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主题畅想论文

美国学术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影响”的争论_经济学【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战时动员促使西部摆脱了在全国经济中的落后地位。1973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授杰拉尔德?纳什在史学界率先提出了二战是美国西部发展转折点的观点。此后他又在一系列论文与专著中深入探讨了二战对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也不断提出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说，美国学术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基本问题上：一是西部经济在战时迅猛发展的动力问题；二是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美国西部”是一个时间性很强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代表不同的空间范围。就20世纪而言，根据美国联邦人口统计署的区域划分法，西部包括华盛顿、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怀俄明、爱达荷、蒙大拿，共11州；另外还有一种常见的划分法，认为西经100度以西的17州（除上述11州外， 还有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6 州）属于西部地区〔1〕。本文采用后一种划分法。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伯纳德?德沃托（Bernard Devoto）作为20世纪西部发展的见证人，曾为《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ReviewofLiterature）和《哈帕月刊》（Harper’s Monthly Magazine）等杂志撰写有关现代西部的主题论文达20年之久，真实地记录了西部发展历程。他的文字丰富了现代西部的历史写作，更提出了理解不同时期西部发展特征的概念。1934年德沃托在《哈帕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西部，一个被劫掠的省份”的文章，其中阐述了一个基本思想：在经济关系上，美国东部劫掠并控制了西部，西部成为东部的殖民地〔2〕。 这一提法很快流行起来，“被劫掠的省份”（Plundered Province）成为30、40年代解释美国东西部关系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组。1944―1947年间，德沃托仍在为《哈帕月刊》撰写专栏文章，且越来越关注西部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西部经济的未来发展等问题。1946年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战争工业已经给西部带来了较之以前更大、更广泛的繁荣。而且在战时，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发生了，西部的动力和工业发展已经在全国经济中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变化……如果说已经发生的变化是革命性的，那些已经规划并注定要实施的就更为革命性了……”〔3 〕德沃托再领风气之先，特别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近三十年后，西部史学家才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二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1973年新墨西哥大学杰拉尔德?纳什（Gerald ）完成了一部开创性的西部史著作――《20世纪美国西部――城市绿洲简史》（The American We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ShortHistoryof an Urban Oasis）。该书把20 世纪美国西部史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即殖民地时期（1898―1941年）和先导（pacesetting ）时期（1941―1971年），明确提出二战是20世纪西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纳什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专著，集中阐述了二战对西部所起的转折性作用。 其中以《美国西部的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TheAmerican WestTransformed: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WorldWar）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西部：重塑经济》（World War ⅡandtheWest:Reshaping the Economy）最具代表性。在这些著作中，纳什论述了20世纪西部发展的阶段性，强调二战对西部发展的转折性影响。纳什的论断影响了几代美国西部史学者，成为解释二战与西部发展关系的经典之说，被称之为“纳什论题”（Nash Thesis ）或“转折假说”（Transformation Hypothesis ）。