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人种研究论文

殷墟青铜器 三羊尊

殷墟青铜器 三羊尊

高、口径厘米。重11300克。大喇叭口，方唇，束颈，折肩，腹微弧下收，高圈足，圜底。底饰大方格纹，颈部饰蕉叶纹，下饰夔纹一周，雷纹衬底。肩饰对称的三组饕餮纹，各组饰一凸起的羊首，界以扉棱，雷纹衬底。腹饰鸟纹一周，其下饰三组饕餮纹，均以扉棱为鼻界，雷纹衬底。足部饰对称的饕餮三组，均以扉棱为鼻。出土时，器表粘有丝织品、残迹。

殷墟·出土青铜器

教学目标：

殷墟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形成了以青铜礼器和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本章的学习目标是了解殷墟出土的铜器的器物分类以及制作方式。

学习建议：

1.结合历代青铜器的形制规格研究安阳殷墟青铜器的形制。

2.结合安阳殷墟遗址的地层关系，分析殷墟青铜器的历史分期。

3.结合安阳殷墟青铜器的纹饰演变发展状况分析殷代青铜器的发展变化。

重点难点：

本章学习的重点是了解和认识安阳殷墟青铜器的主要形制和器形规格，难点在于通过历代青铜器规制比对了解安阳青铜器的重要性。

教学内容

安阳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并经甲骨文及考古发掘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以其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更加有利于保护这一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殷墟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形成了以青铜礼器和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以青铜礼器鼎、簋、觚、爵、斝，兵器戈、矛、钺、刀、镞，工具锛、凿、斧、锯、铲，乐器铙、铃、钲等为代表的殷墟青铜器，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

层层叠叠的线条把动物形象加以抽象变化，采用极精细的几何纹和深浅凸凹的浮雕，构成形形色色的图案，布局严谨，庄严凝重。其夸张而神秘的风格，蕴含着深厚粗犷的原始张力和艺术的魅力，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殷墟在青铜冶铸方面辉煌的成就使其成为世界古代青铜文明的中心之一。公元前16 世纪至前11 世纪为中国的青铜时代。也就是夏代的晚期至西周。商代的晚期，即殷商时期为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这里出土的许多青铜器都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之作。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以礼器为大宗，制器精美厚重，出现了象司母戊鼎、牛方鼎、鹿方鼎、司母辛鼎等一大批工艺高超的重器。在造型上常常以实际的或想象中的动物形象作为原型，器面的花纹装饰崇尚繁缛，流行雷纹、饕餮纹、夔纹等为主的通体装饰，给人以稳重、庄严而神秘的视觉感受。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充分显示出那时的冶炼技术，已由矿石混合冶炼，发展到铜、锡、铅按比例混合冶炼的阶段，其独特的单、多块陶范铸造法、失蜡法等的铸造工艺，融合了上古的科技与艺术、雕塑与绘画的完美结合。例如：司母戊大方鼎。

殷商时代,祭祀与战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两件大事。祭祀用的礼器与战争用的兵器主要是用青铜铸造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研究青铜武器,多从形制、类型、分期等方面进行探讨。殷墟发掘迄今已经70多年了,70多年来,在殷墟发掘的殷代墓葬已有七八千座,其中大多数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掘的。

后母戊鼎，亦称司母戊鼎，出土于河南安阳，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原称“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厘米，重达公斤，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而得名后母戊鼎。发现于1939年，1959年开始作为镇馆之宝收藏于国家博物馆。通过研究考证，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后母戊鼎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在商后期铸造重达公斤的后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在大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这足以反映商朝中期青铜铸造业的宏大规模。

三羊尊即商三羊尊。该尊为大口广肩型，厚唇外折，细颈上有三道凸弦纹。肩部等距离地装饰三只高浮雕形式的卷角羊头，间以回形纹为地的目形纹饰。腹部较肥硕，纹饰更为华丽，在回纹地上有三组兽面纹，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了兽面上最能传神的眼睛，增加了肃穆庄重的气氛。圈足较高，上边有两条凸弦纹，中间有三个等距离的较大圆形孔，这是商代铜器的典型特征之一，圈足的下部在回纹地上饰有六组兽面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指出当时的工匠对于青铜合金配比与机械性能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且对于操作也有相当严格的控制。殷墟二期高等级墓葬随葬青铜器中高锡青铜的使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它可能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当时获得的锡矿资源,似乎比殷墟的其他阶段更为丰富。而青铜器中铁含量的差异可能代表原料来自不同地区的矿源,其冶炼水平也可能参差不齐。

