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色茶杯毕业论文

玫瑰色茶杯安东尼娅·苏珊·拜厄特 房间里有三个女人，两个坐在低矮的椭圆形后背的扶手椅上。一个坐在床尾，头部被夏日的窗户映得苍白，面部相对被映得有些黯淡。她们都很年轻，充满活力：这可以从她们不停地来回转头，和手持长烟斗与玫瑰色的茶杯这些从手到嘴的动作中看出来。她们都穿着无袖衬衣，一个橄榄色，一个黄褐色（有时候是暗红色），白头穿的是凝脂奶油色，或者说是类似毯子上的羊毛色。她们都穿着柔滑的但不是那种洁白的袜子，和带条纹的尖头带扣高跟鞋。一个皮肤黑黑的女人，坐在椅子上，一头秀发打结在脖子上。另外两位都是一头短发。当白头女人看窗外的时候，外面的人正好有幸能够一睹她那从头到脖子之间的棱角分明的黄金比例的尊容。她的嘴唇性感迷人，她的端庄容貌，符合人们对美的要求。第三个女人看不清楚，她的发型有些男子气。维罗妮卡不想看见因为她已经知道那是谁，她的黑白相间的头发已经告诉了维罗尼亚。她能很清楚地看见椅子，一件带浅绿色的亚麻垫子，一件是印着毛茸茸的玫瑰花的印花垫子。她能看见一小堆火，和满是灰尘的煤斗和烙铁。有时候能看见熊熊火光，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一片暗淡，因为此时窗外正是夏天。透过窗户，玫瑰色的印花窗帘之间，是一成不变的学院花园里的玫瑰花花床和绿草带，还有下陷的花池，空气中弥漫着刚割完的青草的味道。树叶螺旋般爬进窗户框子外面的图画中—正在攀岩的玫瑰，一种匍匐植物，那是什么？她能看见一张桌子，虽然不是很清楚。没有必要睁大眼睛去看，只要静静地等待就可以了。一处放着家具的黑暗的角落，她从未注意到—那是一件衣柜吗？她一直看到的是沏茶用的茶几。一个小水罐，在三角架上，镶有枝叶图案的大茶壶，盘子里放着一块胡桃蛋糕和几片麦芽面包，六个粉红色的茶杯带着花瓣状的茶托，闪耀着玫瑰色的光彩。耀眼的釉面和强烈的粉红色交织形成了一道蓝黑白金色的光网。平头的抹黄油用的带乳白色手柄的餐刀应该也有，就在那里，还有放在雕花盘里的一小块黄油。还有一些果酱，对，和特制的扁平的果酱勺子。女人在聊天。她们在等人。她听不见她们的谈话声和不时的大笑声。她能看见桌布，白色亚麻布镶边彩绘，鲜艳的绣花呼之欲出，桌布的颜色虽然相同但相比之下也黯淡无色。她一直把花看成玫瑰，虽然大多数的花，近前仔细看的话，只是混合物或是想象物。她满眼看到的都是粉红色。她的女儿简在楼顶喊了起来，不耐烦地哭号起来。简一般很少在家，因为她的社会活动很少有意想不到的间歇。她总是从一家流向一家，从这个朋友的厨房到那个朋友的厨房，疯狂地唱着摇滚，浑身都是刺鼻的烟味，说话都是大声喊着。简在缝什么东西。那台缝纫机在客房。看上去她在撕一个枕套，然后重新做成奇异的束发带和搭配她的各种发型的布条似的丝带。“这缝纫机早该扔了”。简说，“这真是件没用的东西”。她坐在缝纫机前，狠狠地拍了缝纫机一下，然后抬起她那张叛逆的脸，星星状的发型闪闪发亮，这是一件粗糙的艺术品。她遗传了他爸爸黑黑的大眼睛，浓浓地画着眼线，和她外祖父大大的性感的嘴巴，涂得品红。她长得高大紧凑，丰满而又苗条，充满活力，时而像个女人，时而像个生气的孩子。“这机器不好用，缝纫针。”简说，踩着轮子卡塔卡塔地转，活塞与铰链也咯吱咯吱地响着。应该是缝纫机的紧线器，紧线器坏了。她气急败坏地把布和线从机器的的来回工作唠叨不停的梭子下面嗖的一下拽出来。