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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科学和技术是两个经常被联系在一起的名词，以至于社会上很多人都把二者合起来当成一个“高大上”概念。科技=科学+技术。通常人们认为科学是大学、研究所等非盈利的机构要做的事情；而技术是企业、公司等经济领域的各单元要做的事情。然而，就20世纪后的科技发展而言，科学和技术并不总是泾渭分明。例如，产业中时常提到的“研发”二字几乎成为不可分割的单个名词，以至于其中的“发”到底是“开发”还是“发展”，似乎也没有特别清楚的约定俗成。

在格外讲求科研成果产业化，提倡产业升级，以及高科技投资创业的当下，“科技”和“研发”都成为炙手可热的名词。我们的社会资源，除了一部分投入基础科学或者其他“纯科学”研究（“纯科学”和基础科学涵盖的范畴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大多都是和所谓的“科技”有关。然而对这些时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有很多混乱、矛盾之处，不仅影响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科技产业决策者和投资者，也影响到了科技工作者个人的人生事业抉择。故而要有个清醒的认知，澄清概念和误区。

厘清名词概念，并非本文的主旨。只是作为更深入讨论的基础，不得不“必先正名乎”。作为舶来品的科学（Science）和工程（Engineering ）两个名词的意义是较为清晰的，我国教育界也早有来源于欧美苏大学教育体系的根深蒂固的 “理科”和“工科”之分。科学是探究自然现象背后的机制和联系。而工程则是利用综合的科学理论和知识为解决应用领域的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和方法。这二者有自己的研究体系。

技术（Technology），本意是手工技艺一类的东西，对应于科学。这个概念并非舶来品。相反地，古代中国是众所周知的技术煌煌大国，且不说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等四大发明，都江堰大运河等古代水利工程、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都是我国古代技术领域的杰出代表。传统上，技术所对应的产品一般不是高大上的那种，比如铁路，船舶，而且并不强调应用前沿科技和前沿理论，因此也不要求技术的设计者和承担者必须接受过系统的工程学科教育。

现在常常把Technology一词译为“科技”，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现代社会的新技术，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科学和工程的知识而不是秘不示人的祖传绝技。这样“科技”这个汉语名词，就有了两个英语名词对应，一个是狭义的“技术”（technology），另一个是较为广义的“科学和技术”的综合（science and technology，我国很多“科技大学”校名中的“科技”属于此类。）本文中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科技”指的都是这种狭义的技术，而以“科学和技术”表示二者的综合。

概念的清晰并不影响实际中的模糊。诺贝尔奖是技术领域的人设立的，奖励的是科学。但是得奖的贡献也有很多是属于技术范畴的，比如晶体管、蓝光LED、以及基因测序技术等。实际上，今天社会对科学和技术两个对立概念之间的分界模糊化，联系固化，反应了科学界整体对技术的越发重视。也就是说，现今的大量的“科研人员”实际上是狭义的“技术工作者”，他们的“科研作坊”的主要目的是以有限的资源做出某种产品指标，而不是解释一种自然现象。

除了文字概念的正名，这样的讨论意义在于：这个狭义的“科技”，遵循的是和科学不同的发展和管理模式。不管是传统的“技术”也好，现代的“科技”也好，本质并无区别。“技术”被请入传统的以神学、哲学和科学为主的大学校园，只是强调和促进了科学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除了国防军事领域，科技的承担主体仍然是校园与研究所围墙之外的社会产业。产品的研发仍是企业行为，要遵循市场规律。

现在政府鼓励科研成果的转化，社会创新，科研人员下海创业。科研作坊培训出来的技术工作者，即使是终身留在研究机构，了解一个创新型社会中，技术人员的角色、工作性质、市场价值和面临的风险回报，也会对工作和个人职业发展有所裨益。

技术的终极评价是市场。科学能够推进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而技术一旦被市场抛弃就完全失去存在的意义。今天我们谈论科技人员的市场价值时，往往脑海中设想的典型情形是已经有了成熟的产品和市场，已知利润空间可观（或者有明确的战略价值），因而吸引投资者高薪挖来懂得know-how的技术专家，做出类似产品，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这里没有市场培育的成本，技术人员的价值在于能够大大节省产品开发的资金和时间成本，十分显著。

