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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坤890206
首页 > 学术期刊 > 李叔同音乐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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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认为,信佛修佛的人,多是因遭遇不幸,或姻恋失败,或是要解决身体疾病,所以李叔同的出家原因,百年来众说纷纭。 人们无法理解,正值事业巅峰、一生富贵的他,为什么要义无反顾遁入空门? 李叔同被称作所谓“新文化运动先驱”,但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位积极探索西方文化的激昂之士,绕了一大圈,却返回了中国传统,而且走得更深更远。 “五四”以后,受实证科学主义的影响,中国人渐渐转向无神论,也就更不能理解李叔同的出家之举了。 早慧的“神童” 1880年9月23日,李叔同生于天津名门望族。他降生之日,一只喜鹊口衔松枝送至产房内,人们都说这是佛赐祥瑞。其父李筱楼当时已是68岁,老来得子,非常高兴,给他起名文涛,字叔同,他排行第三,小字三郎。李叔同的母亲王氏,是李筱楼的五姨太,当时是20岁。 李叔同的父母都信佛。李筱楼名世珍,祖籍浙江嘉兴,曾中头名进士,与李鸿章、吴汝伦并称清朝三大才子。他官至吏部主事,致仕后经营盐业、兴办银庄,终成津门巨富,与当朝仕宦多有往来。晚年李筱楼尊崇王阳明理学,信仰禅宗佛学。他乐善好施,曾创办慈善救济团体,开办义学,有“李善人”之称。 幼年李叔同即受佛教薰染,5岁时,家里延请高僧为病重的父亲诵《金刚经》,唯李叔同能入内室,与其父同聆佛法。 李筱楼死后,李鸿章亲自为其祭仪点主。灵柩在家停放七日,众多和尚昼夜诵经,此事给小叔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幼时他与弟弟的游戏,便是学和尚做法事,“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李叔同的大娘郭氏及长嫂,也是虔诚的佛教徒,曾教叔同念诵《大悲咒》等佛经。 聪慧异人的李叔同,学舌时就跟着老父摇头晃脑地背诵对联了;6、7岁时,他攻读《昭明文选》,琅琅成诵;8岁读四书五经,他过目不忘;13岁临摹历朝名家碑帖,他就以篆刻和书法闻名,被人称作“神童”。 然而,人生的苦空,李叔同过早就感受到了。15岁时,他就写下: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 16岁,李叔同考入辅仁学院学习八股文。枯燥的八股他写得文采斐然,常得嘉奖。八股文章试卷格式严谨,文字必须写进印好的方格之内,但文思泉涌的李叔同,书难尽意,便觉纸短文长,常常一格之中夹写两字,于是就有了“李双行”的外号。当时他还师从名家学习传统的诗词及篆刻方法。 少年的李叔同比较叛逆。他沉迷当时被称为“贱业”的戏曲,喜欢唱戏、客串,还为心仪的坤伶捧场,甚至陷入迷恋而未果。 18岁时,李叔同与门当户对的俞家女成婚。这是母亲为他聘娶的天津茶商之女,后为他生下三个儿子(一子夭折)。 当时的社会风气认为,传统文化难以立国,受此影响,李叔同仰慕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哥哥从家产中拨出巨资供其置家,李叔同首先就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 维新变法时,李叔同无比兴奋,刻下“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以表其志。变法失败后,他一度被怀疑为同党。1898年10月,李叔同带着母亲与家眷迁居上海,租住在法租界。“二十文章惊海内” 到上海以后,这位19岁的津门才子,以年少鲜有的才华及桀骜不羁,很快驰名上海滩。每写文章,他必定“技惊四座”。多年以后,李叔同以一句“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概括了这个时期的状态。 他与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许幻园、文人袁希濂、儒医蔡小香、名士张小楼,结成“天涯五友”。这志趣相投的五人,相互酬唱,宣扬民权思想,品茗论艺,沉浸在琴棋书画、风花雪月之中,享受着风流倜傥的快意人生。 1901年,李叔同考入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经济特科班,与黄炎培等人师从蔡元培。南洋公学的办学特点是中体西用,他接受了较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也吸纳西方文化。他的英文成绩是甲等,被评为“口齿清楚,文法娴熟”,对日文他也略有掌握。 当时李叔同最喜法学,曾写过名为“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的论文,读书时期还翻译了法学著作《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两本书出版后在当时影响很大。 期间,李叔同曾报名应试科举,答卷针砭时弊,自然名落孙山。三场均未考中,仍回南洋公学就读。 1902年罢课风潮,蔡元培辞职,为了支持学潮,李叔同等很多同学都主动退学。后来他参加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说会,提倡移风易俗,探讨所谓“新文化、新伦理、新道德”。 