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觉醒研究论文

故事开始于19世纪末的格兰德岛，这里是新奥尔良附近富裕的法国后裔的避暑胜地。故事的女主角和她的丈夫以及两个孩子正在这里度假。他们住在勒布朗太太为度假者提供的小屋里。虽然丈夫对她很好，但由于工作繁忙，她经常没有时间陪她，这让埃德娜有机会与传统的妻子和母亲阿黛尔·拉丁裔，以及勒布朗夫人的儿子罗伯特·勒布朗相处融洽。

埃德娜通过与阿黛尔的交往，从阿黛尔那里学会了各种自由表达自己感情的方式，这使她从过去谨慎的行为和压抑的感情中解脱出来。从十几岁开始，罗伯特每年夏天都会选择一个不同的女人作为他的亲密朋友。他们经常去海边散步，聊天，她还学会了游泳。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独立需求。在那之后，罗伯特意识到这种关系的不可能继续下去了，他突然离开墨西哥，以避免进一步发展。

失去罗伯特的埃德娜失去了理智，从假期回到新奥尔良后，开始沉浸在绘画中，在这个过程中，她感到越来越幸福，丈夫注意到妻子的变化，向家庭医生曼德尔寻求帮助。他怀疑埃德娜有婚外情，但他瞒着利昂丝。相反，他建议莉昂丝对埃德娜采取自然的态度。在医生的建议下，孩子由奶奶来接走。埃德娜完全放弃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她搬进了一间小房子，天气好的时候，她就画画，天气不好的时候，她就去找钢琴家莱茨小姐，她是在格兰德度假时认识的。

难忘的罗伯特回到新奥尔良，第一次向艾德娜表白，这让艾德娜重新燃起了对他的爱。她向罗伯特解释说，她不属于任何人，她可以和罗伯特在一起，不需要她丈夫的同意，这让罗伯特感到奇怪。在拜访阿黛尔回家的路上，蒙代尔医生真诚地邀请了埃德娜，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当我到家时，罗伯特一直在等她，他留下一张纸条。埃德娜瘫在沙发上坐了一整夜。她发现连罗伯特都听不懂她的话，她丈夫也听不懂，她来到格兰德岛，她第一次醒来的地方，在大海温柔的怀抱里，她获得了自由，永远摆脱了孤独，她选择了自杀。

有的 找了一篇论文你参考下文艺复兴中的女性复兴——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十日谈》[摘要]: 《十日谈》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作，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人们历来从语义批评、句法批评、修辞学、叙事学等多角度研究《十日谈》，但很少有人从女性主义角度着手对《十日谈》进行分析和解剖。本文将关注《十日谈》中所体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从包括女性的话语权、女性人物形象分析以及作品的女性主义倾向等方面阐述《十日谈》中的女性主义色彩，体现《十日谈》在文艺复兴中通过唤醒女性意识来宣扬人文主义精神的作用和对后世西方女权运动思想价值观的影响。近代女权主义运动有两次高潮[1]，第一次高潮是在18世纪末期，法国的妇女活动家玛丽·戈兹代表巴黎妇女俱乐部发表了《女权宣言》，主张女人与男人应有同等的权利，拉开了以美、英、法为首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序幕，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为主要理论著作。第二次高潮形成于20 世纪60 年代的美国，1970年，凯特·米利特《性政治》的出版，是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形成的标志。 然而这两次女权运动并非世界女性意识觉醒的起点。笔者认为，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启蒙可以追溯到人文主义盛行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中薄伽丘的《十日谈》体现了明显的唤醒女性意识、宣扬妇女解放的倾向。一、 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女性话语的出现与女性意识的觉醒《十日谈》的创作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对女性本身的关注，尤以对女性身份认同的关注。尽管作者薄伽丘是男性，但他在《十日谈》的序中便开宗明义的写出了他的创作动机和预设的“潜在的读者”： “对于象柔弱的妇女那样播要安慰的人，命运却偏是显得特别吝啬。为了弥补这份缺憾，我才打算写这一部书，给怀着相思的少女少妇一点安慰和帮助，为的是，针线、卷线杆和纺车并不能满足天下一切的妇女。”[2]《十日谈》是部写给女性的书，这本身就是对在男权社会意识主导下、男性话语权把控下的文学世界的一次异军突起和前所未有的震撼。也许后人会赋予《十日谈》更多的文学、社会学、宗教学意义，但作者的原始创作动机却是为了女性，这是一部为女性而写作的书，是 “为他们(女性)的欢乐而写作的”书。把女性与男性共同看作社会阅读群体的一部分，并专门为女性而写作，充分说明了薄伽丘对女性作为与男性平等的社会身份的认同。 《十日谈》的故事框架和结构设计，为女性话语的出现搭建了平台。十个青年男女（注意是七女三男）每人一天讲一个故事，共十天一百个故事。一百个故事又以天为单位分为十组，每天的故事都有一个确定的主题，这些主题又共同构成一个系统的主题。