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与失业的论文研究方法

关于论失业与再就业

失业和再就业是两个紧密联系的问题。一方面，失业问题是再就业问题的原因、再就业问题是失业问题的结果，没有失业问题也就不存在再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失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再就业，解决再就业问题需要对失业的原因和社会影响进行研究。因此，有必要把失业和再就业联系起来加以讨论。

一、失业及其原因

我国过去把新增劳动力找不到工作的情况称为待业，把劳动者脱离工作岗位而与原单位保持劳动关系的情况称为下岗，把人浮于事的情况称为隐性失业。鉴于失业这一概念存在同一语词不同内涵和不同语词相同内涵的情况，有必要对这一概念加以讨论。一般意义上的失业是针对劳动力而言的、是与就业相对应的，由于劳动力的范围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是有差别的，因此人们对失业的理解也是不同的。成年人口中有一部分人不属于劳动力，这部分人或者在读书、或者在操持家务、或者已退休、或者因病不能工作、或者不愿工作。总之，未找工作的一般被排除在劳动力之外。但这些人是潜在的劳动力，随时可能进入劳动力范围。而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决定了劳动力结构的复杂性，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因此，有必要使用广义的失业概念，以利于对失业问题的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我们把广义的失业定义为有劳动能力者没有或没有充分将其劳动能力用于工作的状况（必要的休息、受教育或培训除外），把国际流行的失业概念称为中义失业，把已经与原工作单位脱离劳动关系而未找到新的工作单位的情形称为狭义的失业。广义的失业包括隐性失业和中义的失业，中义的失业包括待业、下岗和狭义的失业，狭义的失业包括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此处忽略了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失业这一概念是工业化的产物，是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而狭义的失业则是与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在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雇佣关系的建立（即就业）和解除（即失业）现象很少、对社会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此无需考虑。工业革命以后，雇佣劳动逐渐成为主要的劳动方式，劳动力市场成为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出现了劳动力供求关系和供求矛盾，当经济高速增长时劳动力供不应求（由于劳动力范围的不确定性，这种供不应求是相对的，一般可以通过扩大劳动力的范围解决）、导致劳动力短缺（上两个世纪美国不得不从海外大量引进劳动力）；当经济衰退时劳动力供过于求、导致大批劳动者失业，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减少劳动力需求量）总是早于开发新产品和创造新行业的技术进步（扩大劳动力需求量）、即效率提高早于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在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阶段即资本技术构成提高时，结构性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失业率的提高总是和生产过剩相伴，而二者的相互作用往往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时出现周期性失业），两种技术进步的间隔时间越长危机越严重、周期性失业率也越高。可见，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并不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而是技术进步的阶段性副作用，是两种类型技术进步的时间差造成的。所谓技术进步必然导致失业增加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一点也早已为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如美国农民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由一百年前的50% 下降为前些年的3%，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并没有失业、而是转移到其它产业中去了。上面只是限于既定雇佣关系对固定劳动力群体的分析，只讨论了狭义失业的主要部分----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系统，从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角度观察失业问题，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应该使用广义的`失业概念。因为狭义的失业概念不能充分说明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问题，是一个建立在经济波动基础上的概念。从人力资源的利用角度，失业（广义的失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无工作（即待业）、阶段性无工作可做（即季节性失业）、工作未满负荷（即隐性失业）或已无工作可做但仍与原单位保持劳动关系（即下岗），另一类是与原工作单位脱离劳动关系而未找到新的工作单位（我国目前的失业概念指的就是这类失业）。待业主要是新增劳动力过快而产业结构调整不及时造成的（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但在我国与政府管制有关；季节性失业主要表现在冬季，在某些行业人们无法工作，这种现象至今在中国农村仍很普遍；隐性失业是政府管制的产物，主要表现为人浮于事，这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普遍存在（这与政府管制、尤其是户籍制度有密切联系）；下岗是失业的一种扭曲状态，也是政府管制的产物。第二类失业主要是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我国目前主要是结构性失业。关于结构性失业，许多学者归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口过多。但我们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关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失业率的关系，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高失业率。相反，美国基本上（除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一直处于劳动力短缺状态。关于这一点，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史也可以证明。其实，工业化过程中出现高失业率的国家，都是政府管制过多的国家；这些国家的高失业率都是政府错误干预市场的结果。至于人口问题，除了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点没有可比性、因而无法进行比较研究之外，其他方面都可以通过比较研究。从人口密度来讲，我国不仅大大低于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小国家和地区，而且低于日本等许多大国；从人口增长速度来看，我国也不是最快的。另外，工业化速度我国也不是最快的。实际上，这一问题涉及的是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三者之间的关系。人口稳定的国家只要产业结构调整速度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同步增长即可；而人口增长的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速度需要高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需要将人口增长带来的新增劳动力与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的剩余劳动力一同转移到新兴产业。遗憾的是，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管制失业，结果破坏了市场调整产业结构、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机制，导致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失业问题积累。由此可见，上述两类失业都与政府管制有关，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错误管制的结果。我国目前面临的失业问题，主要是下岗、失业（登记失业）、待业、隐性失业和农民的季节性失业，尤以下岗和登记失业问题为突出。实际上，我国目前严重的失业问题是长期计划经济的恶果，因为计划经济将将结构性失业转变为隐性失业、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时间，将小问题积累成大问题，导致失业问题积累到无法控制时爆发。换句话说，我国目前的失业是一种畸形的结构性失业，是计划经济体制使结构性失业达到了周期性失业的程度。

