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行为学研究与商业的关系论文

风险投资作为高科技产业的催化剂和孵化器，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在风险投资后管理内容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并指出风险投资后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增值服务和监控两大部分，并介绍了各部分所包括的各种管理活动。 [关键词] 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后管理内容 增值服务和监控 风险投资后管理包括了除现金投入外的其他一系列投入（Fried和Hisrich，1995），Tyebjee和Bruno（1984）将风险投资后管理的内容归纳为4个方面：帮助招募关键员工、帮助制定战略计划、帮助筹集追加资本、帮助组织兼并收购或公开上市等。随着风险投资实践的发展，国内外一些学者在Tyebjee和Bruno的基础上对风险投资后管理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综述 Gorman 和 Sahlman（1989）发现风险投资家在投资后参与管理活动上大约花费60%的时间，他们根据对风险投资家的调查得出如下的结论：风险投资除了向被投资企业提供资金外，还提供建立投资者网络、评估和制定经营战略、为管理团队物色合适人选等三方面的支持。 Barney等（1996）发现风险投资家为被投资企业提供的帮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营管理建议，包括提供有效的财务建议，提供合理化的经营建议、提供合理化的管理建议等；另一类是运营帮助，包括为被投资企业介绍客户、介绍供应商、帮助被投资企业招募员工等。 Dotzler（2001）发现风险投资家的管理参与活动包括融资顾问、战略建议、招募高层管理者、充当CEO智囊团、组织和激励体系建设、管理层业绩反馈、选择其他专业服务（如法律等）、与其他公司的战略联系、营销、工程技术咨询等多个方面。 Knockaert等（2005）将风险投资后管理活动分为监控活动和增值活动两部分，其中，风险投资家的监控活动包括监控财务状况、监控市场营销状况、监控股权变动、监控CEO的报酬、监控追加借款等；增值活动包括制定战略计划、充当管理团队的参谋、招募CEO或CFO等高层管理人员、招募新员工、联系潜在客户、组建有效运行的董事会、运作管理等。 二、国内研究综述 王益和许小松（1999）将“Post-investment Activities”译为“投资后管理”，并指出其内容包括“设立控制机制以保护投资、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募集追加资本、将企业带入资本市场运作以顺利实现必要的兼并收购和发行上市”。 [1] [2] [] [] 项喜章（2002）指出风险投资后管理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即增值服务和监控，增值服务是风险投资家为被投资企业所提供的一系列咨询服务，具体内容包括：帮助寻找和选择重要管理人员、参与制定战略与经营计划、帮助企业筹集后续资金、帮助寻找重要的客户和供应商、帮助聘请外部专家、帮助实现并购或公开上市。 付玉秀（2003）通过调查发现风险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监控主要包括对重大决策的制定、重大人事变动、资金运用、财务状况、市场营销等活动的监控，对经营计划的制订的监控强度一般，而对被投资企业的融资行为和日常经营监控较弱；风险投资家向被投资企业提供的增值服务主要是参与制定战略与经营计划、辅助财会管理、帮助企业筹集后续资金、帮助聘请外部专家、提供管理技术/经验知识、传授营销技能开拓市场、帮助寻找重要的客户和供应商。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综合国内外有关风险投资后管理内容的研究，本文归纳出风险投资后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增值服务和监控两部分，并认为，增值服务主要包括风险投资企业为被投资企业提供的战略上的支持、关系网络资源上的支持、人力资源管理上的支持、后续融资上的支持、生产运作上的支持等几方面（Liu、Cui和Fan，2006；Liu和Fan，2006）；风险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的监控主要包括对被投资企业重大决策、经营计划的制定、重大人事变动、市场营销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运营绩效等的监控。

我国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关系研究 1 研究意义及文献回顾 研究背景及意义 目前,我国已呈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三角洲三大经济区域领跑中国经济的趋势.而且,新兴的经济区域也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例如东北都市圈,长江中部(以武汉为核心)都市圈及长江上游(以重庆为核心)都市圈.事实证明,经济区域的模式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三大经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我国平均水平,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 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各有自己的模式与特点.珠三角地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很好地利用了国家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尤其是台资.目前珠三角仍是我国台资企业最多的地区.珠三角正在进行动力的凝聚和结构的重组,区域合作或包括港澳的泛珠三角大区域的合作,将为这一地区进入新一轮发展注入活力.[1] 继珠三角之后,90年代,随着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厚积薄发,日益崛起.近年来,台商投资有"北扩长三角,南恋珠三角"之势,虽然珠江三角洲的台资企业数量仍居中国首位,但是开拓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台商扩展大陆市场的重要步骤.[2]在市场开放程度,吸引外资等方面,京津唐地区存在明显不足.由于国有经济比重大,受到国有经济改革滞后的影响,京津唐地区的经济实力与其他两个地区差距较大.但是在这一地区,科学技术含量最高,被誉为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区. 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近年来,许多学者研究我国各省和地区的经济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观点和建议.但对于经济及金融水平增长迅速,经济模式极具代表性的三大区域的研究涉及得却很少.在我国振兴东北,开发西北,中部崛起,新的经济区域形成之际,迫切需要对已有三大区域的发展经验进行比较分析,以供借鉴.