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环境资源法有关的论文题目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忽视或者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或者破坏。 2006年3月10日，哈尔滨出现沙尘天气，城市天空被黄色沙尘笼罩。当地气象台发布浮尘天气黄色警报。 2006年4月5日凌晨4时，云南省消防人员集中力量对逼近昆明的森林大火发动反攻，截至11时，由于通讯不畅，目前进展情况仍不明朗。此前，有关方面透露，3月29日发生在昆明近郊安宁市的森林大火，最近的地方距离昆明市区不到20公里。昆明市从3日晚开始连夜出动民警疏散火场附近的村民。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有好多,比如说,一次性塑料杯, 一次性筷子, 一次性塑料袋等等.那么又要怎样解决这小而严重的问题呢?我国在加强环境法实施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将环境执法和环境立法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开始将环境执法作为环境法制建设的重点；加强环境法的宣传教育和人员培训，普及环境法的知识，提高全社会特别是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的环境法制观念；强化国家环境监督管理体制的建设，包括建立健全各级政府环境管理机构、提高环境管理机关的级别、加强环境管理和执法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国家环境管理机关的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在扩大，政府各部门有关环境保护的职责越来越明确、加强，环境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能力在增强；在现实生活中，环境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越来越明确，污染源单位的责任和违反环境法的责任越来越明确、具体，自觉遵守环境法的程度在提高；环境法中的确定性、强制性规范增加，禁止性、处罚性、奖励性措施增加；环境保护措施的制度化加强，环境法律规定、措施和制度的可操作性增强，环境执法行为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程度增强，环境执法制度日益健全；环境法制建设（包括环境立法和执法）和环境管理的有效协调加强，对环境法的监督、检查加强；成立环境警察、环境法庭，切实保障公民和单位享有的提起环境诉讼的起诉资格，积极开展环境法诉讼（包括环境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加强对环境纠纷的处理，在处理环境民事损害赔偿纠纷时，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实行无过失责任原则、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举证责任转移原则，并实行较长的诉讼时效；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扩大诉讼权；强化对环境的刑事法律保护，明确规定在环境方面的法人犯罪，严厉制裁危险犯，加强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处罚程度增强，对环境违法者实行双罚、多罚制；等等。小的方面有: 第一，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环境友好的决策和制度体系。坚持以人为本，从维护群众的环境权益，改善环境质量出发，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发展战略、规划，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研究综合环境与发展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推行领导干部任期环境保护政绩考核，克服单纯追求GDP的倾向。 第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建设以节水、节地、节能、节材、节约其他资源和保护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按照“减量化、再使用、资源化”的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为核心，努力实现产业生态化；积极推行清洁生产，以生态化改造工业园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发展废物回收再利用产业和环保产业，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循环利用率。严格环境准入，提高环保准入门槛，限制和禁止上高耗能、高耗材、高耗水、高污染的建设项目；实施强制淘汰制度，对技术落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生产工艺、技术、设备、企业实行强制淘汰；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降低产品单位产值的能源物耗和污染物排放；积极利用经济手段、运用市场机制，鼓励各行各业节约资源、降低污染排放；继续推广各类循环经济试点示范。 第三，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首先要采取最严格的措施保护饮用水源，加快重点流域海域的污染防治，力争取得实质性成效；二是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优化城市规划布局，加快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污水、垃圾处理率，积极保护城市区域天然林草、河湖水系、滩涂湿地等自然遗产；三是加快燃煤电厂脱硫和冶金、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的大气污染治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新能源，减轻酸雨污染和大气尘污染；四是加强农村环保工作，以转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为核心，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治理养殖业的面源污染和土壤污染，切实保障农产品安全；五是尊重自然规律，加强生态保护，搞好生态功能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和旅游开发的环境监管，防止新的破坏；六是在核电发展中，加强环境安全监管，确保核与辐射环境安全。 第四，加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我国立足于解决好国内环境与发展问题，继续改善13亿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同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一方面积极参加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境公约和有关贸易与环境的谈判，维护国际利益，履行国际义务，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做出贡献。同时，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促进国内环境保护跨越式发展；制定突破绿色贸易壁垒、防止污染转移、有害物种入侵等政策、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促进贸易发展，保障国家环境安全。 保护全球环境，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发达国家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资金援助，加强环境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国际传播与合作；降低直至取消因环境标准过高而形成的贸易壁垒，促进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共同发展；进一步开放市场，减轻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合理利用。发展中国家也要在加快发展中积极防治污染，保护生态。 在千年峰会5周年之际，17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将两次聚会，千年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将是他们关注的重要议题，人类为实现共同承诺所做的努力将得到检验。我们将继续努力，把书面的目标化为具体的行动，承担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人类早日全面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我们愿意与世界各国加强合作，携手共进，共创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从小做起!

