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教育相关的论文题目

我 ，们，给写的，好的。

】 芥川奖是日本文坛上最有影响的纯文学奖项之一，是日本现当代纯文学发展的风向标。芥川奖的设立对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芥川奖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35年到1944年，是芥川奖的设立与战时阶段。在文艺春秋社社长菊池宽的提议下，1935年1月正式设立了芥川奖，同年举行了第一届评奖。第一篇获奖作品是石川达三的小说《苍氓》（第一部）。这部小说深刻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民为生活所迫无奈移民巴西的艰难历程，这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到1944年为止，芥川奖进行了20届评奖，有22位作家的23篇作品获奖。这23篇获奖小说的作品主题可以比较明显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揭示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表现了日本国民艰难的生活状况，另一部分则是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歌功颂德和鼓噪。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到1960年，是战后芥川奖的恢复阶段。这一时期共进行了24次评奖，有22位作家的24篇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的主题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反思战争的残酷及给人们造成的苦难；二是表现战后日本人的艰难生存状况；三是表现日本经济与社会发展后出现新问题。许多日本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作品在这一时期获此项殊荣。如井上靖的小说《斗牛》获得了第二十二届芥川奖，小说以《大阪新晚报》社举办的斗牛比赛为背景，深刻反映了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真实状况和人们的心理现实。小岛信夫的《美国学校》获得了第三十二届芥川奖，小说表现了美军占领下的日本的国民心理。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获得了第三十四届芥川奖，这篇青春小说掀起了“太阳族”文学热潮。小说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中日本新一代年轻人的思想和行为，失去了社会性目标的青春时代，恣意放纵自己的冲动和热情。开高健的《皇帝的新装》获得了第三十八届芥川奖，小说通过儿童的天真天性被利欲熏心的大人抹杀的故事，对现代一味追逐利益的成人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大江健三郎的《饲育》获得了第三十九届芥川奖，作品通过一群儿童看护美军黑人俘虏的故事，表现了大江健三郎的少儿战争体验主题。第三个时期为1961年至1980年，这是日本经济腾飞背景下的评奖阶段。这一时期共进行了40届评奖，有44位作家的44篇作品获奖。在文学创作中，显示出西化的特征，这些获奖小说深刻表现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灵世界，揭示了新时代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处于一种文学的“混沌”的状态。重要的获奖作品有柴田翔的《然而，我们的日子…》、村上龙的《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等。《然而，我们的日子…》表现了日本新的社会时期青年人的心灵世界。这篇小说带有青春小说、政治小说、或者恋爱小说、教养小说等多层性，在内容上隐含着“不透明”的扭曲，这些要素的混合，形成了小说的特点。《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成为了“透明族”文学的代表作，这篇作品深刻表现了驻日美军基地里的日本年轻人以放荡的生活方式对现代社会的及传统的挑战。第四个时期为1981年至今，这是日本现代化社会背景下的芥川奖发展阶段。截止到2011年，这个阶段共进行了61届评奖，共有62位作家的62篇小说获奖。这些获奖作品反映出在日本现代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对政治、经济、社会和人类自我的艺术认知，是现代日本社会与人们心灵世界的艺术展现。重要的获奖作品有柳美里的《家庭电影》、丝山秋子的《在海浪上等待》、川上弘美的《踏蛇》等。《家庭电影》是1996年芥川奖的获奖作品。这篇小说以新颖的形式和手法表现了当代日本社会家庭生活出现的新变化，展现了市场经济时代日本青年一代对传统家庭、亲情、爱情以及社会伦理观的颠覆。《在海浪上等待》以新颖的结构和清晰语言，通过两位主人公在工作与生活中的交往和情感交流，表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们那越来越令人担忧的精神与心灵状态，揭示了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难以相互信任和勾通的现实，揭示了电脑时代人与物异化关系的新变化。这篇小说鲜明体现了日本文学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新变化的敏感性。川上弘美的《踏蛇》以变形记的形式反映出90年代后日本文学上的异化现象。芥川奖至今已经有77年的历史。芥川奖的历史既是日本现代文学发展的缩影，也是日本现代文化、现代社会发展的反映。芥川奖的获奖作品具有鲜明的思想特点和艺术风格。同时，在如今商品化社会里，芥川奖已经成为一种日本独有的近百年的文化品牌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芥川奖凭借评选的严肃性；对扶持新人作家的满腔热忱[1] 肖霞. 突围与建构:论日本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J]. 文史哲. 2010(05)[2] 陈世华. 直面社会和人性:2009年日本文坛回顾[J]. 译林. 2010(02)[3] 于长敏. 第136届芥川奖获奖作品解读[J]. 日本学论坛. 2007(01)[4] 施小炜. “他人就是暴力” ——漫话第133届芥川直木二奖[J]. 译林. 2005(06)[5] 李讴琳. 安部公房前期作品初探[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5(05)[6] 王宗杰. 试论当代日本女性文学的特征[J]. 东北师大学报. 2005(05)[7] 张文宏. 芥川文学“野性美”根源初探[J]. 雁北师范学院学报. 2005(04)[8] 臧运发. 日本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06)[9] 武德庆. 以悲为美的审美情趣——日本文学理念“物哀”试析[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5)[10] 宋凤军. 日本悲哀之美内涵的解读[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03)

