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诗序论文范文资料

这是我们《中国诗学研究》老师的课件上的，借你一看：一，诗的特征——情志合一与诗乐舞三位一体《毛诗序》继承了先秦“诗言志”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诗歌抒情言志的特征。早在先秦，伪古文《尚书•尧典》就提出“诗言志”之说，成为我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朱自清），此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有“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有“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继承发挥了“诗言志”之说。虽然在先秦“志”中包含“情”，如唐代孔颖达《左传正义》所说“在已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情”在“诗言志”说中并不占主要地位。而《毛诗序》则突出强调了“情”与“志”的统一性，更为清楚地说明了诗歌抒情言志的特征，从“诗者志之所之也”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两段论述来看，《毛诗序》认为“情”与“志”是二而一的东西。《毛诗序》还揭示了中国古代艺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表现形态，并认为所有艺术形态都是人的思想感情的表现。《尚书•尧典》曾指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显示出诗与乐的一致性，《礼记•乐记》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强调了乐与舞的一致性，而《荀子•儒效》篇则指出“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对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有所论述。《毛诗序》总结了以上这些论述，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从抒情言志的特征论述了诗、乐、舞在艺术上的统一性。二，诗与社会的关系及诗的社会作用——诗政相通与“诗教”《毛诗序》论述了诗乐与社会政治状况的密切联系，指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民困；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政乖”，即认为政治状况是文学艺术的最直接的影响因素，不同时代的不同的政治状况、民情风俗都直接影响到这一时期产生的文学艺术的风貌，也都可以通过这个时代产生的诗乐的内容和艺术风格反映和表现出来。同时，《毛诗序》还进一步指出社会政治、民情风俗的兴衰成败之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到艺术创作，导致诗乐在内容和风格上的变化，它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里有社会政治、民情风俗的变化是艺术内容、风格变化的原因的意思。从诗乐与政治的关系出发，《毛诗序》重视诗乐的社会作用，认为诗歌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风”，所谓“风”就是诗歌的艺术感动作用。通过发挥这种审美功能，诗歌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即“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而这种社会作用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在上的统治者可以发挥诗的感动作用教化百姓，培养良好美德，改变社会风俗。即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教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下者可以“吟咏情性，以风其上”，通过诗的感动作用“以风剌上”，从而使“闻之者足以戒”，并进而“正得失”。这是在理论上肯定了中国古代诗歌干预现实、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不过，《毛诗序》无疑更重视“上以风化下”的“诗教”功能，它把先秦以来儒家的诗乐教化思想理论化、系统化了。 三，诗的创作原则与方法——“发乎情，止乎礼义”与“主文而谲谏”《毛诗序》指出了诗歌“吟咏情性”即“发乎情”的基本特征，并且强调诗歌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是人的本性的必然要求，“发乎情，民之性也”。但它同时也对诗所表现的情感予以一定的限制，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所谓“止乎礼义”即要求诗所表现的情感不超过、不违背社会政治、伦理规范，要保持在“礼义”所许可的范围之内。这是《毛诗序》所提出的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一方面对诗歌表现情感的内容、性质、范围有所限制，体现了儒家文艺思想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规范的保守性，但另一方面，又使诗歌与一般的情感表现区别开来。它实际上要求诗歌虽然表现的是作诗者个人一已之情感，但这种情感又必须具有社会性和理性特征，这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强调诗歌要遵循“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创作原则，《毛诗序》在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上主张“主文而谲谏”。所谓“主文而谲谏”即肯定诗歌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和批判，但这种讽刺、批判同样要“止乎礼义”，因而在创作方法上要尽量避免直陈，而是采取托物喻志的表现手法，进行含蓄、委婉的讽刺、批判。《毛诗序》的这种观点对中国古代艺术创作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诗歌的含蓄风格主要就是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形成的。四，诗歌的体裁和表现手法——“六义”说《毛诗序》有“六义”说，即风、赋、比、兴、雅、颂，涉及到诗歌体裁上的分类和艺术表现手法的问题。早在先秦，《周礼•春官》就提出“六诗”说，内容与《毛诗序》的“六义”说一致，但《周礼》没有对“六诗”作具体论述。《毛诗序》对风、雅、颂有所论述，没有谈赋、比、兴，但从中可以看出，《毛诗序》是把“风、雅、颂”看作“六义”中与“赋、比、兴”相区别的一组。《毛诗序》对“风、雅、颂”的论述：“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可以看出是将它们视为《诗经》的内容的不同类型，也就是诗歌的体裁问题。后来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指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用，风、雅、颂是《诗》之成体。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更明确地将《毛诗序》“六义”说所涉及到的诗歌体裁与表现手法问题揭示出来。现在看来，“风”是产生于各诸侯国的地方诗歌，也就是民歌；“雅”是产生于周王朝中央统治区域内的诗歌，与社会政治直接相关；“颂”也就是颂诗，主要用于宗教祭祀和歌颂、赞美祖先、表扬功德。这种对诗歌的分类不仅大体符合《诗》三百篇的实际，也是中国古代诗论关于诗歌分类的开始。汉代经学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郑玄指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从他们的论述来看，赋、比、兴主要是指诗歌的艺术表达方法。赋的特点是直叙铺陈也就是一种直接叙事、直接描写的表达方法；比的特点是打比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比喻，接近于“明喻”；兴也是一种“比”，不过它是一种“暗喻”或“隐喻”。此后，南北朝时的刘勰、钟嵘，宋代的朱熹、清代的李仲蒙等都对赋、比、兴的内涵、特点进行过细致论述，使赋、比、兴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主要艺术表现方法。