二、失业的社会影响

失业（中义失业））包括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自愿失业是因不愿重新工作或不愿在现行工资水平下重新工作造成的失业，非自愿失业是愿意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工作而找不到新的工作造成的失业。非自愿失业又分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是由变换工作的时间差造成的，一般时间较短，既不可避免、又无大害。结构性失业是经济地区性衰退或行业性衰退造成的，是经济结构微调的产物，亦不可避免、也无大害。周期性失业是经济周期导致的失业、是一种大规模的失业，是整个经济衰退造成的，其社会影响巨大，必须充分重视、努力加以解决。大规模失业（一般是周期性失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产出和总收入下降，收入的下降通过消费的减少进一步影响产出，导致经济恶化。二是劳动力闲置，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三是人心浮动，导致社会不安定。四是危及人的生存与发展，对人造成伤害。经济恶化主要表现在GNP下降，许多产品成为无人购买的垃圾。人力资源浪费表现在人力资源的闲置和劳动力素质的降低两个方面。持续较长时间的无工作会导致职业技能的退化，使人们失去在职培训和获得工作经验的机会。社会不安定轻则表现为游行示威和犯罪率升高，重则表现为社会动荡。对人的伤害表现在生理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如心脏病、酗酒、自杀等。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目前失业的负面影响突出表现在威胁社会稳定方面。中国目前存在两股威胁稳定的力量，一是两千万下岗人员、登记失业人员和待业人员，二是两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其中一亿乡镇企业工人，一亿农民工），后者比前者危险性更大。这种危险主要来自一亿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这些人的组织性仅次于军队、流动性则不亚于军队，他们一旦失去工作机会，其破坏力是难以想象的。那么，失业有没有积极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其积极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劳动者知识结构的调整和素质的提高，二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市场机制的产物，失业反映了劳务市场的供求矛盾，恰如价格反映产品市场的供求矛盾，所不同的是工资的刚性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市场信号不是价格而是失业率。这样一来，人们可以通过失业率这一市场信号来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如同企业根据产品的价格这一市场信号来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由此推动了劳动者知识结构的不断调整、素质的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失业也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失业减少了过剩产品的生产，从而改变了产品结构、进而也改变了产业结构。而失业后的再就业，又促进了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发展，使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从而使经济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失业是经济进步的推动力量。

