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学术不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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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3日，在学校着手调查贺海波学术不端行为一周后，“新语丝”网站披露了其一稿多投行为

如何避免学术不端：

一、保持原创性

二、严禁抄袭和作弊

三、注意小组合作时的规定

四、避免粗心或过度依赖

论文查重率太高是不能通过审查的，只能变换论文的观点和角度重新写。

学术不端行为败坏科学界的声誉，阻碍科学进步。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探求真理本来应该是每个学者的崇高职责，诚实也应该是治学的最基本的态度。人类的活动很难找出还有哪一种像学术这样强调真实，学者也因之受到公众的敬仰，甚至被视为社会的良心。如果科学界的声誉由于学术不端行为的频发而受到严重损害，败坏了科学研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那么必然会阻碍科学的进步，因为做科学研究是需要全社会的支持的，需要有科研资金的提供，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科研环境的。没有了这些因素，科学就很难发展。学术不端行为也直接损害了公共利益。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在使用国家资金，学术造假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有的学术造假是和经济腐败相勾结的，是为了推销假药、假产品的，那么就是在消费者的钱，危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学术不端行为违反学术规范，在科研资源、学术地位方面造成不正当竞争。如果靠剽窃、捏造数据、捏造学术履历就能制造出学术成果、获得学术声誉、占据比较高的学术地位，那么脚踏实地认认真真搞科研的人，是竞争不过造假者的。而且学术造假还对同行造成了误导。如果有人相信了虚假的学术成果，试图在其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必然是浪费了时间、资金和精力，甚至影响到学位的获得和职务的升迁。受造假者最直接危害的往往是同一实验室、同一研究领域的人。因此，人人都有权利维护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维护学术规范、学术道德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中科协完善科技人员诚信档案 防范学术不端中新社北京五月二十六日电(记者孙自法)被誉为“科技工作者之家”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呼吁建立和完善科技工作者诚信档案，对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和从事相关管理的人员、机构进行信用监督，以强化科研道德建设、防范学术不端行为。二十六日闭幕的中国科协“七大”通过《关于动员和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新贡献的若干意见》，并在这份用较多笔墨关注科技道德与学风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出上述呼吁。中国科协强调，科技工作者要自觉抵制相互吹捧、沽名钓誉等学术不端行为，同弄虚作假、剽窃抄袭等不良现象作斗争。在申报、推荐、评审、鉴定、答辩、评奖等科技活动中，要淡薄“官本位”观念和“明星”效应，充分尊重学术领域不同意见。要把学术自律和社会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维护学术尊严和科技工作者职业道德。科研单位和科技团体要制定科学道德公约，规范、鼓励学术批评，端正学风研风。加强学术道德委员会建设，制定惩戒处罚制度，促进学风建设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改进和完善学术交流制度，健全同行认可机制，帮助中青年优秀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科技人员应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各项科研活动中体现国家意志，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保守国家科技秘密，维护科技安全，牢固树立纳税人意识，确保科技活动有利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时，科技人员还要保护好、应用好自己的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 周济在座谈会上指出，学术失范、学风不正现象仍然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仍有发生，在有些方面还比较严重，损害了学术形象，败坏了学术风气，阻碍了学术进步，给科学和教育事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严肃查处，决不能任其滋长蔓延。“无论涉及什么人、什么事，都要态度坚决、一查到底，做到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他说。周济要求，要着力构建教育、制度、监督相结合的惩治和预防工作体系。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净化学术风气，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必须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多管齐下，综合治理，自律与他律相统一，内部治理与社会监督相结合。一是加强教育引导，提高道德自律水平，发挥道德力量，使之不愿违背学术道德；二是加强制度约束，规范学术管理，发挥制度力量，使之不能违背学术道德；三是加强社会监督，形成良好社会氛围，发挥社会力量，使之不敢违背学术道德。 座谈会上浙江大学校长杨卫详细陈述了该校发生的贺海波论文剽窃事件事件始末及处理情况。据杨卫介绍，2008年10月16日，浙江大学药学院收到反映药学院副教授贺海波学术不端的邮件。收到该邮件后，在院、校两个层面相继组成了调查组，当天即着手调查此事。2008年10月23日，在学校着手调查贺海波学术不端行为一周后，“新语丝”网站披露了其一稿多投行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春节后，事件引起了众多媒体和社会各方面广泛关注，成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热点。贺海波2006年6月博士毕业后进浙江大学药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合作导师为李连达院士。李连达是该校聘任的药学院院长。