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文字的方法与路径论文

下面简单谈谈学习古文字学范围之内的知识时所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要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

古文字的内容丰富多样。按时代可以把古文字分为商代文字、四周文字、春秋文字和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又可以按地域分为六国文字和秦国文字(如称秦系文字则可以包括春秋时代的秦国文字和小篆)。对六国文字还可以进一步作分国的研究。按照文字所附着之物的性质，古文字又可以分为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字、玺印文字、货币文字、陶器文字、简帛文字等种类。学习、研究古文字的人，可任意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但是不管你如何选择，对古文字发展的过程都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各种古文字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如果专攻一种不及其余，所专攻的那种古文字决不可能研究得很深很透。李学勤在《谈自学古文字》里说他起初“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这是经验之谈，值得我们重视。

但是我们强调认识古文字发展全过程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求学古文字的人对各种古文字都平均使用力量，更不是要求他们不分主次地同时学几种古文字。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如果齐头并进地同时学几种古文字，往往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我们最好先集中力量学一种古文字，在基本掌握了这种古文字之后，再集中力量去学另一种。所谓集中力量学一种古文字，并不意味着在学这种古文字的时候对其他各种古文字一点也不能管。我们只要做到主次分明就可以了。至于究竟先学哪一种，后学哪一种，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去决定。

2．学习的重点不要放在读文编上而要放在读原始资料上。

已经出版的古文字文编相当多。综合性的有高明《古文字类编》和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甲骨文方面有孙海波《甲骨文编》等书。金文方面有容庚《金文编》。古印文字方面有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文编》。古陶文方面有顾廷龙《古陶文香录》等。货币文字方面有张颔《古币文编》等。石刻文字方面有商承柞《石刻篆文编》。初学者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读这类文编上。这种办法不一定妥当。

我们知道学外文不能从读字典入手。要想学好一种外文，必须大量阅读这种文字的书和文章。使用汉字的人学古汉字，情况跟学外文当然有所不同。在开始学一种古文字的时候，先粗读一遍有关的文编，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要想学好古文字，主要不能靠读文编，而得靠大量读原始资料。脱离了古文字的使用环境，孤立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学习，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古文字的。在这方面，学古文字跟学外文有很大的共同性。