1905年李叔同创作《祖国歌》,一经发表即风靡大江南北,广为传唱。之后他出版了《国学唱歌集》,以《诗经》、《离骚》、唐宋诗词等为歌词,富有传统文化内涵,显示了他深厚的“国学”底蕴。 李叔同宣传男女婚姻自主的思想,编写了《文野婚姻新戏剧本》;他将新思想新知识融入戏曲,创作了《黄天霸》等京剧戏目。他亲自上场,从小生唱到老生,赢得满堂喝采;他与上海书画名家一起办《书画报》,名声大振,成为上海的书画名流。 丰子恺描述过当时李叔同在上海模样:“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 “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这是李叔同对自己当时状态的写照。这位富家公子哥,家在上海有钱庄,出手阔绰,年少轻狂。除与文人往来,还常与歌郎、艺妓交际,为之写歌赋诗,极具纨绔之风。 烟花柳巷,声色犬马,这种寄情声色的游戏人生,虽如鱼得水,他自己也是有担忧的,22岁的李叔同写信给许幻园:“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留学日本,学习西方文化 1905年四月,母亲王氏病重,李叔同速延请名医,未能奏效,因上街置办棺木,没能亲自送终,成为憾事。其母当时只有45岁。 悲痛欲绝的李叔同扶柩回津,为母亲举行了西式丧仪。追悼会上,家人不穿白色孝服,全部改穿黑色服装。不用锣鼓唢呐,李叔同用西洋的《弥撒》为母亲填挽歌,自弹自唱。 母亲死后,李叔同一度改名为“李哀”,自言“看破一层世相”,“幸福时期已经没有了”。然后将发妻和两个儿子托付给二哥,自己远走日本留学,学习西方文化。 到了日本,李叔同入乡随俗。那时还是大清,他就立即剪掉辫子,改成西方最时髦的三七分。戴没脚眼镜,脱下长衫马褂,换上西装、尖头皮鞋。没多久,他便能说一口纯正流利的日语了。他花巨资在东京上野租私人洋楼,装修成文艺气息浓厚的宅子,取名“小迷楼”。 李叔同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接受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教育,同时就读音乐学校,研究乐学与作曲。学习钢琴时,他不惜动手术,以拉长手指的距离。后来他出版发行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 李叔同还研究戏剧,与同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在东京为中国两淮水灾募捐,义演《茶花女》时,他男扮女装,成功反串了茶花女,其优美婉丽,被称超过日本俳优。在《黑奴吁天录》的演出里,他还一人饰男女两个角色。 留学日本五年,李叔同大量接受西方的现代艺术,身体力行实践西方现代思想,其个人生活也是反传统的。期间,他与一日本模特自由恋爱,并且成婚。回国任教 1910年,31岁的李叔同带着日籍夫人回国。不久他带着日籍夫人去上海居住,原配夫人及两个儿子被他留在了天津。 他被南京高等师范聘请做图画、音乐教师,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教书期间,他加入西泠印社,从事金石研究与创作。 至友、同事夏丏尊说:“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李叔同的案头书,是一本明代刘宗周的《人谱》,在封面上,李叔同写了“身体力行”几个字。他常拿书中古贤人的嘉言懿行教导学生,自己也行不言之教,做事极致认真,一丝不苟,连走路他都目不斜视。 此时的李叔同,脱下洋装,换上灰色粗布袍、黑布马褂和布底鞋,金丝边眼镜也换成了黑色钢丝边眼镜。他对艺术的理解开始回归正统,走回儒家文艺理念。他认为文人修身,重于修艺,艺德重于技能的训练。“工图画者其嗜好必高尚,其品行必高洁”,“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一个文艺家如果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器识,就是指修养与境界。李叔同将“艺德”的养成,作为培养学生的基本准则,“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他培养学生的最高目标是“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依循传统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李叔同非常重视音乐教育,认为音乐对人的性情有非常大的陶冶作用,他倡导“以美淑世”的美育理想,认为艺术有提升道德的力量。 李叔同大胆引入西方美术、音乐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中国传统绘画及音乐韵律,尝试中西艺术的融合。他以学问和人格折服了学生和同事。他每月寄钱给刘质平,资助他在日本的留学费用,直至他学成,而且不求偿还,还叮嘱刘质平不可告诉他人。做教师的七年里,他先后培养出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众多名人。 在美术领域,李叔同创造的诸多第一,改变了中国美术史。他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洋画,首创中国报纸广告画,最早创作、倡导中国现代木版画。他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著述,皆创下当时国人研究的第一。 