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政治论文2000字

法律是社会社会的习惯和思想的结晶，政治与法律之间相互联系。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律的政治论文2000字 范文 ，欢迎大家参考阅读!

【摘要】近年来群体事件频发，这些事件等都在舆论和民众的强烈关注之下，暴露出了执法经济、程序违法、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但 文章 认为上述部门如此肆意妄为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执法人员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盛行。当务之急是要培育官员对法律的信仰，法学研究应直面中国现实，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奠定全民法律信仰的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积累理性基础。

【关键词】群体事件;信任法律;信仰法律;法理分析

近年来群体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事发后各地出现的“奇招怪招”更是为这些事件增添了一份戏剧性的色彩。然而，在这种看似“幽默”的民众反应之中，我们看到的是社会道德面临的颠覆性挑战，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在有关机关的“执法”行为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们似乎听到了什么轰然倒塌的声音。在痛心疾首之余，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冷静分析这些事件背后折射出来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探究这些执法人员如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从源头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一、“群体事件”一一折射出法律信仰的失落

事出必有因，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凭空地出现，以钓鱼执法事件为例说明，此事件也是如此。可能大家对钓鱼执法事件的关注多集中在其负面效应上，但客观而言，这种不正常的执法手段也是在应运交通执法部门在查处黑车上的困难而生的。由于打击黑车证据难固定、处罚难度大，执法部门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执法手段本无可厚非，但是，像“钓鱼执法”这样的执法方式已经被严重扭曲、异化了，“钓鱼”已经不是为了执法，而成为执法机关完成指标、“创收”的手段。本应带头执法的行政人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的法律何在?不可否认，执法经济、不当的行政指标、行政监督缺位等体制性因素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些都是表象，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下行政执法主体缺少对法律最基本的敬畏与虔诚，把法律当成了获取本部门利益的工具。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法律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部门的政策和领导的批示。行政执法人员守法意识淡薄、规则观念不强，这反过来对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个法律信仰整体性失落的局面。

二、政府官员的法律信仰与普通民众的法律信任

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中国民众法律信仰的缺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这里并不想过于强调普通民众法律信仰的问题。诚然，法律信仰十分重要，因为只有物质的、制度化的“硬件”系统而缺乏相应的精神意识、观念、情感等“软件”系统支持的所谓“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它只有法治的外表和骨架而没有内在的灵魂。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谈全民的法律信仰还是一个十分虚妄的问题。且不论我国现在法律制度的“硬件”建设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就民众的内心感受而言，对于法律，他们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尚未建立，更遑论更深层次的信仰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任，而这，就要建基于政府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之上。信仰法律在现阶段只是对政府官员的要求，现实地说，也只能是对官员的要求。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养成只能是我们的一种美好的希望与期待，但是，在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基于对法律的虔诚信仰而将其内化为自己遵守法律的行为动机的同时，就能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进而有助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

(一)政府公务人员――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增进法律信用

法律信用是一国信用的组成部分，法律信用是一国法律及其有效实施的逻辑延伸和必然结果，是法律被严格实施和遵守的“言行一致”的信用度，是通过法的客观运作所不断彰显的实际有效性服从而赢得人们对法律的主观信任感。它强调法律规则通过自身的“言行一致”、“令行禁止”等客观性和确定性来赢得人们内心的确认，也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法律没有信用，人们就不会相信更不会尊重和遵守法律，法律的应有功能就不会得到发挥而最终只能成为白纸一张而已。法律信用贯穿于法治的各个环节。法律制度的合理与完善是其可能获得民众信任的基本前提，但是对于法律信用的培育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执法信用。因为法律制度跟人不一样，它们自身不能直接成为信任的目标，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执法者的行为才能被信任，人们是通过对执法者多次执法活动表露的认可进而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因此，执法者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能否率先垂范、严于律己以提高自身的执法素养是民众能否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关键，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能否生成。实践中，我们国家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大为改善，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日益凸显，甚至执法人员带头违法。像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恶性事件只是目前我国严峻的行政执法形势的冰山一角，现实中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监守自盗”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对正义之源头活水的玷污，使法律本身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荡然无存，长此以往，结出的必然是法律不被信任进而无法被信仰的恶果。要根本改变政府官员的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以及官本位等严重违背现代法治精神的错误思想，解决之道就是让官员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建立起对法律一种虔诚的信仰。政府官员对法律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信仰，基于此而对法律产生归属感与依恋感。只有在这种类似于宗教信仰般的法律情感氛围中，法律才能最终找到自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真正基础和根源;也只有在这个基础和根源当中，法律才能获得真正的、有社会普遍感召力的神圣性。依法行政就不会仅仅是一句流于表面的 口号 ，而是每个行政人员自觉的行为，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要求就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执行，因为它们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化为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出发点。