20年代以后﹐随著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古器物学为考古学所吸收﹐古文字学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并且在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古文字资料的出土情况开始由盗掘和偶然发现变为科学发掘。虽然由于盗掘无法禁止﹐这种转变只是局部性的﹐但是其意义仍然十分巨大。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也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郭沫若在20年代末﹐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开始研究甲骨﹑金文。在30年代前期﹐他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根据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字体﹑内容﹐对西周王朝的铜器进行区分所属王世的研究﹐又对周代诸侯国铜器(大部属于东周时代)进行分国的研究﹐写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这部名著﹐建立了铜器铭文研究的新体系。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去研读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对它们的某些内容有了比前人深刻的理解﹐他的《卜辞通纂》和《殷契萃编》﹐在卜辞的通读上有重要贡献。他在收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1931)这篇论文里﹐指出殷周铜器铭文中的很多“图形文字”是“国族之名号”﹐一扫过去把这类文字任意释为“子”﹑“孙”等字﹐或视为非文字的图画的谬说。与郭沫若用新方法研究铜器铭文同时﹐参加殷墟发掘﹑负责出土甲骨整理工作的董作宾﹐对甲骨文也进行了分期断代的研究﹐他在1932年写成﹑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里﹐全面论述了殷墟甲骨文断代的根据﹐把甲骨文时代划分为 5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学的水平。后来他还在甲骨文断代方面提出了一些补充的意见﹐如新﹑旧派的划分等﹐这些意见引起了不少争论。清代以来﹐虽然古文字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却一直没有人认真加以探讨。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在语言文字学上缺乏修养﹐主要凭想像去考释古文字﹐甚至自己就把释字比作“射覆”。另一方面﹐由于一般文字学者不熟悉古文字﹐不能及时吸收古文字学者的研究成果﹐文字学也长期不能从一些有问题的旧观念中解脱出来﹐唐兰针对这种情况﹐在1935年写成了《古文字学导论》。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古文字的立场去研究文字学”。第二部分阐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特别强调了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的重要性。这是古文字学的第一部理论性著作。郭沫若﹑董作宾等人从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大体上属于古铭刻学的范围。唐兰则把古文字学看作文字学的分支﹐把它跟古铭刻学(他称为古器物铭学)区分了开来。不过他也指出二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通过上述这几位学者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古文字学终于摆脱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呈现了新的面貌。如果把古文字学史分作古代﹑近代﹑现代 3段﹐也许可以把汉代到清代道咸时期划为古代﹐清代同光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划为近代﹐20世纪30年代以后划为现代。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势头很猛。可惜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被迫中止﹐古文字学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考古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不但数量多﹐内容重要﹐而且绝大多数有科学的发掘记录。因此古文字研究者越来越重视考古学所提供的有关知识﹐使他们的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都有了增加﹐在新发现的资料里﹐有些品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其中有的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有的虽然在古代曾经发现过但没有实物遗留下来﹐如西周甲骨文﹑春秋战国间的“盟书”(民国时代曾有少量发现﹐但当时不明其性质)﹑战国竹简以及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等。这些资料的发现为古文字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一些旧领域的研究工作﹐也由于新资料的发现而有了很大进展。以上对民国时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大势﹐作了一个粗略的概述。下面再以几个重要研究领域为纲﹐简单地补充一些这一时期古文字研究的情况。 在殷周时代的某些甲骨﹑铜器和其他物件上﹐可以看到一种用6个或3个数字组成的符号﹐其意义长期以来没有确解。张政烺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 4期)等论文中证明它们是易卦﹐解决了古文字学上的这个悬案。在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的这一时期里﹐战国文字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30年代出版了对研究战国文字很有用的两种古文字字汇﹕罗福颐(1905～1981)《古玺文字徵》(1930﹔1981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编的《古玺文编》是修订此书而成的)﹑顾廷龙《古陶文录》(1936)。1938年出版的丁福保(1874～1952)主编的《古钱大辞典》﹐为研究战国币文提供了方便。40年代初在长沙战国楚墓里发现了一件写有近千字的帛书﹐这是战国文字的重要新资料﹐早在1924年出版的丁佛言(1879～1930)的《说文古籀补补》﹐值得在这里特别提一下。此书释出了不少战国玺文﹐可惜由于缺乏论证﹐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古玺文字徵》就没有吸收此书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後﹐一方面由于在民国时代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一方面由于楚简等重要新资料不断发现﹐战国文字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通过朱德熙﹑饶宗颐﹑李学勤等一大批研究者的努力﹐在对战国铜器﹑竹简﹑帛书﹑玺印﹑货币和陶器的文字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王国维把战国文字分成秦国和六国两系﹐战国文字研究已经进入了分国研究的阶段。研究者对战国文字的认识已经比过去深刻得多了。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帛书的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随著这些新资料的发现而兴起的。70年代发现的几批重要资料﹐如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等﹐都已完全或基本上整理完毕﹐正在陆续刊布。此外﹐又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新资料。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今後无疑会有很大的发展。 由于《说文》“古文”的性质有了明确结论﹐并由于对各种古文字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古文字形体﹑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越来越清楚了。70年代秦简等新资料的发现﹐使大家对隶书的形成也有了比过去正确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古文字学者﹐对《说文》篆形和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指出得更多了。可惜在这方面还没有一部总结已有成果的高质量的专著。在传统文字学得到改造的过程里﹐古文字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跟古文字有关的文章里，把古文字资料里的一个字说成上古音跟它并不相近的某个字的通用字的现象，是相当常见的。例如有人把见于战国陶文的地名“格氏”的 “格”读为“葛”。其实在上古音里，“格”属铎部(鱼部入声)，“葛”属月部(祭部入声)，一般说并不存在通用的条件。有人把一种楚国金版上的文字误释为 “鼒”，读为陈蔡之“蔡”。“鼒”是之部字，“蔡”是祭部字，也是不能通用的。我们有了古音学知识，就不会上这类错误说法的当了。以后自己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可以避免犯同类的错误。