当然，在美国史学界，关于二战对西部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亦陆续提出不同的观点。例如，北卡罗莱那大学的罗杰?洛特钦（Roger ）在《城堡化的加州，1910 ―1961：从战事州到福利州》一书中就提出了二战对美国西部的影响是一种“演进而非革命”〔4〕的观点，成为与纳什对立观点的代表人物。 同年美国西部史学会在纽黑文会议上专门就纳什的“转折假说”进行了讨论；1994年8月《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发表特辑，共发表五篇以加州城市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就“转折假说”展开讨论。就二战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美国学术界的意见分歧是围绕两大基本问题展开的：一是战时西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二是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本文拟结合这两个基本问题评价一下有关争论的情况。一、战时西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二战期间美国西部经济经历了巨大发展，这是美国史学界公认的基本事实。问题在于，这种巨大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什么？是二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的外在推动力，还是地区经济具有的自身发展动力？杰拉尔德?纳什所持的是第一种观点。他认为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大规模的防务开支是西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1940―1945年间，联邦政府通过政府采购合同、军事设施网络、联邦拥有与运营的科学设施、联邦军事及文职人员薪金等渠道，在西部共投入资金约400亿美元。 通过这些资金西部发展了已有的制造业，创建了铝、镁、合成橡胶业，并由此推动了航空航天、电子等技术导向经济的发展。同时，重塑经济的努力还带动了新定居者的涌入，刺激了服务业与金融机构的扩展〔5 〕（P1―3）。简言之， 二战期间的联邦防务开支有助于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与升级。正如纳什所言：“正当西部人争取追赶其他地区时，他们发现战时联邦防务开支提供了他们几十年来所缺乏的资金。”“二战所释放出的能量激发了巨大的变化，战后西部拥有了更发达、更多样化的经济。”〔5〕（P1―2）纳什在强调联邦开支是战时西部经济扩展的主要驱动力的同时，也不否认私人企业的作用，只不过在纳什看来，私人企业只是“承担了多数的实际工作”〔5〕（P4）。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以加州城市地区经济发展为考虑研究对象，认为二战前夕加州已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战时经济扩展是建立在该州以往经济成就的基础之上的。至于纳什强调二战对西部的转折性作用则是“极大地夸大了加州发展历程的不连续性，而低估了其连续性”〔6〕。洛特钦研究了加州人口增长状况，认为二战期间加州人口增长与联邦防务开支之间并无明显联系。他首先分析了二战期间美国不同地区防务开支和人口增长的情况，结果发现中央北部（North Central ）诸州防务开支无论绝对值还是人均计算方面都高于西部，而其人口并没有出现转折性增长，只有适度的增长，有时还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情况。战时人口增长最多的，是那些大萧条期间就已经有积极增长的地方（如加州）〔7〕。再从加州本身人口增长曲线来看， 二战期间的人口巨增，并不是加州人口增长史上的创纪录的最高值。以10年为期进行比较，本世纪70年代以前加州人口增长高峰出现在20年代〔7〕（P408―411）。北卡罗莱那大学经济系的保罗?罗德（）分析了加州制造业发展的情况，认为从各种主要经济指标来看，1940年的加州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达到相当水平，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才是战时联邦政府在加州投入大量防务资金的前提基础。罗德特别以加州飞机制造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例，论证了他的观点。罗德指出，飞机制造业通常被视为一种军事驱动的工业，然而太平洋沿岸飞机制造业领导地位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技术突破。此种突破早在30年代初期就已经实现，到1939年太平洋沿岸诸州已成为美国飞机制造业中心，仅加利福尼亚一州就雇用了该行业全国近一半的工人。战前加州在美国飞机制造业中的领导地位，正是联邦政府在加州投入巨额防务开支的重要基础。所以罗德说，加州飞机制造业的“扩张是加州战前居于领导地位的结果，并非是战时军方对该州特别偏爱的结果”〔6〕（P373）。 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罗德还介绍了二战期间美国军方对飞机制造业进行重新布局的情况：在战争动员初期，军方生产权威出于国家安全和工业密集的考虑，希望对飞机制造业进行重新布局，在西部内陆地区建设新工厂。但由于战略需求紧急，最终不得不在具有生产与管理优势的加州增加生产能力。随着战时生产的发展，军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飞机生产的重新布局，加州的飞机生产份额也相应地缩减，1941年占全国产量的50％以上，而到1945年却降至25％。