(二)法学研究――应当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现实

正如顾培东教授所言：“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一一 文化 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 方法 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 (三)公民――从法律信任到法律信仰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备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就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质疑。执法者所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因此，只有行政执法人员内心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自觉尊重和认同法律，将法律内化为自己的 思维方式 与行为方式，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而在每一次的执法活动中，就能通过守信效应的彰显而逐步赢得人们内心对法律的肯认，对法律的信任就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而逐渐地养成。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讲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因为没有基本的法律信任是不可能奢望法律信仰的。信仰是信用得以强化的必然结果，在人们对一事物毫不怀疑相信的情况下信仰才能得以形成。试想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怎么可能会产生强烈的信仰认同?所以，在对待公民的法律情感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因为法律信仰的重要性而忽视最基本的法律信用的建立;不能混淆强调客观有效性的法律信用与注重主观认同性的法律信仰，而在空洞的理论层面上寻求达到法律信仰的路径。法律信用是生成法律信仰的现实基础，法律信用的建立过程也就是公民对法律信任感不断强化的过程。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界对法律信仰的考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现实法律无效的苦恼，与其说是法律“信仰”危机，不如说是法律“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尤其在执法人员枉顾法律、违法行政时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对于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来说，优先重视和解决的应该是法律信用的问题，法律信用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达到法律信仰。法律信用的缺失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法治建设中极为严重的现实问题，严重影响我国法治的进程甚至葬送多年来法治建设的已有成果。试问中国还能经受几次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考验?为了一己之私设置圈套陷害守法百姓，为了罚款而罚款。面对这样一种严重滥用公权力的行为，怪不得有网友大呼这哪里是秉公执法，简直就是为了罚款不择手段，是赤裸裸的“权力栽赃”和“公权抢劫”。长此以往，公民如何相信政府、如何相信法律?而在培植公民对法律信任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是否合法、公正地行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国家公权力经常被滥用、执法人员带头违法的社会中，公民绝不可能相信进而信仰法律。因此，为了培植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感，国家公权力必须正常行使，执法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这要求执法人员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执法经济的无形吸引、法律工具主义的错误引导，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民在对法律信任的基础上，我们才有资格谈论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我们付出的社会成本无疑是巨大的。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破坏了社会对法治的信仰，而且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撕裂了社会成员间基本的和谐与互信，使社会公德每况愈下，人们的善良、同情、友爱之心被迫穿上了自我保护的盔甲，使社会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这一事件反映出来的实质在于行政执法人员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盛行，进而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当务之急是要培育政府官员对法律的信仰，尊重法律，严格依法办事，树立法律的至上地位，从而建立法律信用，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信任感，在此基础上，全社会的法律信仰才能得以建立，像钓鱼执法等这样的“荒诞”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杜绝。

摘要：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在法律移植中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比较分析不同国家与地区间法律文化的差异对更好地完成法律移植这项工程是非常必要的。文章从比较法律文化的必要性入手，进而分析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主要差异，最后提出了对当前法律移植工作的几点建议，希望法律移植的顺利进行并最终实现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法律移植 法律文化 比较法学

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法律移植不仅仅是将先进地区的法律移植到落后地区这么简单，它还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在探讨法律移植这一重要论题的过程中，不得不重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法律传统及法律文化差异，只有在充分认识和仔细分析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后才有可能顺利进行法律移植并最终实现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一、为什么要进行法律文化比较

