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训诂词义研究论文

Q: 二十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先秦两汉研究的影响 : 二十世纪以来，出土文献成为了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重要来源，对学术界的影响十分巨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是战国时期出土的《孙子兵法》和《吕氏春秋》，以及秦汉时期出土的《甲骨文》和《汉简》。这些出土文献的发现和研究，对于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孙子兵法》和《吕氏春秋》的出土，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军事策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甲骨文》的发现，则为研究商代社会和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而《汉简》的出土，则为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总的来说，出土文献的出现，为先秦两汉时期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全面、准确的资料，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和文明成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对于促进古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古文字学和殷商历史的研究；敦煌遗书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新的显学——敦煌学；内阁大库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的发现、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也大大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载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图四卷。两书分属孙武、孙膑。后因《孙膑兵法》失传，人们对《汉志》著录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孙子是一人而非两人，也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是一书而非两书，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残简，使这一有争议的问题迎刃而解。对于《文子》、《尉缭子》、《鹖冠子》、《晏子春秋》、《六韬》等书的真伪问题，人们也多有不同看法，1973 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晏子春秋》、《文子》、《太公》，同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出土的《鹖冠子》残简，都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了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大的发现，催生新的学问，小的发现，可深化人们对具体问题的理解，或提供新的材料、提供新的研究课题，新的资料的重要，自然是无可置疑的。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主张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互相验证，从而取得考据方法的重大突破，也与新材料的发现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中国学术史。一、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可以互补互证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真。以今日所见古代文献而言，文字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不胜枚举。出土文献长期埋藏，因而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有些文献经历了几千年（如甲骨文、金文等），少者亦有数百年，其可贵性不言而喻。传世文献的长处，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传世文献经过了长期的自然选择。既要读书，主观上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的本子。因此，传世文献得以流传，必有其原因，有其长处。更为重要的是，传世文献往往经过整理选择。古人很早就已经开始进行文献整理工作。《国语·鲁语下》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汉书·礼乐志》曰：“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于六艺，都有整理之功。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文献整理工作。这次文献整理不仅涉及面广，而且非常细致、深入。《艺文志》总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肴乱……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艺文志》最后概括说：“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班固自注：“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这说明，西汉古籍整理，是得到国家支持、由著名学者、专家主持的一项系统工程，它使绝大多数西汉文献以前的文献都经过了认真的校理。刘向、刘歆校书时，条件相当优越。一是去古未远，可以见到大量古书，其中有不少是古文，甚至有一定数量的出土文献。二是用以校勘的资料亦相当丰富。如：《战国策书录》：“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其中“有国别者八”。《管子书录》：“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着八十六篇。”《晏子书录》：“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校尉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着八篇，二百一十五章。”《邓析子书录》：“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一篇。”《孙卿书书录》：“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着三十二篇。”当时每校一书，都参考了不同版本，多者在十本以上。刘向父子整理古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文字、篇章进行校勘。刘向《战国策书录》称：“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晏子书录》称：“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列子书录》称：“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又称：“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汉书·艺文志》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又曰：“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又曰：“（《论语》）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二）是汇编与辑佚。《战国策书录》称：“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晏子书录》称：“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汉书·艺文志》曰：“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尚书》）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又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又曰：“《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三）是辨伪与存疑。