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凭借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擅长和优势，加州飞机公司仍在飞机制造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以管理公司总部所在地而不是以实际生产地为考虑标准，战时加州管理了飞机制造业中约一半的工作人员。1943―1944年生产高峰期过后，全国飞机制造业就业人数迅速下降，而恰在此时，加州这一行业在全国就业人数中的份额却相对增长〔6〕（P382―383）。通过上述分析，罗德想证明的是，战时联邦防务开支不仅不是加州扩展的基础，相反，还一度因军方提倡分散工业布局而削弱了加州的优势地位。换言之，罗德要证明加州经济发展靠的是自身内在的动力，从而也就削弱了战时联邦防务开支的刺激作用。如何评价洛特钦与罗德的观点呢？首先应肯定他们用翔实的资料、数据，客观地反映了加州战争前后的经济情况及战时经济在加州经济发展史中的地位。但从罗德对加州飞机制造业在二战期间发展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以军方为代表的联邦政府有在西部对制造业重新布局的愿望，并且在战略需求相对缓解的情况下确实进行了重新布局。这种重新布局实际上就是联邦政府利用战时动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找到了在相对欠发达地区直接投资开发的机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私人资本不愿或无力承担在落后地区大规模兴办制造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风险，再加上当时自由放任的传统经济思想仍束缚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因此和平时期政府不大可能直接投资于某一地区的生产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战争这一国家紧急事态有助于联邦政府投资于相对欠发达地区，解决了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该地区发展的作用。关于战时联邦政府防务开支对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犹他州的战时经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犹他史学家托马斯?亚历山大（Thomas ）和列奥纳德?阿灵顿（Leonard ）对犹他州战时防务设施的经济社会影响有过详细的分析，其中对雷明顿兵工厂（Remington Arms Plant）这一联邦小型兵工厂建立、运转及战后处理的个案研究，清晰地显示了联邦防务开支对相对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的作用。作者认为犹他州战时大量军事设施的建立，其直接影响是增加了就业，提高了工资水平，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商机。它们的建立对犹他州的长远影响则更为突出。仅以雷明顿兵工厂为例，战时它利用联邦政府资金培训了大约15000犹他工人， 技术培训增加了犹他技术人员的数量，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另外，通过战后对剩余生产能力和剩余物资的特殊处理，大量的联邦资金转移为地方资金。以1900万美元建设的雷明顿兵工厂，仅以不足其造价9％的价钱出售； 通过这座兵工厂，联邦政府又将价值两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成本价的大约20％处理给商人、退伍军人、地方政府和非盈利组织。总而言之，战时防务开支“创造了一个犹他人在战后可资利用的货物、企业工厂和技术的储备”〔8〕。二战前后的犹他是与加州经济发展程度、发展类型完全不同的州。犹他是一个相对欠发达的、人均收入历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远的内陆小州，而加州是一个工业相对发达的、富裕的沿海大州。正如上述学者分析所反映的，二战对这两个州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纳什所考察的西部地区恰恰就包括了上述两种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类型。而且当时大多数西部州属于前者的经济类型，就整体而言西部是一个相对欠发达地区。1940年西部各州拥有全国％的人口，但它们只占全国制造业增值的％〔9〕（P20）。诚如罗德所言，1940年加州的收入与人口达到或超出西部其他各州的总和，二战期间各种与军事相关的活动，特别是飞机生产和造船又都集中于加州的城市地区〔6〕（P3）， 但加州却不能代表整个西部。尽管罗德、洛特钦等学者对加州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但不足以驳倒以整个西部为考察对象的纳什的论点。实际上如果以西部为整体考察的话，1940―1945年间，西部各州得到的战斗装备合同额占全国的％，联邦资助的战时工业设施工程占全国的％，都远远高于其现有工业能力所应得的比例额〔9〕（P21）。显然联邦防务开支分配给西部各州的份额，不是只考虑其已有的工业能力或基础，而是更多地考虑其他因素，如“地理位置及提供给军事基地、造船厂和机场活动余地的广阔空间以及为初级金属生产提供电力的地区资源”〔 9〕（P20 ）。对不同地区特别是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进行考察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不能以对加州这个局部的研究视为西部整体的情况。战时西部经济发展是靠“外力推动”还是由于“历史连续性”，这两者说法哪一种更具说服力？美国女学者波士顿学院的玛丽莱恩.S. 