与物关系的变化：从物权法到环境资源法 ——鱼虾苗增殖放流的法律思考--------------------------------------------------------------------------------内容摘要 鱼虾苗放流大海是传统法律解释不了的事件。这使得环境资源法浮出水面来。反映了人与物的关系从所有、利用和限制到所有、利用、限制、保护和涵养的变化历程。从物权法到环境资源法反映了人与物关系的变化和人类的反思。物权法不是万能的，而环境资源法也不是万能的。在私法中过多地加入环境资源法的内容，会搞得物权法不伦不类；反之，过分强调公权力在环境资源法中的作用也同样会使得环境资源法的目的难以达到。要正确认识物权法和环境资源法的关系以及公民个体对于环境改善的作用。关键词 物权，环境资源法，放流增殖据报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捕捞船只的增加，捕捞新技术的应用，海洋环境的恶化，莱州湾渔业资源日渐减少，经济鱼类在渤海基本形不成鱼汛，产量越来越低，已严惩威胁到全市的渔业水产和沿海渔民的生存和发展。面对严峻形势，莱州市从1994年开始利用人工育苗技术对日本车虾、海蜇进行增殖放流，收到明显成效。据了解，这样的放流，莱州市每年都要进行。[1]类似的放流在广东也每年进行。[2] 深圳市农林渔业局和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工作人员在深圳东部海岸大鹏湾海域举行粤港联合增殖放流行动，将600万尾对虾苗、10万尾红鳍笛鲷鱼苗、1000万粒扇贝和30吨花蛤苗放流到大海中。粤港两地渔业主管部门希望这次大规模的放流行动，能缓解渔业资源日益衰退的危机。[3]在物权法上，很难解释象鱼虾苗放流这样的行为。其是民事行为吗？其是民事法律行为吗？其行为的物权法律性质为何？第一，增殖放流这不是抛弃。抛弃是弃之不要，而放流的目的是为了增殖，恢复生态，提高渔业产量；第二、增殖放流不是养殖。养殖是养殖人在固定的可控制的水域里进行的生产活动，而人工放流不是可以控制的，一旦放流，任其生长繁衍，自由流动；第三，增殖放流不是遗失。遗失是非处于本人的意思而脱离占有，而这些鱼苗虾苗是人们故意放入大海的；四、增殖放流不是埋藏。埋藏是认为地将一物隐藏于另一物，而以上的放流增殖显然不是。这是一种新型的人与物的关系，这是传统物权法无法解释的问题，这是人与物关系的新发展，是一种对自然资源进行涵养的关系。人与物的传统关系及法律反应人是大自然中力量最为强大的。人的力量强大表现在：（1）人是有组织的动物。一个人力量单薄不可为的，在强大的组织面前，任何庞大的物也会土崩瓦解；人类组织了公司、政府、社团等等组织，这些组织的力量之庞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所不及的；（2）人是有智慧的动物。人可以做出许多发明创造，高度组织加上高度创造，人可以在地球上上至太空，下达地下；足迹便两极，身影现深海；遇山炸山，遇水搭桥；截大江，钻山洞；平天堑，填鸿沟；天空中庞大的铁飞机轰鸣飞行，空气中无线电波乱窜。人的力量可谓大矣！是故，在庞大的人力面前，鱼虾捕捞殆尽，山野鸟兽无踪……从前不能为之的今日可以为之：例如对电磁波的利用；从前人类获取的能力较弱，今天则能力较强：比如捕杀鲸鱼，可以动用现代武器，捕捞规模巨大；从前人类反作用于自然界的效果较小，今天则效果巨大：比如修建大坝、大江截流，建设核反应堆等；从前物的利用中污染较小，今天则污染严重：海水受到油污和大陆排放水的污染，天空则有大气污染、二氧化碳过度排放产生温室效应等等。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利用能力增大，物的形态状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起初，人类利用的物为自然物，如牛、羊，而现在物的形态也是今非昔比变化莫测。比如小到看不见之微生物，大到万吨巨轮、摩天大楼、千里石油管线；长久者有黄金、土地，短暂者有性质易变之化合物；有自然者如牛、羊，但也有制造者如汽车、机器。利用方式也有重大差别。有自然利用者如用牛耕地，也有组合才能利用者如电灯和电源、汽车与汽油。随着人类对自然反作用力加大，自然的面貌打上了人类活动的深深印记。大山穿洞大江截流；森林砍伐，青山变秃山；掘地三尺，深地里钻石被开采、石油被吸出；波涛万顷之中建立石油钻井平台；烂泥滩上树起钢筋混凝土大厦。按照现代社会的速度，人类的组织能力加上强大的科技能力，长城恐怕不到一个月就能建成。人类社会之初，总认为大自然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财富。肆意向大自然索取。结果大自然不但资源耗费殆尽，而且引起了气候变化。台风暴雨、山体滑坡、赤潮等等，无不是大自然对人类行为的一种惩罚性的回应。反映在法律之中，初始阶段，人类仅仅在物权法之中，对于过分索取的行为加以限制。例如，法国基于三种理由对所有权加以限制，其中分别是根据所有物的性质加以限制；根据滥用权利禁止的原则加以限制；根据法定的理由加以限制。例如，《法国森林法》条第1款规定：“如无特别的行政授权，任何个人不得行使拔除或开发其树木的权利，或行使终止其土地用于森林业目的的权利。”[4]根据“所有权承担义务”这一新时代的立法精神，德国法院从1987年以来的几个案件中对不动产所有权创立了“情势限制性”（Situationsgebundheit）理论，或者称之为不动产所有权的“情势义务”理论。该理论的基本含义是：每一块不动产都和它的位置、状况、地理环境、风景、大自然等因素、也就是它的“情势”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不动产所有权人在行使其权利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情势，必须遵守因情势限制性而产生的社会性义务，并只能在其特定情势下从土地取得收益和为处分。一个理智的人总会根据其不动产的位置与公共福利的关系作出如何正确地行使其权力的判断。该理论强调不动产所有权的享有和行使必须服从于社会的平等和公众的利益。[5]中国传统法律中也有对于鱼网的密度进行的限制。但是，总的来说，当时的法律主旨仍然在保护所有和利用的阶段。对于自然界的万物，人类总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许多物进入不了物权法调整的视野之中。例如海洋是共用物；水是共用物等等。