所谓法律移植，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 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木国所用。”但是法律移植并不是简单地引进或者借鉴发达地区的法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反思 我国已经发生的各种法律移植，我们会发现在这种法律运动与发展的活动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因此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对于如何进行移植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当前中国所进行的法律移植属于移植中的异体移植，较之于经济文化政治处于相同或基本相同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间的法律的相互借鉴吸，以致融合与趋同，如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间的法律技术的借鉴，我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直接采纳移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难度显然要大得多。原有的法律制度解体后，新建立的法律制度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观念上的不认同，使法的效力难以实现，有的法律制度受到质疑，有的法律制度甚至受到抵制。面对这样的困境，不少学者提出要重视本土资源，尊重我们原有的传统与习惯法。但是在关于探寻本土资源的这条道路上，同样困难重重。在如何界定传统与习惯的问题上至今还有很多争议，而将习惯与传统坚持到什么程度也是值得探讨的。因而法律移植方而困扰最大的便是：一方面，认识到必须注意本土资源;另一方面又不能从本土资源找到一个合适的切人点，全盘移植西化的道路又走不通，因而无所适从。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我们不可能选择逃避或放弃，虽然不可能达到移植进来的法律与我们原有的社会环境完全融合，但是努力缩小这种差距是大有可能的。要做到这一点，最先决性的条件就是要充分了解法律在我国的和国外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状态，在这其中法律文化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领域，因此，法律文化比较是我国进行法律移植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二、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1、伦理化的中国法律文化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并不是说中国法律的全部规范为伦理，而是强调儒家的伦理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儒家的伦理精神渗透了法的全部内容。在青铜时代，法律与宗教伦理并无严格区别，至春秋战国时期，法律与宗教伦理有了一定的分离，但从西汉开始，法律与伦理之间又开始融合，之后儒家的原则和精神逐渐影响着法律的演进与发展，到隋唐使中国法律彻底伦理化，这一情形一直到清末都未变化。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影响极其广泛，我们可以再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观察到它的表现，也可以在每一部法典甚至每一法律条文中，体察到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渗透。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在国家政治领域表现为君权至上和中央集权，从北宋开始这种趋势不断加强并于明清到达顶点。第二，在家族与社会领域表现为族权与父权的延伸和扩张，在传统中国社会，无论是国法还是民间习惯法都给予这两项权利特殊的保护。第三，在经济财产方面，传统法律遵循礼的要求强调重义轻利，往往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置于公益及道德之后。第四，在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面，传统法律依据儒家理论，竭力维护等级特权制度。伦理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条件综合作用所形成的，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合理又合适的一部分。同时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传统的中国法律走的是一条兼具理性和人文色彩的道路，虽然以现代观念来看，它对人性的扼杀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传统中国法律中“仁”的因素，如对老弱病残妇幼者实行怜悯的规定，对死刑特别慎重的会审制度等，这对机械化和功利化的现代社会及其法制来说，未尝没有一点积极的启发意义。

2、带有宗教性的西方法律文化

在西方，宗教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不能与中国法律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相提并论。因此，相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西方法律只是具有宗教性，而没有达到宗教化的程度。这里所说的宗教指的是____，它是唯一一个对整个西方法律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所以，西方法律的宗教性实际上是有关基督____方法律的影响问题。

关于____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沃克是这样论述的，“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它对自然法的理论产生了影响;第二，直接提供经过整理，并已付诸实施的行为规则;第三，强化伦理原则和提出一些基本依据，以支持国家制定法或普通法的规则;第四，在人道主义方面影响法律，包括强调个人的价值，对家庭成员及 儿童 的保护、生命的神圣性等;第五，证明和强调对道德标准、诚实观念、良好的信仰、公正及其他方面的支持。”除此之外，基督____是西方国家的国教或主要宗教，大多数立法者、法官和法学家已普遍接受和持有新教的信仰，其普遍观念，如个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等，对西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已产生相当的影响。还有，在近代西方法律学校的建立、法学 教育 和研究的兴起与传播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三、比较法律文化对法律移植的启示

在比较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后，如何才能在今后的法律移植工作中保证移植的效果呢?下面，将法律移植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方 面试 论如下：

