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毛概论文题目

论述一下和谐社会、正视社会开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度、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开展走向亲密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议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本人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分离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反动搞胜利了。”这一表述，充沛阐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曾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考虑和探究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谬误，试图按图索骥，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予于实行和开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指导的安定天国反动，到康有为、梁启超指导的戊戌变法，以致孙中山指导的辛亥反动，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历史以其血的代价通知本人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本人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构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消费关系。固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开展，曾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权力为了稳固封建统治位置，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开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权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搭，压榨中国资本主义的开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权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迟缓地开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取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权力扫除和压榨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开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度。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树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脆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整隔绝经济上的联络，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才能，只要完整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干得以生存、开展。因此，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气，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度。 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持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终究在哪里？合理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分，十月反动给本人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反动的成功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谬误同中国反动的详细理论相分离，为中国人民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反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含辛茹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开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新民主主义反动的成功，从基本上改动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反动成功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开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开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开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曾经标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践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打败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打败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契合中国的国情，契合消费关系一定要顺应消费力性质这一社会开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反动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根底。在政治上，本人们曾经控制了国度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指导位置，稳固和增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经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本人们曾经控制了国度的经济命脉，为完成对消费材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重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发明了最重要的条件。因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开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实立、稳固和开展，表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巨大、最深入的革新。只要社会主义才干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开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假如本人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沛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践相分离，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反动就搞不胜利，中国如今还会是支离破碎，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理想社会主义开展的理论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动了人民大众受压榨受剥削的社会位置，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度的主人，从基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学问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度、社会事务的权利和他们的民主权益。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树立在私有制的根底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根底上开展消费 力，从基本上处理了消费的社会化与消费材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消费力的开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倡导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时扩展社会福利，完成社会对等，防止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开展，树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取的根底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度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隶属，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度实行不等价交流。而本人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给自足，艰辛斗争，实行对内变革，对外开放，经过充沛应用外乡资源，不时完善和开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理论阶段，本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非常传统的，是不全面的、浅薄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时开展和完善，本人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愈加全面、深入的认识。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念和办法，要想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计和自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本人们必需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历能够遵照，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立社会主义”，需求不时地理论、认识、再理论、再认识。因而，对其优越性的了解本人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停止全面的描绘，这就需求本人们在理论中不时地去体验、去总结。 2、权衡和比拟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分开详细国度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开展水平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表现了人民的基本利益，消费关系能否契合社会消费力开展的请求，人民的位置和生活能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理论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较的。固然目前兴旺资本主义国度经济开展水平和科技程度，普通比社会主义国度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开展的根底和起点不同所形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议的。 3、社会主义的开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开展历史还比拟短暂，还处于理论和开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反动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度的十月反动算起，只要不到百年的历史，本人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树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开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沛，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整显现出来。本人们不能拿具有几百年历史开展经历的东西，来比较和权衡只要几十年历史开展经历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包容的全部消费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沦亡的；而新的更高的消费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呈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替代旧社会制度，或者树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历来不会是历史的霎时，它需求阅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开展过程，其行进途中也不可防止地会遇到许多难以意料和想象的艰难与风险，不会是好事多磨的。邓小平同志说，稳固和开展社会主义制度，需求几代人、十几代人以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本人们要充沛估量到建立和开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需基于上述前提，本人们对社会主义开展过程中呈现的失误乃至波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开展出路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三、正视巨大成就：只要社会主义才干开展中国 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本人们从旧中国承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简直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收缩，经济非常紊乱。本人们处理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根底上停止了大范围经济建立。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本人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需搞社会主义。假如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紊乱状态就不能完毕，贫穷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动。所以，本人们屡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如今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干开展消费力，才干改恶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假如走资本主义道路，能够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有起来，但是绝对处理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有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准绳，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本人国消费力开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要社会主义才干开展中国。 本人们说，权衡一种社会制度能否契合一个国度、一个民族的利益，最基本的是看在多大水平上推进了社会消费力的开展和人民生死水平的进步。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树立，到“文化大反动”完毕，本人们党在指导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中，虽然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阅历了严重波折，但所获得的宏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罕救嘶个时期都无法比较的。本人们在一穷二白的根底上，独立自主，自给自足，艰辛创业，树立了比拟完好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奠定了坚实根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上来的战略决策，完成了本人们党和国度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立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盲目理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历的根底上，逐渐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道路，开拓了建立中国特征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立为中心，鼎力开展消费力，高度注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和社会主义肉体文化建立，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开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变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立分“三步走”，历时70年，逾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根本完成现代化，全面复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本人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曾经发明出举世注目的巨大成就。本人国的经济建立成果卓著，人民生死水平大幅度进步，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立愈加稳固，人口素质全面进步，民主法制建立获得明显开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巨大设想已胜利完成。全国人民历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肉体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只处理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到达了小康程度，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幻想终于成为理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成功，是中华民族开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树立、稳固和开展。 中国特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指导集体指导中国人民停止长期探究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曾经初步复兴了当代中国，将来中国的全面复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完成。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科技创新的毛概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科技创新与创新驱动》