[6] 人类对限制人对物的过分利用的法律（限制所有权、限制所有权的取得方式等）仅仅开始在传统法律中修修补补地进行。当时，在人与物的利用关系中，物权法居于核心的地位。人与物的现代关系及法律反应但是现代阶段，人类已经意识到危机的存在，人开始对人与物的关系的反思，并且随之发生了人类行为方式的变化。2005年日本世博会结束以后，所有最坚固的钢架或最漂亮的展馆都将无一例外被拆得片甲不留，甚至因建设而被移动的土石、树木也将在展后的一年中被原样移栽回去。从展馆上使用的可解体再利用的钢铁构架、废纸再制成的馆墙外壁与孟买麻材料制成的内部结构，到为展览提供的风力发电机，整个展馆建筑在拆除后都会再次销售和利用，废弃物为零。[7]这样，人和物关系的就从第一个历史时期过度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即从人对物的所有、利用和限制时期到所有、利用、限制、保护和涵养时期。在法律的反应上，从仅仅是在物权法刑法中进行支离破碎的规定，从私权救济和私权限制的角度保护环境到产生新的法律门类——环境资源法。所有+利用+限制（民法、刑法等传统法）所有+利用+限制+保护+涵养（环境资源法、城市规划法等现代法）在人与物的关系发展史上，物权法和环境资源法都居于重要地位。环境资源法与物权法相比有许多共同点，都是调整人与物的关系；从对所有权的限制和相邻权的保护来看，环境法在内容和功能上与物权法的承继关系。但是环境法是物权法所不能为的情况下产生的，就象劳动法和劳动契约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侵权法、产品质量法和民法买卖法的关系一样，前者的产生都是由于后者的功能不足以完成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物权法和环境资源法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物权法的核心仍然是“所有+利用”；而环境资源法的核心是“保护+涵养”。两者的区别主要可以概括为：1、物权法为传统法，而环境资源法为新兴法。物权的产生有几千年的历史，而环境资源法更多地是工业社会以后环境状况严重恶化以后产生的。2、物权法为微观法，而环境资源法为宏观法。物权强调的是一个一个的民事主体的利益，关心的是“相邻通风采光”、“逾界自落果实所有权归属”、“典物维护修缮”等这样个体的、特定化的物的问题，而较少关注诸如“地壳”、“生物圈”、“生物多样性”、“大气质量”等这样宏观的问题；[8]而环境资源法较多地关注这样的宏观问题。3、物权法为私法，而环境资源法为公法。物权法关注的私权利；而环境资源法关注的是公权力为主；两者出发点不同。一个人受到邻地工厂噪音影响睡不着觉，可能对于国家、社会、大自然都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是，对于这个个体的私权利来说却是天大的事。4、物权法为个体效益法；而环境资源法为社会效益、自然效益法。物权法要关注个体追求财富的愿望，以及保护合法财富，保护财富的安全流转；环境资源法更多关注社会和自然的效益。5、物权法为个体权利和全体义务；环境资源法为全体权利全体义务。[9]要正确认识物权法和环境资源法的关系物权法不可能包罗万象，物权法的生存空间要受到限制，但是不能否认物权法的重要性。物权法和环境资源法两者都要强调。环境法是约束力，而物权法是扩张力。物权主体作为私权主体，尽可能想扩大自己的权利。例如捕鱼的时候，肯定想提高鱼的产量，于是，如果没有约束力，捕鱼者利用炸鱼、毒鱼、电鱼、强光照射鱼等无所不用其极。环境法的约束力物权法的扩张力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中，是必须强调物权法的扩张力；同时要强调环境法的约束力。一方面要鼓励保护人们去追求财富、创造财富、利用财富；同时要防止为了追求财富破坏环境和破坏人类生存空间的现象。环境法的约束力要起作用。在法国现代社会，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的限制越来越多。尤其是针对不动产权利的行使（危险或有害健康的工业的限制、城市规划的规则、风景的保护等等）。[10]，这种限制目前正在从传统的地役权、相邻关系所达到的环境效果[11]转化为基于环境资源法、城乡规划法等公法的限制。这就是物权的扩张力和环境资源法的约束力的体现。同时也正是人与物的法律关系的反应由传统法中对人的行为的部分限制到现代法的全面监督和控制人对物的利用行为的转变。两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一，认为环境保护等仅仅是公权力行使的，而忽视私权在环境保护中的重大作用。政府的重要作用必须要肯定。但是也不能过分强调。有的学者提出，面对那由以构成“以无数方法和在空前规模上改造其环境的能力”的权利能量，人类唯一的选择是动用他们建造的政治大厦，用权力控制权利。如果说人类曾经因采用了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办法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那么当这种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已经超过了人类生存环境所能容纳的范围的时候，人类便不得不更多地倚重权力，给权利以必要的限制。[12] 对此，笔者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府在治理环境的时候有重大作用，在污染的时候也时常有大的作为。事实上，许多污染正是权力不受约束造成的，例如，许多城市政府的亮化工程，给天空带来了“光污染”，[13]导致候鸟迁徙出现偏差；因此，现在更加应该用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来约束公权力，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破坏环境；当然，同时以合法权力来限制权利的不当使用。浙江宁波海洋局执法部门查处部分渔民非法电鱼毒鱼即是一例。我国农业学大寨，又造了多少梯田；而今又退耕还林还草。当年东北大砍森林，造就了一系列“劳模”，而后又成为了“造林劳模”；当年大张旗鼓地鼓励生育，狠批马寅初；而今又计划生育。在纲领性的法律中可以谈人类，而操作中制度化建设的时候，环境资源法不能空谈人类。