李叔同是将西方戏剧引入中国的先驱,也是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他最早将西方乐理引入中国,最早介绍西洋乐器、引进五线谱,最早在国内推广钢琴音乐;他作曲作词的《春游》,是我国最早的三声部声乐作品;脍炙人口的《送别》,借鉴西方乐曲的同时,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歌词意味深远,充满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意境。 这位学贯古今,融汇中西的全才、通才,在事业渐趋登峰造极中,内心却无处为安。在李叔同看来,文艺还是属于“术”的范畴,文艺再好,也只是末枝小道,不是终极真理。而人生的无常、生命的倏忽,却是旖施绚丽生活中不可回避的本质。绝尘而去 剃发为僧 1916年,李叔同假期到杭州虎跑寺断食,开始是想借此疗治长期折磨他的神经衰弱症。期间的一些神奇体验,让他悟到很多东西,同时他也接触了很多佛经,对名利情执的虚妄,有了进一步了悟。第二年,李叔同又去听法,自己改名为“李婴”, 示脱胎换骨之意。 1918年,他黄历新年期间在虎跑寺度过,成为在家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回校后虽照常教课,但茹素诵经,世味日淡。 1918年黄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将多年视若珍宝的藏品,包括书籍、字画印章、折扇、金表等都外赠或销毁,然后到杭州灵隐寺受具足戒,正式剃发出家,那时他39岁。 其实出家前,李叔同曾借喻荷花,抒怀“昏波不染,成就慧业”。也曾致信刘质平,“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那时朋友都以为他不过是说说而已,一般的文人雅士也常作此言,没想到他是当真的。 黄炎培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李叔同与日籍夫人的诀别:弘一出家后,日籍夫人从上海赶到杭州,通过两位朋友去找丈夫。“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弘一写信告知天津家人自己出家,让家人也吃斋念佛,还嘱咐两个儿子用功读书。天津家人常给他写信,弘一信都不拆开,托人在信封后面写:“该人业已他往,均原封退还。”原配妻子俞氏,不到50岁病故,当时家人给弘一写信报丧,也没收到回复。后来,有人发现,弘一法师曾为亡妻抄经回向。 李叔同的同事姜丹书,曾与出家前的李叔同有过一段对话: 姜丹书:“你想出家?” 李叔同:“是的。” 姜丹书:“为何?” 李叔同:“无所为。” 姜丹书又问:“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 李叔同 “譬患虎疫死,将如何?” 如若患暴病而死,或者霍乱来了,即便内心难舍妻子儿女,又有什么办法吗? 绝尘而去,绝不回望张顾,李叔同如此了断世缘,与他纯粹的出家目的有关。他的禅房里,自书“虽存若殁”四字。在他看来,出家就是为了生死大事,妻儿、朋友的情缘均可以断。短暂的人生中,亲人早晚是要分别的,大限总要到来,出家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翩翩不羁的公子,变成名副其实的苦行僧 出家早年李叔同几乎不见客,除了讲经,对殷勤求访者,他以一句“老实念佛”回复,不多发一言。 夏丏尊曾见,弘一与众多和尚挤在一间拥挤的禅房里,然后于河边采水,以鲜竹漱牙,毛巾破如抹布。夏丏尊要给他换一条新的,弘一说:“哪里,还受用着哩,不必换。”在他看来,破烂的席子、毛巾,白菜萝卜苦咸菜,都好,一切都好。 他双目低垂,脸容肃穆,过去那个生活讲究精致、翩翩不羁的公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苦行僧。房中只有一张板床。外出云游,也是一席一被一伞,有时自己还挑行李。洗衣缝补,他全都自己动手。每日黎明即起,冷水擦身,但凡染病,从不经意。他患病在床,有人前往问候,他说:“你不要问我病好了没有,你要问我佛念了没有。” 弘一严格持守最严谨最刻板的律宗戒律,成为恪守佛门“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的典范。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也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等,因为其价格比其它素菜要贵很多。 1924年,弘一求见印光,被概不见客的印光拒在山门之外,他从天明等到日暮,终于见到印光,与之同修了七日。这七日深刻影响了他以后的修行生涯。弘一悉心研究已中断700余年的律宗,撰写著作,躬行实践。后半生里,他不辞劳苦云游各地,四处弘扬律宗。 每前往讲律,行前弘一都约法三章:不为人师,不开欢迎会,不登报吹名。为防人接船,有时他还特地临时改搭他船。除讲律外,他闭门谢客,市长等高官都难以请到他。晚年弘一在福建讲经,忽然接到一少年来信,指责他忙于交际应酬。弘一反省自己,深感惭愧,当即回信表示:“即当遵命闭门精修,摒弃一切。” 1937年底,厦门轰炸不断,弘一集众演讲,尽力助众生渡劫。他弘法闽南,时值厦门陷落,好友劝他去内地避险。他作偈曰: 亭亭菊一支, 高标矗晚节。 云何色殷红, 殉道应流血。 非佛书不书 非佛语不语 出家之后,弘一发誓: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他认为“耽于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毅然割断自己曾醉心的话剧、油画、西洋音乐等艺术。原本他诸艺俱废,后来还是保留了书法,因为可以“写佛语结缘利生”。