在整个“贺海波论文事件”处理过程中，学校共核查了贺海波及其所在研究室相关人员涉嫌学术道德问题的论文20篇，其中贺海波涉及论文9篇。除作为合作作者的1篇论文外，贺海波作为第一作者的8篇论文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剽窃、抄袭原博士导师实验数据，以及一稿两投、部分图表数据张冠李戴、重复发表、擅署他人名字、擅自标注基金资助、捏造知名专家帮助修改英语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有鉴其问题确凿，本人供认不讳，学校当即作出了处分：2005年11月决定撤销其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合同。由于贺的行为在中国外范围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学校决定将其开除出教师队伍。贺海波8篇有学术造假内容的论文的通讯作者均署为我校中药药理研究室主任吴XX副教授。根据至今近4个月的调查，没有证据指向吴直接参与了上述论文的写作和最初投稿；但他在贺海波的部分问题论文录用或刊出后，作为通讯作者将其用于申报项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人也存在重复发表学术论文等问题；此外，中药药理研究室的学风监管失范，作为研究室主任严重管理失职。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决定：撤销吴担任的中药研究所所长助理及中药药理研究室主任职务，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其聘用合同。根据所有相关人员的陈述、笔迹鉴定和掌握的其它材料来看，涉及贺海波8篇有学术造假内容的论文中李连达院士的署名，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贺海波擅署的，没有证据说明李连达参与了论文造假、剽窃和抄袭等。李连达院士作为院长、学术带头人和合作导师，对贺海波事件负有疏于管理、教育不力、监管督察不严的责任。现院长任期届满，学校将不再续聘。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分析说，当今中国的“学术失范”之风屡禁不止的现象，首先是学者对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认知不足，忘却了“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价值理想。除此之外，媒体本身对“学术研究”的报道也为其罩上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光环”，使“学术研究”带上了人为的“神秘感”，而缺少应有学术精神和严谨性。媒体的这种“广告式”的学术报道，往往连研究领域稍有不同的专家都难以理解，并常常对公众产生误导，但它却为学术机构和个人赢得一些实际的利益。这种做法的一个“隐动力”源自多年来风行的，严重背离学术精神的学术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其危害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北大校长周其凤说，学术活动中道德失准、行为失范的问题时有发生。一些学者违背学术研究目的，或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或媚于世俗，热衷炒作；更有甚者，丧失学术道德，以抄袭剽窃为手段换取一时之名利。这些行为和现象虽属个别，但若不加以制约，将严重污染学术环境，影响学术声誉，阻碍学术进步，进而影响整个学术群体的创新和发展。周其凤指出，在学术道德规范建设上坚持四原则：一、建设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和谐统一的学术氛围，二、建设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有机结合的控制机制，三、建设事先预防和事后处理互为补充的教育手段，对于学术失范事件，根据严重程度给予不同形式的惩处。同时，着重致力于学术失范的预防机制建设，避免潜在的学术失范现象的发生，四、建设表现形式与实质内容并重的成果评价体系。在计算机时代，运用剪切和粘贴太容易不过了，当科学家抛开钻研精神，转而用剪剪贴贴来剽窃科学成果时，不禁令人大失所望。《科学》杂志刊登一个研究组在报告中列出的“潜在剽窃者”名单，这些名单上的作者所著的科学论文与以前曾出版过的作品平均有相似。美发现中日科学家剽窃论文比例略升。该研究小组在《自然》杂志上报告，根据对美国联邦政府PubMed数据库样本的研究显示，约二百分之一的论文系抄袭。该小组利用一种计算机程序，来检测约9000个可疑的重复PubMed数据库资料。研究小组随后发出了163份问卷，分别给潜在剽窃者、被复制论文的原创者以及出版科学刊物的编辑，他们收到了144份答复。研究组指出，受访者的反应强烈而多样，93%的原创者对于被抄袭的情况表示不知道或赞同，潜在剽窃者的答复则更加多样化：28%的人否认抄袭，35%承认错误并表示后悔，22%声称是共同作者，只是未参与撰写手稿，其他人则声称他们不知道别的研究。一个重复别人论文的作者在问卷中表示，“这像是个笑话，一场糟糕的比赛，或者朋友之间糊里糊涂地打赌。10年前发生了这件事情，我深感遗憾。”研究组发现，这位深表遗憾的“开玩笑者”还有8篇论文与别人重复，并且他身为所在国家的某个伦理委员会负责人。研究表明，复制的论文来自全世界各地，其中包括哈佛大学的一篇文章在内。然而，中国和日本的比例略有上升，一些研究者反映有些国家论文剽窃标准过于宽松。最令人震惊的是医学领域的论文剽窃，这可能会影响到医生的诊断和病人的治疗。另外，约42%的重复论文还包括篡改数据、计算或图像。医生根据数据决定治疗方案，科学家根据实验结果做研究决策，因此在剽窃研究中捏造数据非常令人担忧。令人关注的最严重的抄袭是自我剽窃，即研究人员在不同刊物上一次又一次重复自己的论文和旧数据。该研究小组发现自我剽窃案件比剽窃他人案件多8倍。小组研究员加纳表示，科学家也是人，许多院校提出的“要么出版论文要么走人”的要求在绝望的情况下重复发表自己的文章。《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调查表明，每年约有3%的研究人员被发现有科学上的不端行为，主要是伪造数据及剽窃。在过去十年中，震撼科学界的案例有干细胞研究人员黄禹锡伪造数据，贝尔实验室的天才杰恩·亨德里克·舍恩（JanHendrikSchn）伪造实验结果等。当然，以上的种种行为只占所有科研成果的极少数。研究组工作人员加纳表示，“虽然我们公布的（重复论文）数目看起来像是很多，但是你必须记住有180万论文和PubMed数据库的95%以上的研究都是高品质的精心努力的成果。”加纳说，“我们只是希望，高标准的科学精神无处不在。”（肖荷露）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根治学术不端行为不能完全依靠行为发现后的严重处罚，学者自觉践行学术规范才是治本之策。但是，在这种自觉意识还很弱小的时候，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就显得极为重要。专门的学术规范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要防止因为不了解学术规范而产生的不端行为。当然，除了学术规范的传授，教师自身在学术方面的严谨作风对学生有更好的示范作用。