我帮你找找，千万不要抄袭呀，对你以后不好哦。参考是可以的。我找了几篇给您，希望对您有帮助。《论日本古代的楚辞研究》王海远内容提要 日本古代的楚辞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楚辞》传入日本到安土•桃山时代。第二阶段为江户时代。在这一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当数西村时彦，其对楚辞的研究可以用细致入微来加以形容。当我们在对楚辞进行研究的时候，不仅要从中国诗歌这一角度来进行研究，同时也应该具有从异国角度来进行研究的眼光，看看国外学者是如何接受楚辞并给出他们自己的解释的。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能够从中看出一些问题，并且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出楚辞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同时这也是一个文化传播和被接受的问题。关键词 日本 楚辞研究 《楚辞》日本的楚辞研究是“传统汉学”与“中国学”中的一个分枝。藤井伦明在其《古代日本汉学简史》一书中，对日本各时代的汉学特征，作了如下说明：在古代，汉学的受众以贵族为主体，在学习方式上以摄取和模仿为主；中世汉学的受众以僧侣为主体，对中国文化处于消化和研究的阶段；近世以儒者为受众主体，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已能自由地应用中国文化，并能将中国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有机融合；到了近代和现代，日本学者是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的，并将这一学问提高到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学科化的高度。作为日本汉学一个分支的楚辞研究，其发展轨迹自然也大致同于整个日本汉学发展的过程。如果划分大的阶段，日本的楚辞研究，如同整个汉学一样，也应该以明治时代为界，划分为古代阶段与近现代阶段。 一 中国典籍什么时候流传至日本的？我们一般都是根据日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记》的记载，认为中国典籍最早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在应神天皇时代。《楚辞》究竟在何时传入日本，确切时间难以考订。据竹治贞夫的《楚辞研究》一书所说，推古天皇时期的执政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3月所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大概可以算是日本最早受到《楚辞》影响的文献。十七条宪法中的第十条曰：“绝忿弃嗔，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1)这段话中的“人皆有心，心各有执”，被认为是受到《离骚》中“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独异”及《九章·怀沙》的“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等诗句的影响。(2)十七条宪法中的第十四条曰：“无有嫉妒”，“千载以难待一圣”，其中的“嫉妒”一词被认为是从《离骚》中化用而来的。稻畑耕一郎在其《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中提到，在收入《大日本古文书》卷一的《写书杂用帖》中，有一条关于《楚辞》的记载：“《离骚》三帙，帙别十六卷。天平二年七月四日，高屋连赤磨”。稻畑耕一郎认为“此处所谓《离骚》，不待言指的正是《楚辞》。天平二年即公元730年，值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此乃日本著录《楚辞》之始。”(3)藤野岩友也曾著文说明《楚辞》已经对7世纪成书的《怀风藻》和《日本书记》等产生了影响。(4)平安时代，藤原佐世于公元891年左右所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敕编汉籍目录，在此书中有关《楚辞》的著作共有六种。