因此,本文从中国的三大经济区域入手,通过实证分析来得出三大区域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找出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共同点,更多的是比较各个地区金融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致力于给政府,组织和个人在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时,提供一定的借鉴.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主要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来研究我国各省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指标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的看法有以下三种:一是因我国经济增长指标同金融发展指标正相关,进而认为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高度相关性(周立,王子明[4]);二是因我国经济体制以及金融体制还不够健全,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标还呈现负面影响(陈柳钦[5]);最后一种观点是东部和全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中,西部二者之间则几乎是负相关的关系,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可以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角度做出部分解释(艾洪德,徐明圣,郭凯[6]). 关于我国金融市场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各学者均认为,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以满足企业扩张带来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的同时,应努力规范资本市场防止过度开放金融竞争和推动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回归分析及相关性分析,应用跨国数据验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指标之间正相关关系.这一工作首先由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以及Shaw(1973)完成.自此开始,大量关于这一方面的实证性研究出现了.近十几年来,随着Levine(1991),Levine & Renelt(1992), King and Levine(1993a, 1993b),Levine(1997),Levine and Zervos(1998),Rajan & Zingles (1998),Beck et al.(2000),Levine et al.(2000),. Green(2002),Nourzad(2002),Beck et al.(2002)等人的不断拓展,此领域内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居民储蓄率,物资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甚至是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的影响.例如,Beck et al.(2000),Levine et al.(2000),Nourzad(2002)等人使用跨国数据,用几组金融发展指标和其他解释变量构建了一系列的回归方程,从而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源泉(如私人储蓄率,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关系.[7] 研究方法及论文构成 虽然国内许多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但是他们选定的范围多是从全国的角度,也有的是从区域的角度去考虑,但是选择的范围不一样.而且,在选用的方法上,大多数采用的方法都是简单回归分析或因果关系,没有区分与共同效果并存的地区差异.本篇文章拟采用专门处理对不同时刻的截面个体作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反映研究对象在时间和截面单元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规律及不同时间,不同单元的特性.[8]由于面板数据模型有着这样独特的优点,这对于我们用它来比较分析1994-2003年我国三大经济区域的经济和金融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方便的,也更加细致. 本文的结构大致分为五部分,第二部分大体介绍一下我国三大区域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现状,第三部分是面板数据模型的建立,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的综合分析,最后一部分是对三大地区的金融发展策略给出政策建议. 2 我国三大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现状 经历了二十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业已形成三个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经济圈,即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和京津唐经济圈.由于集中了大陆最优秀的人才,最雄厚的资本,最先进的技术,三大经济圈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中国大陆平均速度,尤以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为甚,成为大陆经济成长的发动机,在21世纪上半叶,其走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陆现代化目标的进程.[9] 长江三角洲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地域范围涉及两省一市,包括1个直辖市:上海;3个副省级市:南京,杭州,宁波;11个地级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和浙江省的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共15个城市.[1]长三角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为中国最大的轻纺,机电基地和重要的钢铁,石化基地;加工工业也具备了较强的开发设计,综合配套和争取国外市场的综合能力.