译文如下：

1、诗，是人的情感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怀抱在心则为情感意志，用语言把它表现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里激荡，就用诗的语言来表现它，用语言还表达不尽，便用咨嗟叹息的声音来延续它，咨嗟叹息还不尽情，就放开喉咙来歌唱它，歌唱仍感不满足，于是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起来。

2、感情表现为声音，声音组成五音的调子就叫音乐。太平时代的音乐平和而欢快，它的政治清明和顺；战乱时代的音乐饱含着怨恨和愤懑，它的政治必然乖戾；亡国时的音乐充满了哀伤和忧思，它的人民一定困苦。

3、所以纠正政治的过失，感动天地和鬼神，没有超过诗歌的。古代的圣王就是以诗来规范夫妇关系，培养孝敬，敦厚人伦，完善教化，移风易俗。

4、所以诗有六种形式：一叫作风，二叫作赋，三叫作比，四叫作兴，五叫作雅，六叫作颂。天子用风诗教育感化臣民，臣民用风诗讽谏规劝天子诸侯。诗要依托事物的描绘而委婉地讽谏，写唱诗的人没有罪过，听到吟唱诗的君主应引以为戒，因此叫作“风”。

5、到了仁政衰亡，礼义废弃，政教败坏，诸侯国各自为政，各家风俗不同的时候，变风、变雅就产生了。王室的史官看到政教败坏的状况，感伤人伦的废弃，哀痛刑罚政治的残酷苛刻，吟咏思想感情，用来讽谏天子诸侯，这是通达政事的变化而又怀念传统风俗的做法。

6、所以变风虽发自史官和百姓的不满之情，却又不超越礼义的规范。抒发思想感情是人的天性；合乎礼义，是先王恩泽久远，人民还没有忘怀的缘故。因此一个国家的政事，通过一个人的心意表现出来，就叫它“风”。反映天下的政事，表现各国的民情风俗，就叫它“雅”。

7、雅，是正的意思，是表现周王朝政教兴衰经过的。政教有小有大，所以有《小雅》，有《大雅》。颂，是赞美盛大功德的情状，并把这种成功禀告神灵的诗歌。这就是风、小雅、大雅、颂四种诗体的由来，是诗的典范。

8、既然如此，那么从《关雎》到《麟趾》这些教化人的诗篇，便是先王的风诗，所以归于周公名下。南的意思，是说教化是从北方岐周之地推广到南方江汉之域的。从《鹊巢》到《驺虞》这些感化人的诗篇，是诸侯的风诗，先王用它进行教化，所以归于召公名下。

9、《周南》和《召南》这两部分风诗，是讲端正最初的伦理，是王业教化的基础。因此，《关雎》是赞美得到贤淑的女子，来匹配给君子的，而忧虑的是如何进举贤才，并非贪恋女色；怜爱静雅的美女，思念贤良的人才，却没有伤风败俗的邪念。这就是《关雎》的要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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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

1、《毛诗序》是一篇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作品，强调要以“诗教”教化人心、提升灵性、端正风俗，所以指出“风 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它是世界文明史中非常罕见的，很早就有此远见与慧见的精辟作品。也是中外美学史上一篇特别值得重视、值得推荐、光芒四射的作品。

2、孔子称“诗三百首”的共同特性，就是温柔敦厚，并且“思无邪”，可以洗涤人心各种杂念与邪念，并激发人性中高贵伟大的潜能，甚至激励人心中的正能量，可以不断提升，形成伟大人格，能与天一般伟大。

3、此即易经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 德”，本文所称“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也是同样意境。西方所称“To be human is to be divine”（做人就是要发挥心中神性）也是同样精神。