约翰森（Marilynn ）曾针对这场争论有过如下论断：这种争论如同多数历史争论一样，被人为地两极化了……历史上很少有完全史无前例的事件；战争的影响和其他许多剧变事件都发生在预先确立的社会体制之中，并通常加强了长期存在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战争通常极大地加速了社会变化的步伐，产生了能于潜在地改变现状的紧急状态〔10〕（P315―316）。本着这种看法， 首先即使是对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而言，联邦防务开支所推动的经济发展至少是建立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电力等）已初具规模，具备了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其次即使是对加州城市地区而言，二战的作用仍可称之为转折性的：1939―1944年间，加州制造业产值从万美元增加到 万美元，增加了270％；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39年万多人增至53 万多人，增加了95％。〔11〕（P26）正如加州埃尔?卡米诺学院（ ElCaminoCollege）的阿瑟.G.维吉（Arthur ）对二战与洛杉矶发展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概括：尽管战争确实是在极大地加强业已运转的几股社会经济力量，……但二战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根本不同的、较之没有战争而发展的洛杉矶、在经济上更为强大的洛杉矶。”〔12〕二、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关于战后西部经济地位，纳什的结论是：二战使西部经济地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即由具有殖民地经济特征的阶段转变为全国经济的先导（pacesetter）。他通常的表述是：1940年西部经济作为工业东部和中西部的原材料出口者，仍旧以殖民地因素为特征。但在1945年，经过战争时期的西部拥有一个发达的制造业体系、一个忙乱的服务业经济、一批航空、电子及科学导向的工业，科学导向的工业预示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后工业经济的崛起。在四年间，战争使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区转变为国家经济的先导。战争所创造的经济类型主导了下一个30年的西部经济〔5〕。纳什强调战争加速了西部各地的科学活动。以波音公司战时在飞机制造业中的研究开发为例：波音公司建立了专门的研究设施和研究小组，投入更多精力从事研究开发。如果1941年该公司花在研究开发上的时间为100，1942年为212，1943年达到了470，1944年则高达840〔5 〕（P87）。同时它还推动了华盛顿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发展， 这就在西部开始了产、学、研的最初结合。此外，南加州的航空医学、核裂变、潜艇侦察研究。西南部的核链反应、火箭、航空防火器研究开发以及曼哈顿原子弹制造计划，犹他州的生化研究等〔5〕（P6―7），这些二战期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研究开发项目，其长远影响是使“美国科学人才的重心西移”，在1945年为西部留下了一个必定要对民间经济产生影响的新科学复合体〔5〕。所以纳什说， 新近制订的科学与工程行动计划现在给予西部一把“利刃”，将使西部在战后数十年成为一个经济先导〔5〕（P2）。针对纳什关于美国西部“经济先导”地位的提法，洛特钦等持有不同意见，认为二战并没有改变美国地区间工业平衡，战争结束时的西部既非全国经济的先导，也没有迹象表明它正在成为经济先导〔7 〕（P407）。洛特钦首先从地区间横向比较入手，根据二战前后加州及西部其他州在全国经济中的相对位置变化情况，论证西部在战争结束时并非经济先导。他以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变化为例，指出经过战争，西部大多数州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与人口的比例绝对增长显著，高于东部；但是从全国排序来看，相对位置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仍属于落后地区。（见下表）美国各州人口与制造业岗位比例（1939年，1947年）人口与制造业岗位比 全国排名州别1939年1947年1939年1947年罗德艾兰 2康涅狄格 1……… ………俄勒冈华盛顿加利福尼亚 2627科罗拉多犹他得克萨斯爱达荷堪萨斯蒙大拿内布拉斯加怀俄明俄克拉何马亚利桑那内华达南达科他 新墨西哥北达科他 4949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人口统计署，《制造业调查：1947年》第三卷：《各州统计》，华盛顿特区，1950年，1～638页。转引自罗杰?洛特钦，“加州城市与飓风之变：二战在旧金山、洛杉矶和圣迭哥大都市区”，《太平洋历史评论》，第63卷，1994年8月，第404页，405页。其次，洛特钦认为从近期工业发展前景来看，西部也没有成为全国经济先导的迹象。洛特钦利用的论据是1946年（全面和平的第一年，战争合同已取消或正在取消，和平建设重新开始）美国国内新工厂和工业设施的投资情况。该年加州人均投资额位于全国第17位，仅相当于第 1位的印第安纳州的一半左右。其余西部州中，除俄勒冈（第15位）、得克萨斯（第16位）、怀俄明（第20位）、华盛顿（第21位）外，均位居第32位到最后一位〔7〕（P405―406）。评价上述两种观点，首先应明确“经济先导”的涵义。它既可指称经济发展的状态、成就，也可以指称一种经济趋势、经济潮流。从上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纳什更多强调“经济先导”预示了经济发展趋势。洛特钦的反驳看起来很全面，他从状态和趋势两方面同时否定了“经济先导”说，洛特钦先将“经济先导”地位视为一种经济状态，并证明从这一角度讲，战争结束后西部并非全国经济的先导，他的论据也很有力。