此外，比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略微早点的还有《秘府略》，由滋野贞主撰，全书共1000卷，公元831年成书。这是日本最为古老的类书(将汉籍中的事物以类分别编辑)，可惜此书今仅存2巻，否则我们当能得到更为详细的关于《楚辞》在日本流布的情况。 二 中日两国相隔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中有很多交往。日本文化是以其自身原有文化为基础，同时主动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并加以改造从而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化典籍的传入上。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流布于日本乃是经由百济而实现的。故有学者认为从公元285年到公元653年之间，是日本汉学的朝鲜化时期，因为其间日本多次向朝鲜派遣学问僧或要求朝鲜向日本派遣儒学博士。直到日本开始向中国大量派遣遣唐使才是日本汉学的中国化时期。而日人神田喜一郎在其《飞鸟奈良时代の中国学》(5)一书中认为，中国学问传入的时间，应当在继体天皇七年百济的五经博士段杨尔来日、第二年五经博士汉高茂来接替段杨尔来日之时。到了平安时代(794—1184，相当于我国中晚唐到南宋时期)是日本社会封建化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皇室大力提倡学习中国文化，多次派遣遣唐使前来学习，整个贵族阶层以汉文化为精神财富，主动学习汉文化。如平安时代著名学者庆兹保胤在《池亭乐》中这样写到：“饭飡之后，入东阁，开书卷，逢古贤。夫汉文帝为异代之主，以好俭约，安人民也；唐白乐天为异代之师，以长诗句，归佛法也；晋朝七贤为异代之友，以身在朝，志在隐也。余遇贤主、贤师、贤友。一日有三遇，一生有三乐。”(6)可惜的是，这一时期是否有日本学者对《楚辞》进行过研究，从现存的资料上已无法考知。就我们目前所知，真正意义上的《楚辞》研究应当从江户时代才开始。据日本学者石川三佐男先生统计，江户时期与《楚辞》相关的汉籍“重刊本”及“和刻本”达70多种。“和刻本”是指古代日本翻刻的汉籍，是汉籍在域外传播最活跃、最发达的一个系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五山本、正平本。这一时期《楚辞》研究之所以能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这同德川幕府将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定为“官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以故，日本学者将江户时代的儒学称为“宋学”。将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其创始人是江户时代的学者藤原惺窝。《楚辞》在江户时代最早的翻刻本是朱熹的《楚辞集注》，另取《注解楚辞全集》为书名，于庆安四年(公元1651年)京都村上平乐寺刊行，是日本《楚辞》训点本中最早的出版物，由藤原惺窝训点。中国典籍传入日本后，由于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只有具有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字功底的学者才能读懂中国典籍并从事研究。到了宋学传入日本之后，读懂中国典籍成为日本学者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于是出现了“汉籍和训”的方法。所谓“汉籍和训”实际上就是变“汉文直读”为“汉文译读”，即在汉文原著上，按照每一汉字的训诂意义标上日本假名，从而使得不懂汉文的人也能读懂。“汉籍和训”对汉文典籍的推广和普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注解楚辞全集》将朱熹的《楚辞后语原序》与何乔新的《楚辞序》置于卷首，然后是目录以及朱熹的序目，再后是《冯开之先生读楚辞语》。此书作为“训点”及“文选读”(一种音训两读的方式。其训点的标注方法是，本文语句的右侧下方标注随音读的“送假名”——活用语，即有词尾变化的词语的词尾——及助词，左侧则标注返点及解释词语意思的训读)等资料所表示出的信息则是，在江户时代《楚辞》不仅在学者中，同时在普通百姓中也是广泛流传的，从这一点来看，此书有着非常高的价值。