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杂志2017第35期

是真的，人名地名为化名。现况如下。和捡来的弟弟同成留美博士：你是我最猛烈的孤独时间:2017-08-25 09:02:50 《知音下半月》 作者:依然2017年2月，美国加州大学生物学博士后、美国神经科学研究所医学中心副主任陈冬临受邀来到清华大学讲课，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特殊亲人——与他毫无血缘关系，却养育了他20多年的姐姐郭潇。回到这方熟悉的土地，姐弟俩都感慨万千。21年前，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系读书的郭潇收养了流浪儿陈冬临。从此以后，陈冬临的命运将怎样改写？长大后的他会以怎样的方式报答姐姐的养育之恩？姐弟俩波折坎坷的人生里又充满了怎样神秘莫测的吉光片羽？清华女生悲凉的身世，一封信指引我走向你1996年4月初，已经被保送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硕士研究生的郭潇向学校提出申请，自愿报名去贵阳地区参加一个课题的论文设计。她选择去贵阳的原因除了那里是我国大型机电企业和科研机构集中的地方外，还要去那里寻找一名叫“冬子”的男孩。两个月前，她在学校收发室分拣信件，发现一封无法投递的信。信封上只写着：“清华大学餐厅，爸爸收。”没有落款，看邮戳是从贵阳寄来的。在征求收发室师傅的同意后，她拆开了信封，希望能找到一点投递的线索。信封里是一张香烟盒的锡箔纸，上面写着：“爸爸，我是你的儿子冬子，你不要我了吗？你走之后，妈妈也走了，我现在在白菜街要饭吃，总是被人打，快活不下去了。你快来节(接)我吧，我可以给你干活。冬子。”郭潇的心狠狠揪了起来，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涌上心头……郭潇，1973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一个贫寒家庭。父亲在一家砖厂做装卸工人，母亲在家务农。1978年，砖厂发生倒塌事件，父亲被埋在砖块里，等大伙清理完砖块，她的父亲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6岁那年，为了将她送进村小学，母亲像男人一样干活赚钱。一次出村的途中，遭遇倾盆大雨，妈妈不慎从山间滚落，尸骨无存。短短一年，郭潇先后失去双亲，她住进了二叔家。后来，二叔外出打工，二婶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她不愿寄人篱下，搬了出来。每个月靠着民政局的抚恤金，在村里吃百家饭长大。好在她学习成绩非常好，村小学、镇中学、县一中都为她减免学杂费。1992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大学机电工程系。这个名叫冬子的男孩跟她有着相似的命运，她不忍看这封信被搁置，把信拿到宿舍跟室友一起商量，分头到学校各个餐厅去打听有没有从贵阳来的，有个儿子叫冬子的人。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任何线索。有两个老家在贵阳的厨师，说贵阳根本没有“白菜街”这个地方。她又给贵阳的114查号台打电话，查白菜街街道办事处的电话，人家说根本就没有这个地名。尽管如此，郭潇心里始终对那封信和“冬子”念念不忘。她猜想“白菜街”肯定是一条特别小的巷子，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但只要有这个地方，到了贵阳可以慢慢打听。7月，郭潇到达贵阳，她去实习单位报到，然后到处打听“白菜街”。很多人听了这个名字都很茫然。她又去市政府地名办公室查阅资料，也不见有“白菜街”这条街道。郭潇彻底失望了。有一天，她正在车间调研，听见工友对另一个人开玩笑说：“你有本事到白菜街去撒野啊。”郭潇赶紧拉住那个工友问：“你说的白菜街在什么地方啊？”那位工友笑着说：“其实没有白菜街这个地方。我们贵阳的小伙子有句俗话：‘城南的小伙人人爱，城北的小伙是烂白菜’，这条白菜街就在城北。”郭潇又惊又喜，下班后直奔城北。