首先, 法律的移植是法律原则的移植。原则, 拉丁文为语意为开始, 起源, 基础。法律原则指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基础性的原理和准则。它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与国家的实际相关。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 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被奉为法律之准则的公理。它是各种不同性质法律之间得以沟通并以之得以实现认同的文化因素的核心。较之于移植适应特定生活习惯及社会背景的法律规则, 从而对木土社会进行削足适履的改造与整合而言, 原则的移植更有利于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一致性, 更有利于弥补法律的漏洞, 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同时, 原则确立后, 新的规则与制度得以因此建立, 从社会实际出发, 它的成果与效力都是可取的。

其次, 从技术层而考虑, 移植法律概念的接受,有一个表达方式的转化过程。即由一种语言思维方式想另一种语言思维方式的转变。要达到精神层而的认同, 首先必须在技术层面应以本民族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用本民族已经有的概念经输人新的内容而表达新的内涵是文化吸收的重要途径。法律术语的翻译固然应该严谨, 但生硬到连专业人士都搞不懂的话, 其效果可想而知。正如语义分析法学派所认为的, 对概念的提炼, 阐述, 通过分析其要素, 结构, 语源, 语境, 语脉, 从中央到地方寻求合理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的能使人们形成共识与可接受的意义。只有这样，才有肯能个将移植来的法律内化为我国文化的一部分。

再者, 法律的移植应处理好与 传统文化 的关系。尽管对于文化及法律文化并没有一个通行的说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即它对于民族心理的形成与维系具有巨大的作用, 产生重要的影响。它的改变过程是自然演进的。时至今日, 宗教在西方社会仍其有重要影响。法庭作证是手按圣经并不是形式, 而是基于一种信仰。比较而言, 我们对自己的传统的态度是不明智的。儒家思想把道德置之法律之上, 对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传统道德文化应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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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一直致力于为国家培养人才，当今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对于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等于对当今的大学也提出了挑战。下面是我整理的我的大学政治论文2000字，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大学课堂:大学生成长的基点

摘要：高等 教育 一直致力于为国家培养人才，当今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对于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等于对当今的高等教育也提出了挑战。大学课堂作为高等教育的前沿阵地，作为教育实践过程活动进行的平台，是大学生成长的基点。此研究以大学课堂为切入点论述大学课堂在大学生成长中的作用。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学课堂;大学生成长;师生交往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671―6124(201l)06―0065―04

12-13世纪产生于西欧的中世纪大学对于当今世界各个大学的影响毋庸置疑，其基本职能也是亘古未变，即培养专门人才。现今21世纪，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职能更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政府在政策方面、经济投入方面对于高等教育的重视均体现了对于人才的渴望和需求。“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当今是信息时代跨向知识时代的转折点，时代对于高等教育提出了挑战。作为高校的一个最微小但却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大学课堂教学，其功能不可忽略。大学课堂教学涉及因素很多，单教学就涉及到有“三要素”之说(教师、学生、教学材料)、“四要素”之说(教师、学生、教材和教学环境)，以及“七要素”之说(学生、教学目的、教学内容、 教学 方法 、教学环境、教学反馈和教师)，而且各个要素与大学课堂教学的成功进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作者认为，大学课堂上首要的是大学教师和学生两个元素，教师有着相对固定的群体 文化 ，学生群体亦是如此，他们之间的信任以及因此才会有的顺畅沟通和交往是成功实施教育的根本，是大学生甚至教师成长的动力。

一、大学课堂教学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交的《教育一财富蕴藏其中》 报告 中认为…，面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教育必须围绕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来设计，这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被称为是教育的四大支柱。它们是，第一，学会认知，掌握认识世界的工具;第二，学会做事，学会在一定的环境中工作。强调“从技能到能力”的转变。这种能力不仅是实际动手技能，而且包括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社会行为、集体合作态度、主观能动性、交际能力、管理、解决矛盾与敢于承担风险等综合而成的能力。“学会做事”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处理信息和 人际交往 的能力密切相关。第三，学会共处，培养在人类活动中的参与和合作精神。第四，学会生存，发展，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环境。可以看出，这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学科或者专业方向，它看重的是学生元学习的能力，它需要教师通过在大学课堂上“细雨润无声”式的教育，即“潜移默化”来培养。

