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壮壮zy
倪瓒(1306―1374),字元镇,号云林。江苏省无锡人。倪瓒擅画山水、竹石、枯木等景物,其山水师法前代巨匠董源、巨然等,并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开创山水画独特境界,其画法萧疏简淡,格调天真自然,以淡泊取胜。倪瓒的山水作品多描画他所居住的江南太湖一带山水风光,善画枯木平岭、竹石茅舍,景物极简。构图平远,景物简淡,追求神似。其画多以干笔皴擦,笔墨极简,所谓“有意无意,若淡若疏”,形成荒疏萧条一派。倪瓒主张画作应注重抒发主观感情,他认为绘画应表现作者“胸中逸气”,不求形似,倪瓒在《答张藻仲书》中写道“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此话简明的表达了倪瓒的绘画主张,即作品应表现画家的“胸中逸气”,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反对刻意求工、求形似。同时,倪瓒工书法,擅楷书,书体古淡秀雅,得魏晋风致。他的作品往往书画一体,萧疏简淡,一派脱世避俗的天真自然。
王豆豆228
关于毕业论文的标题要求,小编总结了以下三点:
2.要简炼。论文的标题不宜过长,过长了容易使人产生烦琐和累赘的感觉,得不到鲜明的印象,从而影响对文章的总体评价。标题也不能过于抽象、空洞,标题中不能采用非常用的或生造的词汇,以免使读者一见标题就如堕烟海,百思不得其解,待看完全文后才知标题的哗众取宠之意。
3.要新颖。标题和文章的内容、形式应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做到既不标新立异,又不落案臼,使之引人入胜,赏心悦目,从而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总之,论文的题目往往是对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是文章精髓的集中体现。因此,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反复斟酌。拟定论文题目时要注意从小处着手,力求做到以最准确、最简洁的语言阐述自己的新观点,总结自己的新经验。注意所拟题目的内容和形式,内容上要言简意赅,体现论文主旨,尽量体现该文与众不同之处;形式上要符合巩标题的书写规范。在拟定论文标题时还应注意标题中的选词、拼写等问题。标题中尽量多用名词、名词短语、动名词等,另外也可用不完整的句子作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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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画,是一种表现山川之妙并能为人类寻求某种精神寄托的画种。中国的山水画起源甚早,据史书记载,秦汉时期已有了山水画,但实物未见流传。而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山水画,当是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中的背景山水。前面我们在人物画一节中已谈到,顾恺之的这两幅画是以表现人物为主体的,山水只是人物背景的衬托。 但是,作为人物背景组成部分的山、兽、林、鸟却结合得很完整,表现得也很真实。山石开始依靠线的变化来表现不同的面,依靠层次来表现不同的山峦变化,利用俯视的角度来表现纵横的山川。这些都是后来山水画的基本表现技法,尽管这种表现还停留在比较幼稚的阶段,但却为以后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顾恺之的名字,不但与中国人物画的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为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顾恺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勃然兴起,出现了一批能画山水画的画家和第一批专论山水画的论文。