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人物研究论文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 福州）人。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关天培(1781-1841)，字仲因，号滋圃，汉族，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人，晚清爱国名将。行伍出身，但很注意习文，曾说：“吾不能习词赋，封章启事，有用于时，此吾之学文也。”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1841年2月26日)，英军大举进攻虎门诸炮台，而守军才几百人，关天培在孤军无援的绝境下，决心死守阵地，将自己的财物全部分赠将士，鼓励他们英勇杀敌，他与游击麦廷章等昼夜督战。敌军在占横档、永安等炮台后，集中兵力进攻靖远和威远炮台，关天培亲燃大炮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七时，与敌激战达十小时之久。敌人自炮台背后进攻，关天培身被数十创，犹持刀拚杀，最后英勇牺牲，游击麦廷章及所部战士数十人也都壮烈捐躯。 关天培墓，建在城东乡南窑九村，墓旁流水潺潺，松柏参天。它与关忠节公祠一起，成为淮安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左宗棠年少时曾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来竟成了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⒈1832年中举，后入两江总督陶澍幕，并与陶结为亲家。⒉1851年起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平定太平军筹划。⒊1857年，升任兵部郎中。1862年由曾国藩举荐由太常卿升任浙江巡抚。⒊1876年，率六万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复。左宗棠以他收复新疆的巨大功绩而名垂青史。魏源（1794～1857） 名远达，字默深。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著述等身，除《圣武记》、《默觚》、《海国图志》等巨著外，主要著述还有：《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古本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本义》、《墨子注》、《孙子集注》等若干卷。20世纪80年代末其诗文被辑为《魏源集》。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终年63岁。葬杭州南屏山方家峪。孙中山（），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称其为“中山先生”，其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为孙中山。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国国民党总理，是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被尊称为国父，夫人宋庆龄女士被尊称为国母。他是中国国民党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应是共识。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其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是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立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在中国的主流舆论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幼名帝象，学名文，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清朝。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此时他已经不能进食，当日下午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主刀为其进行剖腹探查术，确诊为癌症晚期。于2月17日发出病危通知书，最终于3月12日魂归天国。现在的协和医院还保留着一份13页的报告，英文，编号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长久以来外界都一直以为孙中山死于肝癌，孙中山先生并非因肝癌去世，而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原主任马家润找到1925年1月26日孙先生的病案证明原发病确是胆管腺癌。直至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医生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真相。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严复出生于福州南台的中医世家。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TheRoyalNavalCollege，Greenwich），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因与李鸿章不合，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将《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改捐同知；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9月《国闻报》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被清政府勒令停办。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后任该局总办。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1904年（光绪三十年）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回到上海。1904年冬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1910年1月17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宣统二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1913年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任为首领。1914年1月26日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1917年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1919年五四运动认为支持学生运动的蔡元培不识时务。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回答者： X夕阳天使Y | 三级 | 2009-7-25 12:11 | 检举林则徐林则徐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存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关天培他是爱国将领,骁勇善战,是为深具民族气节的一代名将。大公无私,一身正气,是人民爱戴的好将领.左宗棠他是中国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首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他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却终因胡雪岩满门抄斩而身败名裂，也因李鸿章的镇压而无能为力。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为晚清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那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左宗棠是时代造就的英雄。魏源魏源,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他编撰<<海国图志>>唤起国人，学习外国的长技，兴利除弊，增强国力，抵抗外来侵略,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满怀爱国热情,是清后期著名思想家.在赋税问题上，魏源主张培植和保护税源，指责苛重税敛.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士无富民则国贫，士无中户则国危".这一思想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孙中山他被尊称为"国父".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皇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重要意义和贡献。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 他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历史课本则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严复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并以教育救国为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

李鸿章历史定位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

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

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

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

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

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

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

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

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

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

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

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

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

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

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

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

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

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

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

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

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

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

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

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

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

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

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

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

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

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

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

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

一曰“拼命作官”。

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

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

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

二曰“不学无术”。

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

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

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

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

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

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

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

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

”（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

四曰“好以利禄驱众”。

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

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

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

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

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

”（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论文——李鸿章 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参考文献：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世纪大讲堂——翁飞：李鸿章 雷颐——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 姜明——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