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论文题目

摘要：夏代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其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酒器和兵器的造型形式和纹饰意蕴之中。尽管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仍然显得相对朴实，但其实用功能和形式美感兼具的造型，以及变化多样的几何纹和威严庄重的动物纹装饰，却凸显了其鲜明的时代审美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和整体适应性。这为商周青铜器鼎盛时代的到来，在审美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上均作了必要的铺垫。关键词：夏代青铜器;造型;几何纹;动物纹;寓意象征;庄严厚重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Chinese Bronze Age, th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 Dynasty bronze utensil prominently is shown on modeling form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drinking utensil and weapon. Although this time’s bronze utensil still appeared relatively simple, the modeling with practical function and form esthetic sense, as well as the changed diverse geometry decoration and the dignified grave animal decoration, actually display its bright time esthetic style: Implication symbolic, dignified massiveness and overall compatibility, which prepare both for the arrival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prosperous time and the esthetic modeling, decorative design, word: The Xia dynasty’s bronze; modeling; geometry grain; animal grain; implication symbol; dignified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一 造型形式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2]。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3]，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二 纹饰意蕴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专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一）几何纹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二）动物纹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5]。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6]，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三 艺术风格夏代青铜器由于工艺技术的演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先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在各类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审美设计中，充分吸收夏王朝这个全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形象化抽象化地熔铸于这一高贵典雅的青铜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整体适应性。一是寓意象征性。夏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定功用及其造型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寓意象征性的，不仅寄寓着当时夏代贵族和下层民众对所谓自然力量的利用和膜拜，而且还直接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青铜礼器和兵器造型庄重，纹饰逐渐走向神秘化，发挥着“钟鸣鼎食”的重要作用。《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夏代青铜九鼎的纹饰图案在象生的背后，仍然隐含着一定的表意性，用鼎的大小、轻重和不同形状、纹饰来象征各种事物和等级制度，既是天下各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体现，也是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夏代晚期出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根据其平直无锋刃的造型和镶嵌绿松石十字纹的纹饰判断，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而可能作为仪仗用，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是现实所有者身份的特殊兵器”[3]，寄寓象征着夏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内涵。同时，夏代青铜器的装饰性纹饰自此一改以往的仿生化形式模拟，更多地向着抽象化方向发展。如镶嵌十字纹方钺上的十字纹，是一种抽象的线条，二里头五区M4出土的青铜兽面牌饰，有突出的圆目，装饰性和抽象性特征较明显。夏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和奴役的时代，这种兽面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7]，夏代青铜礼器的王权性象征在其纹饰尤其是在兽面纹中彰显无疑。