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论文答辩导师是谁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简历1950年获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邓稼先个人概述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有了科技强国的夙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邓稼先词是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自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功勋泽人间。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1950年，邓稼先从美国普渡大学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数学学部委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等职，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劳动模范。他签署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计划。1948年，邓稼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当研究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为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从此，邓稼先怀着以最快速度把事业搞上去的决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们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的木马游戏。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 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速度发展。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不久，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终年62岁。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被称做“两弹”元勋的这位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邓稼先贡献研究了原子弹和氢弹邓稼先的光辉一生（徐焰）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选自2001年6月25日《北京青年报》）三、杨振宁与邓稼先的友谊（徐胜蓝、孟东明）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了一团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之后，第一颗氢弹又放出炫目的光芒。这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氢弹之父”，然而，中国的“两弹”元勋是谁？1986年6月，中国各大报纸均在首要位置介绍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名字鲜为人知 功绩举世瞩目“两弹”元勋——邓稼先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986年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核工业部为表彰邓稼先20多年来为发展我国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邓稼先可歌可泣的优秀事迹，他那伟大的抱负和精忠报国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外国有一本书，题为《比一千颗太阳还亮》。邓稼先献身的事业，亮过一千颗太阳！他从34岁接到命令研制中国的“大炮仗”以来，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隐姓埋名进入戈壁滩。20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人在报刊上占过巴掌大的版面。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人们常常忘记他们，只有当“大炮仗”的冲击波冲击各国地震监测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瞩目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们的存在……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全国上下为这位中华精英过早离开人世而感到悲痛。他的朋友们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献给他一支挽歌——《怀念邓稼先院长》：天府杨柳塞上烟，问君此去几时还？……实验场上惊雷动，江河源头捷报传。……不知邓老今何在？忠魂长眠长江畔。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写道：踏遍戈壁共草原，三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国务院总理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邓稼先的追悼会，他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稼先逝世，我极悲痛”。邓稼先的岳父、全国政协副主席、90高龄的许德珩老人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这样悼念邓稼先。在地球的另一面，远隔万里重洋的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打来了唁电。杨振宁先生和邓稼先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让我们读一读北京医科大学许鹿希教授撰写的《怀念稼先》中的第八节《半个世纪的友谊》的一段吧！“文革”初期，氢弹爆炸了，但核武器的研制并没有到头。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年代，就连稼先他们核武器研究院也未能幸免。林彪、“四人帮”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稼先等十几位理论部的负责人。稼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时只要说一句违心的话，就会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顽强地顶着，处境很危险。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似乎苍天有眼，1971年杨振宁先生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下飞机后，开列了他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会客。