塞门扎涉嫌论文造假一事若是得到证实，其所在的医学领域将受到巨大冲击，与此同时诺奖权威性也将再遭质疑。

在去年被授予201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格雷格·塞门扎，却于今年10月以来被曝出与一桩“学术造假事件”存在紧密关联。

原本塞门扎只是涉嫌“在造假的论文中署名指导身份”，但紧接着有学术大拿认为，既然这次可以造假，那么以前是否也造假了呢？于是就开始着手调查塞门扎以前的论文。

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根据知名学术打假网站Pubpeer上更新的报道：

须知，塞门扎早期因为发现了使癌细胞适应缺氧环境的HIF-1，而在该领域拥有奠基人一般的学术地位，一旦其多达40篇论文的造假嫌疑被证实，那么很可能将在该领域引发地震般的巨大冲击，这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虽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诺贝尔奖都被视为世界性的权威奖项，但由于该奖项依赖于西方为其提供的资金援助，因此要做到绝对的客观、绝对的免受政治影响是很难做到的。

诺贝尔奖的文学领域被认为是“受污染”最严重的一个领域，在过去几十年里其评奖权威性已经遭到过多次挑战，而诺贝尔奖的科学领域则恰恰相反，一直还是很有权威的。

然而此次的塞门扎事件，实在是太过骇人听闻了。

一个涉嫌学术造假长达18年的学者，非但成为了享誉业界的医学大牛，甚至还获得了201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这换做以前，说出去都没人敢信。

这件事或将引起学术界对于诺奖科学领域权威的质疑。

2015年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先后两次大规模撤回论文，第一次是3月底该集团旗下的BMC出版公司，撤回43篇学术文章。第二次8月18日，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旗下10本学术周刊上发表的64篇科研论文，涉事论文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两次共撤回论文数量为107篇。两年后的今天，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一本杂志Tumor Biology《肿瘤生物学》一次性撤稿107篇，从斯普林格提供的名单看，涉及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国，不乏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名校，可谓成群结队。两个107篇显然是巧合，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所有这些被撤销的来自中国论文中，医学论文占大多数。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医学，或中国的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最大，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能清楚解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反映出我国当今学术评价方面的一个特殊矛盾，集中反映到医生这个群体。

这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医生晋升需要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普通医院需要国内期刊，比较大的医院需要核心期刊，一些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则要求必须是SCI收录。可以到到，哪些被撤稿的杂志，都是SCI收录的，作者基本都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或三甲医院的医生。难道中文期刊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是，有人说问题更严重，只是因为很少有人去追究。