有志学古文字的青年，在传统文字学方面一般都是有基础的。在这方面我们只想强调一下传统文字学的经典著作《说文解字》的重要性。

古文字学发达以来，学者们指出了《说文》篆形和解释上的不少错误。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说文》的价值，也没有降低《说文》对古文字学的重要性。《说文》是资料丰富、体系严密的一部小篆字典，是古文字和今文字(即隶书、楷书)之间的一道桥梁。如果没有《说文》，不少字在古文字里和隶、楷里的字形就很难联系起来了，要把这些字的古文字辨认出来也就比较困难了。有些在古文字里有明显区别的字或偏旁，在隶、楷里已经变得混而不分或很容易混淆了。要想弄清楚这方面的情况，也离不开《说文》。研究古文字的人如果对《说文》不太熟悉，就很容易闹笑话。例如有一位在古史学方面颇有贡献的已故学者，曾把甲骨文里一个从 “止”从“”的字释为“达”(“达”的繁体)。但是根据《说文》，“达”所从的声旁本是从“羊”“大”声的一个字，跟“”毫无关系(“”字据字书音 niè，“执”字本从此)。还有一位学者把古文字里“年”字的异体说成从“壬”声，把它跟古音与“壬”同声同韵的“稔”字联系了起来。但是根据《说文》， “壬”本作(古文字本作I)；上引“年”字异体，下部从“人”从“土”，跟“廷”的声旁“壬”字同形，跟“壬”字却毫无关系。到楷书里，这两个字才被有些人写得混而不分(按照字典仍有区别，“壬”字中横长，“壬”字下横长)。

《说文》还收了一些早于小篆的古文和籀文的资料，并保存了一些对字形的较古解释。这些对研究古文字的人来说，自然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周代铜鼎铭文自称器名所用的那个字，往往写作从“卜”从“鼎”。《说文》“贞”字下说：“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贽。一日鼎省声，京房所说(这大概是由京房传下来的旧说。上古“鼎”、“贞”二字读音极近)。”“鼎”字下又说：“古文以‘贞’为‘鼎’，籀文以‘鼎’为‘贞’(此从小徐本，大徐本脱去上句)。”如果注意到《说文》“贞”字下所引“一曰”的说法以及“鼎”字下关于古文字用“贞”字、“鼎”字的情况的说明，就可以断定铜鼎铭文中那个从“卜”从“鼎”的字，就是不省声的“贞”字(这已为西周甲骨文所证实)。铜鼎铭文把“鼎”写作“贞”，跟《说文》所说的“古文以贞为鼎”同例。“贞”在这里是“鼎”的假借宇。可是过去却有学者把金文中借为“鼎”的“贞”字释为“鼒”，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袭用这种误释。这就是由于对《说文》不够熟悉的缘故。殷墟甲骨文里贞卜的“贞”都作 “鼎”。这跟“籀文以鼎为贞”同例。一般把甲骨文中借为“贞”的“鼎”字直接释作“贞”，严格说起来也不是很妥当的。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来看，要想学好古文字，不在《说文》上下一些功夫是不行的。但是《说文》是很难读的一部书，精读一遍要花很多时间。在古汉语等方面基础比较差的青年人，读起来尤其困难。由于对内容不能真正理解，读了往往记不住，效果不大。按照我的经验，在开始学古文字的时候，可以先很粗地翻阅一下《说文》，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能精读一部分当然更好，但不必急于通读全书。对学古文字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养成勤查《说文》的习惯。不但在学习、研究古文字的时候一碰到有关问题就要去查，就是在阅读书报的时候碰上了一个记不起它的小篆写法的字，也应该去查一查。查《说文》并不是很轻松的事。即使有索引可以使用，也还是会有查了半天还查不到字的情况。我们决不能因为怕麻烦就少查《说文》。勤查《说文》能减少以至消灭由于对《说文》不够熟悉而犯错误闹笑话的可能。而且通过不断翻查，对《说文》无疑是会逐渐熟悉起来的。

读不懂《说文》的时候，可以参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一般简称《段注》)。有必要的话，还可以查阅《说文解字诂林》所收的其他各家的解释。段注水平很高，但是武断之处也很多，而且还时常擅改《说文》原文。所以引用《说文》不能根据段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