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幅当时的山水画作品流传下来,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有关山水画的文献,来认识那一时代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水平。不过从此之后,山水画艺术以较完备的表现技法和系统的理论登上了中国画坛。 中国山水画到了隋唐时代,有了一个大的发展。隋代以展子虔为代表的画家们的作品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山水画状况提供了重要材料。展子虔,是今山东一带的人,他曾历任北齐、北周、隋三朝的大夫,是一个绘画的多面手,据说对于人物、山水、界画和车马无不精湛。被世人称为“唐画之祖”。但是,他的最为杰出的贡献还是在于山水画方面,而现今留传下来的他的惟一作品,就是现保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游春图》。 《游春图》是一幅描绘自然景色为主的青绿山水画卷,表现人们春天出游的情景。画家在不大的绢幅上以妥善的经营、细劲的笔法和绚丽的色彩,画出了青山叠翠,花木葱茏,波光粼粼的春光佳境,图中山青水秀,水天弥漫,在波光潋滟的湖面上,一艘华丽的高篷游艇随波荡漾。船中三位女子纵目四望,陶醉于明丽的湖光山色,流连忘返。湖边数人或骑马或漫步于山间小道,或袖手仁立岸边,兴致盎然。画家通过时各种自然景色和人物活动的生动描绘,成功地体现了《游春》这一主题,展于虔的《游春图》为唐代青绿山水画派的形成开了绪端。 到了唐化,李思训和其子李道昭直接继承了展于虔一系的山水画画风。李思训为唐王朝宗室,曾任“武卫大将军”。他继承井发展了展子虔的画法,用笔工致严整,着鱼浓烈沉稳,画面格局宏伟,堂皇华丽,装饰性很强。他的几了李昭道又继承了他的画风,时称为“变父之势,妙又过之”,并首创海景山水。 这样,从隋代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训父子,一脉相承,形成了我国山水画中具有特色的青绿山水画派。在唐朝,还形成了另一山水画派的源头,那就是水墨山水画。 水墨山水画的开山始祖是王维,据说他诗、书、画、音乐都很擅长,而且还官至尚书右丞。王维的画喜用雪景、剑阁、栈道、晓行、捕鱼等题材,其画以笔墨精湛、渲染见长,具有“重”、“深”的特点。王维的山水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诗和画的有机结合。前面我们已谈到,绘画史一般把他看着是诗画结合的创始者。王维之后的中晚唐时期,山水画的发展出现了一场“水墨运动”,这样,中国山水画发展到唐代,已经进入了一个自由的新天地。 至五代两宋,是山水画家辈出和山水画派叠现的时代,这些画家继承并发展了南北朝、隋、唐山水画家的优秀传统,把中国山水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形成了五代时期的北派山水和南派山水,北宋时期的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北宋晚期的“米点山水”与青绿山水,以及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 五代时期,北派山水的代表人物是荆浩和他的学生关仝。荆浩是北方人,曾隐居于太行山,所以他接触的多是北方及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雄壮的景色。所画山水“上突巍峰,下瞰穷谷”,多作巨壑,具章法布局为中心全景式的布局,而以主峰为中心,用云蚰烟霞的断白,衬托出中、前景的全局安排。场面浩大,气势雄伟,空间感很强。据传《匡庐图》就为他的名作。他的弟子关仝则为长安人,师荆浩,却有“青出于蓝”之誉,自成一体,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的关、陕一带的风光。其传世之作为《关山行旅图》,画上巨峰高耸,气韵深厚;所画林木,有枝无干,却给人“乱而整,简而有趣”的感觉。 与荆浩、关仝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相对应,南方有以董源和他的弟子巨然为代表的表现江南山水的江南画派,也称为“南派山水”。