4、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毛诗序》具有特殊意义。尽管它文字篇幅不长，不过区区六七百字，但却是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不折不扣的诗歌理论专论文章，内容极为丰富。在短短几百字中，《毛诗序》对诗歌的性质、内容、分类、审美特征、表现方法、社会作用等等方面都作了比较系统而明晰的阐述。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毛诗序

《毛诗序》原文：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译文：《关雎》，是讲后妃美德的诗，是《诗经》十五国风的起始，是用它来教化天下而矫正夫妇之道的。所以可以用以教化乡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诸侯邦国。风，就是讽喻，就是教化；用讽喻来感动、教化人们。

诗，是人表现志向所在的，在心里就是志向，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里被触动必然就会表达为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就会吁嗟叹息，吁嗟叹息不足以表达，就会长声歌咏，长声歌咏不足以表达，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要用声音来表达，声音成为宫、商、角、徵、羽之调，就是音乐。太平盛世的音乐安顺而欢乐，其时的政治就平和通畅；动乱之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时的政治就乖戾残暴；亡国之时的音乐悲哀而思虑，其国民就困顿贫穷。所以矫正政治的得失，感动天地鬼神，没有什么比诗更近于能实现这个目标。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诗歌来矫正夫妻的关系，培养孝敬的行为，敦厚人伦的纲常，淳美教育的风气，改变不良的风俗。

所以诗有六义：一叫“风”，二叫“赋”，三叫“比”，四叫“兴”，五叫“雅”，六叫“颂”。上面的（统治者）用“风”来教化下面的（平民百姓），下面的（平民百姓）用“风”来讽喻上面的（统治者），用深隐的文辞作委婉的谏劝，（这样）说话的人不会得罪，听取的人足可以警戒，这就叫“风”，至于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丧失，诸侯各国各行其政，老百姓家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的诗就出来了。

国家的史官明白政治得失的事实，悲伤人伦关系的废弛，哀怨刑法政治的苛刻，于是选择吟咏自己情感的诗歌，用来讽喻君上，这是明达于世上的事情（已经）变化，而又怀念旧时风俗的，所以“变风”是发于内心的情感，但并不超越礼义。发于内心的情感是人的本性；不超越礼义是先王教化的恩泽犹存。因此，如果诗是吟咏一个邦国的事，只是表现诗人一个人的内心情感，就叫做“风”；如果诗是说得天下的事，表现的是包括四方的风俗，就叫做“雅”。

“雅”，就是正的意思，说的是王政所以衰微兴盛的缘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颂”，就是赞美君王盛德，并将他的成功的事业告诉祖宗神明的。（“风”、“小雅”、“大雅”、“颂”）这就是“四始”，是诗中最高的了。

然而，《关雎》、《麟趾》的教化，原是周文王时的“风”，（但“风”只讲一个邦国的事，文王后来是天子，应该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只能）记在周公的名下。“南”，是说天子的教化自北向南。《鹊巢》、《驺虞》的德行，本是邦国诸侯的“风”，是先文王用来教化的，（文王后来是天子，应该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就记在召公的名下。《周南》、《召南》，是规范衡量初始时的标准，是王道教化的基础。

扩展资料：

《毛诗序》特征分析：

1、“发乎情，止乎礼义” 《毛诗序》认为诗歌的本质在于情志统一，承认诗歌抒情言志的重要作用，但认为诗歌创作要遵循“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不能超越礼义的界限。“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2、“讽谏”说。 《毛诗序》提出了“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判，而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

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说诗歌创作要从感情抒发出发，但不能超越“礼义”的规范。但是它又主张不要过于激烈显露，要“主文而谲谏”，要温和委婉，仍然是儒家诗教，温柔敦厚。

3、变风变雅 “变风变雅”首见于《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西周后期，周室衰微，政治黑暗，朝纲废弛，社会动荡，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出现在《诗经》中，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

“二雅”的怨刺诗，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怨刺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这些被后人成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

“二雅”和国风中的怨刺诗由于创作者身份背景的不同，其表达的感情也有所差异。“变雅”的创作者为周室贵族，其中的作品如《大雅·民劳》，在反映现实政治时又含有对统治者的规劝，怨愤情感并不强烈，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要求。但“变风”作品创作者多为下层民众，深受苛政之苦，在《魏风·硕鼠》中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甚至在《墉风·相鼠》中，作者发出了怨恨的咒骂“不死何俟？”、“不死何为？”、“胡不踹死？”，这些就不能说是“发乎情止乎礼义”了。

《毛诗序》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自身对文艺的全面而又系统的论述，更因为其对后世文论家的影响。有许多儒家思想的文论家是按照《毛诗序》的启迪来构筑自己的诗论框架，如白居易重视诗歌社会作用，用诗歌来批判现实政治的理论主张。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毛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