张楚廷教授在其《大学里，什么是一堂好课》一文中提到。“说到底，大学看重学习，但更看重元学习，更关注学生能否乐于学习，善于学习，长于学习。惟有如此，大学才无愧于大学。教授才无愧于教授。”大学课堂囊括了不只是社会科学课程，亦有自然科学课程，每个学科都有发展的历史，有属于其特有的知识范围，但是“只要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这些假说既是知识的源泉，亦是问题。“能够带上满口袋问题走进课堂的课，算好课;能够在课堂上唤起学生也生问、发问、提问的课，算更好的课;能够唤起学生提问，居然被学生的问题问倒了(教师一时答不出来了)的课，算是最好的课。”大学课堂即就是展示问题并且教授学生学会发问诸如此类问题的地方，即学会元学习。

大学课堂是教师教授课本知识的地方，同时也是教师教学生学习问、学会问、学会交往的地方。“大学课堂不是教师要从头讲到底，而应该是学生要从头讲到底，即让学生提出问题，让学生试着解决问题，让学生成为课堂的真正主人。”这才是大学课堂的理想状态。Barnes认为课堂学习是一种教师意义和学生理解之间的协商，是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给予和接受，同时他们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建构理解意义。而且，课堂学习主要建立在学生拥有的知识和教师提供的知识之间的关联上。师生之间的交流以及生生之间的交流成为大学课堂的本真。

二、大学课堂上的教师

在课堂上，大学教师主要扮演的是教育者的角色，即传道、授业、解惑也。也有人说，“大学教师基本上同时兼具三种社会角色，即研究者、教育者和知识分子，这是大学教师角色相比于一般教师所具特色的地方。”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出现在学生的视野里，教师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在实施教育。那么他的研究以及思想和知识储备成就了他的教学，同时教学又推进了他的研究以及思想和知识储备的更新。所以，课堂上的大学教师是三种角色的合体，而以教育者的形象出现。但是教育的成功并不以这个教师科研成果或者知识储备的多寡为首要因素，而是以教师和学生互相沟通和交往、互相信任为前提条件的，因为“信任因素构成所有有意义学习的基础，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信是把教育关系搁在一起的情感粘合剂。”

在大学课堂上，教师的教育活动不应该只是局限在专业知识的传授上，而应该是一种广泛意义的教育，包括对于学生智力、能力、道德以及心理各个方面的引导，使得学生成为创新型人才，成为对于社会发展有益的人。大部分学生认为，教师专业知识素养的高低并不能说明教师的优劣，教师较高的专业素养同时必须匹配较高的教学素养，才能吸引学生，也就是说，课堂上的大学教师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让学生愿意与之沟通，并且相互信任。曾在现代大学的典范――柏林大学的创办中发挥理论奠基作用的施莱尔马赫非常重视大学教师的知识传授技能，他认为，“一名大学教师所发挥的真正作用，总是直接取决于他的讲课能力……教授当然知识越多越好，但再博大精深的学问，没有讲课的艺术也是徒然。”

21世纪教育委员会认为，教师的职责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是越来越成为一名顾问，一名交换意见的参与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教师的科研和知识储备以及阅历 经验 使得教师对于教学材料有一定的见地，这时，教师作为顾问角色、意见的参与者角色等，就自己的见地和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即可促成课堂上的交往互动。大学生是一个有一定知识背景的群体，他们带着不同的成长背景，甚至文化背景进入课堂，他们个体之间的差异和不同是师生或者生生沟通的催化剂。“作为富有成效的教育者，教师必须要在计划和组织教学以及在控制课堂环境上具有较强的能力。教师要形成不同的教学技巧来适应不同种族和文化群体的学生风格。教师采用和选择最适于学生的教学法，不仅会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理智能力，而且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我概念。”…大学教师在课堂上的教育者形象通过塑造成顾问者、交换意见的参与者角色得以实现。在教师和学生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进行 辩论 时，不但实现了课堂上的互动交往，而且促进了师生以及生生之间的情感，加强了彼此间的沟通交流，教师不再是掩藏在只适合于大学教学的一套学究式行为举止背后的人，为教育的进行打通了情感上的障碍。布鲁克菲尔德认为，学生们把四种行为看成是有威信的证明：1)教