到了城北，郭潇逐门逐户地去打听，竟意外打听出冬子的下落。原来，冬子全名叫陈冬临，从小有点痴。三年前，冬子的父母离婚，谁也不想要他。后来，冬子的爸爸到北京打工，据说在清华园开了一家餐厅，寄回来200元钱后，再也没了消息。去年，冬子的妈妈嫁往外地，把冬子孤零零地扔在了这里。最初大家都可怜他，常给他送吃的穿的，后来邻居们发现他喜欢偷东西，就不再管他。那封没头没脑的信是附近一个小学生帮冬子写的。自告奋勇的领路人将郭潇带到了一个破旧的院落里，冲里面喊：“冬子，你爹叫人来接你了。”郭潇走近院子，院子里污水横流，里面堆满了鸡毛和鸡内脏，一个约莫七八岁的小孩站在院子中间，骨瘦如柴，呆呆地看着她。郭潇心里一阵酸楚，上去拉住他的手说：“冬子，你爸爸让我来接你。”她把冬子带回自己调研的工厂宿舍，给他打了一份饭，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下，又请男工友带冬子去澡堂洗了澡，换上一身新衣服，仔细一看，冬子其实长得很清秀。路灯下无法舍弃的身影，天涯带你一起走整个暑假，郭潇除了在工厂调研，就陪着冬子，带他去吃饭，去游乐园，去动物园，每当冬子问起什么时候去找爸爸，郭潇就说：“等姐姐任务完成了就带你去北京找爸爸。”9月，郭潇带着冬子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然而，她跑遍校园每一个角落，却依旧找不到冬子的爸爸，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个人。无奈之下，郭潇找到北京市民政局，希望能将冬子送进福利院，但民政局说冬子不是孤儿，福利院经费紧，无法收养他。郭潇一着急，就去公安局反映说冬子的父母有遗弃罪嫌疑。可就在公安局，她意外地得知一个更震惊的消息：冬子爸爸确实曾经在清华大学附近经营餐厅，后来因经营不善破产，走上贩毒的道路。早在半年前，警方就在四处通缉他。郭潇傻了眼，反而是冬子安慰郭潇：“反正我也想多一点时间跟姐姐在一起，姐姐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一句话戳中了郭潇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她发誓，一定会照顾好冬子。然而，郭潇只是个学生，自己都要靠勤工俭学赚取生活费，又拿什么去照顾冬子？冬子不知道钱是什么，去商店的时候，如果饿了，拿了就往嘴里塞。别人冲他要钱，他就任凭人家随便拿。郭潇去上课，让他待在寝室里。等她回来，寝室一片狼藉，书本、衣物散落一地。室友无法忍受，嚷嚷着要赶冬子走，郭潇左右为难。那天夜幕降临，郭潇带冬子去西直门吃了一顿饺子，终于下定决心将冬子丢弃。她将身上剩下的几百块钱都塞到冬子的口袋，告诉冬子：“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冬子好像发觉了什么，沉默着点点头。一个小时后，郭潇独自回到宿舍，心里始终忐忑不安。她似乎看见冬子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爸爸抛弃了他，妈妈抛弃了他，现在就连姐姐也抛弃了他……郭潇心里痛苦极了，她匆匆打车直奔西直门，在深重的夜色里，冬子还在原地等待着，郭潇把冬子揽在怀里，禁不住泪如雨下。郭潇重新将冬子带在身边，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民房照顾冬子。为了支付房租，郭潇除了在学校食堂打工之外，又找了一份打扫楼梯的工作，每个月多出300元钱的收入。房子租好了，她又不放心让冬子一个人住，只好用帘子把屋子隔成两半，自己睡在外间的木板上。冬子小时候受的刺激太多，经常在梦中惊叫，每当这时，她就赶紧起来，握住冬子的手说：“没事没事，姐姐在呢。”时间一长，冬子对郭潇非常依恋，郭潇去哪里他都要跟着。有一次，郭潇在家背诵外语单词，没想到冬子也跟着背诵了起来，郭潇很惊讶。几天后，她找来一些初中阶段的语文课本，讲给冬子听，没想到冬子听得很认真，很快就倒背如流。郭潇想，也许冬子并不是痴呆。她带着冬子到北京市第一医院检查，医生说：“这孩子只是智力发育比较迟缓，智力并不比其他的孩子差。”郭潇又惊又喜。1998年11月，郭潇以优异的成绩，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北京第三代电子对撞机的国家重点实验，获得了好评。