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仲列传的议论文素材

解释：只有吃饱饭才会讲究礼节，只有不饿肚子衣服蔽体才会懂得荣辱，所有的礼节与荣辱建立在生活能够保障的基础上。

齐桓公在位时期，鲁国和梁国是齐国的邻居，齐桓公很想灭掉他们，于是找管仲商议。管仲想到鲁、梁两国都是以织绨为业，于是请齐桓公带头穿上绵绨衣服，命左右大臣也都穿绵绨衣服。 百姓争相效仿，一时齐国上下都以穿绵绨衣服为时尚。鲁、梁两国绵绨大卖，看到涌进来的白花花的银子和沉甸甸的金子，百姓们再无心耕田种地，都日夜不停地织绨挣钱。 十三个月后，鲁、梁两国的田地都荒了，粮食全靠在别国购买。两国的百姓因为日夜织绨，走路都在打瞌睡。 这时候，齐国又改穿帛料衣服，再也不允许国人穿绵绨衣服。 没多久，鲁、梁两国就慌了神，经济来源断了，田地也荒了，想要恢复生产，那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鲁、梁两国的粮食卖出了天价，齐国的粮食便宜，但齐国不允许把粮食运出去，没有办法，老百姓只好纷纷投奔齐国。 三年后，两国的国君也归顺了齐国，从此再没有鲁国和梁国。 这就是管子关于轻重戊的故事，不用“寒光照铁衣”，就这样不动声色的收复了两个国家。 不过，在管仲成为齐桓公的宰相之前，他可是没有这等“高明”。他曾做过生意，失败，后来又想要去当官，也是失败。 他和鲍叔牙是好朋友，后来鲍叔牙做了流亡在外的公子小白的谋士，他也做了同样是流亡在外的公子纠的谋士。 俩人在为主子谋前程的时候，鲍叔牙和公子小白技高一筹，虽被管仲射了一箭，但仍然快马加鞭回国，抢先一步做了国君，而公子纠被杀，管仲也沦为阶下囚。 若不是鲍叔牙求情，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念他是个人才，不计前嫌，拜他为相，他也就呜呼哀哉了。 看了他的故事，我觉得一个人不管是多么的优秀，他都是需要与人合作的，合作精神很重要。 一个人，只有和其他的人产生联系，相互合作，才能为世界创造价值，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价值。 一个优秀的人与和他同样优秀的人合作，那么，他们就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就像齐桓公、鲍叔牙和管仲他们一样。 在齐桓公继位的时候，如果鲍叔牙没有劝说齐桓公，或是齐桓公还是记恨管仲的那一箭之仇，又或者管仲不愿为齐桓公效劳，历史上也就不会有齐桓公的春秋霸业了。 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 当我们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时候，千万不要做独行僧，一定要与他人产生联系，交流、合作，我们才能走的更远，走的更稳。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汉字词语，释义：（百姓的）粮仓充足，丰衣足食，才能顾及到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出自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为第一霸主的管仲之口，在《管子—牧民》的原文里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 管晏列传》的引文中改动了一个字：“则”改成了“而”，就有了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现一般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出自《史记.管晏列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释义为：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饱暖就懂得荣辱；君王的享用有一定制度，六亲就紧紧依附；礼、义、廉、耻的伦理不大加宣扬，国家就会灭亡。颁布政令就好像流水的源头，要能顺乎民心。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描述春秋时期，管仲担任齐相主持政务后，与百姓同好恶，流通货物，积累资财，使得齐国很快走上国富兵强的道路。管仲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成为齐国自强求富的指导思想。人民生活富裕，府库财富充盈，礼仪就能得到发扬，政令才能畅通无阻。管仲抓住了治国的根本，经过多年的治理，齐国很快强盛起来，成为春秋第一霸，历史上也有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记载。由于管仲指导思想的正确及齐桓公的成功，“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历来为后世传颂，用现代眼光看这句话完全符合唯物主义有关“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等相关观点，在当时那个王室式微、诸侯欲动的年代，国家统治者能有这种意识是很难能可贵的。后世孔子感叹说：“微管仲，吾披发左衽已！”，孟子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这样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从正反两方面向君王充分论证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或许是太史公司马迁敏锐洞察到了“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才把管仲的微妙、审慎的“则”改为了“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仓廪实、衣食足”是“知礼节、知荣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仓廪实、衣食足”只是前提和基础；或许管子当时也没有把这句话说得那么绝对，只是后人一叶障目、断章取义、妄自揣度，未能准确理解先人微言大义罢了，而且在那个诸侯蠢蠢欲动的年代，适用、管用的就是最好的，抑或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的管仲先生就是这样精准地抓住了关键。总的来说，从人类曲折的文明发展历程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的发展衍生文明的进步，文明的进步依仗经济的发展，是大趋势、大规律、大方向，从宏观上讲二者水涨船高、相生相随的关系无可争议，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上讲先贤的至理名言依然对现实有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指导作用，永远会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今所用，适可而止，乃为上策。