在这个严密的结构中，暗含了一个作者所安插的视角——女性视角。这一视角的确定使得女性的发声成为可能.也暗合了作者为女性而作的目的。 《十日谈》在故事开头首先出现的是七名女性并由她们萌发了去乡下避瘟疫的念头，偶然遇见了三名男青年后，薄伽丘用了“收容”一词形容女青年对男青年的态度，让他们做女性的“跟班”和“向导”。这一冲破男性霸权式的词汇运用充分体现了薄伽丘在创作《十日谈》时的情感倾向与女性意识本位的立场。后来十个人建立了自己的临时“小社会”并订立了“王位”领导制度，在这个制度中，男女平等轮流当“女王”或“王”，这种安排又一次对现实社会中女性地位的现状形成了反差对比，对男权社会制度下的传统女性地位观念进行了冲击和挑战。 另需注意的是讲故事的人都是青年男女。青年男女代表了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观念代表了对传统的颠覆、抗争，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和未来。可以说正是在上述种种结构的安排下，《十日谈》中的女性真正有了自己的发言权，与男性一样，可以真正在文学世界里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二、 女性角色、女性形象的大胆、全面、全新塑造法国批评家托多洛夫曾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将《十日谈》的故事大致分为两类：“逃避惩罚型”和“转变型”。在这两种故事模式下衍生出了许许多多奇闻轶事，在这些奇闻轶事中，女性又占了绝大多数故事的主角。从女性角色的数量上便可看出《十日谈》与先前其他文学作品的不同。但更可贵的是，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大胆、全面、全新的，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在此前的文学文本中： “她(女性)是男人作品中的审美对象，反映着男人的审美理想:她是男人的财产，标志着男人的贫乏成富有……总之她是作为种种物品，确证着男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和地位，她隶属于男人，屈从于夫权和父权，从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4]。 在之前的男性话语完全掌控的文学世界里，人们能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女性形象分为两种：“天使型”和“妖妇型”[5]。这两种类型，其实与真实的女性形象相距甚远，根本不能概括女性的所有形象。然而在父权社会男性话语主导的文本中，这一观念始终无法得到拨正。，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就是男性对女性的艺术想象。吉尔伯特和格巴曾一语双关地指出:“男人的一支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6]然而薄伽丘却用他的《十日谈》，塑造了一大批颠覆传统男权观念的女性形象，这种颠覆在仍然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社会里可以说是具大胆而富有革命性的。 首先可以关注《十日谈》中的女性角色。从下层的农妇到中层的贵族夫人再到最上层的公主，再加上形态各样的修女，《十日谈》的女性角色覆盖了全社会各个阶层、几乎所有当时主要的女性身份职业的种类，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女性生存状况的分布图。这种角色的遍布性，说明了《十日谈》所反映的对女性问题的重视和思考并非片面的，是有社会共性的，薄伽丘关注并唤醒的正是所有各阶层各职业的女性。 再来看《十日谈》中的女性形象。除了传统文本擅长表现的善良女性形象（如第二天中的第二、三篇）、坚贞殉情型（如第四天中的第一、四、五、六篇），还创造出了许多全新的女性形象。其中尤其值得从女性主义角度加以关注的是“启迪型”、“机智型”、“欲望型”女性的出现。 “启迪型”女性指的是女性作为男性智慧、心理、生理发现的启迪者。这种启迪有时是主动的，但在《十日谈》中更多的是被动的、顺其自然的发生的。如第一天第九个故事中一个受了污辱的太太在讽刺地骂了昏庸无能的国王后，国王竟然变得英明有为起来。太太对国王智慧的启蒙并非是有意识的、而是仅仅为了吐一时之怨言而已。另外更多的女性被视作对男性心理和生理的启蒙对象，《十日谈》中的女性很多都被塑造成某位男性心中的梦中情人，让他们神魂颠倒梦寐以求，但由于各种原因很难追求到。于是男性通过运用各种智慧把握住机遇最后成功得到梦中情人，于是女性便从客观上自动地扮演了男性智慧的激发者。这种“启迪”的本身便从客观上阐述了女性作为“第二性”对男性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提高了女性在男权意识中的地位，男性离不开女性，女性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正视，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的父权观念。 “机智型”女性指的是通过各种聪明且机警的方法躲避灾难、追求爱人的女性。如第六天第七个故事中偷情的菲芭被丈夫发现告上法庭后通过诡辩使得法庭宣判她无罪并更改了相关法律。第三天第三个故事中一个少妇通过欺愚笨的神父搭桥使自己最终能和心仪的小伙子相见。