不久，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结束了。杨振宁先生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这次会晤对稼先来讲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全家人从心底深深地感激他。杨先生与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邓父邓以蜇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杨振宁教授的弟弟杨振平与稼先也很要好。少年时代的稼先与少年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爬树。上中学稼先和杨振宁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比稼先高两级，后来他们两人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稼先和杨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稼先就与他们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自1971年以后，杨先生多次回来访问、讲学。稼先与他总少不了叙旧聊天。有一次杨先生到我们家，他说想和稼先一起骑车去颐和园。为安全起见，这样的要求我们着实不敢答应他。还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现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回想起这些往事，杨先生与稼先都笑了。后来，杨先生多次送书给稼先，有《杨振宁论文选集》，有《读书教学四十年》等，都写着“稼先”或“稼先弟”存念。稼先60寿辰时，杨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国际象棋。稼先住院后，杨先生到医院看他，并且为他找特效药。最后一次，杨先生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鲜花象征着两人永存的友谊，正像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中所说的：“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最后，我想以杨振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这篇怀念文章的结束语：“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稼先没有虚度此生！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在宋健、周光召等陪同下来到八宝山公墓，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深秋的北京，瑟瑟秋风给人们带来寒意。八宝山公墓在安放骨灰的灵堂外面庭院里搭起了一个灵堂，邓稼先的巨幅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挽”。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祭奠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女士按照邓稼先生前嘱托，向杨振宁赠送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上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敬留”。许鹿希女士深情地说，这套文房用具象征着邓稼先和杨振宁的乡情和友谊。邓稼先是杨振宁的中学、大学同学，他为中国的核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然而，过去中国并没有在报刊重点宣传、表彰他。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期间，杨振宁去医院探望他。后来，杨振宁又向中央领导同志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早就应该把对中国、对国际有贡献的科学家介绍出来。杨振宁非常敬重邓稼先，他说：“邓稼先是中国的帅才，他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绝对信任，也能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又说：“中国高层人士选定他当领导者来研究原子弹，这位人士是很有眼光的人。我认识邓稼先，又认识美国的奥本海默和泰勒。这三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邓稼先随和、腼腆，又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当初美国的格罗夫斯将军也聘任了没有行政经验的奥本海默当主持人，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稼先的个性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帅才。我收集了许多邓稼先的材料，我期待有一天有人能写篇有关邓稼先的传记，我希望传记能把他对中国的贡献详细表达出来。”历史没有忘记他们！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6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长达12集的电视片：《让历史告诉未来》。在第8集里，有这样的画面和解说：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壮丽场面展现在荧光屏上，欣喜若狂的中国人民、套红的《人民日报》号外……，邓稼先先生的高大身躯也出现在荧光屏上。……“1971年，当杨振宁得知，中国两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制造成的，他离开宴席走进了洗手间，那时，他已是泪流满面了！”

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 100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只举1898年为例： 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 那是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站起来了。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来的，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对这巨大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 邓稼先(1924-1986)。 两弹元勋 邓稼先于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在北平上小学和中学以后，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大毕业。 