因此，夏代社会生活内容和宗教礼仪的丰富，特别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精神性特征，强化了夏代器物创造的寓意象征性。二是庄严厚重性。青铜器在夏代作为国家第一重器，其礼仪性比当时全社会普及的陶器要浓厚得多，无论是其坚硬的质地、凝重的色泽，还是独特的造型、别样的纹饰，都在陶器、玉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审美形式的因素，呈现出威严而凝重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独具时代气息的庄严厚重美。如夏代青铜爵改造了以往陶爵的基本造型，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器物的重心落在中心位置，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同时，流管等附件的安置，也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成为一种有效调节平衡的手段，显得规整而庄严；镶嵌绿松石兽面纹图案的双目以及周围的抽象化线条，装饰虽简洁，却突现出神秘动物的凶猛与残酷，且采用对称平衡的方式，更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感受。同时，夏代青铜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性也极大地影响着青铜艺术的发展方向，几何式的方圆结构，长短大小的比例变化，器腹多为圆方造型，下面贯之以三足，与夏礼的规范性合拍。如青铜鼎在仿照新石器时代陶鼎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理念，对称规整的双耳立于口沿之上，坚实浑厚的三足承于圆腹之下，营造了一种厚实而稳定的氛围，确实有“定鼎”的气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夏代器物在活泼愉快的自然美基础上形成了厚重而神秘的庄严美，而这种庄严厚重性蔚为夏代青铜艺术的主流，也是整个三代青铜器艺术的审美特质之一。因此，夏代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青铜艺术本身内在求变的的传承与创新有关，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也在其演变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器物整体造型和纹饰庄重风格和现实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庄严氛围的完美统一。三是整体适应性。夏代青铜器尤其注重器物造型、纹饰及其功用的整体适应性。“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8]，因而夏代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也正是表现为其形制、装饰和功能的整体性和相应性，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均讲究别致的形制与其特殊功能的紧密联系，讲究纹样及图案在各种不同器皿具体部位结合时的“适形造型”方式。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夏代钉形柱爵，其中腰极细，与上部伸出的流尾，以及下部外撇的锥足形成分段，既利于饮用，又方便摆放，形制与功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此外，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也“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9]，并且这些纹饰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附着于不同的青铜式样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趣味，从而突显了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功用整体适应性的时代特征。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呈盾牌状的铜牌饰，其凸面由各式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浅浮雕式的兽体形象，多为龙的各种变体，且下体背侧有的还饰以卷云纹，飞龙在天的威严和自由，与夏代先民的龙崇拜思想以及铜牌饰的礼仪功能相得益彰，铜牌饰的纹饰与功用也就在夏代先民的想象中得到了整合。“中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1600年左右”[10]，而在这1600年的演变历程中，夏代青铜器中礼器和兵器的两大工艺造型，几何纹与兽面纹的工艺装饰，以及独具时代特征的庄严厚重的审美艺术风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青铜器工艺的源头，为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铸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参考文献：[1]张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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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文物及其分类；中国文物保护简史；文物保护技术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文物保护的基本知识、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文物保护中常用的分析检测手段及采样要求等。第二章 文物与环境 保存环境对文物的影响，主要包括地下埋藏环境（地下水、可溶性盐、微生物等）和地面保存环境（大气、温湿度、光照、灰尘、酸雨等）；如何通过控制环境来延长文物的寿命。第三章 陶质文物修复与保护技术 陶瓷的原料、组成及性质；陶瓷器物病害机理与保护技术；彩绘陶器的修复与保护；砖瓦类文物的保护；古遗址的保护；最新科研动态。第四章 石质文物的保护 石质文物组成、风化成因；保护方法；石窟寺的保护；最新科研动态。第五章 壁画、彩塑的保护 壁画、彩塑的制作工艺与结构；病害原因；壁画颜料的分析与保护；壁画画面的清洗方法；壁画的揭取方法；壁画的现场保护和修复及养护；彩塑的保护技术。第六章 青铜器保护 青铜器的组成及特点；腐蚀产物；腐蚀机理；保护方法；保存环境；最新科研动态和存在问题。第七章 铁器的保护 铁器的组成；锈蚀产物；腐蚀机理；保护技术；保存环境；最新科研动态。