括；新中国成立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者姓名多使用“军、伟、华、红、建国、建华”等字眼，突出表现了当时的革命文化特征；从70年代开始，出生者名字出现多元化趋势，“伟、涛、勇、辉、静、颖”等名大量出现；八九十年代出生人名逐渐趋向时尚化、多元化，如洋、畅、硕、爽、帅等等，2000年后三字名重新出现在姓名排行前20名上，分别是宇轩、子豪、子涵、浩然，从名字字面看有些回归传统文化的意味。字不仅仅有时代的特征，也有地域方面的特色。根据统计，北方人多用单字，叫“伟”、“磊”、“娜”的人特别多，单字叫起来爽快，很符合北方人性格的特点。 民俗节庆门户网站而在南方，为了体现发奋打拼的性格，“俊杰”、“志强”都是在广州重名率很高的名字，而广州的女性叫“妹”很流行，这就与广州的语言习惯有关系。 台湾受“三纲五常”的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因此台湾人的名字中多有“仁、义、礼、智、信”等字，而女人的名字又多含有“贞”、“端”、“惠”、“芳”等属于“女德”一类的字。 此外，姓的地域性也很明显，比如云南大理姓段的多；姓游的广西、广东多；姓隗的北京房山地区多；姓金的、姓朴的，多数是在东北的鲜族聚居区；姓区的湖北、广东多；姓莫的河北、山东多。 有时候你知道他的姓，就能猜出他的籍贯。姓氏地方性的特点至今依然存在。名字·期望 60年代出生的人男孩名字多含“军” 事实上，每个年代的名字都赋予了不同时期父母对儿女的希望。 国家语言文化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张书颜老师分析指出，上世纪30至50年代，人们的观念传统、守旧，从女性的名字“淑”、“兰”、“珍”这些字中可以看出父母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贤淑、贤惠、美貌。而男孩子名字中的“富贵”等词语可以看出当时主要由男性掌握经济大权。 60年代男孩儿的名字“军”占主流，也反映当时尚武的风气，寄托了父母对男孩子有责任感的希望。 70年代至今，“颖”、“静”、“雪”这些优美的字眼频频出现在女孩的名字里，反映很多父母对新时代女性的基本愿望：文静、聪颖。 专家分析说，现代社会，女孩子的地位增高，面临的压力不比男孩子少，因此希望女孩儿聪明也是父母希望女儿长大有建树的一种反映。 张老师分析指出，从名字中可以看出来从上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父母对儿女的期望是有共同点的：希望女孩子漂亮、纯洁，希望男孩子坚强、勇敢，其实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男性在社会中被视为中坚力量。

1949年:建国,开国,国庆抗美援朝:志军,援朝,抗美,甘岭1966---1976文革:文改,文革,反资1978改革开放:全会,开放,改革,特区1997和1999香港、澳门回归：港回，澳归，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