线头顶端断了。这台缝纫机是维罗妮卡的母亲在1930年结婚时的礼物，那时候这就是一台旧机器了。从1960年简的姐姐出生，这台缝纫机就一直归维罗妮卡所有了。她用这台缝纫机给孩子们做衣服，给自己做睡衣。都是些简单的事情，她不是裁缝。她母亲的缝纫技术只能算作一般，但在战争期间她就靠着这台缝纫机勉强熬过了那段日子：改领子，剪裤脚，把外套改成短裙，还把窗帘改成工作服。她的祖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是一名裁缝。还做刺绣、靠垫、毛巾、手帕，还给梳妆台顶做长条饰布。简拽了拽她那用金丝串起来的玻璃珠子般的耳钉。“我得再试一下紧线器。”她说道。“我没法让它回位。”简一向心直口快，对维罗妮卡那一代人奉为经典的一切大力攻击：机器设备、集体生活、社会权威。简生活在一个机械化的世界里。她行走在带有悬挂着的黑盒子的人行道上，她生活在电所创造的五彩缤纷中：高保真音响、吹风机、录音机、发夹、卷发器。她把这台旧“天鹅·维克斯”上的压力表拆了下来，零零散散的金属片蹦到了缝纫机台面上。这些细丝状的不规则线圈让她头疼不已，线圈一端是针眼大小的钩子，当机器正常运转的时候，线就在钩子上急促而又平静地上下跳动。她拽了一下又猛拉了一下，把钩子从线圈里拽了出来，这样钩子就突出来了，但是这样这个摇摆的断了的长针就偏离了方向。维罗妮卡感到非常生气。她说道，“那是一个弹簧线圈，简—”她耳边已经听见她脑海中一阵即将到来的咆哮的抱怨声；“你怎么能这样？你一点感情也没有吗？你外婆一辈子都在保管这台机器。我一直对它爱护有加，小心翼翼地用……”忽然间她的母亲在五十年代的那些声音犹如脱缰之马涌上心头，耳畔响起了那些没完没了的呵斥：“你怎么会？你怎么会？”然后翻眼瞥了一眼她们。她的母亲的脸上写满了怒气与失望，嘴巴生气地下垂。那个时候还在读大学的她穿着花连衣裙，皮肤光滑，大眼睛炯炯有神，对一切充满激情。她们俩就这样盯着碗柜外地面上的那一堆粉红色光泽的茶杯碎片。茶杯是母亲的大学老朋友送的，记载着属于她们那一代人的美好时光。她不喜欢这些茶杯。她不喜欢粉红色，特别是花瓣状的茶托在她看来尤其过时。她和朋友们都用石头做的马克杯或者三原色的圆柱杯喝雀巢牌咖啡。她把祖母为她缝制的桌布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抽屉里。在她想象中的母亲去世后她参加的茶会上，这些桌布的样式将被同类型的衣服证明，是那么庄严肃穆、干净明亮而又独具匠心。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悼念方式，但是却是必须的，而且多多少少会让人感到一丝欣慰。这似乎是她所能够做的。母亲对家中的怒气使她深陷家庭琐事的围城之中，而她对一心想冲出围城的聪明伶俐的女儿的怒气，阻止了女儿的这份全心全意的悼念。她的缺席的沉默就像刚经过一场暴风雨一样。或者就像二十年代的一个下午或某个下午那个阳光照耀下的静静的小屋里的那种气氛一样。她不能把那份怒气复制到简身上。她重复道，“那是个弹簧，你不能把它拆开。”简心不在焉地答道，她没有看出为什么不能拆。她们一起坐下来，试着把紧线调节器散落的零件再装起来。维罗妮卡想起那些粉红色的杯子的包装。一定是有地方出了差错。她记起在一阵失败的头晕目眩中，她在大学的屋子里转来转去，那种痛苦几乎让她无法集中力量去把她不喜欢的那些瓷器，即便是马马虎虎地塞进木箱里去。