迄今为止,安阳有大量的熔炼和铸造的遗迹发现,却从未有冶炼的迹象,因此殷墟青铜器矿料的来源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许多论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原青铜矿料是从南方盛产铜、锡的地区输入的。但他们的论证缺乏直接的证据。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商周时期铜料之大宗在北方是来自中条山矿区及其迤西地带,在南方则主要是产自荆州和扬州地区。

铜器纹饰的“方向性”,就是指青铜器上二、三或四组主题纹饰中,有一组或二组纹饰是正面纹饰,其余则为侧面纹饰。正面纹饰所在一面应是器物在当时商人极为重视的祭祀活动中向前放置的方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纹饰的方向性。青铜器纹饰的方向性,实际上就是青铜器的方向性,对青铜器纹饰方向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青铜器的方向性的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出青铜礼器在使用过程中的部分祭礼信息,而且还涉及到青铜器的使用方式、铭文的铸作意图等问题。

殷墟青铜器纹饰,尤其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作为商和周初青铜器装饰纹饰之中心特征的动物纹样,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确实是洋溢着一种原始质朴的美感和强烈的神秘性。学术界对青铜纹饰的代表意义具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类,认为其代表一定的含义。其中多数学者认为它们是代表古代的图腾,或是代表自然界或神话传说中的神怪等神话动物;有人认为它们是萨满面具的再现,具有一种神圣的功能,是可与上天或神灵世界沟通的工具;也有学者通过对虎食人卤、饰双虎对食人头纹饰的大铜钱以及兽面纹头盔等器物纹饰的分析,认为这些图案代表着一种超自然的神力,暗示了死亡之途。

殷商时代,祭祀与战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两件大事。祭祀用的礼器与战争用的兵器主要是用青铜铸造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青铜器的研究多集中在青铜礼器上,对青铜武器的研究较少,即使是研究青铜武器,也多从形制、类型、分期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青铜武器组合的论著很少。研究青铜武器的组合,对研究殷商时代武官和士兵的武器装备、军制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殷墟文化第一期随葬青铜武器的墓共10座,6座属于一期早段，4座属于一期晚段,组合方式有三种。(1)铺、戈、嫉。(2)戈、矛。(3)戈。此期三种组合,每种组合内均含戈,单出铜戈的墓有8座,占全期总墓数的80%。

本章小结：

目前对殷墟为赌注商代青铜器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与甲骨学一样，成为殷商文明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对殷墟青铜器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进一步推进三代文明研究，彰显三代青铜文明在世界四大文明中的独特地位。

思考练习：

1.殷墟铜器的分类有哪些。

2.殷墟铜器的纹饰的特点及意义。

3.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

拓展学习：

文献资料：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编著《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刘一曼：《论安阳殷墟墓葬青铜武器的组合》，《考古》2002年03期，2002年3月。

康石磊：《殷墟仿铜陶礼器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刘煜：《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综论》，《华夏考古》2009年01期，2009年3月。

岳洪彬、苗霞：《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研究》，《殷都学刊》2004年02期，2004年6月。