而冬子在郭潇的培养下，也自学完了小学的功课。1999年3月初，喜讯传来，由于郭潇在参加电子对撞机实验中的出色表现，美国南加州大学给郭潇提供了全额奖学金，让她赴美攻读博士研究生。郭潇不放心将冬子一个人留在国内，想将他带去美国，但是在办理出国手续的时候，对方要求郭潇提供冬子与她的直系亲属关系的公证，还要冬子在美国的经济担保。郭潇反复解释自己和冬子虽然不是直系亲属，但情况特殊，万难割舍。至于经济担保，自己的奖学金完全足够两个人生活了。但签证官员不同意。一边是与她相依为命的冬子，一边是留学深造的机会，郭潇犹豫不决。1999年10月底，开学的时间已经过了，郭潇无奈放弃了留学的机会，在北京找了份程序员的工作。经济状况稍微改善之后，她又四处托人让冬子进了海淀区一所学校借读。1999年12月底，美国南加州大学发现郭潇并未按时入学，发函给清华大学，查询郭潇的情况，郭潇的导师欧阳教授得知后感到非常震惊。在了解郭潇无法出国的前因后果后，老教授长叹一声：“难为你了，这件事我再想想办法。”2000年春节前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观察员戴维丝女士访问清华大学，在座谈会上，欧阳教授应邀出席。在谈起中美留学生交流的时候，欧阳教授如实地解释了郭潇没能赴美的原因。戴维丝女士听了非常震惊，世界上竟有如此这般放弃留学的原因，她答应一定全力帮助郭潇。4月初，戴维丝女士出面与美国南加州大学联系，为郭潇补办了延迟入学的手续。同时也寄来了她亲自为冬子提供的经济担保书和美国一所华人中学的录取通知，扫清了冬子陪同赴美的一切障碍。戴维丝女士写信给郭潇说：“是你使我看到了一位中国知识女性的风度、尊严和一颗金子般的心灵，当你们抵达美国后，我乐意提供更多的帮助。”2000年5月底，郭潇带着冬子，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流浪儿成美国博士后，这一生姐弟缘天注定初到美国洛杉矶，置身于加州大学，对郭潇来说简直像一场梦。戴维丝主动提出给她和冬子提供经济支持，她不用再为生活费发愁。随后，郭潇将冬子送进当地的华人中学。然而，不到半个月，郭潇就接到冬子老师的电话，说冬子成绩跟不上，也不跟同学交往，性格很孤僻。郭潇赶去学校看望冬子。到了教室门口，郭潇透过窗户看到大家都在积极发言，只有冬子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在一群不同肤色的学生群体里，显得那么孤单。那一瞬间，郭潇突然明白了，冬子因为小时候的经历非常自卑，初到这个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国家，唯一的姐姐也不在身边，他的内心该多么惶恐。更重要的是，冬子只跟着郭潇零星学过一些英语基础知识，完全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他现在连一些最基本的口语都听不懂！郭潇的心里很痛。她找到冬子的老师，希望能走上讲台跟同学们讲一个故事。她在教室里呆了2个小时，向同学和老师讲述了冬子凄苦的身世，以及她和冬子相依为命的这些年。她的讲述感动了老师和同学，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最后，老师鼓励冬子站上讲台，用汉语讲一下他的感受。一开始，冬子有些胆怯，但郭潇一直用眼神鼓励他，他终于站上了讲台。冬子缓缓讲述着他和姐姐的感情，以及他对姐姐的感激。也许是因为在清华园受过熏陶，冬子的表达能力并不差，想象力也非常丰富。讲着讲着，他完全放开了，还用磕磕巴巴的英语跟同学们形成了互动，融入了集体。之后，郭潇只要一有空，就会去看望冬子，给他补习英语，还带他去周围社区参加活动，鼓励他多与陌生人沟通。在她的用心良苦下，冬子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之后，郭潇拿到博士学位。冬子也顺利进入高中部。10月，郭潇应聘到美国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担任技术研究人员。她在冬子的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冬子。