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论文答辩

建议去下西宁和西藏，你会有更深的了解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虽然藏传佛教中并没有小乘佛教传承，但是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对藏传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是在我国青海、西藏、内蒙古以及现在距离西藏较近等地区流行的一种宗教。公元7世纪佛教密宗传入西藏。也称为喇嘛教。自称“佛教”或“内道”。有人误以为藏传佛教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佛教与西藏本地宗教“苯教”结合的产物，实则是彻底的误解。佛教之所以为佛教，在于其三藏经典与戒律，以及法脉的传承。藏传佛教所依据者是真实的三藏经典，而未经过其他宗教修改；藏传佛教的戒律体系是真实的佛教体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应俱全；在法脉上，从释迦牟尼佛一直延续到今天，由清净证悟的大德传承代代相传至今。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完整地保存了整个佛教的形式与精髓，相反地，汉地佛教则依据本地风俗而舍弃了一些内容，例如汉地没有班智达这些概念，没有辩经等，这些都是佛教本身就具有的东西，又如汉地佛教造像方面也偏重于姿态优美的佛与菩萨形象，而对形象可怖的菩萨，则少有造像，而西藏佛教则不如此对待。而苯教本身属于外道，但也有相当数量的鬼神皈依这个宗教，也有很多护法神，莲花生大师在应藏王邀请，从印度来到藏地之后，降伏了这些苯教的鬼神，使之皈依佛教。现在一些佛教的大德，也因为一些特殊的用意，学习苯教的教法而成为苯教的上师，虽然如此，佛教仍旧是佛教，并未加入苯教的元素，但苯教却参杂越来越多的佛教元素。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依据藏地佛教史记载松赞干布本身为十一面千手观音，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分别为绿度母和白度母，后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佛教大规模地传入西藏应该从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开始。佛教从两个方向传入，汉地和印度。当时的西藏松赞干布藏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毗俱胝，藏名尺尊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并制定法律明令人民要虔信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随着喇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蒙、藏民族建立了强大有力的共同的精神信仰纽带，进而控制了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为入关统一中国创造了重要条件。藏传佛教于后弘期时传入 青海、四川、甘肃、内蒙、云南及今蒙古国，13世纪后开始传入元、明、清宫廷，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先后传入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周边邻国及邻境。上世纪初，开始传入欧美，分别建有传教中心或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并得到发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之一。赤松德赞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首先，迎印度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入藏。寂护和莲华生入藏之后，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在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特地派人到印度请来12位僧人，为7位吐蕃贵族青年剃度授戒。这7人出家是西藏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是藏人出家之始，他们在藏文史籍中被尊称为“七觉士”。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因此，佛教三宝——佛、法、僧终于齐备。此时译经事业开始兴盛。这段时期共编著了四部目录：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但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所谓朗达玛灭法，曾有一段时间（842-978）佛教沉寂了。 称为“黑暗时代”。赤祖德赞的兴佛措施和把王朝军政大权交给佛教僧人的做法，引起贵族们的不满。贵族们谋害了赤祖德赞，拥立朗达玛为赞普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桑耶寺等著名寺院都被封闭，大昭寺改为屠宰场，释迦牟尼等身像被埋藏起来。因为是文成公主把释迦牟尼佛像从内地带来并使吐蕃有了佛教，故文成公主被禁佛者说成是魔鬼的转世。僧人被勒令改信苯教，不愿从命而又戒杀生的僧人被强迫操起弓箭，带着猎狗去山上打猎。