紧接着洛特钦又指出，即使从发展前景来看，西部也没有成为经济先导的迹象。为什么同样是考虑经济发展趋势，洛特钦会得出与纳什不同的结论呢？问题在于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生产要素来衡量经济发展的趋势。洛特钦从资本投入的角度，认为战后初期西部没有成为先导的迹象。纳什则选择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等因素，认为“科学导向的工业预示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战争所创造的经济类型主导了下一个30年的西部经济”〔5〕。那么究竟哪一种生产要素最能代表经济发展的前途呢？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界在此问题上就已基本形成共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先超过了资本等其他要素。科技进步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现代经济增长已不是单纯的经济总量增长，它是包括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等因素在内的系统工程。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在西部的相关活动有助于西部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从而使西部代表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波特兰州立大学城市研究与规划系主任、美国城市史研究会主席卡尔?艾博特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二战作为西部与过去决裂的重要性，次于它引发西部未来的重要性，它奠定了西部城市在美国第四个工业发展的长周期（注：美国第四个工业发展长周期的提法源自于经济学中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后由约瑟夫?熊彼特吸收到他的“创新周期论”中，将长周期称之为“康德拉捷夫周期”，并用他的“创新”理论加以解释。该理论认为自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已经历了四次长周期，第四次的起点是20世纪30、40年代，结束时间为90年代初。）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基础。”〔9〕（P39―40）第四次长周期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西部城市，“包括较早的创新被大规模推向市场……，以及电子、电信和航空航天方面一连串创新发明。当然，西部城市在这些工业中居领先地位均由二战使然。”〔9〕（P39―40）美国学者迈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 ）曾根据一些实证研究总结出一个地区吸引高技术产业的五点特征，其中两点恰与二战对西部的影响相符合：（1 ）因为高技术产业是以科学为基础和知识密集型的，它们需要与重要的大学和研究单位有密切联系，并接近技术和科学人员储备。（2）由于对政府市场，特别是对军事和空间项目（尤其60 年代末）的依赖，高技术活动倾向于聚集在军方建立了试验地点的地区〔13〕（P13）。到70年代， 西部高技术产业在美国领先的地位已经相当明显。 据1983年的一项统计表明，1972～1977年间，美国高技术领域领先的十个城市依次为圣何塞（硅谷）、阿纳海姆、休斯敦、圣迭哥、波士顿、达拉斯、沃切斯特、俄克拉何马城、莱克兰和菲尼克斯〔13〕（P34 ）。其中只有3个城市在西部以外。可见， 从科技优势将引发新的经济时代的角度出发，二战后的西部确可称之为“经济先导”。以上就西部战时经济扩展的动力和战后经济地位两个方面评介了围绕纳什“转折假说”出现的一些争论。迄今为止纳什的观点仍有待进一步的证明。尽管如此，纳什作为该领域研究的开拓者，仍然受到广泛的尊重，其论著依然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而围绕纳什观点展开的争论必然不断深化人们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对20世纪美国西部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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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甘肃的玉门、新疆的克拉玛依和兰州炼化公司都是我国石油开采和炼制的发源地和老基地。目前，克拉玛依、独山于、兰州、乌鲁木齐、延安都有一定的石油一次加工能力并具有配套的二次加工能力。其中，兰炼是全国最大的润滑油生产厂之一，也是全国三大炼油催化剂生产基地和两大石油添加剂生产基地之一。今后，这些企业几乎都面临着通过进一步技术改造、提高原油加工深度、减少重质油比重、充分发挥已有加工能力、提高竞争云、贵、川、渝是极大的油品市场，而这些地区却没有象样的炼油厂。其油品的供应是由兰炼扩大炼量用管道输送解决，还是像有人建议的那样在四川建炼厂解决，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石油化工的发展，要通过科学论证后再确定。但是这个间题应在2005年之前解决。兰炼应充分发挥其配套二次加工能力的优势，建成我国润滑油、催化剂、润滑油添加剂、道路沥青生产基地。独山子、兰化都有14万t/a～16万t/a乙烯生产装置，在一段时间内，主要应立足于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能力至20万t/a左右，并重点搞好几个后加工产品。西部大乙烯项目的建设，兰化已经做过大量前期工作，有了一定的生产建设中小乙烯装置的经验，原料供应相对有保证。