2006年8月，郭潇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个叫周明明的帅小伙，周明明比郭潇小三岁，祖籍在上海，他的父亲早年在洛杉矶做汽车进出口贸易生意，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全家都跟着移民到美国。周明明从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毕业后，留在父亲的公司做管理工作。郭潇和他情投意合，很快就恋爱了。然而，他们的恋情却遭到周明明父母的强烈反对。原来，不知何时起，当地华人圈里已经开始流传冬子是郭潇的私生子。流言传得绘声绘色，说郭潇在读高中的时候与男同学恋爱，一不小心怀孕了，后来她被男朋友抛弃，偷偷生下冬子。她一个高中生无力抚养孩子，只能将孩子丢弃。后来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又费尽心思把孩子找了回来……在父母的百般劝阻下，周明明向郭潇提出分手。分手后，郭潇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郁闷，好在长大的冬子渐渐明白姐姐的含辛茹苦，他学习非常努力，社会实践能力也非常强。在学习之余，冬子还常常陪伴姐姐，他带姐姐参加学校集体活动，和姐姐一起去看电影。他对姐姐说：“我已经长大了，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以后我负责照顾姐姐。”然而，不久后，冬子在学校与同学打架，学校老师责令他退学。看着冬子满身伤痕，无所谓地回到家，郭潇气不打一处来，她指责冬子：“你能耐了啊，开始学会打架了，你才说要照顾我，孝顺我，现在这么报答我的？”冬子满不在乎地说：“他们都是一群混蛋，活该。我只恨没揍扁他们。”郭潇气得打了冬子一巴掌，冬子扭头跑出了家。事后，郭潇去学校跟老师求情，希望老师能减轻处罚。到学校后，郭潇才了解到冬子打架的原因。原来，那漫天流言传进了学校，同学们私下议论冬子。那一天，班里一个同学抢走了冬子的钢笔，还笑话他说：“你为什么叫你妈妈叫姐姐啊？她当初不要脸生下你，还不敢跟你相认。”冬子哪里能容忍别人这样侮辱姐姐，就跟同学打了起来。当郭潇急急忙忙赶回家后，冬子已经做了一桌子菜等着她。她拉着冬子看了又看，说：“是姐姐的错，姐姐不该打你，打疼了吧，快让姐姐看看。”冬子摇摇头：“姐姐不生气就好了，快吃饭吧。”那天，郭潇告诉冬子：“人活在这个社会，总会遭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小时候过得那么苦，都挺过来了，还怕什么流言？你相信姐姐，只要你成为人上人，那些人自然不敢再议论你。”冬子点点头，说：“我明白了，我会好好学习，将来出人头地，报答姐姐。”就这样，在姐姐的言传身教下，冬子全身心投入学习。2007年，冬子考上了美国南加州大学生物医疗专业，四年后，他凭着优秀的表现，获得了美国南加州大学生物医疗硕博连读的资格。2015年，他博士毕业，进入美国神经科学研究所医学中心，多次参与加拿大、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的项目研究，成为该研究所最年轻的华人主任。其间，姐弟俩先后拿到了美国绿卡。如今，冬子有足够的能力让姐姐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他在洛杉矶郊区给姐姐买下一套300多平米的别墅。假期里，他常常带姐姐去附近的州市旅行。每次看到姐姐如同小孩般雀跃，冬子也开心不已。但望着已经年过40的姐姐至今仍孑然一身，冬子心疼不已，他深知姐姐是因为他才耽误至今，多次劝说姐姐找一个好男人嫁了，姐姐却说：“姐姐的事不用你操心。你要是遇到好姑娘就带回家让我瞧瞧。”2016年底，陈冬临所在的研究所接到国内一研究所的邀请，陈冬临申请回国参与项目交流。2017年2月，陈冬临带着姐姐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回到生命最初的地方，姐弟俩都感慨万千。在拔节成长的20多年里，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是郭潇让陈冬临的命运改写，也让他的人生有了新的高度。