《晏子书录》称：“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之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遗失，复以为一篇。”《列子书录》称：“《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违，不似一家之书。”《汉书·艺文志》载：“《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班固自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班氏之注，亦当本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文子》九篇。”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似依托者也。”“《力牧》二十二篇。”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注：“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禹》三十七篇。”注：“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神农》二十篇。”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伊尹说》二十七篇。”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鬻子说》十九篇。”注：“后世所加。”“《师旷》六篇。”注：“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务成子》十一篇。”注：“称尧问，非古语。”“《天乙》三篇。”注：“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四十篇。”注：“迂诞依托。”可以想见，这些经过认真校理的古籍必定不会是一无可取的。另一方面，出土文献本身也有各种复杂的情况，不一定十全十美。所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本质上应该是互补互证，不能绝对地划分高下优劣。二、出土文献需作具体分析出土文献是一个整体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兹举一例以明之。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的一种，后来被定名为《战国从横家书》，帛书共二十七章，中有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帛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中有关苏秦的资料较为集中，且与《史记》、《战国策》的记载大相径庭。一些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唐兰先生说：“（司马迁）没有见到关于苏秦的第一手史料，因而把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事迹，推到前四世纪末；把张仪、苏秦的时序改为苏秦、张仪；五国伐秦错成了六国合纵，还推早了四十五年（前228年－前333）。时序既差，事迹中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他的《苏秦传》就等于后世的传奇小说了。”[2]杨宽先生说：“今本《战国策》中，既有比较原始的苏秦数据，也有出于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说真伪参半。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说辞。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抛弃了，或指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改成‘苏代’或‘苏厉’。因此战国中期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苏秦活动有关的，真相就模糊不清。”[3]马雍先生说：“《史记》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其材料来源多出伪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尤其严重的错误是以为苏秦死于燕王哙之时（公元前320－314），早于昭王之立（公元前311）。今本《战国策》中关于苏秦的纪录较《史记》为多，但亦真伪参半，又往往将苏秦和苏代兄弟二人弄得混淆不清。”[4]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对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司马迁和刘向都曾见到过与帛书相类似的数据。《苏秦列传》赞语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由此可见，司马迁所看到的后人假托附会的“苏秦数据”不在少数。《战国策》中也有若干署名苏秦的篇章时间较后。如：《齐策二·秦攻赵长平》，《齐策三·楚王死》、《孟尝君将入秦》，《齐策四·苏秦自燕至齐》、《苏秦谓齐王》，《赵策一·苏秦说李兑》、《赵收天下》，《韩策三·韩人攻宋》，《燕策一·奉阳君李兑甚不取于苏秦》。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有苏秦联合六国，而后有张仪散纵连横，这是战国纵横最基本的事实。《史记》、《国策》对此都有极其明确的记载。《苏秦列传》载苏秦之死在燕王哙（公元前320－前314年）时，《张仪列传》、《六国年表》载张仪之死在魏哀王时（具体时间为公元前309年）。刘向《战国策书录》称：“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司马迁作《六国年表》，主要依据《秦记》，表中涉及苏秦、张仪事迹，有明确编年的资料就多达八条。太史公“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有诸侯史记作参考。汉初，战国权变之论著多在，亦为司马迁所得见。刘向亲自校勘诸子之书，而《汉书·艺文志》载“从横十二家，百七篇”，其中有“《苏子》三十一篇”，注：“名秦，有《列传》。”“《张子》十篇”，注：“名仪，有《列传》。”依据如此丰富的资料，当不难审定苏秦、张仪的先后次序：很难想象这些纵横家著作都会数典忘祖，连苏、张活动最基本的事实都搞不清楚。战国从横游说之风盛极一时，纵横之士于纵横捭阖之时，往往采撷旧事，加以整理润色，或参以己意，斟酌益损，以为游说之资。此类资料经过辗转传抄，极易产生歧异。加上帛书多孤立成章，且一概没有署名，更增加了产生讹误或者伪托的可能性。苏秦、苏代、苏厉活动时间虽然先后不同，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和宗旨却惊人地相似。苏秦先在燕，后至齐，苏代、苏厉先奔齐，后适燕，主要活动地点都在燕、齐两国。苏秦的活动宗旨有二：一是主张六国合纵抗秦，二是在处理燕、齐两国关系时，他又明显偏向于为燕国着想而谋齐。苏代、苏厉在这两点上都与苏秦如出一辙。这就使得兄弟三人的事迹特别容易混淆。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出土的大量文献，对先秦两汉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文化史研究的突飞猛进：在先秦两汉时期，历史文献的保存情况相对较差，许多史料残缺失实、丢失，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无从得知。但是，在二十世纪起，考古学的发展和大量的出土文献已经填补了很多空白，并引领了新一轮的文化史研究。2.法律、政治和经济史研究获得重大突破：通过对出土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更为丰富、完整的政治、法律、经济史信息。例如出土的甲骨文、秦简、汉简、藏经洞等大量文献为研究先秦两汉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思想观念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为我们深入理解相关历史现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3.学术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得到促进：随着出土文献数量的不断增多，各类文献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学术领域，使得先秦两汉各个层面的研究逐渐得到了国际认可和关注，并对国际学术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