弘一最常写的就是“以戒为师”,也常写:“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弘一的书法,敛神藏锋,大巧若拙,已经是一种心灵的迹化了。他下笔一丝不苟,不矜才使气,不激不厉。刘质平回忆说,弘一写字书极慢,五尺整幅要写两个小时方成。 在谈写字方法的演讲中,弘一曾对僧人说:“倘然只能写几个好字,若不专心学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他字写得怎样的好,那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我觉得,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苛民有道德,那么他的字是很珍贵的,结果都是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是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 他自认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灭障 李叔同被称作所谓“新文化运动先驱”,但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位积极探索西方文化的激昂之士,绕了一大圈,却返回了中国传统,而且走得更深更远。 他一生富贵,漫天才情,内心却有着无处为安的苦闷,这是执于现实的人很难理解的。“五四”以后,受实证科学主义的影响,中国人渐渐转向无神论,当然也就更不能理解李叔同的出家之举了。 当人们还在感叹李叔同绝伦的才华时,他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诗歌及荒唐的生活,全部做了彻底的否定。1923年,西泠印社印了一本他的《漱筒诗集》,被弘一斥之为“多涉绮语,格调也卑,无足观也”。绮语,指轻浮无礼、不正经、令人邪思之言;1929年,开明书店请弘一写字模,开始他应允了,后又反悔,反悔的重要原因是:有些字,出家人书写甚不合宜,如刀部中,残酷凶恶之字甚多,又女部中更不堪言,尸部中更有极秽之字…… 弘一不断省察自己既往的“放浪无赖”,他曾对丰子恺说,自己出家之前,一味地书呆子气,人情世故什么的一点儿都不懂。在《最后之忏悔》中,他写道:“我从孩提起就一直造恶,一天比一天堕落,身体虽然不是禽兽,而心则与禽兽无甚区别……” 60岁的时候,弘一用一句“不堪回首”,概括自己从幼年以后的种种经历,自认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灭障。 在那个普遍排斥传统、排斥宗教信仰的大背景下,弘一宣说:佛法非迷信,佛法非宗教,佛法非哲学,佛法非违背科学。他出家不是因为厌世,也不为避世,实在是因为参透了人生。既然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荣华富贵、旷世之名声,或者子孙家业,更是身外之物。世间学术、绘画音乐等文艺,也不过是暂时的虚幻美景,而返本归真、追究终极真理,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 出家后,李叔同那因无常世事而躁动的心,终归于安宁。“这个世界,我总要来。 ” 1942年春,弘一前往灵瑞山讲经, 不久住在温陵养老院,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为大众讲经 , 并向院中老人讲说净土法要 。黄历二十三日,弘一示现些微疾病,但拒绝医药、探视,只是专一念佛。 二十七日,弘一绝食,只饮水。二十八日,他写好遗嘱,交代妙莲法师负责后事。九月一日下午,弘一在一张纸上写下“悲欣交集”,交给妙莲法师,并嘱咐:如在助念时,见我流泪,并非留恋世间、挂念亲人,而是悲喜交集所感。他还特别叮嘱,当他呼吸停止时,要待热度散尽,再送去火化,身体停龛时,要用四只小碗填龛四脚,再盛满水,防止蚂蚁爬上来,这样在焚化时,可以避免损伤蚂蚁。他自认自己福气不够,说火化时,“不必穿好衣服,只穿旧短裤,以遮下根而已。” 说完,弘一默念佛号不辍。临终前,弘一法师还说了这样话:“这个世界,我总要来。”“释迦牟尼佛与我们这个世界有不尽的因缘,我们与未来的世界亦然。” 四日戌时(晚上7点至9点),弘一右胁而卧,安详圆寂,终年63岁。这天是公元1942年10月13日。 第二天一早,夏丏尊收到了弘一的一封信: 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日期是嘱人后填写)。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谨达,不宣。音启。 “悲欣交集”通常的解释是,一面欣喜自己的解脱,一面悲愍众生的苦恼。 出家28年,弘一法师最后的遗物,是一件百衲衣、少量衣被和一把雨伞。百衲衣上的二百多个补丁,都是他亲手缝补的。 弘一法师圆寂后七天,尊其遗嘱:“龛用养老院的,送承天寺焚化。”荼毗后,获舍利子一千八百粒,舍利块有六百块。 弘一法师被尊为律宗第十一世祖,与印光、太虚、虚云并称为“民国四大高僧”。 参考资料: 《李叔同全集》 夏丏尊《生活的艺术》 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 姜丹书《弘一大师咏怀录》 欧七斤、盛懿《出旧入新: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对李叔同的影响》 陈海量、姜丹书等《弘一大师永思集》 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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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709479558