在其他文本的男权主义语境中，女性往往只是男性的玩偶，女人因此也只能是男人玩弄的对象。但是《十日谈》的情景则大不相同.女人以其机智和聪明玩弄着男人。《十日谈》中的女性知道自己的其正需求，所以她们运用头脑来满足其需求。男性往往充当了被玩弄者的角色，而女性则俨然是一个主体的姿态。“从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的女性在《十日谈》里却为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和身体欲求而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开始有了白己的生活。犹如后世女权主义运动的口号一样，女性开始在思想上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小屋”。 如果说上述两种类型的女性是从社会表象上直接归纳、反映，那么“欲望型”女性形象的出现则是薄伽丘通过对女性肉欲毫无保留的表现对女性深层精神意识的挖掘，这种表现和挖掘具有超越时空性，富有普世意义。《十日谈》的作品中大量表现了婚外情故事，且许多女性形象在偷情过程中扮演着较男性更为主动、大胆的角色。在《十日谈》前的文学作品中，由于话语权被剥夺，女性身体欲望的诉求往往是被压抑的，从精神分析层面讲是失去“自我”的。没有自我的女性正如拉康所说是“不可能说出自己的快乐”的，因为她们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而患了“失语症”[3]。患了“失语症”的女性只能以自己的身体来发声。女性相比理性的男性，本质特征是感性的、以身体为直接感官的。《十日谈》中充分表现了这种以“身体”为本质特征的女人性，表现了女性对自我身体欲望的觉醒、对身体欲求的大胆满足以及对性爱的放纵。这种体现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呼唤。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薄伽丘作为男性作家对女性身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妇女身体欲望解放的态度始终持正面的肯定、鼓励和辩护。面对故事中妇女婚外情等情景，他的叙述始终是客观的，甚至是带有赞许性质的。在《十日谈》中，他就是用自己的笔代妇女发言，说出了妇女想说又不敢说也不能说的话，表达了妇女自我身体欲望的觉醒，以此来肯定他的时代所应有的观念: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性爱和情爱是人身上不可遏止的原生命力，所以不应该封闭和禁止.而是应顺其自然[3]。 《十日谈》中有个别故事中女性的形象是负面的、受男性愚弄的。有人认为这说明了薄伽丘作品前后思想的不一致性，有些仍然受到了浓重的父权色彩的影响，有前后自相矛盾的一面。笔者认为，其实不然，这种女性形象的出现才恰好体现了薄伽丘男女平等的思想。既然两性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那么有愚弄男性的女性，和愚弄女性的男性形象都是同时被对等接受的。诚然《十日谈》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的，但并不妨碍薄伽丘对“矫枉过正”的预防。在后来的女权主义著作中，学者提出了男女之间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的，而是存在着“双性同体”，即男女双方都会有另一性别身上体现得特征。也许薄伽丘通过几个个别的反例想的正是通过这种途径来真正的实现两性平等、妇女解放。 三、 《十日谈》女性主义倾向与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关系“拜占庭灭亡之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 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7]古典文化的人本精神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赖以形成的基础。对人的关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现世生活的追求，猛烈冲击着统治欧洲长达千年之久的宗教神学。 人文主义宣扬以“人”为世界中心，核心思想即“人为万物之本”。“人”自然的分为两性，人性的解放必然要求女性的解放。人文主义对后世产生的“平等”、“博爱”等思想，也必然要求妇女的参与。因此可以说，没有女性意识的惊醒、没有妇女原欲的解放，人文主义就不会完整。《十日谈》中处处可见欲火焚身的修女的逸事。这些对天主教的直接或间接的讽刺带有强烈的反封建反宗教色彩。女性作为宗教压抑人性实行禁欲的直接受害者，《十日谈》对天主教会实施地禁欲主义进行了无情而深刻的批判。 尽管中世纪后期传统的妇女观仍在延续并占有很大市场，但相当一部分精英女性并未受男权意识形态的压制和束缚，一味消极屈从，而是表现出了极大的能动性，为自己的性别辩护，宜扬女性的美德，挑战男权妇女观。有学者以“文艺复兴女性主义”来指称此间妇女捍卫自己性别的思想意识和抗争精神。不公平的命运激发了妇女们反抗男权专制的女权思想，识字率的提高和印刷术的发明应用等作为积极因素又进一步促发了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可见这股以《十日谈》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想萌芽为后世的女性主义的形成和女权运动的兴起打下了历史传承性的伏笔。 