4月，陈冬临接受了《知音》特约记者的采访，他说：“姐姐最喜欢看《知音》杂志，小时候常常用上面的励志故事激励我。如今，我也想通过《知音》杂志来赞扬一下我的姐姐，20年前她将我带在身边，悉心照顾我，不曾有过一丝怨言。因为有她，才有今天的我。她是姐姐，更像娘亲。我希望有缘人能看到姐姐的善与美，给她一个温暖的家……”编辑/包奥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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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的后代 卡尔·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使整个世界的工人运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马克思一生共有过6个孩子，但他却经受过3个孩子过早夭折的丧子之痛。1858年，他在一封给挚友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对于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最愚蠢的莫过于结婚生子，使自己被家庭琐碎的小事束缚起来。” 马克思先后遭到德国、比利时及法国政府的驱逐。最后，他来到了伦敦，在一套只有两间狭窄房间的公寓内，进行他那伟大的工作，抚育他的孩子。长子海涅出生不久便夭折了，马克思把孩子的死视为“资本主义罪恶制度下，穷人悲惨境遇的牺牲品”。可不幸的是，两年后，又遭次子弗朗西斯卡夭折。1852年，马克思在他的书中写道：“我的妻子病了，女儿珍妮病了，我无法而且从来无法请医生为她们诊治，更无钱买药。上周，我还能为孩子们买土豆和面包，可今天，我又能为他们买什么呢？” 几年后，马克思的境遇有所好转。法国共产主义者保罗·拉法格向他的女儿劳拉求婚，不久，两人结为伉俪。马克思给他的女婿写了封信，信中写道：“我将一生奉献给了革命斗争。为此，我并不后悔。如果有来世，我还会这么做的，但是我不会再结婚了。但是，今生我非常想将我女儿从困苦生活的境遇中解脱出来，而不要像她母亲那样，为了生计而身心疲惫。” 马克思的3个女儿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活动，为此受到了政府的迫害。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劳拉的丈夫保罗逃离法国，马克思的长女珍妮和小女儿埃莱诺在去看望劳拉的途中，遭到了法国警察野蛮的裸体搜查。后来，珍妮在父亲的帮助下，向一些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投稿。几年后，她与法国记者查尔斯·朗吉特结婚。由于朗吉特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同劳拉与保罗一样，珍妮结婚后绝大部分日子是在流亡中度过的。 马克思对3个女儿在贫困生活中成长，一直深感内疚。其中，他觉得最对不住的是长女珍妮。1862年，他在书中写道：“珍妮的年龄不小了。在她这个年龄，已经能够感受到全家生活的重担以及贫困的境遇。我想这就是她生病的主要原因。”珍妮的确非常不幸，她的一生几乎受尽了病痛的折磨。1883年1月，她死于肺结核，年仅39岁。她的去世，给了马克思沉重的打击。两个月后，马克思，这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也与世长逝了。 至于马克思的小女儿埃莱诺，有着十分幸福的童年时光。在她的记忆中，马克思会经常和孩子们嬉笑玩耍，给他们讲故事，星期天带她们外出游玩。她常说，她的父亲是无以伦比的故事天才。在劳拉和珍妮结婚后，埃莱诺一直留在马克思的身边，当他的私人秘书。1881年，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去世了，埃莱诺主动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职责。