人类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体的人组成的，不关心个体的人而空谈人类，那连人类也关心不了。[14]要防止政府借口环保等公权力来对私权利进行不正当的约束。例如微型车排放超标问题，有些厂家即使已经达到了排放标准，有关市政府也不允许销售，这就是借口环保来干涉正常的经营活动，以达到地方保护的目的。二，认为要赋予物权法以过多的职能，认为物权法应适应时代发展，强调物权的“绿色性”，甚至要制定“绿色”的民法典，更有甚者，要规定环境民事权。[15] 笔者认为，一个民法典或者是物权法典不可能承载这么多的内容。民法典和物权法是保护私权的，但是已经形成了其固有的结构模式和权利体系。即使其中有限制所有权行使的部分内容，还有民法侵权法目前可以承载一部分环境侵权诉讼保护的职能，但是其基本的出发点也不是为了保护环境，而是保护另一个私权人的利益。如果非要在民法典中或者是物权法中加上“环境民事权”之类的东西，只会使民法典或者是物权法不伦不类。[参考文献][1] 郑瀛。再论物权法的发展趋势[J].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2] 莱州十年放流效果显著[N].北京：中国渔业报。[3] 徐祥民。对公民环境权的几点疑问[J].北京：中国法学。[4] 徐祥民。张峰。质疑公民环境权[J].上海：法学[5] 徐祥民。告别传统。厚筑义务之堤[J].郑州：郑州大学学报。[6] 林刚。物权理论：从所有到利用的转变[J].重庆：现代法学。[7] 韩彦。移动梦想与均衡社会[N].北京：经济观察报。[8] 陈冬。小鱼与大坝的对话[J].济南：法学论坛。 [9] 吕忠梅。关于物权法的“绿色思考”[J].北京：中国法学。.[10] 关涛。作为生存法的不动产物权法[J].北京：中国法学。1999.[11] 尹田。法国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2] 周楠。罗马法原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13] 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4] 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5] [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6] [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C].胡宝海译。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2）。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注释：[1] 中国渔业报，2003年6月16日[2] 信息时报，2003年06月09日[3]《南方日报》，2004年6月11日。[4] 参见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33-134页。[5] 参见孙宪忠：《当代德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90页。[6] 参见[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204页。[7] 青岛市一些做法和这种思路是反其道而行之。青岛市为了美化香港路，从海边挑选大的怪石堆放在路边，以制造“野趣”。笔者认为这些石头应在它本来的地方。另外，许多城市广泛引种国外草种，大面积搞草坪也是和自然背道而驰。参见韩彦：移动梦想与均衡社会，载《：经济观察报》2005年1月10日。[8] 这就是笔者对关涛先生观点不敢苟同的重要原因。参见氏著：《作为生存法的不动产物权制度》，《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9] 参见徐祥民：《对 “公民环境权”的几点疑问》，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10] 参见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11] 参见关涛先生对地役权对环境保护所起的作用的论述。见关涛：《作为生存法的不动产物权制度》，《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12] 笔者认为，公权力限制私权的不当行使；同样，私权利也要约束公权力，这些在环境资源法中都是必要的，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面。参见徐祥民：《对 “公民环境权”的几点疑问》，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13] 郝洛西：《中国城市亮化工程的若干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00年第40卷第s1期。[14] 对于公权力对于私权利的侵犯和干涉，德国民法学者耶林有精彩的论述。参见[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15] 相关论文见吕忠梅：《绿色“民法典的制定——21世纪环境资源法展望》，《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02期；吕忠梅：《关于物权法的”绿色思考“》，《中国法学》2000年05期；曹明德、徐以祥：《中国民法法典化与生态保护》，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4期；徐以祥：《生态保护的民法学思考》，《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01期；关涛：《作为生存法的不动产物权制度》，《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这些文章都认为要赋予物权法以捍卫环境的职能。反对意见参见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第22页。