佛教寺庙内的壁画被涂抹掉后，又在上面画僧人饮酒作乐的画。许多佛像被拖出寺院钉上钉子扔入河中，大量佛经被烧毁或扔到水中。这次禁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以致西藏宗教史籍把朗达玛以后的近百年间称为“灭法期”或“黑暗时代”。朗达玛灭佛一百年之后，佛教后来由原西康地区和卫藏地区再度传入，西藏佛教又得复苏。朗达玛灭佛之前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之后称为“后弘期”。藏传佛教后弘期根据佛教传入路线的不同，分为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这样，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而且从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各种支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则并入格鲁派而不单独存在。藏传佛教的派别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这是藏传佛教的又一特点。活佛，是藏传佛教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雪域之地培育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在世界宗教舞台上独树一帜。时至今日，各宗派的"活佛"依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宗教神职人员，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广大信教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关于活佛的转世制度，发端于十二世纪初。公元1193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意指圣识三时，三时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师，临终时口嘱他将转世，后人遵循大师遗言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从而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此后，活佛转世这一新生的宗教制度相续被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普遍采纳，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教育等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使活佛世系像雨后春笋般地在青藏高原出现。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藏传佛教徒常念六字真言，恰如内地佛教徒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在藏区“六字真言”成为藏传佛教使用率最高的诵咒，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念的地步。不少人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降生，又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离世。六字真言几乎伴随着广大信教僧俗的悠悠人生，在藏区你可到处见到六字真言的字迹，“六字真言”印于经幡，飘扬于高山峻岭，江河湖吽和牧帐刹顶。飘扬于高空，流淌于江河，还刻于石块摩崖，日积月累形成壮观的高原嘛呢石刻奇景，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一处嘛呢石刻就有上亿之多。藏传佛教寺院的周围，佛堂佛殿的四周都有无数个里而装有“六字真言”的嘛呢轮，有些藏家门道两侧排列着嘛呢经轮，小到信徒们手拿的转经筒上刻的是六字真言，大到一间房子大小的转经轮上刻的也是六字真言。还有的书写在宽长的布条上，藏于经筒中。千百年来，藏族僧俗用此简短的真言，祈求幸福，驱逐烦恼，净化心灵。藏传佛教徒对六字真言尊崇之深厚，信仰之虔诚，确实非同寻常。若说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经典的根基，那么六字真言也是藏传佛教的徽章。在世人关注藏传佛教文化研究的今天，六字真言不单纯是人们祈求幸福的祷词，而有它更富魅力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它凝聚着千百万僧俗群众的心，使他们自强不息，奋勇向前。

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1818年2月20日出生于下诺夫戈罗德市。1834年考取喀山大学语文系东方分系，学习蒙古语和鞑靼语，1837年毕业时以《佛教文献之精髓》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学士称号并留校任教。1839年，他以《论佛教的哲学原理》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蒙古语文学硕士学位。同年作为第十二届传教团的成员以学员的身份来到中国，他的任务是在中国学习藏语、汉语和梵文。他在中国生活学习了10年。其间他广泛涉猎了中国、印度以及藏传佛教的典籍，就许多汉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收集了大批材料。