(1880~1942)音乐家,早期话剧活动家,音乐、美术教育家。原名文涛、字惜霜,浙江平湖人。自幼擅长吟诗作画、写字刻印。1905年入日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习西洋绘画和音乐。1906年与曾孝谷、欧阳予倩等在日本创立我国第一个话剧演出团体“春柳社”。同年创办我国最早的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但仅出一期。1910年归国后任教于天津、上海,并参加“南社”,担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1913年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后兼任南京高等师范的艺术教员。1918年出家于杭州虎跑寺,法名演音,号弘一。李叔同在学堂乐歌创作方面有较为突出的贡献。代表作有:《送别》、《西湖》、《春景》、《忆儿时》;合唱曲《春游》(三部合唱)、《留别》(二部合唱)、《早秋》。其作品后来大多收入丰子恺所编《李叔同歌曲集》(音乐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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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宫火却

李叔同为我国近现代音乐作出了许多卓越贡献,一些贡献和成就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开创意义。1905年,李叔同曾手书《祖国歌》的词谱,作为“沪学会”补习班的唱歌教材。这首以中国民间乐曲《老六板》为基本曲调的歌曲,抒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深受青年学子们的欢迎,很快由上海传唱到其他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1905年,李叔同编印出版《国学唱歌集》,歌词选用了《诗经》、《离骚》、唐宋诗词等,表现出作者深厚的“国学”底蕴和对国学的重视。1906年,李叔同独自在日本创办了《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成后,寄回国内发行。这本杂志虽然只发行了一期,却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第一本音乐杂志。这本杂志包括图画、插图、乐史、乐典等栏目,除乐典、三首词作、部分插图的作者是日本人外,其他内容(包括封面设计和水彩画)均出自李叔同一人之手,署名“息霜”。他在杂志的“序言”中写道:“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欤!”他论述了自然界各种音响给人的不同共鸣和感受,并认为将自然界的音响加工成“音乐”,就能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这篇序文也体现了李叔同的音乐启蒙教育思想和音乐观。这本杂志还刊登了李叔同填词编写的三首乐歌:《隋堤柳》、《我的国》和《春郊赛跑》。《我的国》是他根据自己在上海时写的歌词,选用一首日本乐曲编成,豪迈壮阔的歌词充满爱国激情,表达了他希望祖国富强的强烈愿望。李叔同弹奏并吟唱这首歌时,为饱受列强侮辱的祖国和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人民而揪心阵痛。《春郊赛跑》采用德国歌曲《木马》的曲谱,歌词写道:“跑跑跑!看是谁先到。杨柳青青,桃花带笑。万物皆春,男儿年少。跑跑跑!锦标夺得了。”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和健康快乐的情感。李叔同还根据日本石原小三郎的《西洋音乐史》中的资料,编写了介绍音乐大师贝多芬的文章《乐圣比独芬传》,并用炭笔精心绘制了“乐圣比独芬像”。李叔同不但是第一位向国人介绍贝多芬的中国人,也是尊称贝多芬为“乐圣”的第一人。李叔同在《昨非录》一文中,还对音乐简谱和五线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十年前日本之唱歌集,或有用1234之简谱者。今则自幼稚园唱歌起,皆用五线音谱。吾国近出之歌唱集与各学校音乐教授,大半用简谱,似未合宜。”他还针对自己刚出版不久的《国学唱歌集》未能身体力行使用五线谱而痛悔自责:“去年余从友人之请,编《国学唱歌集》,迄今思之,实为第一疚心之事。前已函嘱友人,毋再发售并毁版以谢吾过。”1913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编辑《白阳》杂志,他在杂志上刊登了介绍西洋乐器的文章和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合唱曲《春游》。这本刊物还包括文学和美术方面的文章,从音乐方面来看,它可以看作是《音乐小杂志》的姊妹篇。李叔同是我国近现代的启蒙音乐家和乐歌作家。我国近现代音乐起源于大多用外国曲谱填词的“学堂乐歌”,李叔同就是“学堂乐歌”的重要作者。李叔同填词和选曲配词的音乐作品有近百首,确切数目已无从考证。丰子恺和裘梦痕合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收录的大多是李叔同1912年至1918年所作的乐歌。歌集一经出版,就被各地学校选作教材,连续再版十次,成为中国近现代传播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教学歌曲集之一。