参考例文：

《环境法基本原则与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

姜敏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摘要: 在现代社会，许可证制度是防范环境风险最主要的法律制度。目前学界对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法律保留原则、便民效率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公开公平原则等）探讨甚多，而对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作系统探讨的尚不多见。环境行政许可具有风险品性、科技背景、利益权衡、代际平衡、国际关联等五个特征，因此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除了须遵循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外，还须遵循预防、谨慎行事、合理开发利用、污染者负担、科技促进、公众参与、协同合作、国家环境资源主权与不损害国外环境等八项环境法基本原则。这八项原则对环境行政许可制度的建构均有各自明确的要求，并在特定情况下使许可举证责任发生转移。

关键词: 环境风险；环境行政许可；环境法基本原；制度建构

从世界各国的环境立法来看，许可证制度是防范环境风险最主要的法律制度。由于这一制度便于把影响环境的各种开发、建设、排污活动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轨道，把各种影响环境的活动严格限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使政府能够有效进行环境管理，因而其在现代环境法上得到广泛运用，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为环境风险控制的“支柱性”制度。{1}

任何制度的建构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律原则。自《行政许可法》颁行以来，学界对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便民效率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等）探讨甚多，而对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作系统探讨的尚不多见，难以有效指导环境行政许可的立法实践。近年来发生的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污染松花江案、深圳西部通道环评审批案、北京“西一上一六”输电线路工程环评审批案、北京地铁四号线工程振动妨害争议案等典型案例，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我国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的不足，这与理论准备的不充分不无关系。本文从分析环境行政许可的特色出发，对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作一研讨，以期为具体的立法提供有益的指导。

一、环境行政许可的特色

明晰环境行政许可相对于其他行政许可的特色，对于探讨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尤为重要。从环境行政管制的整体结构来看，环境行政许可相对于其他行政许可，具有以下特色：

（一）风险品性

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活动、行为，是环境行政许可管制的对象。与一般的损害相比，环境损害具有治理难、恢复难的特征。在经济上，与采取预防措施相比，恢复与治理费用相当高昂。例如，泰晤士河的治理就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耗费巨额资金。据经济学家测算，预防污染费用与事后治理的费用比例高达1 : 20。 {2}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不可逆转的，很难消除和恢复。例如，重金属的污染、土壤沙漠化均很难消除。自然景观的破坏、物种的灭绝、热带雨林和原始森林的消失均无法恢复。以上特征决定了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必然具有高度的“风险品性”，一旦决策失误，往往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种“风险品性”，客观上要求环境行政许可法律制度的建构必须以预防环境损害的发生为宗旨。

（二）科技背景

环境行政许可的最大特色在于其涉及高度的科技背景。许多环境上的危害行为或产品往往是在经年累月后才被发现。例如，农药DDT在被发现对环境生态的危害之前，几乎被视为神药般膜拜。在对臭氧层探测的结果尚未发布之前，人们根本无法体会用途广泛的氟氯化碳（CFCs)竟是罪魁祸首。此外，环境问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亦格外困难，时常牵涉到科学上的极限，无法立即给予一个肯定的答案，以作为认定责任或采行相应措施的依据。我国三峡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便是一个在科学上都难以有定论的例子。再者，理想环境品质的设定、环境影响的评估、环境改善的认定等，亦涉及科技水准的考量，在立法政策上应作出与现行科技水准相等的做法，或作出超越现行科技水准的要求，由企业努力去跟进。由于此种高度的科技背景，使得环境行政许可更具决策风险，所作的许可决定在日后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或偏差。然而，虽然涉及科技与资讯上的未定，环境决策却不能停摆，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决策于科技未知之中。{3}

（三）利益权衡

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往往与自然资源的利用息息相关，用与不用或者是如何使用现存的资源，时常引发产业者的经济利益与受害人的健康权、生存权的冲突，间接触动消费者的消费权益、从业劳工的健康权与工作权以及相关企业的竞争优势等广度的利益纠葛。即使在环境保护的领域内，亦有不同环境价值之间的冲突。例如，鼓励多用纸制品以减少对塑胶容器的依赖，虽然有助于垃圾的处理以及减低化学制品制造过程中污染源的产生，但却对森林的砍伐带来压力。此外，环境行政许可所带来的利益冲突也可能表现在国际上。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油污等问题都有待国际性或区域性的解决。但是，在国际上，各国对这些问题的形成负有相当不同的责任，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这些问题的缓急定位也颇不相同，因而引发国际间的利益冲突。

由于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在性质上容易引发广泛的利益冲突，因而在决策过程中往往必须作利益衡量或轻重缓急次序的排定，而难以对某一利益作绝对式的定论。此种“利益权衡”的性质，使得环境行政许可决策的政治意味提高，进而加强民主理念的比重。{4}

（四）代际平衡

环境保护的核心问题，乃是资源的使用与配置。由于现今通行的资源使用与配置方法，有许多是不可回复或者回复困难的，因而造成这一代人作决策，而由下一代人承担后果的问题。因此，在环境行政许可的实施过程中，容易衍生代表性危机的发生（即下一代人由谁作代表参与许可决策）以及伦理意味浓厚等现象。针对此一特色及衍生现象，在环境行政许可程序的设计上，应当强调对下一代价值的关照，根据信托法理论设计下一代代表的参与，并强化对资源使用后果的预测与控制，适度节制现今的量化性决策。在实体上，则应从“善后”的观点，往前移至“预防”的观点，在许可决策的过程中，尽力去考虑、保障下一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权益。{5}