瓦西里耶夫在中国度过的岁月对他的成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这里，他从原来喀山大学的蒙古学家和佛学家成长为一个兴趣广泛的汉学家。1850年9月，瓦西里耶夫返回了俄国。1851年出任喀山大学汉语满语教研室教授，1852年10月他被选为俄国地理学会成员，1857年被选为俄国考古学会会员。此外，自1862年4月~1868年7月担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译员。1855年4月，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部更名为东方系，喀山大学语文系东方学专业被合并，瓦西里耶夫随即到圣彼得堡工作，继续担任教授。他在圣彼得堡大学终其一生的科研和教学活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他成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大学者。1864年12月，瓦西里耶夫以一篇题为《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的论文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获得了东方语言博士学位。他是俄国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汉学家。由于瓦西里耶夫的杰出成就以及在世界东方学界享有的崇高声誉，1866年他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1886年成为正式院士。瓦西里耶夫是一位杰出的佛教研究者，学术界有人将他在佛教研究上取得的成就看作是他对俄国汉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在瓦西里耶夫早期的科学活动中，佛教研究占据重要地位。他的候补博士论文《佛教文献之精髓》和硕士论文《论佛教的哲学原理》就是例证。在中国期间，瓦西里耶夫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汉语以及藏语的佛教文献，编著了多卷本的鸿篇巨著《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瓦西里耶夫在佛教研究方面的计划庞大，他1850年回到俄罗斯后才发现，俄国人对他的研究几乎没有兴趣，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愿意出版卷帙浩繁而又如此专业的著作。最后瓦西里耶夫只出版了在佛教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总论》和《印度佛教史》两卷。他从中国带回的内容包括佛教文献译文、摘录、述评的数千页手稿最终也未能发表，有的已经散失。在瓦西里耶夫的佛教研究手稿中，规模最大的为《佛教术语词典》。按照瓦西里耶夫的设想，这本词典应收录9565个佛教词条。在瓦西里耶夫的档案中保留有该词典的两卷手稿，第一卷1205页，第二卷922页，但不是每一页都完成了，有些页的释义部分还空着，只有梵文术语及其藏、蒙、汉语译文。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完成的词条数目依然非常庞大，大部分释义准确，内容丰富。瓦西里耶夫遗留下来的另一部手稿的名称叫《佛教文献述评》，共由2部分组成。第1部分是《佛教各流派文献述评》，主要参考了章嘉呼图克图的著作。这部分同样没有完成，只写了4章：小乘，有宗，空宗和律宗，收录了大量译成藏语和汉语的梵文佛经。如此深刻的研究和详细的论述在19世纪的欧洲汉学家中恐怕只有瓦西里耶夫能够做到。在这2部分中，他翻译了1654年由智旭和尚编撰的《阅藏知津》。这部书对中国佛教典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是一本材料极为丰富的佛教著作。《西藏佛教史》的手稿同样具有重要价值。该书主要记述了1746年以前西藏发生的政治与宗教事件，根据藏传佛教格鲁派学者松巴·益西班觉的《印、汉、蒙藏佛教史》第二部分写成。书后附录了由瓦西里耶夫按照欧洲纪年方法翻译的松巴·益西班觉编写的历史年表。还有一部手稿叫《玄奘游记》，是瓦西里耶夫对玄奘《西域记》的全文翻译。如果当时能够出版，那么第一个将这部重要著作译成欧洲文字的荣誉桂冠必然会戴在瓦西里耶夫的头上，但如今当英国人毕尔、瓦特斯及其他译本发表之后，他的译本就只能作为俄国汉学史的研究素材了。尽管瓦西里耶夫的许多重要著述手稿已经散失，但仅凭上述保留下来的作品我们同样可以认定瓦西里耶夫是19世纪俄国的佛教研究泰斗。瓦西里耶夫在佛教研究上远远走在了其欧洲同行的前面。他在19世纪上半期所研究的课题，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成为其他国家学者研究的对象。鄂登堡写道，如果在19世纪50年代能够出版瓦西里耶夫从北京带回的10年劳动成果，俄国整个佛教研究必然会发生更加重大的转折，俄国学者也就早能了解佛教及其历史发展状况。瓦西里耶夫是俄国第一个中国文学史专家，1880年他出版了在世界汉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国文学史纲要》一书内容可分为3大部分。头一部分属于“引言”性质，含“几句开场白”、“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古代汉语和文献问题”三节，说明中国古代书籍产生的背景、条件和本书作者的写作意图。重点是中间部分，以儒学的发展为线索，按“儒学的第一个时期”和“儒学的第二个时期”分述，实际上用两个时期为线分别介绍了儒、释、道及其各自有关的经典书籍。后一部分介绍的是科技和文学。这本书名为文学史纲要，从现代的概念来看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文化典籍史。