管仲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在西汉刘向编成、汇辑管仲众多思想观点的《管子》一书"霸言"篇中，记述了管仲对齐桓公陈述霸王之业的言论。其中有一段这样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见商务印书"万有文库"版本《管子》，1936年版，第二册第八页）意为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也是以人民为根本的；这个本理顺了国家才能巩固，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管仲所说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在我国古文献中，"人"与"民"二字经常连用，合成为一个词组。例如最古老的诗集《诗经·大雅·抑》有这样名句："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意为劝戒大臣们要自警自律，要善于治理你的人民，谨慎你的法度，防止发生意外事故。后来《水浒传》第二回写到高俅被发配流放到外地时，有这样说法："东城里人民不许留他在家宿食"。人民在古汉语中意为平民百姓。管仲是用"以人为本"，与《诗经》齐名的《书经》则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应该说，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意思完全相同。孟子强调"民为贵，君为轻"。《孟子·尽心》又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可见孟子所说的"民为贵"也就是以人为本之意。 在我国古文献中，除了管仲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之外，大多是讲"民为邦本"、"民为贵"、"民者，君之本也"（《谷染传》）、"闻这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贾谊《新书、大政上》），"国以民为本"，"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唐太宗李世民《民可畏论》），等等。这些说法很容易给后人一个错觉，误以为我国历史上只有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而不像西方历史那样有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理论前沿》2005年第18期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提出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有三点区别：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思想的本质体现，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的可贵说法；以人为本发展经济是不断满足和丰富群众物质生活的基础和前提，以民为本发展经济是将仁义道德放在物质利益之上；以人为本是要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创造性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讲述统治者治国利益需要的术略。其实这三点应该说是我们党当今提出以人为本与古代以人为本的区别。 当代国学者在总结我国历史优秀文化遗产时，虽然有人用"以民为本"的提法，但是更有多人用"以人为本"的提法。国学大师张岱年牵头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系国家教委推荐的公用教材），将以人为本与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并列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要点。中年学者张维青、高毅清合著的《中国文化史》四卷本力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系山东省教委的科研项目，作为高校教材），书中第三编春秋战国部分，标题用的也是"动乱世道的人本追求"。总之，管仲提出的"以人为本"应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当今我们既要继承，又要超越。 其次是“本”这个概念。“本”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的“本原”，一种是事物的“根本”。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本原”的本，是“根本”的本，它与“末”相对。以人为本，是哲学价值论概念，不是哲学本体论概念。提出以人为本，不是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原，人、神、物之间，谁产生谁，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而是要回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根本、什么最值得我们关注。以人为本，就是说，与神、与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舍本逐末。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以及“学校教育，学生为本”，那么“制定国策则以人为本”，国策，要人性化等，都是从“根本”这个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本”这个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