摘要：从历史借鉴和中外对比等视角，分析科技创新与上层建筑领域创新的关系，探讨如何消除科技创新的非技术障碍，以便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科技创新：创新驱动：上层建筑

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靠创新驱动。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往往首先由科技创新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由生产方式、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的创新驱动，合力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当今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从科技创新到生产方式创新，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较好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适应。但在上层建筑领域，从思想文化到体制机制，却还有许多方面禁锢束缚着创新驱动力的发挥。本文将从历史借鉴和中外对比等视角，分析科技创新与上层建筑领域创新的关系，探讨如何消除科技创新的非技术障碍，以便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

1、创新驱动的历史借鉴

人类的文明历史，主要从东方开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都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同为世界文明发祥地的古希腊，则更具文明创新的特征。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物理学、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赫拉克利特的辩证唯物论、苏格拉底的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体系、柏拉图的理想国、伊璧鸠鲁的无神论、梭伦的政治改革和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等等，无不对世界的科学、哲学、文化、教育、伦理和政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当然，这些成就并不完全是希腊人的发明，却体现了希腊人的创新。

14世纪到16世纪，是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并开始发展的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改变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封建观念和制度，在科教哲文等方面表现了许多创新理念。他们以“人文主义”为旗帜，开始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哥白尼、伽利略、培根、但丁、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莫尔、莎士比亚等代表人物，犹如灿烂群星，照亮了欧洲中世纪黑暗的上空，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18世纪是一个启蒙的世纪，一个继文艺复兴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科学发现，以瓦特蒸汽机发明应用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但同时受到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严重障碍。面对“万马齐喑”的封建禁锢，不仅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哥德、席勒、笛福等文学家，还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加图等经济学家，边沁等法学家、伦理学家，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共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纪。

启蒙运动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和文化创新，促进了欧洲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创新，激发了18世纪到19世纪欧、美、日、俄的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使“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语)。启蒙运动还孕育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的代表人物黑格尔等均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也促进了美国的独立，杰斐逊就是根据启蒙运动的理念起草了《独立宣言》，并激励美国人民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人类进入20世纪，一场以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理论创新推动的原子能、无线电、电子信息、航天航空以及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技革命席卷全球。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普及，更是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等都产生着革命性的变革。由此产生的多元文化和多种经济成份的融合，正以浩荡之势，促进着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及组织结构的不断创新。

2、非技术创新驱动的中外对比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15世纪前曾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四大发明(活印、火药、指南、造纸)、五大技术(瓷器、纺织、造船、建筑、水利)都产生过世界性影响。然而当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技术革命、工业革命推动欧洲和美、日、俄等国家快速发展时，我们却一次次错过了发展机遇。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创新驱动的非技术因素严重束缚了科技创新能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思想文化的历史对比

中国是人类灿烂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特别在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形成了一批影响后世2000多年的独创思想和优秀文化。但自秦汉开始，统治阶级出于封建统治需要，先是“焚书坑儒”，继而“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将“三纲五常”的封建教义加以固化，在“万口一辞，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可知也”的思想禁锢下，民众中逐步形成唯书唯上、墨守成规的保守风气。“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观念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创新热情。相比之下，欧洲国家虽然也有上千年的“中世纪黑暗”，但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数次思想解放的洗礼，培育了深厚的创新文化。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勇于创新、宽容失败的理念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当然，欧洲国家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的形成，也是他们许多代人奋斗牺牲的结果，正是布鲁诺以生命的代价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赫胥黎以“斗犬”精神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从此自然科学才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恩格斯语)。

科学素质的历史对比

中国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却又是一个国民科学素质不高的国家。据中国科协公布的2000年中国科学素养调查：中国每千人只有14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这一比例仅为美国的1/23和欧盟国家的1/15。造成这种差异，首先是教育理念和目标的不同。中国千百年来把读书做官作为目标，把四书八股作为教材，把朱熹的“集注”作为唯一标准，不能越雷池半步，使人们从读书起就被扼杀了创新精神，缺失了科学知识。而欧美国家办学以培养对社会有用人才为目标，教授内容也以自然科学、实用技术为主，人文思想也强调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因而培养了大批创新人才。如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就培养了培根、牛顿、达尔文、雪莱、亚当・斯密等著名人物和上百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次是对科学普及认识重视程度的差异。在我国，虽然对科技创新已高度重视，但对科学普及的相辅相成作用认识不足。创新型国家则把科普看作科技的应有之义，如各种专业博物馆为代表的科普场馆在欧洲国家数不胜数，更是市民的必去、常去之处，成为这些国家重视国民科学素质培养的生动风景线。