（五）国际关联

地球生态系统（生物圈）是一个流动的物质和能量循环体，它们不以对国家或地区疆界的人为划分而分割。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对人类环境利用行为所实施的法律控制，必然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例如，一个国家为防治大气污染而采取高烟囱化措施，就可能使该大气污染物质随大气循环而污染其国家或地区；地处河流上游国家的水污染物排放许可，可能会导致地处河流下游国家发生水污染损害；各国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等等。因此，虽然环境行政许可在法律性质上是一国内部的管制措施，但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具有国际关联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制度的国际化。因此，一国在设计环境行政许可法律制度时，必须做好国际义务与国内规划的协调，避免自绝于国际社会的封闭制度。

二、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

根据上述环境行政许可的特色，笔者认为，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除了须遵循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外，还须遵循以下八项环境法基本原则。这八项原则对具体的制度建构均有明确的要求。

（一）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是指一国的环境行政许可法律制度，应当以制止、限制、控制可能引发环境损害的活动为宗旨。该原则的核心思想是避免或减少环境损害。它包括三个要素：第一，预防的对象是环境损害。对这种损害的预防往往表现为对具有环境危害性的活动或行为的避免，但在危害性的活动或行为发生后的及时控制措施也属预防范畴。第二，该原则追求避免危害行为或事件的发生，但在危害行为或事件已经发生或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该原则要求防止危害的扩大，并将其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也就是说，预防原则的目标具有层次性，只有在首要目标无法实现时，才能退而求其次。第三，其具体措施应当是积极的、预防性的事前措施，而不是消极的、反应性的事后补救。{6}

预防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环境法原则。许多国际环境法律都对预防原则做了明确规定。例如，1992年建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预防原则作为欧共体环境政策的基础之一。它规定：“共同体环境政策应以高层次的保护为目标”，“应以预防原则为基础，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必须优先从污染源上矫正环境损害”。学界通常把预防原则称为环境法的“黄金规则”，因为这一原则追求无害（尽管无害是难以实现的）和降低危害。与其他行政许可相比，“预防理念”在环境行政许可中体现得最为突出，这是与现代环境管理的“源头控制”理念相契合的，这也是许可证制度在现代环境法上得到广泛运用的一个根本原因。

预防原则对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的要求主要有四项：一是对于避免环境损害，如果通过许可方式比其他管制方式更为合理的话，那么，立法机关有义务及时设定许可，而不得怠于行使立法权。二是环境行政许可的设定方案必须有助于避免环境损害。目前我国的环境立法在这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亟需完善。例如，按照现行立法，在建设项目管理程序中，环评审批为投资主管部门（现为发展改革部门）审批、核准建设项目的前置条件。而按照《城乡规划法》第36条的规定，如果一个建设项目需要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管理法》第54条规定：国家机关、军事机关、城市基础设施、公益事业、能源、交通、水利等项目可以划拨方式供地），须先取得规划部门的选址意见书，才能申请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但是，现行立法却没有规定建设项目应当在选址阶段就进行环评，客观上造成建设项目大多是在选址确定后再作环评（因为建设单位通常是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选址，获得官方的选址意见书后非特殊情况不会被撤销，而环评却是对开发建设活动的一种制约）。这种立法方案就使得环评审批难以有效发挥预防功能，同时也忽视了选址所在地居民的环境权益。深圳西部通道环评审批案、北京“西一上一六”输电线路工程环评审批案、北京地铁四号线工程振动妨害争议案、珠海拱北变电站环评审批案均系项目选址所引发的争议。{7}三是要以避免环境损害的发生为目标，完善许可的申请条件、审查标准与附款，以保证环境行政许可发挥预防功能。四是强化许可机关的后续监管责任，当被许可人不正确履行许可证所规定的义务时，许可机关除采取行政处罚外，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避免发生环境损害，当环境损害成为不可避免时，许可机关有责任防止损害的扩大，并努力将损害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二）谨慎行事原则

这一原则是指一国在设定和实施环境行政许可时，应当谨慎小心，周密计划和安排，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环境的潜在性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本国能力范围之内的，符合成本效益的合理措施以防止环境恶化。根据《里约宣言》的规定，谨慎行事原则包含三个要素：(1)威胁的严重性或不可逆转性。即存在巨大的环境风险，学界把这种风险程度称为“风险阈值”。不同法律文件对这个阈值的表述并不一致。《里约宣言》的要求是“严重或不可逆转的威胁”；《卑尔根可持续发展宣言》要求的是“出现严重或不可逆破坏的威胁”；《跨界水道公约》的规定是“可能导致重大的不利跨界影响”；《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是“存在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威胁”；《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的是“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上述法律文件使用的“严重”、“重大”、“不可逆转”看起来提出了严格的标准，但究竟何谓“严重”、“重大”、“不可逆转”，在这些法律文件中却找不到答案。因此，这一原则在实际使用中还存在如何判断危险程度的问题。(2)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即没有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某种行为与危险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谨慎行事原则中，缺乏科学上充分证据，不构成不采取有效防止措施的理由。换句话说，即使科学上证明某种行为或事件不一定会造成环境损害，也应当采取防止措施。(3)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防止措施。在谨慎行事原则中，成本效益所对应的主体是人类整体，即拟实施的防止措施是否符合成本效益，不是看它是否对一国或一群体有利，而是看它在总体上是否对人类有利。需要指出的是，与经济领域的成本效益估算不同，环境领域的成本效益估算相对复杂。财产方面的损失和收益估算相对容易，而社会、心理、自然生态方面损失的估算却比较困难。如吉林化爆炸案所造成的松花江污染问题，它在人们心中造成的恐慌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松花自然生态的损害以及污染带流入俄罗斯境内后所引发的国际问题，这些都是不好用“量”计算的。{8}