综上所述，《十日谈》通过女性主义倾向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总体思想，引领了文艺复兴各种要素中之一的——女性意识的复兴。 文艺复兴中的女性复兴——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十日谈》[摘要]: 《十日谈》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作，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人们历来从语义批评、句法批评、修辞学、叙事学等多角度研究《十日谈》，但很少有人从女性主义角度着手对《十日谈》进行分析和解剖。本文将关注《十日谈》中所体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从包括女性的话语权、女性人物形象分析以及作品的女性主义倾向等方面阐述《十日谈》中的女性主义色彩，体现《十日谈》在文艺复兴中通过唤醒女性意识来宣扬人文主义精神的作用和对后世西方女权运动思想价值观的影响。近代女权主义运动有两次高潮[1]，第一次高潮是在18世纪末期，法国的妇女活动家玛丽·戈兹代表巴黎妇女俱乐部发表了《女权宣言》，主张女人与男人应有同等的权利，拉开了以美、英、法为首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序幕，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为主要理论著作。第二次高潮形成于20 世纪60 年代的美国，1970年，凯特·米利特《性政治》的出版，是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形成的标志。 然而这两次女权运动并非世界女性意识觉醒的起点。笔者认为，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启蒙可以追溯到人文主义盛行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中薄伽丘的《十日谈》体现了明显的唤醒女性意识、宣扬妇女解放的倾向。一、 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女性话语的出现与女性意识的觉醒《十日谈》的创作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对女性本身的关注，尤以对女性身份认同的关注。尽管作者薄伽丘是男性，但他在《十日谈》的序中便开宗明义的写出了他的创作动机和预设的“潜在的读者”： “对于象柔弱的妇女那样播要安慰的人，命运却偏是显得特别吝啬。为了弥补这份缺憾，我才打算写这一部书，给怀着相思的少女少妇一点安慰和帮助，为的是，针线、卷线杆和纺车并不能满足天下一切的妇女。”[2]《十日谈》是部写给女性的书，这本身就是对在男权社会意识主导下、男性话语权把控下的文学世界的一次异军突起和前所未有的震撼。也许后人会赋予《十日谈》更多的文学、社会学、宗教学意义，但作者的原始创作动机却是为了女性，这是一部为女性而写作的书，是 “为他们(女性)的欢乐而写作的”书。把女性与男性共同看作社会阅读群体的一部分，并专门为女性而写作，充分说明了薄伽丘对女性作为与男性平等的社会身份的认同。 《十日谈》的故事框架和结构设计，为女性话语的出现搭建了平台。十个青年男女（注意是七女三男）每人一天讲一个故事，共十天一百个故事。一百个故事又以天为单位分为十组，每天的故事都有一个确定的主题，这些主题又共同构成一个系统的主题。在这个严密的结构中，暗含了一个作者所安插的视角——女性视角。这一视角的确定使得女性的发声成为可能.也暗合了作者为女性而作的目的。 《十日谈》在故事开头首先出现的是七名女性并由她们萌发了去乡下避瘟疫的念头，偶然遇见了三名男青年后，薄伽丘用了“收容”一词形容女青年对男青年的态度，让他们做女性的“跟班”和“向导”。这一冲破男性霸权式的词汇运用充分体现了薄伽丘在创作《十日谈》时的情感倾向与女性意识本位的立场。后来十个人建立了自己的临时“小社会”并订立了“王位”领导制度，在这个制度中，男女平等轮流当“女王”或“王”，这种安排又一次对现实社会中女性地位的现状形成了反差对比，对男权社会制度下的传统女性地位观念进行了冲击和挑战。 另需注意的是讲故事的人都是青年男女。青年男女代表了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观念代表了对传统的颠覆、抗争，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和未来。可以说正是在上述种种结构的安排下，《十日谈》中的女性真正有了自己的发言权，与男性一样，可以真正在文学世界里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二、 女性角色、女性形象的大胆、全面、全新塑造法国批评家托多洛夫曾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将《十日谈》的故事大致分为两类：“逃避惩罚型”和“转变型”。在这两种故事模式下衍生出了许许多多奇闻轶事，在这些奇闻轶事中，女性又占了绝大多数故事的主角。从女性角色的数量上便可看出《十日谈》与先前其他文学作品的不同。