赵国燕、郭金福：《殷墟青铜器陶范材料的组成及结构研究》，《安阳工学院院报》2009年06期，2009年12月。

岳洪彬：《殷墟青铜器纹饰的方向性研究》，《考古》2002年04期，2002年4月。

视频：

《青铜文化与殷墟青铜器》

殷墟青铜器以司母戊大鼎最为有名，器型大气，装饰繁复，是青铜器成熟的表现，同时也折射出殷商社会信鬼神，占卜风靡的神秘之气

《商文明》是一本由[美]张光直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2，页数：4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商文明》精选点评： ●19119.哎，太好看了。 ●《商文明》从安阳遗址、二里岗遗址以及其他遗址的甲骨文探讨商朝历史的演变过程。作者认为商朝王位的继承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兄终弟及，而是由王族不同派系代表交叉上台，即轮流上位的商王不是兄弟关系。作者这样的观点很大胆，但是仅仅凭借甲骨文上关于商王的名字就做出这样的判断，显然证据还是不够的。此外作者还探讨了夏商周之间的关系，认为夏商周是同时并存，至少夏商或者商周是同时并存的，夏强势崛起时，商是作为夏的方国存在，同样商崛起时周是作为商的方国存在，他们在文化史相互交流，所以夏商周三代文化具有同源性。 ●不同于《中国青铜时代》大开大阖的论述，《商文明》更像是基于已有的材料对商文化的全面梳理和分析，算是一本殷商史的普及类读物。当然张光直也展现了深邃的思考，比如对马克思主义宏观论述的思索和史料派的借鉴。从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及其时空分布来检索商文化的整体面貌，也是三代史重建的必由之路。然而有一点小失望的是，对商王庙号新考遗留的问题仍然没有解答，比如第三系即位的相关情况与昭穆两系的关系，是否存在元老院或宗伯来保证王位的轮替，等等。如何论证二里头是夏文化而非早商文化，二者区别为何。帝辛之征淮夷与商帝国的东方因素之间的关系等等。 ●不知道还有多少内容没过时啊 ●用英文来写中国史……先生如果自己翻译那另说。 ●有些内容像侦探小说一样刺激 ●主要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分析商文明，对商朝王位继承提出二元集团的观点颇有新意。 ●视野开阔，叙事严谨。虽然因为专业性缘故，未能体会本书精髓，但仍觉不错。 ●“乙丁组继承制”、“三代平行说”很有意思 ●翔实合理。 《商文明》读后感(一)：《商文明》 《商文明》 中国人历来信奉三皇五帝是自己的祖先，夏商周是中国人的起源。只是在没有考古依据之时，我们只能将史记里的描述认为是神话传说。 而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安阳遗址，二里头遗址出图的甲骨，青铜器慢慢给我们将商朝勾勒了出来。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非科班出身的历史爱好者来说，如何阅读这些信息？《商文明》大致给我们将商朝文明描绘了出来。 作者有着极好的文学功底以及业务能力。许多难以理解的制度背后所隐藏的逻辑，青铜器上的铭文有什么寓意，图案如何划分，乙丁制和昭穆制有个异同，以及最后如何演变成中国之后的政治制度的。这些问题在作者笔下缓缓流露出它真实的样貌。 夏朝的文明证据不够完备，还留待考古发掘，而同时期同时发展的商国到后来的商朝依然会是我们研究夏朝研究中国历史最好的源头。那《商文明》又怎能不去一探究竟呢？ 《商文明》读后感(二)：一部不忍释卷的博士论文 看完此书，我总能想起《棉花帝国》，因为它像一部超长的博士论文，但比棉花帝国更有可读性，可以做到自觉的从头读到尾，而不像棉花那样需要动用自己的意志力，一方面源于自己对这个题材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张先生的叙事逻辑层次安排，还有就是张先生同为中国人的一些思维习惯吧和。我在想，一部学术性极强的书，能引我（对，这个我字居然源于甲骨文中商王族对自己的称呼，即执戈之人）入胜，原因是什么？仔细想想，可能有这几个因素，首先是作者的研究思路，他有令人信服的方法论，开头先阐述了研究商文明的五个途径，然后先以安阳殷墟这个商王朝最辉煌文物遗藏最丰富的中心开始，再引出安阳外的商文明发现，在这个框架下，辅以详实的考古资料，文物资料，文献资料，勾勒出了商文明的范围，经济状况，资源交换状况，阶级分化状况，王位继承方式，统治阶层关系，军事，祭祀等方方面面，这种先阐明研究方式，再辅以详实论据，层层推进，从中心到边缘，再总结，再升华的论证说明方式，令人受益匪浅，同时这种论证方式也足以反映出作者的严谨和客观，所以，虽然成书已有三四十年，期间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但其结论仍然经受住了考验，让读者，普通人感受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做事方法和做事态度，不管你在哪行哪业，如果能从中学的一二，相信都会领你受益终生。说到具体内容，作者提出的夏商周平行发展的观点对一个历史爱好者来说是具有冲击力的，对文明孤岛论的反对也很有说服力，更不用说通过对商的丁乙继承制的开创性研究并联系周的昭穆继承制，再通过夏的天干谥号，得出夏商周的平行存在，又先后继承的上古社会推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塞维斯国家起源观点的辩证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全书最后的那句“一个文明的衰落，恰恰可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是从人文，人类的高度看待人类文明和我们自己，令人久久不能平静。 