继朱熹《集注》后，宽延二年，即公元1749年，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以《楚辞笺注》的名称出版，稻畑耕一郎说：“这个本子只有句读，没有训读。”(3)宽延三年，王逸的《楚辞章句》也在日本刊行了。稻畑耕一郎说得对，在江户时代出现了《章句》、《补注》、《集注》这三种《楚辞》基本书籍的翻刻本，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成果”（3）。日本为《楚辞》作注的学者，首先要提到的是江户时代早期的浅见絅齐(公元1652—1711)，其著作为《楚辞师说》八卷、《〈楚辞〉后语》六卷，他以音训为主，同时加以意训。《楚辞师说》其实是浅见絅齐的课堂讲义，由其弟子若林强斋笔录而成。而浅见絅齐作为朱子学学者，其对《楚辞》的理解不出朱熹的范围，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在浅见絅齐之后，对《楚辞》比较有研究的日本学者当数江户中期的学者芦东山(出身于仙台藩大东町，生卒年：1696—1776)。芦东山本身是个刑法学家，并非专研《楚辞》者。他之所以研究《楚辞》和他的经历相关。芦东山于元文二年(公元1737年)递交请愿书，结果处以幽闭的处罚，幽闭了24年，直到1761年为止，而此时离其辞世仅有5年的时间了。所以芦东山自己一直说，“我是现在的屈原”，并作诗自比屈原，《玩易斋遗稿》卷七有诗《仲春东迁》一首： 严谴投荒二十年，今春此去转凄然。谁知孤客东迁日，哀郢吟成最可怜。（9） 其自注云：“楚国凶荒之后，仲春屈原东迁，作《哀郢》词。与余同怀者，千古惟有屈大夫耳。”（3）因为身世的缘故，芦东山研究《楚辞》，不仅仅停留在对《楚辞》字面的理解上，而是深入到人生观的层次，因为他在《楚辞》中找到了现实世界中所没有的精神寄托，找到了他的人生相知。因此他决定注《楚辞》，取名为《楚辞评园》。笔者曾在日本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查看资料时，翻阅过这本书。《楚辞评园》以《注解楚辞全集》(缺《楚辞灯辩》)为底本，其中记有大量手批文字，并且在书上订了很多写有批注的纸张。第一页左肩题有“《楚辞》评园”，卷首置有《楚辞总评》和《各家〈楚辞〉书目》。前者抄录了司马迁、班固、扬雄、王逸、曹丕、萧统、沈约、江淹、庾信、刘勰、李白、韩愈、柳宗元、杜牧、贾岛、刘知几、皮日休、苏轼、洪兴祖、朱熹、祝尭、高似孙、江彦章、陈傅良、李涂、叶盛、蒋翚、何孟春、姜南、张时彻、李梦阳、何景明、茅坤、朱应麒、王世贞、刘凤、胡应麟、孙矿、陈深、黄继儒、黄道周、陈仁锡、蒋之华、陆时雍、宋瑛、陆钿、蒋之翘、金幡等四十九家的《楚辞》评。后者则录有《王逸楚辞》十七卷、《楚辞释文》一卷、《补注楚辞》十七卷(考异一卷)、《重编〈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龙岗楚辞说》五卷、《楚辞赘说》、《楚辞集注》八卷的解题，还抄有司马迁的《屈原传》及沈亚之的《屈原外传》。本书版框外还抄有上述各家的注与评，还加上了为数不少的“德林按”(即作者自己的按语)。芦东山不仅汇集了中国历代的评论，还加入了其自己的按语。由此可见，芦东山对《楚辞》研究是倾注了大量心力的，但可惜的是这一研究尚未完成，东山就已去世，本书最终还是停留在稿本状态，并没有成书出版，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楚辞》研究史上的一大憾事。竹治贞夫著文介绍日本最早的《楚辞》研究者是秦鼎。秦鼎(1761―1831)是尾张藩藩校明伦堂教授，美浓人，字士铉，通称嘉奈卫，号沧浪、小翁、梦仙。其父是苅谷藩儒学家秦峨眉。秦鼎从其父继承家学，后师从细井平洲。他长于校勘，有《春秋左氏传校本》、《国语定本》、《世说笺本》、《楚辞灯校读》等。秦鼎翻刻了林云铭的《楚辞灯》，同时秦鼎做了下列几件事。一、卷首加了二篇序(尾张秦鼎《重刻楚辞灯序》、《秦鼎又题》)。二、附了日本“训读”。三、对卷首附录的《屈原列传》作了少量评注。四、在《楚辞灯》中并载屈复《新注》，用此方法让读者参照并读。将秦鼎与浅见絅齐相比，浅见絅齐于1711年去世，而秦鼎1761年方才出生，浅见絅齐的《楚辞师说》比秦鼎的《楚辞灯校读》要早很多。因此，竹治贞夫将秦鼎确定为日本最早的《楚辞》研究者，是不恰当的。 三 江户时代，在《楚辞》研究上取得了成绩的是龟井昭阳(1773―1836)，他是龟井南溟的长子。生于福冈，名昱，字符凤，通称昱太郎，号昭阳、空石、月窟、天山遯者等。继其父之后为福冈藩儒。著书有《论语语由述志》二十卷、《楚辞玦》二卷等共四十种。而在明治时代在《楚辞》研究上取得成绩的是冈松瓮谷(1820－1895)，他求学于日出(大分县日出町)帆足万里家塾“西奄精舎”，仕于熊本藩。明治维新后，任昌平黉教授、大学少博士。