但更可贵的是，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大胆、全面、全新的，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在此前的文学文本中： “她(女性)是男人作品中的审美对象，反映着男人的审美理想:她是男人的财产，标志着男人的贫乏成富有……总之她是作为种种物品，确证着男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和地位，她隶属于男人，屈从于夫权和父权，从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4]。 在之前的男性话语完全掌控的文学世界里，人们能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女性形象分为两种：“天使型”和“妖妇型”[5]。这两种类型，其实与真实的女性形象相距甚远，根本不能概括女性的所有形象。然而在父权社会男性话语主导的文本中，这一观念始终无法得到拨正。，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就是男性对女性的艺术想象。吉尔伯特和格巴曾一语双关地指出:“男人的一支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6]然而薄伽丘却用他的《十日谈》，塑造了一大批颠覆传统男权观念的女性形象，这种颠覆在仍然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社会里可以说是具大胆而富有革命性的。 首先可以关注《十日谈》中的女性角色。从下层的农妇到中层的贵族夫人再到最上层的公主，再加上形态各样的修女，《十日谈》的女性角色覆盖了全社会各个阶层、几乎所有当时主要的女性身份职业的种类，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女性生存状况的分布图。这种角色的遍布性，说明了《十日谈》所反映的对女性问题的重视和思考并非片面的，是有社会共性的，薄伽丘关注并唤醒的正是所有各阶层各职业的女性。 再来看《十日谈》中的女性形象。除了传统文本擅长表现的善良女性形象（如第二天中的第二、三篇）、坚贞殉情型（如第四天中的第一、四、五、六篇），还创造出了许多全新的女性形象。其中尤其值得从女性主义角度加以关注的是“启迪型”、“机智型”、“欲望型”女性的出现。 “启迪型”女性指的是女性作为男性智慧、心理、生理发现的启迪者。这种启迪有时是主动的，但在《十日谈》中更多的是被动的、顺其自然的发生的。如第一天第九个故事中一个受了污辱的太太在讽刺地骂了昏庸无能的国王后，国王竟然变得英明有为起来。太太对国王智慧的启蒙并非是有意识的、而是仅仅为了吐一时之怨言而已。另外更多的女性被视作对男性心理和生理的启蒙对象，《十日谈》中的女性很多都被塑造成某位男性心中的梦中情人，让他们神魂颠倒梦寐以求，但由于各种原因很难追求到。于是男性通过运用各种智慧把握住机遇最后成功得到梦中情人，于是女性便从客观上自动地扮演了男性智慧的激发者。这种“启迪”的本身便从客观上阐述了女性作为“第二性”对男性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提高了女性在男权意识中的地位，男性离不开女性，女性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正视，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的父权观念。 “机智型”女性指的是通过各种聪明且机警的方法躲避灾难、追求爱人的女性。如第六天第七个故事中偷情的菲芭被丈夫发现告上法庭后通过诡辩使得法庭宣判她无罪并更改了相关法律。第三天第三个故事中一个少妇通过欺愚笨的神父搭桥使自己最终能和心仪的小伙子相见。在其他文本的男权主义语境中，女性往往只是男性的玩偶，女人因此也只能是男人玩弄的对象。但是《十日谈》的情景则大不相同.女人以其机智和聪明玩弄着男人。《十日谈》中的女性知道自己的其正需求，所以她们运用头脑来满足其需求。男性往往充当了被玩弄者的角色，而女性则俨然是一个主体的姿态。“从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的女性在《十日谈》里却为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和身体欲求而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开始有了白己的生活。犹如后世女权主义运动的口号一样，女性开始在思想上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小屋”。 如果说上述两种类型的女性是从社会表象上直接归纳、反映，那么“欲望型”女性形象的出现则是薄伽丘通过对女性肉欲毫无保留的表现对女性深层精神意识的挖掘，这种表现和挖掘具有超越时空性，富有普世意义。《十日谈》的作品中大量表现了婚外情故事，且许多女性形象在偷情过程中扮演着较男性更为主动、大胆的角色。在《十日谈》前的文学作品中，由于话语权被剥夺，女性身体欲望的诉求往往是被压抑的，从精神分析层面讲是失去“自我”的。没有自我的女性正如拉康所说是“不可能说出自己的快乐”的，因为她们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而患了“失语症”[3]。患了“失语症”的女性只能以自己的身体来发声。女性相比理性的男性，本质特征是感性的、以身体为直接感官的。