董源和巨然都是10世纪下半叶活跃在南方的画家,他们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环境,不同于旷寂、雄厚、寒冷的北方,而是地势起伏平缓、阳光和煦、温暖湿润的地区。他们体察自然,并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加以描绘。在董源的作品里,很难看到险峻奇峭的山峰,所见是平缓连绵的山峦映带无穷、林麓小溪、山村渔舍,全是江南丘陵江湖的动人景色。董源的代表作是描绘潇湘地区风景的画卷《潇湘图》和描绘夏日江南风景的《夏山图》,董源的弟子巨然,成了他画风的最好继承者,其代表作品有《秋山问道图》。此画表现深谷丛林中,临溪的草舍里,三个隐士正在谈经论道,周围是一片高爽的秋季景色,这也可以反映出画家的身份和心意。 到了北宋,出现了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中原画派以李成、范宽为代表,李成因徒居山东营丘,便常以齐鲁原野的自然环境为描绘对象,范宽长期居住在终南山和大华山,他的画也就崇山雄厚、巨石突兀、林木繁茂、气势逼人。继李成、范宽之后,山水画家接踵而起,在李、范的影响下,当时曾出现了“齐鲁之士惟摹李成,关陕之土惟摹范宽”的倾向。 北宋政权统一后,江南的画家们相继北上,并受到北宋画院的礼遇,这就冲击了以中原画派为主流的北宋山水画,南北画派开始了融合,便形成了以郭熙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 北宋的山水画我们还要提到的画派就是“米点山水”和青绿山水。“米点山水”的创始人是米芾,他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祖籍山西太原,后来移居襄阳、镇江等地,长江沿岸常常能看到的雾雨潆潆的云山烟树景象启发了他,于是他在山水画技法上进行了新的创造,用水墨点染的办法来画山水,以充分发挥水墨的融台。墨色晕染所形成的效果,形成了含蓄、空潆的神韵之趣。 再就是青绿山水。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从隋朝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训父子,这一画派就已形成。但五代宋初,此种形式却为士大夫画家所不尚,被看成是职业画家的匠俗之作,曾一度在北宋消沉。北宋中期,一些画家们力排众议,又重新致力于青绿山水,创造出适合宫廷欣赏趣味的典丽的青绿山水画。使青绿山水画进入了成熟时期,其著名的代表画家有王希孟、赵伯驹等。 北方民族入侵,宋室南迁,称为南宋,在新的都城临安建立了南宋画院。由于政治上的变迁和画家生活地区的由北南移,使南宋的绘画艺术从内容到风格都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这“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 南宋院体山水画与北宋院体山水画已有了明显的不同,他们弃置北宋以来以主峰为中心的高山激流式构图和细密繁复的笔墨,而创新为简笔化、单纯化的形式。常用两对角远近对照方法,来形成对角线构图,使画面的重心偏离正中,坐落在半边一角。被称为“一角半边”式的艺术境界。 五代和两宋时代,是画家辈出和画派林立的时代,但我们还得谈到另一种薪的绘画风格——文人画。文人画兴起于北宋初期,苏轼最早提到“文人画”这一概念,文人画的意思是指区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师风格的文人、士大夫的绘画,其主要特点是主张以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为目的;取材花鸟竹石、水波烟云、借物寓意、回避现实;在创作方法上不受程式束缚,在艺术形式上强调诗、书、画、印的结合等。文人画的兴起,促进了中国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发展。在山水画的领域,这种画风在宋之后通过“元四家”的艺术追求和实践,成为画坛的主导。 “元四家”是指元代最负盛名的四大山水画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均善诗书,诗书画印结合就成为他们共同采取的艺术形式,都强调抒发个性,强调绘画的娱乐性,强调笔墨趣味。但四家经历不同,艺术偏好、审美理想也不一样,各有其鲜明的个性。黄公望的画只用两种规格,浅绛和水墨。笔法多变而平稳,用笔轻淡而浑厚,减少刺激,追求平静与和谐。 