1948到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 (Purdue University)读理论物理，得到博士学位后立即乘船回国，1950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8月被任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这以后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时代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对国防武器作出了许多新的巨大贡献。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次年3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在这期间他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1986年5月邓稼先再做了第三次手术。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邓稼先与奥本海默 抗战开始以前的一年，1936年到1937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同屋，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1949年到1966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前后17年的时间里，所长都是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 R. Oppenheimer, 1904-1967)。当时他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曾成功地领导战时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工作。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物理教授最多的时候只有5个人，所以他和我很熟识。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20多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Gottingen) 做玻恩(M. Born, 1882-1970) 的研究生。玻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包括玻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40多岁了，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不时出现，不过比起以前要较少出现一些。 奥本海默的演讲十分吸引人，他善于辞令，听者往往会着迷。1964年为了庆祝他60岁的生日, 三位同事和我编辑了一期刊物，在前言中我们写道：“他的文章不可速读，它们包容了悠雅的风格和节奏，它们描述了近代科学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多种复杂的问题, 详尽而奥妙。”像他的文章一样，奥本海默是一个复杂的人，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信任他。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九院)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对吵对打，和当时全国其他单位一样。而邓稼先竟有能力说服两派，继续工作，于1967年6月成功地制成了氢弹。 1971年，在他和他的同事们被四人帮批判围攻的时候，如果你和我去和工宣队军宣队讲理，恐怕要出惨案。邓稼先去了，竟能说服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这是真正的奇迹。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1913-1992)和格若夫斯(, 1896-1970)，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 民族感情？ 骄傲？ 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见到阔别了22年的稼先。在那以前，于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章上就已经再三提到稼先是此事业的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寒春(中文名字,原名Joan Hinton)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寒春曾于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试验室做费米(, 1901-1954)的助手，参加了美国原子弹的制造，那时她是年轻的研究生。] 1971年8月在北京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说“在外地工作”，我就没有再问。但我曾问他，是不是寒春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象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觉得没有，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到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经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此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我不能走！” 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渺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暗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长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筹划昼夜不断的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又要有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够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戈壁滩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30多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临时的问题必层出不穷，稼先虽有“福将”之称，意外总是不能免的。1982年, 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相对说“是”的机会来讲，一个人一生说“不”的机会较少。 周瑞金， 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生导师，用一种特殊的形式说出了“不”字，作为博士论文的同行评议人，他以书面形式对一篇论文摇了头。 身为媒体业内德高望重的报人，身为20世纪90年代初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署名“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和作者，周瑞金无论是说“是”，还是说“不”，都有一言九鼎的力量。 “不”字出口，是要冒犯人的。周瑞金和论文答辩委员会的5个成员，及其他同行评议人，异口同声的“不”字，使这篇论文的作者没有通过论文答辩，从而不可能得到博士学位。 必须要提到，论文的作者，是周瑞金多年的朋友和同事。 进退维谷兼左右两难 向来在业内外有“文才可用，心术尤正”美名的周瑞金在阅评意见开头就言之切切：因为，在当前硕士、博士论文不断掉价的情况下，同行评阅一般总是顺水推舟，与学子为善，以成人之美。何况，这次论文的作者又是我的朋友、同事，论文的导师更是我尊重的老领导。因此，理应高抬贵手，保其过关。但是，作为一位从事党报工作40余年的老报人，作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导师，我实在不忍心作违心阅评，有损学术良心，这一来，我就处在火炉上烤的两难境地了。 博士论文答辩一般要遵循着以下程序进行：答辩人简述论文——答辩委员分别提问——答辩人回答问题——答辩委员会对论文讨论并投票——当面宣布答辩者是否通过论文答辩，周瑞金的同行阅评意见在第四个程序出台亮相。 在硕士、博士论文答辩中，为加强监督，更充分地表达同行对答辩者论文的学术水平看法，通常邀请同行对论文进行评议。同行评议人没有投票权，但可以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是论文答辩委员会非常重要的参考。 周瑞金在阅评意见中说，我花了整两天时间认真阅读和思考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第一个感觉是：担任这篇论文的同行评阅人是一个失误。 他就是想回避也不太可能。就这篇博士论文而言，其研究的对象是媒体的改革，挑选同行评阅人，如果要找真正能切中要害地作出评议的内行，就很难避免遇到这个圈子里的专家，更避不开相熟的同事。 于是，周瑞金就“只能凭借老党报工作者和新闻学术研究者一颗正直之心，直陈自己的阅评意见”。 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及的否决意见。 其实周瑞金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本想，同行评阅总要帮熟人一把，所以，当社科院要求他出任同行阅评人时，他没有迟疑就欣然接受。但读了论文后，他发现论文的选题，文献的引用，以及在科研能力、写作规范上，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周瑞金又了解到，这篇论文去年就曾申请参加答辩，但被专家小组要求修改。 这时，周瑞金才发现自己的被动和两难。帮同行兼熟人一下吧，学术良心实在难容，就连写出肯定的阅评意见，都觉得不好意思；不帮，直言弊端，本是正常的学术作为，但目前的社会风气下，又有谁人干这般得罪人的傻事？三年苦读不易，一旦论文不过，对朋友又将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而且朋友知道周瑞金任同行阅评人，说不定还对故旧充满信心——顺水人情，哪个会胳膊肘向外拐？ 成美不能成人之美 与周瑞金有类似痛苦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同为博士生导师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老人名叫成美。 成美老师也是看了论文后，觉得质量不高，不想成人之美，找了个理由想婉拒参加论文答辩委员会，但最终未能推辞。 让成美老师不想参加学术答辩的另一大原因，是论文作者的导师，为新闻界中声名斐然的前辈，论文答辩时，作者的导师会一直在场。作者本身当然也在媒体业内有一定地位，而且成美老师也曾应作者之邀去其单位作过讲座。 论文答辩那天，老人急急赶到。心里矛盾再加上天气炎热，血压高的成美老师主持答辩时就觉得有些晕眩。 同样是当时在场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卜卫描述了博士论文应当达到的标准：它必须有一定的原创内容，有属于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要严格遵照科学法则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能是个体经验描述，不能限于常识概述和个人感想。论文的论点要有创新，论据要有理论和事实依据，论证过程要合乎逻辑，写作有相当的规范。 成美老师对这篇论文的评价是，论文漫想式的随意论述太多，严谨的论述不够，作为一篇工作总结是好文章，作为一篇博士论文差距较大。老人说，看了这么多博士论文，这篇在水平线之下。 周瑞金的书面阅评意见中则说，“可以客观地说，如果作为向大学新闻专业学生或报社夜班我讲课，作为参加媒体新闻业务交流的总结，可以肯定这是一篇内容充实、富有启迪的好材料、好总结。但是作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在学术水平上确实有较大的欠缺。” 这是论文答辩委员会全体成员和几位同行阅评人的看法，而且是背对背的看法。在参加论文答辩之前，他们分别写下了对这篇论文的阅后意见，各自将其带到了答辩现场。有点像各人悄悄在手心中写下一个字，再当众同时亮出。 成美老师宣读票数：不同意授予博士学位，5票。对着失望的、还想再争取机会的论文作者，老人有些于心不忍，补充一句：“我们非常遗憾。” 这个数字是答辩委员会的全体票数，藏在手掌中的答案不谋而合。没有争议，是一边倒的结论。 要制度还是要周瑞金 周瑞金下决心写下说真话的阅评意见，有他的心路历程。 读这篇博士论文的同时，周瑞金正在读诺贝尔奖百年的材料。欧美一些国家的年轻人在做博士论文时，就有了重大的学术创见，依据着博士论文就冲上了诺贝尔奖的科学高峰。 两相对照阅读，周瑞金觉得汗颜，如果对不合格的论文把关都做不到，如何对得起国家和社会？自己又有何面目再当博士生导师？ 他掩卷长叹。 当是时也，以提高教学质量、重塑学术形象为目标、被业内美誉为“癸未变法”的改革，也在中国的学府北大徐徐拉开序幕。这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从追求数量规模到注重学术质量的历史性转变的开始，如此的社会背景也是触动周瑞金的重锤之一。 人们对官员的腐败一般抱有较强的斗争性，但对学术界的腐败却抱有相对的宽容，这屡屡使周瑞金感到切肤之痛，是对博士论文实行严格学术要求的时候了，是消除学术领域庸俗之气和腐败之风的时候了！ 周瑞金因此痛下决心，要坚持学术标准！他知道，这样做，也许会得罪一些人，但不会得罪国家，不会得罪人民，于是，周瑞金用一个小小的“不”字，敲动了整肃学术道德的黄钟大吕。 这已是我们的事后发问。难道说，不能用回避制度来约束这一切，让周瑞金既保有学术廉洁也保持了朋友之情？或者说，我们应依靠制度，而不能仅仅把最后的底线悬在周瑞金这些老师的学术道德上？ 周瑞金回答说：“道德和制度不是两个对立的东西，在强调制度作用的时候，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即使是就回避制度本身而言，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另外，就我们国家学术研究的现状而言，博士生一般都在导师研究的领域选择论题，而相关的专家大都很熟，在这样的情况下，坚守学术良知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抉择。道德固然不是万能的，制度同样也不是万能的，再好的制度也要人去实践。” 制度需要人执行，学术良知也任凭人把握。只有制度和学术良知的互动，才可以使学术道德的栖息地牢不可破。正因为人的因素不可剥离，所以身处其中的周瑞金必定苦恼，应了他自己著作中的一句话——宁作痛苦的清醒者，不作的梦中人。 周瑞金气血充沛又充满善意的阅评意见在答辩现场被朗读。在场的答辩委员们事后说，真想当面对周老师表达敬意。 作者：朱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