师行为言行一致;2)教师承认错误，承认自己会犯错误，而且会在学习者都在场的大庭广众之下犯错误;3)教师允许自己作为教师以外的个人生活的方面让学生知道;4)教师通过仔细地倾听学生们述说自己的担忧，通过创造机会让学生的声音能够被人听到，通过允许按照学生的建议改变自己的做法等，对学习者表现出尊重。在课堂互动交往中，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的人调动了自己的知识和阅历以及情感，学生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而在学生中间树立了威信。同时，教书必须育人，这是教师的天责。与大学生相比，教师在专业知识、人生阅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或教训，可以对大学生进行人生点拨式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教师要关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大学课堂是教师作为教育者形象出现的舞台，只有他们在学生中间取得威信才能吸引学生，影响学生。作为教师，我们所做的一切被学生赋予了巨大的象征意义。教师在课堂上暴露出的情感、理性以及思维均是学生模仿以及学习的摹本，大学课堂上的教师应该是一个显示“真实自我”的教育者形象，这样才能让学生做到真正地“亲其师而重其道”，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影响。“1939年在勒温的指导下，由李皮特和怀特所做的一个经典型实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教师的领导及行为方式是课堂气氛及师生相互作用模式的重要因素。”…大学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佐藤正夫认为，在教育中，教师的人格、教师的思想及行为具有决定性意义。归根结底，教师有所思、有所言、有所行，学生也会有所思、有所行。

三、大学课堂上的学生

在课堂里，学生是带着各种各样的欲望进入到教学活动中的。苏联教育家阿奠纳什维利指出，孩子来到学校不只是为了学习，也是为了和同伴们会面，和他们一起玩，等。学生永远不会丢掉那些使他们忧伤、快乐以及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学生之间的交流或者人际关系是大学课堂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日本教育家片冈德雄认为班级应该具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使班级的交流机构组织化，即在培养学生“讲、听、说、写”能力的同时，将“讲、听、说、写”作为交往活动的一种训练而在某种程度上以班级规则的形式固定下来。第二，角色―地位结构问题。即避免角色承担固定化，避免在班级中出现“被使役者”和“被遗忘者”。第三，感情结构问题。即具有支持性氛围(supportive climate)以激发班级成员的自发行为，敏锐知觉与移情理解。在大学课堂上，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活动和学生之间的学习互动活动均要求每个学生承担一定的角色任务，在这种教学活动中，学生不但吸取了专业知识，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并得到表达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锻炼。勒夫特分析了学生进入教学时的欲望有：第一，求知欲望。即期望理解自己周围的事物与观念世界;第二，社会归属或者团体的归属欲望。即期望归属于团体，得到同伴的承认，取得应有的地位与他人的尊敬，并且期望得到他人的理解，要求自我表达。第三，情感欲望。即寻求情爱、依赖、孤独与确认等。学生在课堂上的角色是在寻求支持，不只是专业上的支持，也是情感上的支持。这种支持既来源于同学，也来源于老师。

当然，这种支持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支持，它是一种情感倾向，甚至学生自己也难以察觉。朱小曼认为，学生对情感方面的学习不同于认知方面的学习，往往是自发地对教师模仿、认同，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接受教师的影响，建立行为的制约，即所谓潜移默化。学生之间的影响就更明显了，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一个大学寝室里或者一个班级里是决然不可避免的。克雷明在分析社会的变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在家庭的规模和影响日益变小的同时，学校的影响和权力增加了。学校获得的力量即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一方面，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是与教师在一起度过的，无疑深受教师的影响;另一方面，孩子们，尤其是青少年，互相接触的时间也多了，并创立了另一种对教育有着深刻影响的成分：同伴群体。”

大学生处于心智飞速成长的时期，他们在课堂上的行为表现是自己内在的一种外显，他们需要教师的爱护和教育，也需要同伴的熏陶，他们作为一个学习者的形象出现，不但在学习着自己想学习的东西，同时也会受到不利于他们成长的因素的影响，教师的监督作用永远不能缺失，教师的教育活动需要在课堂之外得到延续。