《十日谈》中充分表现了这种以“身体”为本质特征的女人性，表现了女性对自我身体欲望的觉醒、对身体欲求的大胆满足以及对性爱的放纵。这种体现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呼唤。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薄伽丘作为男性作家对女性身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妇女身体欲望解放的态度始终持正面的肯定、鼓励和辩护。面对故事中妇女婚外情等情景，他的叙述始终是客观的，甚至是带有赞许性质的。在《十日谈》中，他就是用自己的笔代妇女发言，说出了妇女想说又不敢说也不能说的话，表达了妇女自我身体欲望的觉醒，以此来肯定他的时代所应有的观念: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性爱和情爱是人身上不可遏止的原生命力，所以不应该封闭和禁止.而是应顺其自然[3]。 《十日谈》中有个别故事中女性的形象是负面的、受男性愚弄的。有人认为这说明了薄伽丘作品前后思想的不一致性，有些仍然受到了浓重的父权色彩的影响，有前后自相矛盾的一面。笔者认为，其实不然，这种女性形象的出现才恰好体现了薄伽丘男女平等的思想。既然两性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那么有愚弄男性的女性，和愚弄女性的男性形象都是同时被对等接受的。诚然《十日谈》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的，但并不妨碍薄伽丘对“矫枉过正”的预防。在后来的女权主义著作中，学者提出了男女之间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的，而是存在着“双性同体”，即男女双方都会有另一性别身上体现得特征。也许薄伽丘通过几个个别的反例想的正是通过这种途径来真正的实现两性平等、妇女解放。 三、 《十日谈》女性主义倾向与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关系“拜占庭灭亡之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 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7]古典文化的人本精神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赖以形成的基础。对人的关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现世生活的追求，猛烈冲击着统治欧洲长达千年之久的宗教神学。 人文主义宣扬以“人”为世界中心，核心思想即“人为万物之本”。“人”自然的分为两性，人性的解放必然要求女性的解放。人文主义对后世产生的“平等”、“博爱”等思想，也必然要求妇女的参与。因此可以说，没有女性意识的惊醒、没有妇女原欲的解放，人文主义就不会完整。《十日谈》中处处可见欲火焚身的修女的逸事。这些对天主教的直接或间接的讽刺带有强烈的反封建反宗教色彩。女性作为宗教压抑人性实行禁欲的直接受害者，《十日谈》对天主教会实施地禁欲主义进行了无情而深刻的批判。 尽管中世纪后期传统的妇女观仍在延续并占有很大市场，但相当一部分精英女性并未受男权意识形态的压制和束缚，一味消极屈从，而是表现出了极大的能动性，为自己的性别辩护，宜扬女性的美德，挑战男权妇女观。有学者以“文艺复兴女性主义”来指称此间妇女捍卫自己性别的思想意识和抗争精神。不公平的命运激发了妇女们反抗男权专制的女权思想，识字率的提高和印刷术的发明应用等作为积极因素又进一步促发了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可见这股以《十日谈》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想萌芽为后世的女性主义的形成和女权运动的兴起打下了历史传承性的伏笔。 综上所述，《十日谈》通过女性主义倾向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总体思想，引领了文艺复兴各种要素中之一的——女性意识的复兴。

美国南方路易斯安那州的女作家凯特·萧邦以她特有的细腻笔触于1882—1885年间出版了小说《困惑》及百余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到1899年其主要作品《觉醒》发表前,她已是一位颇具盛名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女作家了。而《觉醒》的问世非但未给这位女作家带来荣耀和欢愉,却使她身心疲惫,深受伤害。各报刊杂志大肆抨击《觉醒》“污秽粗俗”,“怪异病态”。图书馆不予收藏,作家的文艺社社员资格亦被撤销。1906年《觉醒》由纽约杜菲尔德公司再版亦告失败。至此作家及其作品均遭到被“流放”的命运。幸而本世纪50、60年代两位欧洲学者慧眼识珠,《觉醒》才得以重见天日。 《觉醒》之所以掀起这样一场轩然大波,是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休戚相关的。长期以来,由于艺术创造性被视为男性的基本特征,写作被视为男性的活动。妇女在文学中的形象更被视为男性幻想的产物;妇女作家被剥夺了创造女性形象的权利,而必须服从传统父权制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