但兰化的原料油的供应距离、价格都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加之环保容量的限制，一直进展不快。若合资生产，当前吸引力还不是很大，因此对兰化或西部地区45万t/a～60万t/a乙烯项目的建设，既要积极又要充分论证，认真地做扎实的、多方案的比较后再定。但是笔者相信，随着西部的大开发，一定会有达到国际经济规模的大乙烯装置矗立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 大力发展磷矿开采及后加工要充分利用西部，特别是云贵一带丰富的、品位较高的磷矿资源。一方面要保证其他省份的磷肥企业生产和建设用矿，同时可在云贵建设几个大型磷肥、氮磷钾复合肥生产基地，还可建设大型磷酸装置以供应其他省份生产磷按或复合肥。在云贵建设磷铰企业规模要达到30万t/a～60万t/a，复合肥企业规模要达到30万t/a～90万t/a，也就是说一定要达到经济规模，以适应加入WTO以后的市场竞争。我国钾肥生产，目前主要靠青海柴达木盆地的钾盐矿。应在“八五”、“九五”建设的基础上，采用国内已掌握的技术，使其生产规模尽快达到100万t/a以上；同时应尽早研究塔里木盆地罗布泊的钾盐矿的开采和利用，有可能的话，在新疆建成新的钾肥生产基地。充分利用其他矿产资源发展无机盐和无机化工产品我国铬矿主要产在西藏等地。重庆、新疆都有铬盐生产企业。重庆的生产规模大、经验比较丰富；新疆有一定的矿源，有必要在达到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对其铬盐生产企业进行改扩建。在青海、重庆发展电子级碳酸锡，在重庆、贵州发展电子级碳酸钡、锑盐、锰盐、二氧化锰、五氧化二锑都是有基础的。可充分利用云贵川的磷及磷酸资源加工食品级、饲料级添加剂和多种磷酸盐如磷酸氢钙、磷酸二氢钙等产品。青海钾肥厂所用的卤水中含有大量的氯化锂、溴，也到了应考虑开发利用的时候了。综合利用可以大大提高钾矿开采利用的经济效益。四川芒硝、钒、钛矿储量丰富，是发展元明粉、钛白粉、钒催化剂生产的极好原料。总之，发展类似的无机盐和无机化工产品，是西部发展无机精细化工的优势，是比较切实可行的，也是有竞争力的。 其他化工产品重庆有较好的精细化工基础，应建成多行业、多品种的精细化工基地。云、贵、川、渝、陕、宁夏、新疆都有一定的橡胶加工基础，可以根据本地需要加以发展（例如载重钢丝子午胎等）。川化的赖氨酸、三聚氰胺、双氧水、催化剂，甘肃的黄原胶，重庆三峡及兰州永新涂料公司的油漆，重庆、贵州有机厂的醋酸系列产品，宁夏的双氰胺等，都是可进一步发展的产品。加快西部石油和化工发展的几点思考西部大开发是要长期坚持实施的重大战略选择，它既关系到西部的发展又关系到东部的再发展，也可以说关系到中国发展的未来。正确理解这一伟大战略决策，把开发热情与实际结合好，对于加快西部石油和化工发展十分重要。抓住机遇，勇于开拓又不要急于求成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西部石油和化学工业，要积极但不要急于求成，盲目争项目。一定要经过科学论证，尽量减少人为的决策失误。最好的办法是借助“外脑”即咨询公司或专业的顾问公司的力量来完成科学论证。在国外，咨询业是很发达的一个行业。企业和咨询业是生存和发展路上结伴而行的旅友。世界上的大公司和大的咨询公司，不仅在本土上相帮相携，还联手跨国跨洲作战。跨国企业到了哪里，跨国咨询公司也紧随而至。世界企业500强有95％以上都要聘用50～100家咨询公司（或专业的顾问公司）或顾问。我国建立咨询业只有20年的历史，其市场还要进一步培育。但是，咨询业在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残酷的竞争最终会使企业的决策者们明白，必须借用“外脑”才能使企业决策更准确，才能使企业发展更快。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对项目的科学论证、择优选定，已有较好的基础。在西部大开发中，应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企业不要盲目争项目，政府不要盲目批项目。能用市场机制和企业行为去办的事，绝不包揽在政府手中去办。一定不要给西部增加新的包袱，争取上一个成功一个，尽最大努力减少失误。调整工业结构是西部石油和化学工业开发的关键石油和化学工业结构调整，既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要结合西部的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并加大技术含量，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首先，要把天然气勘探开发作为重点，尽快形成陕甘宁、青、新和川渝天然气生产和外输基地。第二，要开发比较优势明显、市场前景好的钾、磷资源和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的产品。第三，要加快油田开发、炼油和石油化工的发展（油田开发更为重要）。第四，应加大发展天然气后加工产品合成氨及甲醇的力度。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结构升级，以升级带动调整。西部的不少化工企业从规模上，工艺装备上是落后的，例如小电石、小氯碱、小聚氯乙烯、小矿山、小无机盐、小碳铰、小普钙厂J、油漆厂，有一大批应该被淘汰。要关闭一批浪费资源、污染严重、产品质量低劣的企业，使化工结构升级。在结构调整中，一定要严防把国外和我国东部受到限制、高能耗的化工产业往西部转移。产业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增加经济效益上。为此，一要加大企业技术改造的力度，努力开发有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如象青海钾肥厂那样）；二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例如西安金珠近代化工有限公司等所开发的HFCI34a生产技术，将结束依赖进口HFC134a的历史，打破了西方国家在ODS替代物生产领域的市场和技术垄断。 