后任东京大学教授、东京学士院会员，被称为汉文大家。著书有《庄子考》四卷、《楚辞考》四卷、《论语讲义》四册等。由于如上文所已说的冈松瓮谷死于1895年，他的一生都在19世纪，因此，本文将他放在这一节中，一并加以说明。对龟井昭阳的《楚辞玦》与冈松瓮谷的《楚辞考》，竹治贞夫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前书，他说“本书注解的特色，是它具有透彻的合理性，和根据古代文献的恰当而一针见血的提示”，“作为日本学者的不可多得的《楚辞》研究著作，应当说它还是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的；对后书冈松瓮谷的，竹治贞夫称之为“温雅之中含有卓见的佳作”（1）。然而，两书的价值并不等同，依稻畑耕一郎所说，《楚辞玦》是一部“读骚札记”，逐条摘录《楚辞》辞句，并于其后写下自己的见解，也有改正旧注之处。而冈松瓮谷的《楚辞考》，则“是最早的一部由日本人编撰的对《楚辞》进行了全面注释、并且是唯一用汉语写作的《楚辞》注本”（3）。江户时期的日本学者对我国《楚辞》注本的收集也是下了功夫的，也有两位代表人物。其一，江户时代初期幕府的汉学巨擘林罗山。林罗山，又名林忠、林信胜，字子信，又号三郎、道春等。他是日本汉学史上一位极重要的学者。他将中国儒学从以前汉学家所认定的“修身齐家”的自我修养，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从而把原本是日本汉学中的一个流派——朱子学，提高到德川幕府时代官方哲学的地位，林罗山本人也成为这一时代日本汉学的象征。他收藏有明万历十四年刊本《楚辞》，卷末并有其手识文与训点。并且有《书楚辞后》一首诗，曰：“《楚辞》一部思忡忡，宋玉之徒慕遗风；可叹三闾大夫志，忠贞节操传无穷。”此书现存于日本内阁文库。其二，江户中期大阪学者木村孔恭。木村氏兼通和汉之学，取《诗经·蒹葭》篇名，将自己的藏书处名为“蒹葭堂”。他曾校点清人郑亦邹的《白麓藏书郑成功传》，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蒹葭堂”本以明代与清初刊本居多，并且有许多江户时代的手写本。其中“《楚辞》类”书大体有四种，一为明古与堂刊朱熹《楚辞集注》，一为明末刊朱熹《楚辞集注》，一为明刊张正声《广离骚》，一为日本江户时代吴仁杰《离骚草木疏》的手写本。此四种书如今也存于日本内阁文库。 四 在这一阶段中，日本学者是以中国文化为母体，通过直接阅读中国的典籍来学习中国文化，并用汉字书写研究成果。同时以模仿中国文化为能事，如作汉诗、汉文、习书法等。同时在对文学作品的品评标准、审美观念以及研究方式等各个方面都采用中国文化的方式。从文化交流以及交流后的互动关系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关系正如母文化与子文化的关系，是单向流动的关系，是被学习、被模仿的关系。而本时期的日本学者根本就没有把中国文化作为外来文化对待，他们不自觉的尝试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试图从学习与模仿的层次进入参与和创造层次。所以这一时期的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是没有距离感的。而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对于包括《楚辞》在内的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延承中国古代的研究方法，以训诂、考据、义理为主，同时还对我国历代的《楚辞》注本加以评介和介绍。 参考文献：（1）竹治贞夫.楚辞研究［M］.东京：风间书房，1978.（2）藤野岩友.楚辞对近江奈良朝文学的影响.（3）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J］.江汉论坛，1986，(7)：55.（4）藤野岩友.中国的文学与礼俗［M］.东京：教川书店，1976.（5）神田喜一郎全集(第8卷)［M］.同朋舍，昭和六十二年(1987).（6）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王海远(1973－)，男，江苏镇江人，文科版主任，文学博士，从事先秦文学与文论研究。另有： 日本最初原创现代侦探小说的中文译介——《无惨》翻译的文本研究 日本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津岛佑子文学中的家庭观 日本汉诗的吟诵及启示 近年日本出版部份《易》学书目

