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教育智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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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看见一个孩子掉进了湍急的河里，就奋不顾身的跳下河将那个孩子救了起来。事后孩子的父亲将一头牛送给他来表示感谢，他欣然接受了。大家议论纷纷，认为他太贪心。而孔子的态度却令人大跌眼镜。孔子对自己的学生说：“你做得对，因为你的行为向社会宣告：只要冒着危险救了人，无论多大的奖赏都能收下，这样就能鼓励更多的人去帮助别人。”孔子的态度，想必也会令今天的大多数人吃惊吧。因为我们印象中的儒之大者应当是视金钱如粪土的，孔子不是说过“君子固穷”的话吗？而在这个故事中，孔子不但没有提倡做了好事不留名，反而鼓励他的学生接受别人的物质感谢，我们的孔子究竟是怎么了？翻开《论语》，我细品其中的每句话，渐渐悟出：孔子的思想之所以流传千古，其重要原因便是他对于人性的尊重。即便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的生活也与“利”字紧密相关，更何况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可是人性不会变。千百年过去了，孔子被后人塑造成了一位圣人的形象，而我想当时的孔子也与常人有着同样的人性的吧。他也向往殷实的生活，也希望掌握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和常人一样愿意享受“曲肱而枕之”的惬意。“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孔子明白：爱财，喜欢无忧无虑的生活是人性的必然，但对人性不加节制则会惹得社会动荡不安。如何解决这二者的矛盾呢？智慧的孔子便创造出了一种被称为“君子”的人，君子的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尊敬。但是，要想成为一个君子是有条件的。孔子的告诉人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群而不党。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希望被别人称赞和尊敬也是人类的天性，所以一定会有人自愿朝君子的至高境界奋斗。孔子了解人性，尊重人性，又合理地引导和节制人性，懂得如何利用人性去实现他的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想，这就是孔子的智慧。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儒家成为了历代统治者手中的工具，给人的感觉便变了味儿。董仲舒的一句“君权神授”让儒家迅速崛起并成为了封建思想界的“盟主”，但同时也使他失去了在百家争鸣中丰富自己的机会。儒学发展到宋，自以为得儒学之真谛的朱熹竟喊出一句“存天理，灭人欲”，让儒家完完全全沦落为统治者脚下的媚态十足的走狗。还好历史是清醒的，也是公正的，千年过去，炎黄子孙们没有被那些已被改装得面目全非的儒学迷住双眼，我们都在尽力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而并非争着灭绝人性。墨家的兼爱忽视了人性，法家的酷法扼杀了人性，道家的逍遥放任了人性，只有孔子的儒家恰到好处地尊重了人性。我想：这种尊重正是一种“山不过来，我就过去”的随和，一种“依乎天理，顺乎人性”的自然，一种足以使儒学流传千年而始终生生不息的智慧。两千五百年来，孔子的好学精神和不断追求的精神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特色。今天我捧起《论语》，细细品读，从中感悟孔子老师的智慧。 孔子老师自古以来第一人，把教育贫民化。在孔子之前，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其子弟可以接受教育。孔子老师广收弟子，不管富有，还是贫贱，只要求学，来者不拒。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也。”带上十条肉干作为微薄的学费也是可以的。从此，家境贫寒的孩子只要有志向，就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了。孔子老师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历史，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民族的兴旺。真乃中华民族的功臣也。 子曰：“君子不噐。”人不是一种器皿，只有一种用途，君子要具有各种能力。 孔子老师注重因材施教。对于性格不同的学生提出同样的问题，孔子给予了不同的答案，目的在于针对不同的学生缺点加以相应的引导，从而使他们在日常行事中着意改正。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学习是要经常复习的。孔子老师在知识的学习上，强调学习的方法和态度。他教育学生既要勤奋学习，也要勤于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还以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学习有三种境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到了晚上，学《易》，《易》文字艰涩，内容隐晦，孔子就一遍遍的翻阅，把连接竹简的牛皮绳都磨断了，这就是“韦编三绝”成语的来历。孔子以自己的行为告诉后人，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 学习不仅是知识的学习，更重要是学做人。孔子尤其重视通过自省来向优秀的人学习，提升自己。“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任意三个人当中就会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这是一个清醒而又胸怀宽广的人才能说出并能做到的事情。“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孔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教育学生并非单单传授知识，更着眼于学生品行、道德、立世之道的教化。孔子自己高尚的道德修养使他成为“万世师表”“圣人”。他的言传身教给予学生更重要的启迪，让学生在富有人情味的关爱中成长。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 —题记孔子，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有人说他之于中国，正如耶稣之于西方。的确，两千年了，他的言论中透出的道德准则时时刻刻影响着国人， 谈孔子、不能不谈《论语》、《论语》一书集中阐释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论语》中“仁”字出现一百零九次，它是一切理论的中心。《论语》在阐释“仁”的时候，绝不是一味空洞的说教；相反，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脉脉的温情。我曾经长久的感动于《论语》中的一则故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简单不过的情节，却像寒冬的热酒，让人暖到心里。是的，孔子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视人的生命和健康高于一切的仁者。无论这个人是达官贵族，抑或贩夫走卒，他都一样的关心和爱护。正是这份悲天悯人的情怀，成就了孔子，也成就了他的《论语》。 孔子说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句话多么深刻地阐述出君子与小人的本质区别，这不仅仅是孔子对君子、小人最直接的分类标准，更是他对每个仁人的期待。试想想林则徐，他因虎门销烟而标榜史册，但也因此而被道光皇帝贬谪流放。但是他毕竟是“坦荡荡”的浩然君子，在新疆依旧为民众挖水渠、兴水利，修建了造福一方的“皇渠”。即使不再为官，他也从未违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人生信条。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而孔子自己也是一位既爱山又爱水的仁智之士。其实，《论语》中阐述的那些基本规范，与其说是道德，不如说是智慧，一种从极朴素的自然法则中演绎出的生命的大智慧。