体制机制的历史对比

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本身缺乏对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制度性设置和安排，相反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对科技创新形成严重禁锢。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形成了较完整的独立科研体系。但由于我国尚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期，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而在创新型发达国家，早在18世纪就形成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到19世纪，这些国家科技创新的企业主体地位、社会组织的管理功能和创新活动的市场竞争机制等，均已较为成熟完善。企业、社会组织和市场机制对科技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政府则主要从政策导向、税收杠杆和法律保障方面进行宏观引导、管理和规范。因而创新成果与市场直接接轨，更有利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

法治环境的历史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视科技法规的建设，先后制定了《专利法》、《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著作权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等科技法律，对我国的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我国的科技法规大多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还不够深远，加上我国长期的封建人治影响，有法不依、知法违法等现象仍很严重。而在创新型发达国家，鼓励和规范科技活动的法律早在200多年前就形成体系，一些国家还在根本大法中鼓励和保护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普及。如美国在1787年宪法中就规定“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普及，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从而促进了美国的各种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并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生产力的发展，使之在20世纪初跃为世界头号强国。

3、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对策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科技、经济、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等不断创新而推动的。它们互相依存制约，又相互转化促进。当社会渐进发展时，科技的创新对生产力起主要推动作用，当量变积累到质变，进人飞跃发展阶段时，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的变革创新，就成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的更重要方面。在我国，由于改革开放和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集聚了足以产生部分质的飞跃的物质能量，因而也对上层建筑的制约因素提出强烈的改革要求。

就科技创新而言，新中国已建成多学科完整的科研体系，并拥有上万亿资产的科学仪器和技术装备，拥有3 30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国家统计表明，2007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3 664亿元，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拨款达2127亿元，应该说，我国的科技创新已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我国规模以上企业75%没有研发机构和研发活动。99，7%的企业没有专利申请和自主知识产权，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全国每年产生数万项科技成果，其转化和产业化率不到10%。这种不成正比的投入产出，说明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矛盾方面，已从物质条件的制约正逐步转为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等非技术因素的束缚。为此，提出如下对策。

弘扬创新精神。培育创新文化

创新精神是科技创新的灵魂，创新精神说到底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世界观的本质体现。创新文化是科技创新的土壤，土壤深厚成果才丰硕。但在思想文化战线，我们面对的是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沉重积淀，封建文化残余的影响不容小视。这就要我们以思想解放大讨论为契机，深刻理解创新文化的内涵，并与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对其糟粕应坚决批判摈弃，对其精华应与创新文化加以有机融合，努力在思想理论、文艺创作、舆论宣传等方面确定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的主体地位，并在各级领导中带头加以宣扬，使之日益深入人心，逐渐蔚然成风。

加强科学普及，提高科学素质

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科技进步总是靠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两轮驱动的。科技创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哪个方面，科学普及也会跟踪到那个方面。胡锦涛曾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但目前，相对科技创新而言，科普工作无论从领导重视程度、科普投入力度，还是人员队伍和设施建设，都明显是一条短腿。如财政投入，中央财政2006年对科普的投入还不到对科技投入的百分之一。科普工作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方面，要逐步消除国民科学素质较低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制约，实现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就要对科普工作高度重视，特别是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能真正如中央领导所要求的“像抓发展那样抓科普，以抓科普来抓发展”，全民科学素质才会在较短时期内有较大提高，中国的科学发展才有最为重要的坚实基础。

明确创新主体。加快制度创新

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在现阶段，是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解放生产力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首先要有利于促进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通过体制机制的制度性安排，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骤：其次，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和市场激励机制;三是使创新人才包括创新型企业家的形成机制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规律。体制机制的创新，既要促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进一步适应，更要改革上层建筑中行政管理体制甚至政治体制中对经济基础的不适应部分，使相关的机构设置、管理职能、运作程序等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需要。

完善法制体系，营造法治环境

完善的法制体系是科技创新的根本保障。针对目前科技创新的法制体系不完善、不够刚性及国民的法治意识淡漠等状况，一方面要进一步修订和补充相关法规，并注意在立法中坚持与时俱进、科学合理、公平公正，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在地方立法中要根据实际，使必须条款尽可能具刚性，使各方都有切实可依的法律准绳。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法规的普及教育，使相关法规深入人心，从而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驱动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应系统推进，更要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抓住主要矛盾。现阶段，一方面，要下大力气继续抓好科技创新;一方面，要把更大的力量用于实现思想文化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才能取得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