而王蒙的画则面貌丰富,有的以笔见长,有的以墨取胜,有的用色争雄。面又最为明显的区别是,三家都简,只王蒙繁。倪瓒呢?他的山水画的突出特点是简、干、淡,即是构图、笔墨、形象简,用干笔,用墨轻谈。再就是吴镇,最突出的是其他三家皆重笔,而吴镇却重墨,而且喜用湿笔。画面效果沉郁湿润,却保留着更多的来人遗风。 最后我们来看看明清的山水画。 明清山水画,除少数画家外,大多以摹古为能事,突出笔情墨趣,如明代早期的画坛就以崇尚南宋画院的院体、浙派为主。但之后的绘画,仍有所突破。他们多强调主观的审美感受。 融各家之长,手法灵活多变,构图不再遵循从揖让的传统格式,自由安排,强调生活情趣。明代中期的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的山水画成就较高。为什么称为吴门呢?因为他们四人同为苏州府入,苏州别名“吴门”,故得名。 沈周融合了前代大师们如董源、巨然、米芾、吴镇、王蒙等诸家之长,创作出了多种风格的山水画,有的细密,有的粗简,有的壮阔,有的秀雅。有全景式的高山大川,小也有田园小景。手法简率,很富生活意味。他的山水画的传世作品有《芦山高图》、《沧州趣图卷》等。文征明是沈周的学生,当然也为同乡。他师法沈周,诗书画均能。他的山水画有工笔、写意两种规格,写意水墨山水,自由挥洒,水墨淋漓。工笔山水细致入微,但又不刻板,有着典型的书卷气和“文人”趣味。唐寅的绘画取法李成、范宽和南宋四家,兼采元人之法,集众家之长而自成一体。作品场面宏大,手法严谨,既沉郁又清逸,既奇峭又秀润,既浓厚又饶于气韵特色。仇英出身画工,不是“文人”,但他在艺术上受到了文人画家和民间画师的双重影响,所以他的绘画把这两方面加以融合,也得到文人高士的欣赏,具有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趣味。 在吴门四家之后,明代山水画坛也开始派别林立,像两宋画坛一样热闹了一番。比较大的派别有华亭派,苏松派和云间派,其中以华亭派影响为最大。而这三派由于同属一地区(松江),且美学思想和绘画风格又基本一致,人们又将三者合称为“松江派”。 明末派别林立的山水画坛,到了清代,也很具特色。出现了所谓的“正统派”和“创新派”,并一直左右整个清代画坛的风气。 清代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文人化体系内部在艺术思想、创作态度、艺术风格上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也与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相随。由于清代统治者实行闭关自守和文化专制政策,极力巩固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使明中期以来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在艺术上冲破传统的解放思潮,失去了滋生发展的土壤,全面的复古主义和禁欲主义盛极一时。 在这样的背景下,绘画领域内也开始出现倒退和变异。这以“清初六大家”为其代表,他们在艺术上强调“日夕临摹”、“宛然古人”,脱离现实,醉心于前人笔墨技巧的路线。摹古成为他们山水画创作的一大倾向。这种艺术主张和艺术风格颇能迎合当时清王朝的思想束缚政策以及士大夫的审美口味,很得当权者的支持和欣赏,被奉为所谓的“正统派”。 清初六大家以王时敏为首,其余的有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和恽寿平五人,而这五人似乎都与玉时敏有关系,王翚、吴历和恽寿平都是王时敏的学生,而王鉴则是他的同乡兼亲属,王原祁又是他的孙子,也许是这种家族关系造成了他们在艺术道路和艺术风格上的紧密结合。同时,王时敏与王鉴、王翚、王原祁在画坛上也称为“四王”。他们都提倡摹古,多以临摹所得来进行创作,笔法超凡,功力极深,使山水画在技术功力上被推进了一大步。但后来恽寿平放弃山水,另辟蹊径,专攻花卉,也别开生面,名盛一时。 当以六大家为代表的“正统派”向着复古主义的道路走下去的时候,一批民族意识强烈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汉族知识分子画家,开始承接明朗中叶以后兴起的突破传统的解放思潮,在艺术上敢破敢立,强调个性解放,提倡“借古开今”,反对泥古不化,利用和改造传统的绘画形式来表达自己真实的生活情感。在画史上一般把这些人称为“创新派”,这一派的代表就是有名的清初“四大名僧”和“金陵八家”。 “四大名僧”是指石涛(原济)、石溪(髡残)、弘仁和八大山人。他们四人的特点都是因痛恨满族的统治而削发为僧,以绘画避肚山林,抒愤解忧。他们都反对摹古,主张自然创造。流露真实情感。但他们的绘画,又各有特点:石涛之画,奇肆超逸;石溪之画,苍古淳雅;弘仁之画,高简幽疏;八大山人之画,则简略精练。他们的画风对后来精干花鸟画科的“扬州八怪”有较大影响。 “金陵八家”以龚贤为酋,还有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糙、谢荪等。因为他们都生长于南京而得名。他们的特点是不受摹古之风的影响,去从实际生活的经历和大自然中得到启示,作品的写实性较强。他们大多隐居不仕,往来于江淮之间,以卖画为生。同时也常常聚在一起,对酒当歌,以诗文书画相酬唱。“四大名僧”和“金陵八家”的画风,对后来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天可莲见
元代因异族入主中原,政教之旨趣特殊,人民心理亦变,其影响于艺术,顿呈特殊之现象。此现象在山水绘画中表现尤为强烈,在倪瓒的《六君子图》中亦有体现,既反映了元代文人失意落寞的心态,又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画家崇尚平淡天真的审美理想。 一、政治经济的特殊性元朝本由蒙古贵族建立起来的,本为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它训练出一批强悍的军队,通过不停地发动战争,1279年覆灭了汉族统治下的南宋政权,统一了南北,建成了自汉唐以来规模空前的统一国家。但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野蛮的屠杀和残酷的镇压也是空前的。在政治上,他们制造民族之间的矛盾,推行一种民族歧视政策,把各民族人民分为贵贱四等。蒙古人居首,色目人次之,汉人、南人居末,色目人指的是西域及欧洲各族人,汉人指中国北部人,包括汉族、契丹族、女真族,高丽等人,是被元人较早征服的一部分人,南北统一之前,他们已做了多年的元民,南人即南宋统治下的中国南部汉人,是元朝建立后的最直接敌人。元统治者规定政府主要官长的职务只能由蒙古人或色甘人担任,汉人中有可做官者,只能任副职,而且除了少数人外,一般都要从吏做起,渐渐升至官的地位。在法律上规定“蒙古人与汉人争,汉人勿还报”。蒙古人杀了汉人可以不偿命,只给以处罚,而汉人杀了蒙古人或色目人,必须处死,还限制汉族人民携带武器和自由集会。在宗教方面,表现了和政治紧密结合的现象,僧侣阶级成为阶层僧侣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在经济上,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中出现了大量的奴隶,蒙古人原以畜牧为主,入侵初期,他们大量屠杀劳动力和圈地为牧场,大量掳杀人民充当奴隶,破坏了原有的封建农业经济。后来,他们也认识到这样不利于经济发展,又重新采用汉法,但蒙古统治者把它统治下的人民,当做奴隶看待的态度却始终未变。正是元代这种渗透着奴隶制因素的封建农奴制和带有鲜明的民族压迫色彩的社会造成了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殊性。二、山水画作者多为士人,倪瓒更是出身豪门山水画作者多为士人,这和南宋相反。南宋国势阽危,犹如累卵,面临危险,多数士人为国家奔走呼号,很难有闲情逸致专作画。南宋的山水画主要在画院在,而且绝不是闲情逸致的笔调,元代统治者对中国绘画知之甚少,不设画院,不存在院画问题。同时元代取消了科举取士,一代士人失去了晋身之阶,找不到出路,故元代士人是清闲的,几乎无事可做,他们或混迹于勾栏瓦舍之中,从事杂剧创作;或游荡于山村水乡之间,恣情于山水画的写意。后者更是雅事。所以元代大文人鲜有不会作画者,赵孟頫、王冕、倪云林等既是元代著名的作家、诗人,又是第一流的大画家;诗文家杨维桢、张雨、虞集、柳贯等亦皆善画。元代几乎所有的画家都有诗文集存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有题画、议画的诗文存世,没有一个时代像元代这样,诗人和画家关系那样亲密。所以,画上题诗,题文在元代空前高涨,有的自画自题,有的互题,有的自题之后又请别人复题,有的一题再题。这都和元代山水画家多出于士人有关。三、高逸为尚元代士人闲逸、苦闷、悲凉、委屈的精神状态,导致了山水画高逸的特点。