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对《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高度赞许，认为“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数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我们怎能不为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而由衷骄傲？在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上2008名演员击缶而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古琴声中，身穿古袍、手持竹简的孔门弟子，齐声诵读《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礼之用，和为贵”等儒家经典名句；887块活字印刷字盘变换出3种不同字体的“和”字，表达了“和而不同”、“和为贵”的中华人文理念。孔子是上天赐予世界的一份瑰宝。他，将仁爱的明灯高悬千古，把智慧的种子播撒四方。而《论语》，是孔子对人生对世界最本质的感悟，陪伴着悠悠长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双襟抱礼，两鬓斑斑。一生辗转，华泽后延。这就是孔子，一代士大夫，一代中国真正称得上的学者，一个在后人心中永恒的智人。 我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并称，但三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同，孔子的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曾在历史上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各国各民族发生过重大影响。那么，对今天人类社会，以致将来人类社会能否还会有重大影响呢？孔子的儒家思想无疑仍会在当今、甚至相当长的时期都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问题，这就是说，当今人类社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实现“和平共处”，即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就是要解决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儒家的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十分有益的资源。 儒家的“仁学”为协调“人与人”（包括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提供宝贵的有价值的资源 人与人的关系是从感情开始建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基本出发点。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种“爱人”的思想从何而有呢？《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精神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爱自己的亲人最根本。但“仁”的精神不能只停止于此，《郭店竹简》中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之爱人，仁也。”非常爱自己的亲人，这只是爱，爱自己的父亲，再扩大到爱别人，这才叫作“仁”。“孝之放，爱天下之民”。对父母的孝顺要放大到爱天下的老百姓。这就是说，孔子的“仁学”是要由“亲亲”扩大到“仁民”，要“推己及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作“仁”。做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自古以来把“克己”和“复礼”解释为两个平行的方面，我认为这不是对“克己复礼”的好解释。所谓“克己复礼为仁”是说，只有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作“仁”。费孝通先生对此也有一解释，他说：“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取得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扬己和克己也许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的一个关键。”我认为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爱之心的礼乐是虚伪的，所以孔子认为，有了追求“仁”的自觉要求，并把这种“仁爱之心”按照一定的规范实现于日常社会中，社会就会和谐安宁了。这种把追求“仁”的要求作为基础的思想实践于实际生活中，就是《中庸》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要求我们追求哲学上的最高原则，即“仁”；“道中庸”要求我们按照一定的规则实现于日常生活中，而“极高明”和“道中庸”是不能分成两截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高理想“内圣外王之道”。中国传统认为只有道德人格最高尚的人（内圣）才宜于作“王”，而道德人格最高尚的人不能只是“独善其身”，而必须兼利天下，所以《大学》中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连成一个系列。我认为，孔子和儒家的这套思想，对一个国家的“治国”者，对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治国、平天下”应该行“仁政”，行“王道”，不应该行“霸道”。 孔子的“仁学”理论虽不能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全部问题，但它作为一种建立在道德形上学之上的“律己”的道德要求，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一条准则，使“人与人之间”并扩而大之，使“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谐相处，无疑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孔子倡导的“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重要规律，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要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主张。他认为，以“和为贵”而行“忠恕之道”的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做到能在不同中求得和谐相处；而不讲道德没有学问的人往往强迫别人接受他的主张而不能和谐相处。这就是说，孔子把“和而不同”看成是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分歧时处理事情的一条原则。这一原则对于解决当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纷争应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在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因文化上的不同（例如宗教信仰不同，价值观念上的不同）而引起的矛盾、冲突，把“和而不同”作为解决纷争的原则应更有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对话（商谈）和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不同民族和国家由于地理的、历史的和某些偶然的原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正因为有文化上的不同，人类文化才是丰富多彩的，才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互补和互动的格局。我们必须努力追求在不同文化之间通过对话，实现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