《中国文学史纲要》首次向俄国人评介了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从《春秋》、《左传》、《书经》、《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易经》直至《孝经》。重点在于介绍儒家学说。《中国文学史纲要》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评论文学，包括诗文、戏曲和小说。《中国文学史纲要》包容如此丰富的内容，如此广泛的学科领域，可以说它就是早期俄国汉学研究的缩影，它是学术成就的总结。俄国汉学界一般认为，瓦西里耶夫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语言学家，但他在汉语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在汉语语言学研究方面，瓦西里耶夫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为《中国象形文字分析》（1866年）和《汉字字形系统》（1876年）。瓦西里耶夫对俄国汉语教学的重大贡献在于他第一个进行了系统的汉语教学，编写了《汉语学习导论》，其中收录了他最著名的汉语研究作品《中国象形文字分析》。瓦西里耶夫的《汉字字形系统》被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接受并成为学生学习汉字的主要教材。同时该系统也被建议在其他东方学教学机构中用来教授汉语。1952年，在鄂山荫教授的主持下，规模最大的汉俄词典问世，依据的依然是瓦西里耶夫制定的汉字字形系统。直到今天，每一个学习汉语的俄国人都会感受到词典中使用的瓦西里耶夫系统给他们带来的方便。要完整地展示瓦西里耶夫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的成就，不能不考察他对其他东方语言的探索。他写了一些有关东方语言的语言学著作。他对东方语言的深刻理解为他在研究中使用对比语言学方法提供了条件。在《汉语与中亚各语言之关系》一文中瓦西里耶夫将满语、蒙古语、鞑靼语及其他语言同汉语进行了对比，指出其间的相互影响和词汇的相互渗透和补充。此外，瓦西里耶夫还编写了两部重要的满语教材。1863年他编写了《满语入门文选》，这是俄国第一部满语教材。1866年他石印出版了《满俄词典》。瓦西里耶夫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著作主要出版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研究经常是比丘林中国历史研究课题的延续，比如在《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这部著作的序言中他指出，由于尼·亚·比丘林在文章里遗漏了契丹人以及后来取而代之的女真人、满族人的历史，所以他决定填补这个空白，对这300多年的历史进行概括性的介绍。他为此翻译了《辽史》和《金史》作为该书附录。此书使用了大量至今俄国汉学界鲜为人知的材料，在研究中国北方民族历史，特别是蒙古历史方面至今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满清王朝的历史是瓦西里耶夫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大清初期对蒙古人的安抚》、《军机大臣马思哈出巡北部边疆日记》、《满洲志》、《宁古塔纪略》等作品构成了瓦西里耶夫满清王朝研究和翻译著作系列。遗憾的是许多作品未能发表，成为他留给后世大批手稿中的一部分。瓦西里耶夫认为，地理与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两个学科，所以在考察各种地理现象时，必然要探究历史，反之，在论述历史问题时，必然兼顾地理。教学需要是瓦西里耶夫地理研究的动因之一。在他编写的《汉语文选》中收录了中国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专著和中国古籍译文。此外，他还撰写了《中国地理概况》、《中国政治地理评论》，作为1867~1868年间出版的《汉语文选》第一卷的补充。《中国地理概况》一书充分展示了瓦西里耶夫在中国地理研究上的造诣，不但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中国的地理，而且收入了游记作品，内容详实，形式生动，成为中国地理教科书的样板。《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虽然是历史研究著作，主要考察满族人起源，但其中也包含大量珍贵的地理资料，列举了古代城镇，描写了山川河流。他的另外一部地理力作是出版于1857年的《满洲志》，他将《宁古塔纪略》译文作为该书的附录一道出版。这部著作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及行政划分，描述了当地的城池和居民，特别详尽地论述了水陆交通。1852年，他在《国民教育部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版图内的中亚及主要山脉》，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充实。此外，瓦西里耶夫还写过一些属于中国地理研究范畴的小文章。比如《北京回忆》、《关于挑选赴中国旅行者的建议》、《苜蓿草》、《关于伊犁的陷落》等。瓦西里耶夫的史地著作在其生前未引起大的反响，只是到苏联时期才被几位研究俄国汉学史的汉学家加以整理和研究。1900年4月27日，瓦西里耶夫去世了，终年82岁。瓦西里耶夫的遗稿比他已经发表的著作要多两倍。这些手稿已经成为俄国研究中国学的无声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