第八章 金、银、锡、铅器的保护 金、银、锡、铅器的保护；保养和保存环境。第九章 木质文物保护 木质文物的结构；损坏机理；饱水漆、木、竹器的脱水定形、加固和修复技术；漆、木、竹器的保养；古代建筑保护的基本方法；最新科研动态。第十章 纸质文物的保护 纸张的组成及生产过程；各种字迹材料的组成及性质；环境对纸质文物病变的影响；纸质文物的保管及保护；最新科研动态。第十一章 纺织品保护技术 纺织品纤维种类、组成、结构及其鉴别；古代纺织品常用天然染料的种类、成分及测定；古代纺织品常用颜料；出土纺织品的损坏机理与污染原因；纺织品的保护技术与保存环境；最新科研动态。第十二章 皮革、尸体及骨角质类文物的保养 皮革的组成与结构、霉变原因、保养及保护方法；古尸体的种类及保护技术；骨角质类文 物的组成、性质、保护方法及存放环境。教材：略主要参考书目：1. . The Elements of Archaeological Conservation. . 中国文物研究所. 中意、中日韩文物保护培训班讲义（内编）.3. 陆寿麟. 中国文物和文物保护技术.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奚三彩. 文物保护技术与材料. 台湾：国立台南艺术学院出版，. 黄克忠. 岩石文物建筑的保护.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张志军. 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保护研究.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马淑琴. 文物霉害的防治. 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 徐永庆等. 中国古尸.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康忠镕. 文物保护学基础.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王蕙贞. 文物保护材料学.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陈允适等. 古建筑与木质文物维护指南.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 李最雄. 李最雄石窟保护论文集.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刘景龙. 龙门石窟保护.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14. 宋迪生. 文物与化学.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冯乐耘. 档案保护技术学.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博物馆学，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博物馆学教研室. 博物馆技术.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陈维稷等. 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卷）.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上海纺织科学院等.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丝织品的研究. 北京：文物出版社，. 姚穆等. 纺织材料学. 纺织工业出版社，. 叶康民. 金属腐蚀与防护概论.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黄远昌. 金属腐蚀与防护原理.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赵丰. 植物染料在古代中国的应用，中国丝绸史(专论).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

考古发掘现场保护中的环境因素及影响谈到文物的保护，与之相关的文物环境因素是不容回避的话题。文物的埋藏与保存环境就像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一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各种各样的环境条件及因素会对文物的保存与保护产生不同的作用，形成不同的后果，而对于考古发掘中的文物保护来讲，周边环境的复杂带来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为文物保护工作增加了相当的难度，甚至直接影响到保护工作的成败，这一点通过汉阳陵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工作的实践，能够切实感受到各种环境因素对保护的影响，因此说在考古现场的文物保护中，相应环境问题的研究对文物的保护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好考古现场保护工作，首先涉及到考古现场保护工作的内容及现场环境研究的内涵。所谓考古发掘现场的环境问题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发掘前文物埋藏于地下的状况，即埋藏环境，由于长时间处于较为恒定的封闭状态，在缺氧条件下，加之土壤酸碱度、压力、温湿度等因素较为恒定，这种长期形成相对稳定的文物埋藏环境，使文物遭受腐蚀的速率逐渐趋缓，相应起到了保护文物的作用；其二，是指从发掘工作开始以后文物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这时候一切对出土文物产生作用的外部变化因素，包括温湿度、光照射、空气污染、虫害及微生物等等都是需要了解的内容，研究它们的存在、发生与变化的规律对文物产生的影响，从而制定相应的对策解决文物保护中的难点问题。通常所说的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是指一切配合考古发掘中同步进行的保护工作，主要是常说的抢救性保护，其次就是遗址、遗迹类现场保护，考古现场保护是做好文物保护最初也是最重要一个环节，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文物保护的最终结果，目前其重要性越来越受到文物保护专家、考古学家的重视。由于发掘工作的进行，地下文物原有的稳定、平衡的环境遭受破坏，这一环境骤变过程直接产生包括肉眼能观察到的有机质文物腐化、灰化等现象，无机质文物存在酥解、破损等延续性破坏的发生，如果没有有效的现场保护工作将会使一些极为重要的遗物遗迹仅仅存在于绘图、照片之中。而现场保护工作就是采用必要的技术手段和适当的保护材料支持，在第一时间内有效控制紧急危害的发生，如临时性加固、区域环境控制、器物科学起取等，为进一步保护奠定基础。相对于抢救性保护，由于特殊要求需现场展示的遗址类文物以及特殊情况下目前无法提取遗迹、遗存的保护，也属于考古现场的保护问题。