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两个诗人的论文模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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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材和内容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以后的研究者也经常将它们放在一起研究，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是陶渊明开拓的新题材，主要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田园生活，质朴无华，给诗人极美的享受：“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陶渊明长期在农村生活，他与农民已很熟稔，在《归园田居》其二中说：“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见面不再寒暄，而是直接进入对桑麻稼穑关心的话题，这一方面是以具体问题代替寒暄语，一方面也是农民所具有的独特的情感。陶诗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实地写出躬耕之苦。《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此诗虽写劳作生活，主旨却并非写其苦，“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是一幅极具审美意义的画卷。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谢灵运是山水诗的鼻祖。《气里濑》中的“孤客伤逝湍，途旅苦奔峭。石浅水潺？，日落山照耀。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写到孤客、山水，日落和荒林等意象，在此直叙其事，直描其物。《登池上楼》中写到登楼的所见所为：初春的阳光赶走了秋冬的续风，池畔春草丛生，园柳中鸣禽已变。等等。二、产生东晋建立后数十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玄言诗成分的过度膨胀使得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注疏。陶渊明的田园诗冲破了玄言诗谈玄说理、淡乎寡味的阴霾，成功的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为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自然之风，开拓了人们向自然回归的新境界，开创了我国田园诗的传统，被后人誉为“田园诗之祖”、“隐逸诗人之宗”。早在《诗经》和《楚辞》的时代，诗中就出现了山水景物。如《诗经》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涉江》中对景物的描绘“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 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乱曰：鸾鸟凤皇，日以远兮。 燕雀乌鹊，巢堂坛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 阴阳易位，时不当兮。 怀信佗傺，忽乎吾将行兮！”《相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都是十分优美的山水画。但他们都只是诗歌舞台上的幕景，而不是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不具备独立的审美意义。直到汉末，曹操的《观沧海》才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首山水诗。山水诗的产生与魏晋之后隐逸之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宋初文咏，体有变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可说是对六朝人为艺术思潮的形象、艺术的概括，而这种现象长生的契机，正是由于“山水方滋”，极与山水诗的兴起密切相关。所谓“情必极貌以写物”正是“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原因。三、诗歌艺术陶谢诗歌在艺术上有很大的差别。方东树评陶谢异质，认为“陶公不烦绳削，谢则全由绳削，一天事，一人功也”（《诗味詹言》）。一方面陶渊明善写意，他的生活是诗化的生活，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形似，只是写出自己胸中的一片天。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统摄。他诗中的意象入新苗、月亮、炊烟、春燕、青松、秋菊等已不是单纯的事物，而是诗人个人主观情感和个性的体现，往往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如“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等名句都体现了陶诗的特点。陶渊明写景是以“意”来驾驭景物的。他的风景是日常的、平凡的、不敬意出现的，他的意与这些平凡的生活、景物是一体的、无法分离的。而谢灵运则注重山资水态的描写。刘勰《文心雕龙》和钟荣《诗品》中评谢灵运诗歌的艺术追求为“极貌似以写物”和“尚巧似”。如《初去郡》：溯溪中水涉，登领始山行。野矿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此诗写秋夜月明的幽静，写涉水登山的行程，写诗人陶醉自然的情形历历在目。自然已成为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客体，被诗人赏玩、品味。这样的名句还有很多：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过白岸亭》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石门岩上宿》春晚绿野秀，眼高白云屯。《入彭蠡上宿》等等。另一方面，陶渊明的诗歌注重言外效果，发挥语言的启事性，充分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体会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信息。当然也是作者体会到很多道理是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的，他常常遇到语言表达的苦恼，但他却采用以不辩为辩来解决这种困难。陶渊明很少用华丽的语言和夸张的手法，而只是使用白描，朴朴素素，明明白白。如《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一类诗歌，全篇没有一个漂亮的字眼，没有一个华丽的辞藻，也不见哪一句有锤炼之功，只是觉得其中那份闲适的情趣、悠然的生活使读者神往。如果再加体味，就更觉滋味无穷。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评价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表面上质朴，实际上华美；表面上简单，实际上丰富。谢灵运的诗歌则是注重写实性。他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努力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创造新的词汇，运用各种技巧去描摹或形容自己所写的景物，并从不同的角度再现大自然的美，显示出其高度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晚出西射堂》中写到“连鄣叠巘崿。青翠杳深沉。 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宛如一幅比浓色艳的风景画。最后，与玄理的结合方式不同。袁行霈说过,“谢灵运的山水诗……常常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谢诗往往是山水和哲理生硬板滞的结合。如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既有“昏旦变气候, 山水含清晖”的佳句,末了又冒出“虑淡物自轻 ,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的干瘪说教。在谢灵运的审美活动中 ,山水自然景物给予他的,主要是哲理的思、玄理的证据, 而非审美的愉悦、情感的兴会。“因此他的诗歌也就很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在陶渊明的诗作里,自然景观不再是玄理思辨的媒介,而成为一种自觉的审美对象同诗人的主体情感高度和谐融洽。如“日人群动息, 归鸟趋林鸣。傲啸东轩下 ,聊复得此生。”( 《饮酒》其七) “试酌百情远 ,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战! 任真无所先。”( 《连雨独酌》) 在这些诗中 ,我们很难指出哪句是理语 ,哪句是景语或情语。如朱光潜所说, “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 ,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 ,情趣更丰富; 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 ,”自然景物是作为“作者的整个的人格”而出现在作品中的。总之，陶渊明、谢灵运的田园山水诗，共同勾画了两个时期。陶渊明的田园诗，以其平淡自然的风格。将自然艺术推向了极至。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则掀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1.用类似内容的诗来引出李杜2.就诗歌的不同风格（李白浪漫主义 杜甫现实主义）进行比较议论3.由文风涉及到两人的性格差异（包括人生经历的曲折和两人政治思想的不同）4.总结 李白与杜甫虽然风格不同 但是他们的诗歌在文坛上都取得了无可取代的地位 表明文学是兼容并包的 他们两人的艺术成就也是殊途同归（第2，3点的论述尽量往这方面靠）至于他们的风格与生平还有例句网上很多 我就不多说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啊！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 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 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解。"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 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 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 ，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 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毛泽东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 八十年代以前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八十年代以后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 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作者还认为，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 小结 总之，二十世纪的李白研究无论是生平、思想研究，还是艺术分析、作品整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当然在特定的时期内，李白研究也曾因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而走过弯路。八十年代以后李白研究虽然突飞猛进，但是选题重复、徒有方法之新而无突破之实的现象日益严重。九十年代，真正有份量、有突破、令人为之一振的论著和论文更是越来越少。然而，由于有本世纪李白研究的所取得的成绩作基础，加上更为扎实的治学精神、更为先进的研究方法、更为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二十一世纪的李白研究必将会出现更为长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