虽然长久以来，她一直梦想当一名演员，而且偶尔也在业余剧团参加演出，但她还是将一生奉献给了父亲。1874年，她不幸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在马克思拒绝了她与一位法国革命家的婚事后，她的神经官能症又一次复发。马克思在给劳拉的信中，提到了埃莱诺，他说：“埃莱诺实际上一直是在忍受和我在一起生活，她没有离开我，完全是为了照顾我。” 马克思去世后，埃莱诺写信给她的好友道：“如果你在我家里生活过，见过我的父母，了解他们是如何对待我的，就会理解我多么渴望爱与同情。”不久，埃莱诺和戏剧家兼评论家爱德华·埃夫林同居。为了在事业上支持爱德华，埃莱诺不断地向他提供多年积累下来的马克思作品的出版版税，以维持生活。1897年，爱德华病重期间，埃莱诺像照顾她父亲那样细心地护理爱德华。 1898年春，由于爱德华久治不愈，埃莱诺极度消沉、抑郁，两人决定一起服毒自杀。3月13日，埃莱诺身着白裙，先服下毒药。但是爱德华却未追随她而去，他乘火车去了伦敦，4个月后，他死于肾脏病。 劳拉是马克思3个女儿中，活得最年长的。然而，她的结局也非常不幸。她和保罗生育的3个孩子都先后夭折了。1911年，劳拉和保罗饱受着贫困的煎熬，而且对于长期的斗争生活产生了厌倦，在寓所双双自杀。 但是，马克思的家庭轶事并未因此结束，尽管鲜为人知。马克思和其忠实的管家海伦·德穆恩曾有过一个私生子腓特烈。1851年，腓特烈·德穆恩出生不久，就被托付给一对工人夫妇收养。腓特烈的学费由恩格斯提供。虽然恩格斯一直自称是腓特烈的父亲，1895年，在他去世之前，还是将真相告诉了腓特烈。恩格斯还告诉埃莱诺，她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埃莱诺和腓特烈后来成了挚友。 腓特烈后来当上了一名技术熟练的机械师，在伦敦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一生。他于1929年去世，享年78岁。他是惟一活着看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马克思的孩子。马克思后代开“的士” 2004-06-17 文章来源：知音杂志社 文章作者：名裔 责任编 辑：嘟嘟鱼 《俄罗斯报》记者切尔卡希在伦敦大街上乘坐一辆出租车，发现司机的相貌很有特点，一脸又浓又密的黑络腮胡。最让记者吃惊的是车上挂的卡尔·马克思的小幅画像，镶在精致的铜框里。记者问道：“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司机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而是递过一张名片。记者看到安东尼·马克思的名字，于是问道：“你们同姓？”司机笑着说：“您不觉得我们长得很像吗？”记者仔细端详起来，他与无产阶级学说奠基人的相貌的确有相似之处。司机淡淡地说：“他是我的高祖。他的女儿是我的曾祖母……” 记者提问：“您从他那里继承了什么？” 安东尼笑着摸了摸大胡子说：“就继承了这个。”他拿出一本夹有许多书签的《资本论》。 记者边翻书边问：“你还记得对马克思的一个调查表吗？在回答‘您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的问题时，他说是‘读书’，大概您也喜欢读书吧？” 他回答道：“不太喜欢。我喜欢收拾园子和汽车。我们俩只一点一样，那就是爱喝啤酒。” “卡尔·马克思还有多少后人？” “说不准，有很多……听说过卡塔琳娜·马克思吧？是个著名电影演员，参加了戛纳电影节，她喜欢穿红裙子，这是无产阶级旗帜的颜色。我们马上要路过海格特公墓，我的高祖埋在那里，想去看看吗？” “不，我还有急事。” “几年前凡是从俄罗斯来的人，都会去瞻仰卡尔·马克思的墓，现在大概只有我还带去鲜花……” “在德国，卡尔·马克思的纪念像都还在，即使在柏林也是这样。”记者安慰道。 “那就好，砸掉纪念像就是毁掉历史，历史无论怎样都应当保留……”安东尼似乎陷入了沉思。 记者付过钱准备下车，安东尼递过一张名片，背面印有卡尔·马克思的肖像，他说道：“一天24小时都可以打电话叫车，随叫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