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是谨慎行事原则与预防原则最主要的区别。不把科学上的确定性作为采取防止措施的必要条件，反映了人类在防止环境危害上更加积极的态度。按照预防原则，人类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展要以科学证据为依据，无论是环境损害的预防还是治理，都始终把科学证据作为行动的必要根据。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行动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也能带来预期的效果。但以化学风险、生物风险为主要内容的环境风险的存在给人类提出了新的课题：在人类无法掌握充分科学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也应有所作为？谨慎行事原则给人们提出的要求是，只要存在一定的证据证明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即使证据并不十分充分，也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这不仅是一种理念上的更新，更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9}

不遵循谨慎行事原则而导致环境恶化的典型实例便是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少国家以温室气体引起气候变暖缺乏科学证据为由，延迟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这也是布什政府抛弃《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之一），结果导致全球气候日趋变暖。

谨慎行事原则对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的要求是：

第一，当某类活动、行为对环境存在严重或不可逆转的威胁，且没有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该活动、行为与危险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时，一国应当针对这类活动、行为设定行政许可（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制度），或者将其纳入环评许可程序以控制环境风险，不得懈怠履行相关的立法义务。这是因为，行政许可首先是对某类活动、行为予以禁止，其次才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解除禁止，属于“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二，在许可的实施上，立法应明确规定，当没有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上述活动、行为不会造成环境上的危险后果时，行政主体应当通过拒绝许可、控制许可证数量或许可证附款等措施，以控制环境风险。

第三，建立许可举证责任转移制度。在传统的行政许可中，当许可机关不同意相对人所申请的事项时，必须说明理由。若相对人不服而诉至法院时，由许可机关对“不准予许可的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10}，若法院不采纳许可机关提出的证据，可判决撤销“不准予许可的决定”而由许可机关重新审查，甚至可直接判决许可机关向相对人颁发许可证。而在适用谨慎行事原则的环境行政许可中（至于哪些环境行政许可适用谨慎行事原则，则应当由立法作明确规定），许可机关只需授引立法规定说明此类事项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11}，即可不同意相对人所申请的事项，若相对人不服而诉至法院时，由相对人承担证明“不准予许可的决定”违法的举证责任，即相对人必须提出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其拟从事的活动不会造成危险后果，方可使法院作出对其有利的判决。事实上，举证责任转移作为一项程序性制度在国际环境法上早就存在。如1972年《斯陆公约》规定的事先正当程序要求，只有十分肯定在陆地上没有实际可行的替代处置方法时，才能向海洋倾倒废物，当向海洋倾倒废物导致的危害无法确切加以证明时，由倾倒者证明其行为在环境上是安全的。{12}

（三）科技促进原则

叶俊荣教授认为，环境立法上的科技促进原则，是指政府在制定环保标准或作其他管制性要求时，不以既有的科技水准为限，甚至要求污染者设法做到当今科技所做不到的。从静态面上看，在环境决策的过程中，决策者必须随时考虑依现今的科技水准所作出的管制要求，污染者是否做得到，因此，当立法机关或主管机关“强人所难”超越现今科技水准作管制要求时，恐怕在法理上站不住脚。然而，在环境领域，必须考虑促进科技发展的动态需求。叶俊荣教授举例说，美国早期进行环境立法时，国会议员明白宣示，将要求业者做他们目前所做不到的，目的是要企业把污染防治工作扛起来，尤其是污染防治技术的创新开发。{13}学者王文革比较了我国与欧美国家的能效标准后指出，我国能效标准属于现状标准，从发布到实施大约需要半年的时间。能效限定值一般低于近期市场产品的平均能效水平，以淘汰一定比例的低效产品为原则。这种标准的制定模式对引导产品的更新换代作用不够明显。而超前性能效标准是国外所普遍采用的标准模式。超前标准中的产品能效限定目标值，通常高于目前市场平均能效水平，一般企业要达到目标值必须进行技术改造。标准从出台到实施有一个较长的准备期，一般3年一5年，以便企业对目前产品的节能技术和生产工艺进行改进。他认为，在我国加强超前标准的研究，革新能效标准的制定模式，实施超前性能效标准，对于引导企业创新节能技术具有重要意义。{14}

笔者认为，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也应当坚持科技促进原则，具体而言：第一，在立法上设计许可标准时（许可标准往往包含了环境标准），应当有助于促进某一产业提高污染治理技术，不得在现今所普遍采行的污染治理技术之下设计许可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环境立法在设定行政许可时大多没有规定许可标准。例如，《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2条只规定“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60日内，收到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30日内，收到环境影响登记表之日起15日内，分别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却没有对审查标准作规定。这种状况是与《行政许可法》的要求不相符合的（当然，这与大量环境法律、法规是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前制定的有关）{15}。第二，以总量控制下的许可证为基础，建立排放权交易和节能指标交易制度，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研发。