身为中国人，如果你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文明来自何方，文明应该去向哪里这些问题有好奇心，那此书你不应该错过。 《商文明》读后感(三)：博士论文能写的如此好看 又一本博士论文一样的书，上一本是《棉花帝国》，不一样的是，这本读起来不忍释卷，而《棉花帝国》需要一些意志力。《商文明》不但可读性强，而且作者做事的态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论都给人以莫大的启发，拿《商文明》来说，首先给出了研究商文明的五种途径，即历史文献，青铜器，甲骨，考古学等，然后以殷墟这个最重要的商文明遗址为重点，阐述了商文明的经济，贸易，继承制度，统治方式，城邑分布等基本架构，再以郑州商城二里岗遗址为线索，阐述了商文明的地域分布，发展历程等，在以上基础上，再探讨了商人的来源，人种，语言等问题，在这种研究框架下，填充以详实的证据和论证，使得其结论经得起考验，虽然本书成书于三四十年前，这期间又有更多考古发现问世，但张先生的结论并无重大颠覆，这就说明了其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态度的严谨和正确性。而且本书并不是一部博采众长的汇总性研究，他在里面有两点很重要的原创性观点，一个是商王继承的乙丁制，这是我看到的目前解释商王名字都带天干的最好解释，而且指出周的昭穆制是其延续，并且猜测夏的继承制度也类似。另一个是夏商周三代是平行发展，而不是先后兴替的串行出现，熟悉中国古代史的人往往根据经验认为王朝都是先后取代向前发展，本书对三代兴替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即夏商周这三个文明是同时存在，互相存在交流的，夏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商的根据地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一带，而周的根据地在关中平原，三代平行发展，只是不同时期作为天下盟主而已。全书的最后，作者更是通过对商文明的研究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范式问题，是塞维斯的氏族，酋邦，邦国，国家还是马氏的以生产关系为主线的必然进化方向？这让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模式有了不同的思考，到底只有一种模式，还是多种模式共存，亦或是多重模式混杂，互相影响，通过对此问题的思考，也可以推及其他类似问题，即导致一个系统的发展形成的范式是否唯一？我相信，通过本书如果能领你思考问题有这些改变，那就已经值回票价，更不用说里面还有那么多干货，尤其作为中国人，如果你对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模样，我们将去向何方有好奇心，那这本书是你不容错过的。 《商文明》读后感(四)：#32@2021#商文明 张光直先生，原籍台湾，生于北京，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就读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期间，光直先生曾受教于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等考古学泰斗。 《商文明》是光直先生以1928-1976年商代考古发现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对商代历史做描绘与还原。 “商”源于“大邑商”，是商族用来称呼他们祖先的都城的地名，其具**置尚无定论。可以确定的是，商人起源于东，其基础是山东和河南的龙山文化，但龙山文化并没有直接发展为商文化，而早商是这个文化序列的重要缺环。 作为商年代序列的重要阶段，本书以安阳小屯殷墟与郑州二里冈商城两处考古遗存作为重点，作详尽展开。中国信史记录始于公元前841年，所以关于商的绝对年代，只能通过碳十四与卜辞中月食记录来推断，目前普遍认可的绝对年代：商汤建国不晚于公元前1700年，迁都安阳不晚于公元1300年，周人翦商约公元前1100年。 商的大致疆域范围：北至豫北冀南、东至山东西部、东南到安徽最北端和江苏西北部地区。而由于与周边方国关系的动态变化，所谓国界疆域也是不断变化的。甲骨卜辞有记载方国近80，其中与商交往接触较多者有8个，周方、羌方、人方均在列。 殷墟墓葬考古表明，安阳王朝时期商社会分化严重，一边是随葬品数量及质量惊人的作为社会中心人物的妇好，另一边是社会底层的大量人殉。王族占有大量资源，劳动者是“众人”、羌等。安阳人骨属蒙古人种，但没有可用于分析的商王族人骨以判断商人种族。 关于追溯商文化的一些线索：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商代周边最早使用金属的文化之一；考古学上最早的卜骨（鹿和可能是羊的肩胛骨）即发现于辽河上游，年代为公元前3350年；商王的干支庙号及西周的昭穆制或可追溯至夏；汉字或可起源于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