士人放弃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而隐逸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这在元代是空前的。赵孟頫一生富贵已极,但也痛苦已极,他自己说“一生事事总堪渐”,对隐逸更是向往已极,他和钱选都喜画陶渊明。倪云林不仅自己隐逸,并劝所有的朋友包括已做官的朋友退隐,他鼓励王蒙要坚定隐逸的决心:“不将身作系官奴”,并对已经退隐的,仍不能彻底忘掉忧国忧民的隐士表示遗憾,“今日江湖重回首”,劝他们再一次真隐。总之,元代士人的隐逸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和以前的隐士隐居的目的也有区别,是一种社会性的退避,元曲有云:“体乾坤姓王的由呵姓王,他夺了你夺汉朝,篡了呵篡汉邦,到与俺闲人每留下醉乡”。元代士人对社会大退避。开始回归人之本体的觉醒,对传统的正通论,对封建制度,对人世都发生了怀疑,以至斥弃,这就加速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和解体。这方面元代是一个萌芽时代。宋代士人忧国有君,“进亦忧,退亦忧”,是因为国有君可忧,元代士人则不然。元代的士人“辱于夷狄之变”并且目睹元的强大,反抗是无益的,他们只好顺从,有人甚至跟着转,顺从又何尝不痛苦,他们忘记不了自己是最下等人。科举的中止,他们百无聊赖,有才无处发,于是引发为一种对人世生活的超脱之感,并发展为使个体与社会总体分离的社会性精神运动,而且地位越是地下污浊,越是要显示自己的高尚清逸。追求高逸,表现高逸,这是元代山水画以高逸为尚的思想根源。所以,倪瓒的“逸笔草草”、“聊写胸中逸气”说,最能道出元代绘画的精神。四、强调脱俗历代绘画皆讲究脱俗,但皆没有元代画家强调得厉害,亦元代社会精神使然。元代士人的隐逸是社会性的,乃至于身在官位,心向隐逸,可谓“隐于官”。这和元朝的陶弘景身在山中,心在庙堂,名为隐逸,实为宰相相反。同时,社会发展了,对物质的要求也不一样,社会性的大退隐不可能全部匿身深山之中。元代以后的隐逸之士很少终身居住在深山。元代的士人几乎无一人像五代荆浩那样隐居在太行山。王蒙自号黄鹤山樵,其实他在黄鹤山只是象征性的。他们也不像元朝人那样经营大庄园,只能隐于市井之中,终身和世俗打交道,“元四家”皆是最雅的人了,当时即被视为高士,但黄公望、吴镇到处奔波卖卜,倪云林做过生意,王蒙当过小官吏,无一不和俗打交道。如真正地隐居深山,远离尘俗,脱俗便不成什么问题了。正因为隐逸者和世俗混在一起,为了表现自己,为了把自己和世俗分开,就须特别强调脱俗,脱俗的口号喊得越高,愈说明他们和俗离得很近。愈是近于俗,则愈是强调脱俗。所以元代山水画柔曲多于敦厚,它不可能有五代山水画那样的崇高美,它的随和、任意、多变、平淡是任何一个时代所不及的。五、绘画中心的特殊性元以前,除了十分动乱的时代,一般时代的绘画中心都在京都。绘画的中心和政治中心是一致的。元代的绘画作者主要是隐逸之士,因而,其绘画中心则不必在京都,而且元代的经济中心亦不再京都,元画的中心在东南江浙苏杭一带,如吴兴、嘉兴、松江、无锡、镇江等地,又以苏州为中心的中心,苏州不仅画家多,而且“元四家”及其它画家多侨居或游览苏州。北京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心,但知名的画家对它皆无兴趣。元代的绘画中心的特殊性开明之先河,且为清代绘画以地区为区别的变化打下基础。六、元代绘画的主流元代初期,李成画名仍然高于董、巨,一般士人重名的习惯很难克服,元代山水画多处于东南,所以,他们学荆、关、李成的北方画风来画南方山水,成就皆不太高。倒是学董、巨南方画风来画南方山水的画家成就甚高。“元四家”和高克恭以及放逸一派的方从义等人皆自董、巨起家,能够代表元代山水画的最高成就。其作品借笔墨以自鸣清高,作者非以遣兴,即以写愁而寄恨,其写愁者,多苍郁,寄恨者,多狂怪,清高者,多野逸,尚气韵。笔墨益形简逸,干笔擦皴,浅绛烘染,不求形象,凭意虚构,用笔传神,非但不重行拟,不尚真实,乃至不讲物理,纯于笔墨上求神趣,与宋代崇真理而兼求神气之风大异。所以元代绘画师法董、巨一派是主流,师法李、郭一派的画家后来也都渐渐转向师法董、巨笔意,支流最终也归于主流,并开辟了明清一代画风。七、其它元代虽然短暂,但山水画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它创造了元代山水画的特殊面貌,为中国山水画增添了独具一格的美得形式。