《日本教育现代化进程》

[摘 要] 日本是迅速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国家之一，探究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原因时不难发现，始终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是其从明治维新以来就确定的根本国策。本文主要介绍了日本现代化的三次改革历程，以便我们能对日本的现代化有一个完整而全面的认识，并从中获得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日本;教育现代化;启示

一、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历程

(一)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明治维新是日本现代化的开端，教育现代化的开端。明治时期为摆脱民族危机，使日本振兴，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日本统治者认识到必须首先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建设，建立日本新的教育体制。

在发展教育过程中，日本政府把普及初等教育放在第一位。1872 年，明治政府文部省颁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制》，它是以法国教育制度为范例的全国统一学制，是奠定日本近代学校制度基础的宏伟规划。按照《学制》规划，在全国广泛设置小学，预计每600人就有一所小学，以实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远大理想。

为了解决普及小学教育的最大困难――教师严重缺乏的问题，日本文部省提出了《建立小学教师培训场所的呈文》，要求把在东京建立师范学校当作一项紧迫的任务。因此，在《学制》即将颁布之前，日本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就在1874年5月14日的东京诞生了，这所师范学校成为日本后来创立和扩大大学区官立师范学校和府县师范学校的典范。

明治政府高度重视技术教育，形成了一个初、中、高三等级配套的庞大实业教育网。初等实业教育有小学手工科、实业科、实业补习学校等，中等实业教育有师范学校，普通中学的实业科目(工、农、商)实业中学，高等为专门实业学校。日本近代实业教育的重点放在中等实业学校，在高等教育方面，注重培养专门人才。1877年日本创办了驰名世界的东京大学，分设理学、化学、法学、医学、数理学五科，专门培养高级专业人才。根据1886年《帝国大学令》的规定，大学的宗旨，“应国家之需要，教授学术理论和应用，并以深入钻研为目的，兼注意陶冶人格及培养国家主义思想。”使高等学校不仅是教学机构，而且是学术研究机构。

“和魂洋才”是整个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理念。“和魂”指的是以大和民族的精神为特征的日本文化传统。“洋才”指的是掌握西方文化科技为特征的人才。这两种本质的异质文化却在明治维新改革中获得了统一，在教育上则表现为：日本传统的民族文化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教育并存，成为日本教育改革理念的两个组成部分。

(二)战后教育改革

年代的教育改革。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沦为战败国，美军作为战胜国进驻日本。1946年3月，美国教育使节团到日本考察一个月后提出《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虽然名义上只是建议，但实际上已成为日本新教育制度的基础。1947年3月颁布的《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标志着这次改革的开始。战后的日本崛起，得益于教育的发展，这是日本人最重要的一条“治国之道”，也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教育改革后的新教育体制与旧教育体制不同，主要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教育决策方面的国会立法制。在专制主义天皇制下，教育决策属于天皇，教育决策法令以天皇勒令的形式公布。战后颁布的新宪法，改变了天皇专制主义国家体制，民选的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及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1947年的《教育基本法》就是由国会审议会通过并公布的，这标志着日本由敕令主义变为法律主义。

第二，学校教育方面的单轨制。战前日本的学校教育实行双轨制，为少数特权阶层和广大民众提供不同类型的教育，造成教育机会不均等。1947年公布的《学校教育法》确立了六三三四新学制，并把义务教育延长为九年，体现了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

第三，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地方分权制。以前，日本的教育行政是中央集权制，教育的行政管理权集中在文部省。1948年公布的《教育委员会法》，决定实行地方分权制，文部省与都、道、府、县，市、镇、村的教育委员会分工协作地方有较多的自主权。由于教育委员会是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的，民意得到一定的尊重，能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需要办教育。

～60年代的教育改革。20世纪中期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政府和垄断财团更加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结构的调整，并且把教育发展计划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之中，以便培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和有较高文化水平、有熟练技能的劳动大军。

1957年12月岸信介内阁制定的《新长期经济计划》(1958一1962年)，首次将教育发展计划和教育政策编人国民经济计划。该计划特别强调振兴科学技术、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增招理工科大学的学生、确保科技人员的数量和提高科技人员的素质。

1960年12月池田内阁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一1970年)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计划中最有影响的计划，该计划在教育方面，强调普及提高中等教育，充实科学技术教育，加强职业训练与职业指导，增设工业高中，扩充公共职业训练机构，增招理工科大学生，加速培养科技人员。