根子是在学术评价方法的粗暴简单，只考虑杂志影响因子，不考虑论文的具体内容，导致许多跨专业，跨领域的论文出现，因为只要是SCI，只要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就符合晋升条件，根本不看论文具体内容，这岂不是怪事。一些脑子灵活的人，利用这个评价缺陷，花钱购买论文。有更灵活的人，通过研究杂志审稿过程，利用某些杂志审稿要求作者推荐审稿人的漏洞，大肆伪造假审稿人，自己审自己的文章，但审稿过程都有记录，积累多了，如果进行调查，就很容易被鉴别出来。

所有医生都被逼迫发表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要求中文杂志的因为没有被核查，只能算侥幸。而SCI杂志相对要求高许多，尤其是出现系统性事件，更容易被识别和暴露。

SCI杂志有档次高低的区分，低档次SCI杂志一般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比较高，整个学术社会的关注度也比较低，即使有一些问题，大部分也不会追究。整个国际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可能非常大，真正被暴露和识别的比例肯定比较小。如果在非常有名的杂志上，存在问题的文章往往会引起更多人关注，被要求调查和撤回的几率就会增大，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小保方被撤稿论文。每年《自然》和《科学》这类级别的杂志都会有一些文章被撤稿，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科研评价体系的主要问题是三个，一是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没有发自内心爱护科学研究，二是过分看重量化指标，忽视主观或同行评价，三是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太高。

中国的科研人员规模很大，但真正热爱科研，全身心投入科研的科研人员比例不高，许多科研人员都是用科研作为养家糊口的工作，没有真正的喜欢，被动科研的情况比较多。这方面尤其突出的是许多医院医生，本来他们真的职业是临床医生，做科研完全是为晋升职称，缺乏真正从事科研的内在动力，当然也缺乏从事科研的时间和平台条件，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一些打擦边球的论文，实在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许多医生发表的论文都是基础研究，都纯粹是用动物模型，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问题相距甚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文章不需要太多条件，一个人都可以完成，许多临床研究则难以单兵作战。

量化评价指标对学术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是量化评价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评价学术质量，对少数高质量研究，量化甚至会出现笑话。因为真正特别创新的研究，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明白。只有哪些比较热门时髦的研究，才能容易获得比较好的量化评价。因此国际一般是把量化指标和主观指标结合起来使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同行评价的重要地位。同行评价虽然带有非常大的个人和主观因素，如果使用公平合理，能更准确地获得某个研究和某个学者在该学术领域的相对地位。

国际学术界对学术不端基本上都是零容忍，只要出现了学术不端问题，这个学者基本上失去在学术上的生命。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许多学者带病任职的情况非常普遍。导致这样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不重视学术品行的学术文化，二是学术不端有普遍性和多发性问题，有罚不责众的情况。中国的学术发展速度非常快，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双双提高，但是中国的学术内涵的提高速度相对不够，这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学术不端的态度过于温和。