元代山水画是继五代之后中国山水画的又一高峰。其发达的原因,以上所述已见数端,一代士人无事可做,终生颓唐苦问,一案于画;科举中止,传统的经邦治世的儒家学说也在元代的士人中失去了统治地位,无邦可经,无世可治,他们的时间和才能便可以无顾忌地花在绘画上,而且又不是以绘画赶取功名,乃是用它来抒发性情,这又是艺术真、善、美的本源所在。当外在的反抗和经邦济世前途渺茫或力不从心时,人们就会转而追求内在的精神自由和人格完美以及性情的抒发。所以,元代绘画虽无外在的雄强之势却有内在丰富的蕴籍。另外元代文化政策十分宽驰,元统治者文化水平不高,实际统治力也不强,这固然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但也造成对人民思想控制的松弛,像宋代的“乌台诗案”和明清的“文字狱”,在元代是没有的。所以元代文化政策保证了元代士人的创作自由,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抒发自己的性情。元代山水画是抒情的,是写意的。元代山水画成就最高的是画山村山水的小景,这当和元画的抒情性有关,也和元代士人隐居于市井,来往于山村水乡之中,而不隐居于深山大川之中有关。
八旗子弟搓天下
艺术特点是:早年画风清润,晚年平淡天真。疏林坡岸,幽秀旷逸,笔简意远,惜墨如金。以侧锋干笔作皴,名为“折带皴”。墨竹偃仰有姿,寥寥数笔,逸气横生。
1、绘画成就:倪瓒擅山水、竹石、枯木等,其中山水画中采用了典型的技法——折带皴,是元代南宗山水画的代表画家,其作品以纸本水墨为主。其山水师法董源、荆浩、关仝、李成,加以发展,画法疏简,格调天真幽淡。
2、作品多画太湖一带山水,构图平远,景物极简,多作疏林坡岸,浅水遥岑。用笔变中锋为侧锋,折带皴画山石,枯笔干墨,淡雅松秀,意境荒寒空寂,风格萧散超逸,简中寓繁,小中见大,外落寞而内蕴激情。他也善画墨竹,风格“遒逸”,瘦劲开张。画中题咏很多。
3、他的画由于简练,多年来伪作甚多,但不容易仿出其萧条淡泊的气质。在倪瓒的画论中,他主张抒发主观感情,认为绘画应表现作者“胸中逸气”,不求形似(“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画史将他与黄公望、吴镇、王蒙并称元四家。
4、明清时代受到董其昌等人推崇,常将他置于其他三人之上。明何良俊云:“云林书师大令,无-点尘土。”王冕《送杨义甫访云林》说,倪瓒“牙签曜日书充屋,彩笔凌烟画满楼”。
扩展资料:
1、倪瓒与黄公望、王蒙、吴镇合称“元四家”。倪瓒家中富有,博学好古,四方名士常至其门。元顺帝至正初年,散尽家财,浪迹太湖。存世作品有《渔庄秋霁图》《六君子图》《容膝斋图》《清閟阁集》。
2、元天历三年(1330)到至正十一年(1351)的20年内,是倪瓒绘画创作的成熟期。这时期,倪瓒广泛交际,友人多为和尚、道士或诗人、画家。他作的诗作多半也是和这类人酬唱之作。他的至交张伯雨是有名的道士,倪瓒曾为其精心绘制了《梧竹秀石图》。
另一位他所推崇的名画家黄公望亦是当时新道教全真教中的名人,道学深邃,比他年长32岁。黄公望曾花十年时间,替倪瓒画《江山胜揽图》卷,长二丈五尺余,是黄氏浅绛山水中的杰作之一,画卷题款为至正戊子(1348);
那时倪瓒48岁。此时,他开始信仰全真教,养成了孤僻猖介的性格,超脱尘世逃避现实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反映到他的画上,作品呈现出苍凉古朴、静穆萧疏的意向。
3、倪瓒是影响后世最大的元代画家,他简约、疏淡的山水画风是明清大师们追逐的对象,如董其昌、石涛等巨匠均引其为鼻祖,石涛的书法题画,从精神到体式皆是以倪瓒为法的。
倪瓒亦是一个以复古为旗帜,而追求艺术个性化的书法家,他与张雨、杨维桢一样,既属于这个时代,又不属于这个时代,这就是艺术对时代的超越性价值。
明代江南人以有无收藏他的画而分雅俗,其绘画实践和理论观点,对明清画坛有很大影响,至今仍被评为“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之一”,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他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倪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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