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央明确指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开发的基础，把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作为开发的根本性措施。保护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保护环境才能保证国家可持续发展。这是对西部大开发的要求，更是对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的要求。兰州、重庆及长江中上游、乌鲁木齐都有大气、水体污染严重的报道。乌鲁木齐市附近去年曾因大气污染严重，能见度低，造成数十辆汽车相撞事故，飞机也难以起降。今年四川乐山某化工厂因污水滥排，造成大渡河和长江乐山一带大量鱼类中毒死亡。兰州因污染严重，有西雾（污）都之称。重庆嘉陵江受农药、红矾钠生产企业的污染，受到环保和化工管理部门的关注。化工系统容易变成污染大户，化工技术又是治理“三废”污染的主要手段。因此，发展西部石油和化工的过程中，一定要解决好环保问题：一是兼治已有污染源，以新带老；二是新上项目必须做到“三废”治理达标排放；三是经过治理也难以达标的化工企业要坚决限期关闭；四是决不准国外和东部沿海一带向西部转移容易污染环境的项目。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对西部进行石油和化工投资开发时，要充分考虑到为西部地区创造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环境，而不要给西部地区带来新污染源。西部污染加重，不仅影响西部的发展，最终也会对东部自身产生深远的影响。 发展科技、教育，加大培养、吸纳人才的力度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时代，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能力决定于人才。美国比尔·盖茨所经营的微软公司固定资产并不多，但发展却很快，利润率出奇地高，原因就在于它拥有一大批掌握了最新信息技术的人。应该说重庆、成都、兰州、西安等地的化学、化工高教力量也是比较强的，中科院系统、军工系统与化工系统的研究院所也不少，人才也不能说不多。关键是要稳住人才。例如，兰州曾经是我国最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但是由于支援东部新的石油化工基地的建设，加之近几年人才大量流失，技术力量大大削弱，成为企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稳住现有人才十分重要，十分现实。要吸引和扩大能扎根西部的化工科技队伍：一是要使来自西部的生源能回得去、留得住；二是要实行优惠政策，使东部发达地区或海外归来的愿为石油和化工做贡献的优秀人才自愿流向西部；三是西部设有化工、化学专业的大专院校应主要增加西部生源，并多分配到西部；四是要给科技人才施展才能的空间和条件。做到这几点十分重要。因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将有成千上万的项目上马，成千成万亿的资金投入，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才投入，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人才工程的开发，再大的投资项目也很难获得应有的效益，其结果很可能是事倍功半。因此，人才的教育培养、吸纳和给予施展才能的空间、条件，是十分重要的。 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加快发展西部石油和化工，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它是随着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设施的建设而前进的。要有紧迫感，更要有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目前，西部大开发尚处在启动阶段，不可能刚开始就遍地上项目，遍地开发。例如塔里木的罗布泊发现了丰富的钾矿，若交通不解决，淡水不解决，没有人生存的起码条件，又怎么去建设一个大钾肥基地呢？某些城市被污染的环境，怎么吸引外商来建设大的石油化学工程？若不花大气力解决环境容量，行吗？要彻底解决这类城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又要投入多少？要花多少时间呢？我国西部占全国56％以上的土地面积，普遍缺水，特别是内蒙古、陕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缺水更为严重。水怎么解决，种草种树，水来之何处，缺水又怎能种活树，种好草？草、树种不活，水土如何保持，沙漠化如何解决？这些工作，不是一代两代人能解决的，不是人有多大胆就什么都能解决的。人才的培养、吸纳，也不是几年就到位的。可以设想，西部的优惠政策比沿海特区还优惠？要想比特区还优惠，那西部又要有多大的承受能力？这些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既要解放思想，真正做到改革开放，又不能离开西部的实际，而是要在不断开发的实践中总结和发展起来。除了上述开发条件，石油和化学工业的发展还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首先是产品要有市场，生产有技术，资金有投入，有竞争力，而且要一一经过反复的科学论证。因此，头脑要冷静，不能不切实际地把发展速度定得大高。对开发的长期性、艰巨性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决不能抱有速战速决、速见成效的幻想。这样，发展的步伐才能更稳，效果才能更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