然而这并非创新型的技术开发。近代以来，工业化是饱受外敌坚船利炮欺凌的中华民族超越一切的民族意志；随之而来的工程技术发展，都有明显的追赶模仿、填补空白的特征，技术路线已知，市场风险小。今天，这一进程仍未结束，但是市场创新性技术研发已经提上日程，成为影响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事业。

一个典型创新型社会企业的研发活动，有着“研（究）”和“（开）发”两个性质非常不同的方面。

开发是利用已有的资源，以实质性的投入，在设定的时间完成产品开发的预定目标。这个目标包括性能和可制造性（成本、生产周期和可控性等），可能是阶段性的。与科学研究的探索性质不同，企业产品开发非常像以有限兵力完成一项军事任务。作战的成败决定开发组成员甚至是整个企业的命运。即使在非常优秀的领导组织之下，失败的可能性仍然很高。

很多情况下，一个产品开发的成败，并非仅仅取决于技术优劣。有强大市场能力和技术影响力的企业可能推出技术上差一些的产品，通过不断完善而最终获得商业成功。由于技术之外因素的显著作用，资金和市场资源的价值占比扩大，产品的完整开发过程包含了市场培育和产品市场之间不断的互动，技术人员需要不断调整对自己角色功能的认识和价值期望。除了成功的回报之外，失败是更常见的结果。传统上我国社会的科技开发活动主要在体制内或者少数有实力的大型企业中进行，科技人员的物质生存和事业发展（职称，级别的提升）都有较好的保证。

而一个社会最活跃的技术创新动力，恰恰来源于众多的生存率很低的小微公司。

在一些小型的科技公司中，产品“开发”可能集中于初级阶段，其目标是将阶段性的成果出卖给更大的公司接盘，请后者完成后续阶段的开发工作。这样的公司的“开发”工作往往很接近研究所大学中的一些科研活动，区别仅仅在资金的来源和成果的归属。

一个社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机制支持不断流动的科技人员的个人事业发展前景，或者仅仅是最基本的物质生存保证，也影响科技人才群体对于创新和风险的态度。

建立创新社会，需要有系统性的价值评估和实现体系，即在技术、人才和资本层面要建立相应的市场体系。而这又要求技术和资本对科技研发的不同阶段和相应的不同性质有清楚的认识。

目前只是对产品进入市场之后的阶段有比较成型的认识（营收、市场占有率，等等）。比如说，初级阶段的开发风险最大，成功率最低，单项投入资源也最少，其目标设定管理和适合的技术人才类型也有自己的特点。社会需要对这一类的研发有广泛的关注，这包括对其知识产权的尊重和扶植，促使大企业和资本为减少未能掌握关键知识产权的风险而广泛投资初级阶段的开发；不成功的研发资料数据如果能够通过市场实现社会共享，不但可以减少社会整体资源浪费，还可以促进实现研发价值，减少风险，提升投入意愿。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无发表价值的研究工作主要通过研究者之间的私下交流而共享互益。在市场科技领域，应当有更好的机制。

与字面的意思不同的是，企业研发部门或者说研发活动中的“研（究）”，与纯科学研究甚至是研究院所一般的技术研究，则有天壤之别。

小的科技创新公司并无实质研究工作，或者说研究工作在确立开发项目时已经在科研机构中结束，之后完全是在市场上赌成败。而一般中型以上企业研发部门的研究，其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前述技术开发活动的成功率，在技术上保证企业的生存，稳固和提高其市场地位。我们听到的一些大公司研发人员做出偏离这一目的基础性突破传奇故事（例如IBM研究人员对高温超导的突破），只能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例（例如贝尔实验室在某个时期进行的大量前瞻性研究工作），或者个别研发人员瞒着上级私下进行的个人行为，绝非常态。

如果说“开发”可以比喻为军事单元的作战行动，那么“研究”则是通过情报搜集分析，外交的纵横捭阖，以及其他相关资源和分遣调配，保障具体的战斗、战役获得胜利。

具体说来，“研究”的主要的工作有：对相关产品市场中技术动态的分析，从公开的偏基础性的研究结果，到竞争和潜在竞争对手的动态（专利布局和产品新闻发布，涉及技术资源知识产权组合的并购等）；通过合作、联合等行为，广泛接触、利用外部社会资源，以最少内部资源引导促进社会进行前期基础性的研究进展，为后面自己进行具体实质性的开发进行有利铺垫；确认自己的技术积累，专利布局和具体的实质性开发的方向。