丰子恺在这本歌曲集的《序言》中指出:“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因而当时能兼作词曲者,只有李先生一人。”文中虽然难免对恩师的溢美,但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李叔同在乐歌创作中的地位。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也贯穿于他的乐歌创作中。李叔同编写的乐歌,体现了他“促社会之健全”和“感精神之粹美”的音乐观,影响深远。早在1904年“沪学会”时,李叔同就邀请沈心工在“沪学会”文化补习班开设乐歌课,自己也一起听讲,接受音乐的启蒙教育。当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需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李叔同在“沪学会”教唱的《祖国歌》,词曲配合贴切,主题鲜明,富有浓郁的民族音乐特色,歌颂了中华文明古国,抒发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他出家以后,虽专心研究和弘扬佛学,但在“念佛不忘救国”思想的指导下,仍应邀创作爱国歌曲。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结集为《清凉歌集》,193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李叔同创作的乐歌艺术水平很高,尤其在多声部合唱歌曲方面具有首创性。他的《春游》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三声部声乐作品,也是中国作曲家运用西洋作曲技法进行多声部音乐创作的最早探索。这首歌的和声和曲体非常工整,旋律优美,自然清秀,堪称校园歌曲的典范。李叔同歌曲中流传最广、影响最为久远的一首乐歌是《送别》。《送别》的歌词实际上是他“悲欣交集”人生的真实写照,感人至深,与稍加改动的美国作曲家奥德威的曲谱搭配得天衣无缝。其中有一句歌词在流传中产生了不同版本:有的人采用“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有的人把这句中的“瓢”唱为“觚”,有的人唱为“斛”或“壶”。对此,由于迄今没有见到李叔同手书的《送别》歌词,很难做出鉴别。《送别》最初公开发表的版本是丰子恺、裘梦痕合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该书《送别》歌词中是“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后来,丰子恺又编了《李叔同歌曲集》,此书收入李叔同作词作曲或填词的歌曲作品32首,歌词全部是丰子恺的毛笔楷书,所收《送别》的歌词中,这一句也是“一瓢浊酒尽余欢”。因此,有人认为“丰子恺版本”的可靠性无可怀疑,应视为正宗原版。但“瓢”一般是用来舀水或撮取面粉等的器具;而“觚”却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据此,也有人对“丰子恺版本”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认为“觚”与“瓢”字形相近,可能是丰子恺在书写过程中有误。《送别》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觚”、“瓢”、“斛”、“壶”等版本,莫衷一是。不过,我对这一句中采用“斛”、“壶”的版本不以为然,一是缺乏根据,二是像李叔同这样的文人不大可能在作词中用“斛”或“壶”。这首歌曲还被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分别选作插曲和主题歌,广泛传播,至今仍久唱不衰。它也是我几十年来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李叔同由一个富家风流公子和文坛名士,变为一个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的留日学生,变成一个西装革履佩戴金丝眼镜的报纸编辑,变成穿长袍马褂足蹬布鞋的教师,又在中年决然皈依佛门,以苦行僧而终其一生……可以说,李叔同把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中的角色,都发挥到了极致。因此,我总是把他看作“近代的唐伯虎”,有所不同的是,唐伯虎没有出家。不过,李叔同给我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还是他那首令人百唱不厌的《送别》。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回国到1918年出家为僧的几年,是他艺术教育和乐歌创作最重要的时期。在我国音乐教育刚刚起步,对是否需要音乐教育尚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他毅然选择了音乐和美术教育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李叔同是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先驱者,是多才多艺的启蒙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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