四、大学课堂上教师和学生的共同成长

传统的大学课堂上，教师是知识的权威，道德的模范。日益增多的知识与传统，几千年来都是教师传给学生的，它产生了严格的、权威性的、学院式的纪律，反映社会本身就是建立在严格的权威原则上的。这就树立了具有权威性的师生关系典型，这种典型仍在全世界大多数学校里流行着。而这种关系直接催生了教师的“独角戏”“一言堂”和“满堂灌”，这些单边的知识传递活动使得学生丧失了在教学上的话语权，使得“教”“学”剥离。违背了当今的教育意义，即教和学是教育成功的“一体两面”，也违背了实施教育的原则，即教的原则是以学的原则为基础的。同时，最为严重的是，导致了教师和学生情感上的对立，妨碍了课堂上的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互动和交往。以交往的视角审视教学活动，我们认为教学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交往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师生以及生生在交往实践当中一方面将交往内化为各个主体的存在方式，形成个性化特色;另一方面通过交往又不断整合出共同体、共性规范，从而促进一体化结构的存在，这样，在交往实践当中，教学活动完成了促进个体的人成为他自己以及促进了作为主体的个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和谐共处，从而完成师生社会化的功能。

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师生在课堂上的相互交往活动。布鲁克菲尔德在其著作《大学教师的技巧》一书中写道：“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相互之间出现误解的可能性是无处不在的，尤其是师生之间的复杂关系中。……用卡茨(Katz，1985)的话说，你在进行教学时，必须把学生当回事。”学生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的个体，他们对于课堂的反馈是教学持续进行的依据，教师必须与学生互相“沟通”，“正如学生自己所报告的，学习具有高度的情感性。它牵扯到对学生的自尊心的极大威胁，尤其是当他们探索新的较难的知识和技能领域的时候。”这时，教师的情感支撑对于学生的学习尤为重要，平时建立的良好的师生交往此刻成为一剂支撑学生学习的良药。“实际上，教学活动是教师和学生通过中介成分的一种共同活动，它的本质是特殊形态的实践活动，充满着人的活生生的情感。正是积极地有导向性质的情感运动，才使教学活动不仅具有传递人类民族文化遗产的功能，而且成为培养个性精神的过程。”从表层看，教学是学生从教师那里吸取专业知识素养，但是从深层来讲，教学是一种师生情感的相互交往。当然，我国很多学者研究涉及了教学中的情感话题，他们一致 认可情感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是表层和深层的互相作用和转化塑造了大学课堂。

当今的时代变迁赋予了大学课堂与以往不同的特征。郑金洲在《教育反哺刍议》一文中提出，“青年文化作为一种新兴力量，开始对成人文化产生积极、主动影响，由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进行文化传递的‘后喻文化’已成为时代的新特征。这种状况，反映在教育上，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受教育者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征，反过来对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者施加影响，向他们传授青年文化所具有的社会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种教育授受关系的反转，自下而上的教化，可以称之为教育反哺。”大学课堂是一个大学教师和学生一起“共事”的地方。教师的职责使得教师以一个教育者的形象出现，但是他的个性、特点以及情感等与教学活动不可能剥离，均会给自己的教学打上烙印。当学生和教师进行互动时，双方均会受到对方的影响。尤其在当今网络盛行的时代，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增多，教师的知识权威面临着时代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不只是教学方法方面的互动，也是关于教材内容的不同见解的互动，在此过程中，教师和学生达到共同成长。学生的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和教师的“摩擦”中得到长足发展，而教师的教学能力，当然也包括思维能力等得到锤炼。

课堂上的互动活动是以问题为基础的，是大学课堂的本真。不论在我国的孔子时代或者是古希腊时代，辨论互动一直是教学的形式之一，甚至是惟一的形式。芝加哥大学有句 名言 ：“明辨之路是争辩而非顺从。”

五、结论

我们国家正处于走向创新型国家的时期，大学教育的责任和使命任重道远。培养合格的大学生、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最终应落实在高质量的大学课堂教育上。虽然大学课堂只是高等教育体系的一小部分，但是它是教育活动得以进行的平台基点。教师作为一个整体人的教育者形象，通过教学互动活动，学生不但获得专业素养，也提高了自己的元学习能力，并且为师生的共同成长提供了切入点。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动物，他需要舒服地融入一个环境，寻找自己的位置，比如一个大学课堂，所以人性本身呼唤课堂上的交流和互动，这也是教育自身的方法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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