三、现行反失业对策及其评价

目前，失业对策主要有五种，一是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二是管制企业和政企合作，三是发展公共工程，四是加强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五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是促进再就业的重要措施，也是各国普遍采用的反失业对策。总的来说，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但目前中介机构的作用发挥不够。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较晚，发育不好，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政府为主，各地主要劳动力市场都是劳动部门主办，导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理顺、不利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二是以调控和指导的名义将行政权力渗透到劳动力市场，破坏了市场机制、扭曲了市场信号。三是以支援和救助弱者的名义，干预劳动力市场，混淆了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实际上，弱者应通过社会保障机制而不是通过市场机制得到帮助，不能通过剥夺强者劳动权利的方式解决弱者的就业问题，这样既不公平又不经济）。四是重有形市场、轻无形市场，重硬件、轻软件。五是民间中介机构不规范。六是自由市场混乱。政府管制和政企合作是传统的反失业对策，我国目前突出表现在制造下岗、强制企业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政府管制和政企合作有利有弊，有利方面体现在能够促进社会安定、保障基本人权，不利方面表现在影响企业发展、降低经济效率、也未解决人力资源浪费问题。此外，也不利于理顺政企关系，不利于适应市场经济的新观念的形成。如果说政府管制在过去还是利大于弊的化，在当今信息社会则弊大于利。因为政府管制扭曲市场信号，延缓人们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的调整。而过去影响人们调整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的信息不畅因素已经大为减少，人们对劳务市场反映滞后的情况已经大为改观。特别是下岗问题的制造，是简单问题复杂化，既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又侵犯了企业的自主权。发展公共工程的有利作用与政府管制相似，不利方面表现在低效率上，往往既浪费人力资源又浪费物力资源。因为公共工程一般考虑经济效益较少，决策往往受个别人或个别利益集团左右。因此，政府对公共工程不应持积极态度而应持消极态度，即不要主动去做、只有在不得不由政府去做时才做。“不得不”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企业或其它民间组织皆不愿做，二是必须做。加强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一项标本兼治的对策，既可以减少失业、又可以预防失业，既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又可以通过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既可以维持社会安定、又可以促进未来经济增长。但我国目前操作上存在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忽视了市场的作用，易导致低效率、造成新的浪费。此外，政府干预过多会造成人们的过分依赖思想，不利于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也不利于平均主义观念的破除和竞争意识的培养。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解决社会安定问题和基本人权问题，但无法解决人力资源浪费问题。并且，保障水平过高不利于调动人们的就业积极性，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在我国，因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计划体制的简单化，这方面的问题特别严重。主要表现在高保障水平与低保障范围并存，高保障规定与低保障能力并存。突出问题在于，一是忽视了农村，二是可操作性差，三是财力不足。鉴于日本促进再就业的法律规定较多、也较有特色，有必要对其加以分析。日本早在1974年就制定了《雇佣保险法》，其目标是节约费用、安定社会和再就业，其再就业促进法律对策包括雇佣安定事业、雇佣改善事业、能力开发事业和雇佣福利事业。该法的最大特点是将失业救济和就业服务结合起来，标本兼治对付失业，重在预防。总的来说，这些对策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促进就业、有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但过分强调社会公益性和政府主导性，不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如资助效益欠佳企业使之不解雇工人），不利于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灵活调整产品结构（如资助配合政府调整经济的企业使之吸收失业者）。日本的失业救济金包括基本津贴、技术学习津贴、寄宿津贴和伤病津贴，这有利于失业者维持基本生活、提高技能以便重新就业；但缺点是基本津贴过高、达在岗工资的60%，对失业者的再就业积极性有负面影响。此外，我国有些地方试图通过驱赶农民工的办法为城市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种剜肉补疮的办法，既不公平、也不解决问题。 四、促进再就业的正确措施 要再促进就业，首先应发展普通教育、强化职业培训。因为大多数失业者是缺乏所需技能者，有的是没有技术或技术水平较低，有的是技术已经过时。培训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在新兴产业谋取职位所需的技能。培训应采取多种形式，费用应政府、企业和失业者共同负担，这样既可以调动企业和失业者的积极性、又可以减少培训的盲目性。培训既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又可以使人们有机会发挥其能力从而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还可以减轻政府负担。同时，应加快普通教育的发展，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为此，应尽快制定人力资源管理法，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当然 ，由于教育和培训需要时间，因此滞后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所以失业率的波动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这种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也无大害。其次，应发展和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服务。许多失业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造成的，即劳动力市场上供需双方信息交流不充分或时间差造成的。一方面需方有职业空缺招不到合适的人，另一方面失业者找不到工作。这类问题可以通过完善信息服务来解决，从而减少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劳动力市场不同于产品市场，而类似于证券市场，需要社会中介机构的参与。鉴于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的无序状态，应尽快制定劳动力市场管理法，规范劳动力交易和职业介绍机构活动。同时，应尽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第三，应减少政府正常情况下的管制。政府所采取的旨在防止人们遭受失业和贫困之苦的措施，在消除失业带来的痛苦的同时，也降低了失业者寻找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在健全失业保险制度的同时，应考虑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水平，改革不利于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因素。政府解决再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设计一种使失业者能够尽快再就业的机制。政府作用应主要集中在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提供部分教育和培训经费、承担一定比例的社会保障基金等方面。除非出现非常情况，政府不应实行管制，也不要搞政企合作。第四，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鉴于我国目前企业效益普遍较差，财政又很困难，难以提供社会保障所需的巨额资金，可以考虑拍卖部分国有企业或国有股份，将所得收入作为社会保障基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应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竞争与稳定并重”，“国情特点与国际标准结合”，“国家、用人单位、个人责任分担”三个原则。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应正确对待结构性失业。不要轻易干预劳动力市场，以免扭曲市场信号，影响结构调整的正常进行，从而导致失业问题的积累。 摘要 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的阶段性和两种类型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与产品更新换代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同步性，即效率提高与经济结构调整之间出现的时间差（亦即经济结构调整的滞后性）。我国目前失业问题严重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错误管制，政府管制延缓了产业结构调整并导致了失业问题的积累。失业既有消极影响也有积极影响，其积极影响在于提高劳动者技能、调整经济结构。劳动力市场建设、教育和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减少政府正常情况下的干预，是应对失业问题、充分实现再就业的正确措施。