注明本文来自孙学军科学网博客

学术不端行为之我见 每一年的年终总会有一些“新词”出现，用以代表这一年所发生过的“热点”事件。对于马上就要结束的2019年来说，“学术不端”这个词绝对不会被落下。但“学术不端”绝不是2019年才出现的新词，关于这一词最早什么时候出现我们无从得知，也无法考证，但可以这样说，自从人类有了治学之术，就有“学术不端”出现。然而近几年国内外屡屡爆出的“学术不端”行为着实让人咋舌，而更使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之中又不乏有学术大牛的身影频频出现。前面说“学术不端”渊源已久，那么为什么本应是象征着真理、科学、诚信的学术净土上会一直伴生这样格格不入的“异类”，为什么在这个对其“人人喊打”的时代，这种理应早被灭绝的“异象”却还屡见不鲜，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今年年初，“翟博士”一句“不知道什么是知网”的无心之言，却迅速激起热心网友的“好奇心”，感慨于这个时代网络这把双刃剑所拥有巨大力量，很快“翟博士”引以为豪的学术成就就被“好奇的”网友们翻了个底朝天，自此打响了2019年学术不端的“第一枪”。而这一枪不仅打掉了假博士的学霸人设，使“学术不端”进入了大众视野，也开启了今年“学术不端”的链式反应。从三月份到五月份接连爆出的研究生论文抄袭事件一直到最近涉及诸多知名教授、杰青、两院院士的学术丑闻，使得2019年的学术圈的“瓜”越来越大。 那么到底什么是“学术不端”呢？借助网络，可以搜索到很多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解释，综合起来学术不端一般是指违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行为，在国际上一般用来指捏造数据(fabrication)、篡改数据(falsification)和剽窃(plagiarism)三种行为。但更广泛的像一稿多投、侵占学术成果、伪造学术履历等行为也可包括进去。学术不端行为在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曾经发生过，现在也还发生着，但是像目前的中国这样如此泛滥，以至于严重到快被称为学术腐败的地步，却是罕见的。其表现形式不仅在人数众多、发生频繁，机构多样，而且表现在涉及范围广到了上至院士、教授、下至研究生、本科生的各个层面。 早在两年前，国际权威医学杂志《肿瘤生物学》就将多达107篇的中国医学论文集中撤稿，以至于创下“国外学术期刊单次撤稿量最多，单个期刊撤稿总量最多，中国学者遭集体撤稿总量最多”的一系列记录，这次撤稿风波也使得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遭受重创。鉴于今年年初“翟天临事件”再一次使学术不端行为映入大众眼帘，于是各大高校相继发出《联合宣言》，高呼严厉打击学术不端行为，内部自纠自查，让学术回归纯粹。伴随着这一季毕业生对一夜间突然升高查重率的郁闷叫苦声，19年5月29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发布了《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行业标准（CY/T174-2019）。各大高校、科研机构也陆续开展了关于学术道德建设，科研诚信培养相关的课程以及讲座。一时间多种措施齐上好像控制住了这个多年来的顽疾，但很快，随着时间推移，后续又有相关学术不端行为被报道出，这时我们再也不能像一开始一样，仅仅把这一切都归于中国高校缺乏对学生的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的教育这一个原因。 有人认为，使中国的学术不端那么难管的原因一个是学术不端这一概念一直难以界定，因为不同的时期对于不同文化学科背景的人们来说学术不端的定义都是有分歧的。第二就是调查代价高，对于部分学术不端难以完全防范，相应的管理策略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只能查出过去的不端行为，对于防范未来并没有什么作用。第三就是现在大多都为合作式科研，因此对于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责任划分不明确，没有具体的行为责任人接受应有的处罚，以至于每次发现学术不端行为最终结果都是“躲过这一阵风声就没事了”，最后不了了之。结果引来更多的人效仿，不仅没有起到管控作用，反而促进了这种行为发生。 作为一个才刚刚涉足科研半步的小白，正准备好好拼搏一番时，却听闻了这么多令人不敢相信的学术不端行为，这中间又涉及了那么多代表你所奋斗领域顶峰的学术大牛，以至于我刚刚才树立起来的科学信仰差点崩塌，真的感觉到非常痛心。当今的科研环境“灌水”现象普遍发生，就我所涉及的生物医学来说，“灌水”的难度低到了什么程度简直不可想象，以至于有人说：生物医学是门玄学，实验做不出来，就P个图，实验做不出来，那就先想结论，已经有了结论，就把数据往结论上做，反正没人看的出来。但真正的科研之路，是漫长、艰苦和枯燥的。学术研究是由人来做的，难免会出现错误，无意的错误可以被改正，这无关学术道德，但有意的错误是存在主观恶意的，违背了学术道德，应该受到相应的舆论谴责和处罚。 人之持身立事，常成于慎，而败于纵。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是科研工作者的立身之本。学术不端，科研失信，不仅践踏了科学尊严，还浪费了相关共同体的时间和资源，损害了国家的科研形象。学术不端是顽疾，但不是绝症，治得好，我们也一定、必须要把它治好，而要做到这些不仅需要相关部门继续发力出台落实监管措施，更需要我们每一个参与学术科研的个体做到洁身自好，谨言慎行，拒绝一些学术不端行为，从决定要做科研那一刻起就杜绝“划水”。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地方照不到太阳，但只要我们能时刻记得自己最初为什么出发，心里有目的地，那么无论这一路多么曲折，我们也不会迷失在黑暗之中，耐心守得云开，总会看见月明。

首先看学术不端的标准是什么？其次是看学术不端，有哪些表现现象？第三，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学术标准，并执行。一般来说，学术不端会影响个人的声誉，误导学生，影响学校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