很多情形下，一个企业的研究部门的初期前瞻性研究的数据结果，往往是和同行共享的。如果评估认为进展水平已经到了实质开发阶段，（比如依靠内部研发资源两年内可能开发成功推向市场），就会完全保密。同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专利、技术机密等}。 除了自己内部团队的开发，也经常采取并购其他小公司的方式，获得技术。这种几乎纯粹是基于技术前景的估值并购，很大程度上是研发部门“研究”提议的结果。而各种方式获得的各种阶段的技术，只有一部分得以继续开发，在相对成熟时投入市场。

在很多情况下，占据市场绝对主导地位的企业，可以封存已有技术，完全控制相关市场技术发展的时间表，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技术主导地位的大企业的研究活动，其目和效果的可能恰恰是阻碍推迟社会技术的进步。只有在受到来自竞争者压力的时候，才拿出封存的技术产品投入市场，保卫自己的市场地位。一个明显例子是半导体芯片业中，以AMD公司为代表的竞争者出现后，刺激了处理器产品的升级换代。在很多情形下这些竞争挑战，一般地来自于试图以创新技术产品挑战主导企业固有优势的中小微企业。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企业的研发部门的“研究” 与“开发”有很大的不同，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人员的素质要求也完全不同。需要有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积累，了解诸多相关领域的科学和工程知识手段，尤其是新出现的技术可能；有完整的工业制造和开发经验，同时还需要对市场的深刻理解。

一般情况下，产品技术的开发，并非完全由企业自己当前的技术和制造资源完成，还需要考虑市场的因素。初代产品的成功可以收回资金和应用反馈，等于是借市场之力一起完成产品的研发；同时并购等因素对产品开发活动的影响也非常显著。曾几何时，笼罩技术领导者光环的明星主导企业以百分之几的营收从容研发新产品，期待市场和消费者喝彩，然而这个为一代人所熟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尽管大企业和投资者对新技术广泛采用广种薄收的策略降低风险，但是一些发展迅速的高科技领域（手机，通讯等）全球性主导大公司更替迅速，长期存活率低下，体现了技术、产品和市场互动的复杂性，即使掌握相当资源也难以确保长期生存发展。

我们可以以半导体IC行业的摩尔定律来体现技术发展的典型景象。摩尔定律的首要实质不是对技术发展进程的研究结论，而是一个行业公认的开发规范。有了这样的规范，半导体产品结构设计、工艺和设备商才能够减少开发投入的盲目性和风险，处理合作和竞争的关系。这样的规范才是技术领域“研究”的首要课题。而目前谈论得很多的一些所谓后摩尔时期的替代技术，实际上是还完全处于前瞻性探索阶段，需要产业界广泛的合作和巨大规模的投入，离产业开发实质开发阶段还有很长的路。与之前的摩尔时代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工作。

科学研究的历史和规律，本身也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它影响着社会对科学研究的投入、管理和人才培养的模式。但是对市场环境下的科技创新，还缺乏系统研究。同时也缺乏对市场领域的科技人才的评估和培养体系。高层级的科技投入决策评估程序制度，是否能够充分提高决策的质量，降低盲目性，并无确定证据。市场的技术创新，对于所有其中的业者，仍然是一个粗放多变、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无序性，生存率很低的适者生存的丛林式生态；在近代历史上，重要的工业企业集中了一个国家工业技术资源，是其工业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象征和体现；而现在，面对强大的金融资本，工业资本优势不在；仅仅是技术研发决策失误，就可以使得一个重要工业领域的主导企业消失。从社会整体看，这样的生态是意味着技术和资本等资源的优化组合，还是某种相当程度资源浪费，也需要研究量化评估。

撰文 | 何钧

何钧，北大物理系毕业。主要在海外半导体工业界从事器件工艺和设计研发工作，领域包括集成电路、MEMS、化合物半导体（砷化镓、磷化铟，氮化镓和碳化硅）微波、光电和功率器件。现为国内某上市公司研发部总监。

本文刊登在《今日科苑》杂志2016年1月刊《评论》栏目，首发于“科学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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