汉阳陵考古发掘现场保护状况基本类似于后者，根据汉阳陵发展规划的要求与设计，它是在遗址、遗迹上建立的保护性博物馆，因此保护工作也围绕着现场展示进行，以下通过保护工作中具体实例说明与环境间的不可分割性。——考古发掘现场的环境调查了解保护对象的基本情况是任何保护工作 的前题，而像野外考古发掘现场受周边复杂外部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直接，因此说从文物保存环境角度来讲，及时掌握文物所处环境及周边相关因素的影响，可综合评价造成文物破坏的外部因素及目前文物状况，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文物的有效保护问题。汉阳陵帝陵考古发掘现场，目前所作的防护措施是采取钢结构框架支撑、顶棚用玻璃钢瓦防护，现有的状况仅能防止雨水直接冲刷和阳光曝晒，其它方面的作用不明显。阳陵文物中环境因素起作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为：1．温湿度的剧烈变化。温湿度的作用在于促进各种文物破坏反应的进行，是文物遭受损害的根本因素。而阳陵发掘现场近似露天的条件，温湿度也自然随着一天的变化而随时波动，根据我们简单的温湿度记录显示，日气温波动范围达20℃以上、湿度变化超过30％－40％，特别是冬夏两季面临着持续高温和寒冬结冻还造成文物的物理性破坏，以及其它化学作用和微生物生长等生物作用。因温湿度剧变而引发的木质遗迹文物失水开裂问题已成为保护中的一大难题。2．坑壁坍塌。阳陵地处咸阳原上，地质形成较晚，为三级失陷性黄土，这种土壤结构松散，含沙量较大，故极易开裂，失水收缩量大，因此将形成塌陷，起壳、脱落。近两年多来，坑壁四周多处塌落且形势愈发危急。3．降尘及风沙的作用。咸阳原是西安以北的一道天然屏障，而对处于原上的阳陵文物来讲降尘及风砂的破坏作用较其它地方明显，除去机械磨损的破坏、文物表面的风化，空气尘埃降落于文物表面成为有害气体、微生物的载体而产生作用，另外这种尘土在文物表面影响到观赏性，出于参观需求经常性的清扫带来损害。4．动物昆虫的破坏。在划定保护范围之前，发掘现场为种植农田。经考古发掘后，由于文物中有大量的木质文物和坑道木框架，经常年腐化，遗迹的腐殖物形成了坑道独特的营养生态条件，且周边杂草丛生及现场安全需要的灯光，诱集了大量的农田害虫进入坑道，威胁、破坏文物。5．微生物、低等植物的大量滋生。同上原因，坑道独特的生态环境，使微生物自身需求得到满足，及高温高湿的外部条件和目前为了保护文物环境的相对稳定所采取覆盖塑料布的因素，在阳陵造成了大量微生物、低等植物的泛滥，也成为危及文物安全的重要隐患。除此之外，其他如因发掘暴露造成的地下水分散失、裂隙及粉化等表面风化因素的加重；光线及紫外线的辐射等都直接或间接的起到破坏作用。——文物保护中的环境作用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任何一项实际工作中更应该注重现场环境的各种影响，许多在室内条件下能够完成的工作，而在田野却因操作条件的不确定性导致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外界环境条件往往左右着保护工作的成败。如选择适当的加固保护材料是一常用的技术手段，但是在现场加固中，更应考虑加固材料的合理性与适用性，以满足复杂情况下对材料的要求。以阳陵木质及木质彩绘遗迹的加固为例，由于木质的腐朽，埋藏环境中的土壤颗粒或矿物质成分在水及其他地质营力的作用下逐渐地填充到木质糟朽降解以后留下的空间，形成仅有器形的土质车辆及马匹等遗迹，由于上述土壤化过程使其质地结构疏松、脆弱且不定型，现有条件根本无法从现场提取出来，只有在现场保留下来。此类问题在实验室内能得到妥善处理，但是在发掘现场中对加固材料的要求需同时满足以下几方面的需求，即材料与水的兼容性、具备优良的透气性、耐候性、渗透性，还有在加固过程中保持土质表面不产生失水开裂等。目前来看，现有的保护技术和材料，无法达到满意效果，其原因就是无法排除现场外界环境条件的作用。还有由于微生物的任意生长与繁殖，对文物的侵害而特别是对有机质文物及彩绘颜料的损伤是极其致命的。在阳陵发掘现场由于存在诸多的不利因素，微生物的防治就显得极迫切，经反复摸索，多次实验结合现场环境下气温变化大、水分散失快的特殊条件，在防霉剂的应用上选择以丙二醇作为载体，这样能有效控制水分的快速散失，从而大大提高了使用效果。在虫害的控制方面，通过采取药剂封闭熏蒸，饵诱杀施放药带，坑道喷雾及四周加装防虫网等技术防治技术外，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周边环境杂草丛生及现场安全需要的灯光，仍然会诱使大量害虫产生再次进入坑道威胁文物，在这种情况下有效阻止害虫发生的手段就是环境的隔离，即加装防虫隔离网，对于这种大面积的除虫工作是迫不得已进行的，真正有益的工作是作好虫害的预防，同时采取必要措施破坏虫类适宜的生存环境。——现场保护中的环境控制文物处于地下经过一段时间后，随着这种埋藏环境趋于稳定，这其中的文物也就处于一个相对、暂时的动态平衡之中，但随着发掘进行固有平衡被破坏，特别是温湿度骤变、光辐射等对文物产生一突变过程。这一过程正是导致文物毁坏的重要原因，加之出土后环境条件的反复波动，增大了破坏反应的进行，从长远考虑，文物的环境保护问题是文物保护研究中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对文物实施保护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控制文物所处环境，为文物营造一个相对稳定、单独存在的空间。从稳定的文物环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可以通过阳陵南区从葬坑8号坑文物保护示范工程中表现出来。8号坑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斯洛文尼亚文物保护机构共同建造，按照最初设计思路是通过在封闭条件下，采用控制温湿度、冷光源照明及空气过滤与交换系统等技术手段，为其中清理出土的现场文物营造稳定的环境条件，但由于资金和项目执行中的问题，该项目没有完成，目前8号坑仅为封闭条件，未安装使用其它调控设备，虽然如此，由于它达到了阻止温度剧烈波动的效果且长期保持着高湿度，经过6年多时间出土文物保存较好，仍然起到了很好的保护效果，与其他同期的出土物相比较，产生了明显的差别。在汉阳陵帝陵从葬坑博物馆的建设方案中，其下沉式地下现场展示也是出于环境因素的考虑，将着眼点放在营造较为稳定的现场环境，即通过控制文物所处小环境来达到阻止出土文物免遭破坏的目的。综上所述，环境因素对发掘现场保护的影响实际体现在防与治两方面，具体表现为三个步骤：首先环境调查就是找出病因；而克服各种影响文物保护的不利因素解决好现场保护的难题，就是治；所谓防，就是尽可能的创造和控制良好的外部条件和适宜的保存环境，这就像人类创造和改善生存环境一样，坚持预防为主，才是文物保护的根本出路。发掘现场文物的保护问题必须与环境相协调，只有解决好各环境条件对文物产生的作用与文物现存状况之间矛盾，才能做好现场保护工作。来源：中国文物报作者：赵西晨希望回答对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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