1965年1月佐藤内阁以经济调整为目标，制定“中期经济计划”(1964一1968)，进一步强调“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同时提出扩充后期中等教育，普遍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充实研究生院和大学本科，以培养高才能的人。1967年3月又制定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7一1971)。该计划要求：加强初中、高中的升学就业指导;调整后期中等教育结构，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改善高等院校办学条件，提高理工科的比例;改革资格考核制度，向能力主义方向发展;改革育英奖学金制度;完善研究生院制度，增招研究生;改善企业雇佣制度，等等。

(三)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教育改革

1973年的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冲击，日本的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加剧了早已存在与教育上的内在矛盾。这就引起日本7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次教育改革。

1984年8月，中曾根内阁设立了临时教育审议会。研究审议为使日本教育适应社会变化和文化发展而进行各项改革的基本方针。“临时教育审议会”在1985-1987年内，先后发表了四份教育改革报告，规划了日本今后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基本思想，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三项教改目标：广阔的胸怀、强健的身体和丰富的创造力;自由、自律和公共的精神;世界中的日本人。它试图打破学校教育的终结性和封闭性，建立终身教育学习体系;通过明确改革的个性化、终身化以及国际化、信息化、时代化等原则，突出教育的灵活性、个别性和综合性，重视提高教育量。这样，日本就为21世纪的国际、科技、经济竞争和国内日益增大的教育需求奠定了基础。

日本政府对审议会的建议非常重视。1987年10月，内阁会议制定了《教育改革推行大纲》。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具体的改革：第一，修改了部分法律和法令。3年内，对国会拟定的12个教育改革法中的10个法案进行了修改，并通过和颁布。第二，增加了教育经费的投入。在1990年日本财政状况比较严峻的情况下，文教预算中有关教育改革的经费预算仍比上一年度增加了，达到了8423亿日元。第三，从行政管理方面进行推动。文部省不断向社会发布文教政策和措施的信息资料，并听取意见，第四，具体的审议活动。在临时教育审议会的教育改革提案中，有些问题还需要作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后文部省才能采取实施措施，这就是各专业审议会做作的工作。

继临时教育审议会之后，文部省又设立了第14期中央教育审议会。1989年4月，该审议会接受文部大臣的咨询，审议了《关于适应新时代的各类教育制度的改革》，其最终审议结果于1991年4月19日发布。

二、日本教育现代化启示

(一)国家高度重视教育，强调政府行为

在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历程中，文部省有着较大权限。全国上下高度重视教育，坚持教育强国。日本是世界上较早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之一，早在1872年明治维新初期就开始实施4年制义务教育，1907年改为6年。二战后，日本政府在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下，依然坚持实行9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为日本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具有初等教育的合格人才，使日本迅速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日本经济发的两次飞跃发展都与政府大力发展教育密切相关。明治维新后，日本大力发展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使得工业发展迅速，日本飞速不如东亚强国。二战后，日本政府大力发展教育，大幅度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为日本战后腾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日本无论事业单位、团体、企业、家庭等，都十分重视和支持发展教育事业，视教育为全社会的大事。这些都是日本教育迅速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我国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扶持力度，制定更多有利于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

(二)立足于本国文化传统，善于吸收和改造外来文化

日本教育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并没有丢失本国的文化传统，而是将其吸收改造为适合本国的文化。首先，日本通过吸收外来文化，使自己的思想得以解放，主张普及教育的主张是实现现代化的首要条件。其次日本教育虽然也引进外国文化的精华，但非常注重发扬民族特色。虽仿制美国学制，但首重本国人才。日本对外国教育是有选择地引进，而非全盘照抄照搬。日本教育是集大成者，从中可窥见多国教育的缩影，但更多的仍是日本文化的特征。因此，我国在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经验时，应时刻保持警惕，避免文化殖民。

(三)加强教育立法，确保教育的法律地位

日本蒸发高度重视教育立法，用法律手段维护教育的稳定发展。由于我国建国以来法制建设上不健全，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也不够完善，对于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不能提供很好的保障。因此，应认真总结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尽快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为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合理规划各地办学体制，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四)大力支持私立教育，发展教育产业

在日本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私立学校功不可没。而我国由于政府及社会的认可度，导致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高等学校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我们应大力发展民办教育，鼓励民间办学，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促进教育领域内的良性竞争，提高教育质量，是我国教育事业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果。

参考文献：

[1]瞿葆奎.日本教育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国家教委情报研究室编.今日日本教育改革[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88.

[3]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王桂.日本教育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

[5]陈宝堂.日本教育的历史与现状[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白红梅(1988-)，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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