由于自愿失业人数很少，而摩擦性失业时间很短，因此只是概念性的，故而可以忽略不计。 刘诚.：《凯恩斯主义批判》，《泰安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第17-20页。 由于观点引自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此处数据也一起引用了。实际上，目前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2%。其他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也都大幅度下降，德国甚至达到了1%。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著，胡代光等译：《经济学》（第14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129-130页。 因为工业化速度涉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所以需要进行比较。 数字引自孙立平：《三大障碍：中国内需不足的社会学分析》，“全球化与劳工问题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讲的失业指的是正常的结构性失业。 笔者认为，所谓必须做，仅限于发生大规模失业问题。因为此时若不进行公共工程，失业人员滞留社会，将严重威胁社会稳定。此时，仅仅进行社会救济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失业人员组织起来—--以工代赈是一种较好的选择。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以工代赈，有利地帮助美国度过了难关。其实，杜鲁门将二战退伍军人送进高校的办法，是一种更好的解决失业问题的思路----既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又促进了全民素质的提高。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将以工代赈、“以学代赈”（我们不妨将杜鲁门的办法称之为“以学代赈”）结合起来，即根据具体情况，能够并且愿意进入高校的，免费送进高校；能够并且愿意参加职业培训的，进行免费培训；能够并且愿意工作的，从事公共工程。 徐卫东：《日本推进再就业的法律对策评述》，《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第6期，第28-32页。 贾俊玲：《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第20-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