她想着应该找些报纸把杯子包一下，但是她一张报纸也找不到。而且任何去找报纸的努力已经超出她的能力所限。虽然她还记得母亲的勃然大怒似乎和茶杯的命运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具体的原因她也想不起来了。她被情人抛弃了吗？丢掉了大学戏剧表演的一个角色？说了不该说的话而后悔吗？害怕怀孕？还是恐惧自她活着以来就一直在攻击她的越来越模糊的空虚与惰性？而这种恐惧现在正被越来越近的人人皆须面对的死亡和那种理想未能实现的遗憾所替代。她记忆中的女孩在消极而痛苦的那一天的收拾行李似乎并不连贯，就像她想象中的茶会一样。她还能清楚地记得她当时偷偷地透过学校里的门往母亲的屋里瞥了一眼，看到了两个矮椅和窗户下的一张床。在她的印象中，椅子上的不知哪个年代的椅套已经磨损得不像样子，她看了一眼，就把不情愿的目光移开了。她母亲希望她待在大学，但是她又感到孤独无助，从她对地方的回忆中，总会想起女儿的出现。过去流向更遥远的过去，与现在脱离开来。维罗妮卡恍惚之中似乎又坐在原来的椅子上，沐浴在同样的阳光下，喝着原来杯子里的咖啡。没有人可以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简的姐姐，维罗妮卡的大女儿，也去上大学了。维罗妮卡，先前已经有过这种经历，已经看到了她在捍卫自己的地位，就在此时此刻。电话响了。简说可能是她男朋友巴纳比，满腔怒火和无精打采的心绪顷刻间烟消云散。她站在门口准备出去的时候，转过身对维罗妮卡说，“对不起把机器弄坏了，但是我相信会修好的。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太老啦。”她边唱着歌边下楼梯去接电话，开始去迎接她的新生活。她继承了她父亲的唱歌的好嗓子而不是她母亲维罗妮卡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她的歌声洪亮优美。她正在唱在学校唱诗班学会的勃拉姆斯的安魂曲。她满心欢喜地大展歌喉，“耶和华啊！求你使我知我结局，我的寿数几何，使我知生命之短促。”三个女人坐在小屋里，想象着无人记起。维罗妮卡发现母亲淡黄色的裙子的做工有一丝笨拙，她也完全不适合与祖母交换她的那件穿着不合身的衣服：肩膀处没有做好，袖口也歪了，那些扣子、袖子和束腰带都是艰苦年代凑合着用的。母亲的笨拙既可爱又可笑。另一位年老的女人拿起茶壶把琥珀色的茶水倒进玫瑰色的茶杯。抢救出来的两个茶杯和一个茶托，如今矗立在维罗妮卡的梳妆台上，“虽然是没有用了，”维罗妮卡想，“但是漂亮。”母亲满怀期望地抬起她那灰白的脸庞，张了张精致的嘴唇，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大门，他们从那里走进来——维罗妮卡看得清清楚楚—年轻人穿着运动夹克和宽松的法兰绒裤子，戴着学校里的围巾，头发光滑柔亮，礼貌地笑着。维罗妮卡看见他的笑脸和在简的黑黑的脸上的那些花枝乱颤的笑容。她从窗户看见了那张小小的白皙的美丽的脸上洋溢着纯粹的欢乐，纯粹的希望，写满了满足。她的目光所及已不能再远了：在那里，一切总是在重新开始，椅子，桌布，充满阳光的窗户，玫瑰色的茶杯，一个美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