（四）合理开发利用原则

合理开发利用原则是指一国在设定和实施环境行政许可时，应当把自然资源、能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结合起来，以达到永续发展之目的。该原则体现的是人类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的平衡，其理论基础是环境资源的稀缺性。

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上，合理开发利用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设计许可的审查标准时，要根据自然资源、能源的可更新或不可更新的特点，对化石能源以及野生动植物、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严格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同时鼓励开发可再生能源以替代化石能源，确保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二是根据生态环境的消纳能力，依托许可证制度，建立污染物排放（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以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三是由于环境资源具有稀缺性，其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而由国家代为管理，因此，应当注重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平竞争方式实施许可（即通过特许方式），确保环境资源配置给最优的使用者。

（五）污染者负担原则

污染者负担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又称PPP原则，也称“污染者负责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领域，这一原则是指取得许可证的污染者，应当承担治理环境污染并赔偿损失的责任。该原则的理论基础是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内部化”。197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先提出了“污染者付费”（Polluter pay principle)，即由污染者承担治理的费用。该原则一经提出，很快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很多国家将其确定为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16条规定：“各国政府应努力促进环境成本的内在化和经济手段的利用，考虑原则上应由污染者承担污染成本，适当尊重公众的利益且不扭曲国际贸易和投资。”

对于Polluter Pays Principle，目前国内的环境法教材中有多种不同的译法，比较常见的有“污染者付费原则”、“污染者支付原则”、“污染者自付原则”、“污染者负责原则”和“污染者负担原则”等。从表面上看，这些不同的译法并无不可，但仔细分析，它们之间还是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对理解Polluter Pays Principle的本意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污染者付费”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学上的“使用者付费”理念。将PPP原则译为“污染者付费原则”最初是基于“谁损毁他人之物须负损害赔偿之责”的法理。“付费”体现的是将环境损害的代价课加于引起环境问题的一方。环境保护实践的发展表明，当前的PPP原则要求污染者承担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损害赔偿责任，而是包含了预防、控制、减少污染在内的综合责任，这种责任绝不仅限于“付费”。污染者有时需要将污染排除并恢复原状，有时还要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很明显，将PPP原则译为“污染者付费原则”是不全面的，它不能完整反映该原则的内涵。

“污染者支付原则”虽没有明确提出“付费”，但“支付”通常都是和一定的费用联系在一起的。很少有人会说“支付”某种金钱以外的责任。“污染者支付”和“污染者付费”在内容上基本相同，二者都不能全面体现PPP原则的含义。

对“污染者自付原则”这种译法，从文义上理解，我们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污染者必须自行承担已经或者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的全部治理和赔偿责任。这种观点从公平合理的角度来看似乎并无不妥，但在实际应用时，要求污染者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在多数情况下是行不通的。这与环境损害的特征有关。环境损害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践中能够要求污染者承担的和污染者实际承担的都不可能是其行为造成的全部或完全的责任，而只能是一种适当的或适当比例的责任。环境损害还具有时间长、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一些环境事故造成的大范围、长时段、高强度的损害使肇事者根本无法承担。为了使受害者得到适当的救济，在国内环境领域，有环境税、环境保险等制度，而在国际环境领域，也有专门用于特定领域环境损害的环境基金和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用于环境治理的国际援助基金。这些都说明，将PPP译为“污染者自付”也是不恰当的。

因此，PPP原则最恰当的译法是“污染者负担原则”或者“污染者负责原则”。这两种译法在含义上并无不同。“污染者负责原则”多为港台地区学者所采用，而“污染者负担原则”在大陆被较多地采用。{16}

在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中，污染者负担原则主要体现为与许可证有关的环境费制度、强制保险制度以及环境治理、恢复、补救制度。例如，台湾地区《核子损害赔偿法》第25条规定：“核子设施经营者应维持足供履行核子损害赔偿责任限额之责任保险或财务保证，并须经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核定，始得运转核子设施或运送核子物料。”{17}我国《森林法》第35条规定：“采伐林木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按照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面积、株数、树种、期限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更新造林的面积和株数不得少于采伐的面积和株数。”

（六）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是指公众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到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监督之中，并有权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和救济，以防止环境管理的违法和盲目，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在现实中，由于环境问题经常涉及复杂的科技背景，因而部分论者主张环境管制最适宜专家政治。然而，环境管制也经常涉及利益的冲突，需要借用民主理念寻求解决。在环境行政中，参与式民主的观念并不在于以投票的方式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由受影响民众通过适当管道参与决策过程，借以调和利益冲突，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而改善政府的决策品质。

在环境行政许可领域，公众参与原则主要体现在：第一，行政主体在作出许可决定前，应当听取环境权益受影响者（通常为相邻权人以及开发建设活动所在地的居民）的意见，主要是通过许可听证程序来完成。第二，公民提起与环境行政许可有关的行政公益诉讼，以维护环境公益。从世界范围来看，主要有两类：一是撤销诉讼，即请求法院撤销许可机关违法颁发的环境许可证；二是课予义务诉讼，即被许可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许可证所规定的义务而有关主管机关又怠于执法时，公民请求法院责令主管机关积极采取执法措施。{18}第三，公民通过行政系统内部的检举、控告管道，请求上级行政机关督促下级行政机关正确履行职责，或改变、撤销下级行政机关违法、不适当的许可决定。上述三个方面都需要在立法上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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