[10] 上海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拥有两个国际机场,上海港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港口,金融,商务繁茂,辐射全国多数地区,并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且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每年举行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围绕着上海经济增长极,这一都市圈的经济空间扩散为三个圈层:第一扩散圈层是苏州,无锡,杭州和宁波.这一圈层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大,乡镇企业发达,普遍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和财税来源.第二扩散圈层是南京,嘉兴,绍兴,常州和镇江.这一圈层产业结构处于"二,三,一"阶段,工业发展迅速,主要向机械,电子方向发展.第三扩散圈层是扬州,南通,湖州和舟山.这一圈层的乡镇企业发展较晚,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产业结构水平较低.[11] 长江三角洲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位于我国东海岸线的中段,扼长江入东海的出海口,临江濒海,海陆兼备,集"黄金海岸"和"黄金水道"于一体,这决定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将成为我国在对外开放和加入WT0的背景下率先实现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重要枢纽和前沿阵地.与国内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突出的特点在于:基础设施相对完备,网络型区域交通条件发达,工业体系完整,技术力量雄厚,体制优势明显,产品竞争力强,劳动生产率较高,研发创新氛围浓厚,区域形象力和龙头功能强大,金融贸易和经济中心地位显赫.[9]截至到2003年,其陆地面积10万多平方公里,人口7500多万,国内生产总值约亿元,占全国GDP的19%,人均GDP30009元,进出口总额为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亿元,贷款余额为亿元.据最新统计,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实现生产总值28775亿元,人均GDP(按户籍人口计算)达到35147元,按现行汇率折算为4247美元,突破4000美元大关,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与贸易区域,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既已成为中国内外资银行最集中的城市,世界前50位大银行已有80%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也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同业拆借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票据贴现市场,证券和保险市场;同时,住房抵押市场,商品期货市场,白银市场(甚至黄金市场)等也已经成为全国最规范的交易中心.在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浙江是中国大陆拥有商业银行最多,最全的省份之一,国内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2家国家政策性银行均在浙江省内设立了分支机构.至2002年底,浙江省已有63家公司的股票在境内外上市,历年共通过证券市场向社会募集资金亿元.全省共有证券公司4家,证券营业部156家,证券服务部88家,证券投资咨询机构4家,证券交易量达5328亿元.江苏省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金融机构体系,至2002年底江苏省共有境内股票上市公司68家(上海股市46家,深圳股市22家),通过发行,当年配售,增发股票共筹集资金亿元,两市上市股票的市价总值达亿元.[12] 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是连接港澳的窗口和桥梁,是率先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区域.珠江三角洲覆盖的空间地域范围包括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5个地级市和肇庆,惠州等县级市.[1]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利用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大量使用外资使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经济成就世界瞩目.1978-2000年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每年平均增长率左右,而全国同期为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世界历史中堪称是一个奇迹.[13]从改革开放的角度看,珠江三角洲的发展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1978-1984年为初步探索阶段,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成功创办经济特区,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初步探索;1985-1991年底为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阶段;1992年以后为增创新优势阶段.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珠江三角洲开始走向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发展,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因素推动经济增长的轨道.[1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一产业比重持续快速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则呈现出从快速增长到缓慢下降的过程,第三产业则显示出持续的增长态势,结构模式呈现为二,三,一结构.珠三角的产业结构演变与大量的外来投资密切相关,在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已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分工体系:珠江东岸的东莞,深圳,惠州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主,是全国最大的电子通信制造业基地,被称为"广东电子信息产业走廊";珠江西岸的珠海,中山,顺德,江门则形成了以家庭耐用与非耐用消费品,五金制品为主的产业带;中部的广州,佛山(包括南海)是电气机械,钢铁,纺织,建材产业带.[14] "泛珠江三角洲"在包括原有珠江三角洲的基础上,还包括了香港和澳门.珠江三角洲和香港澳门已经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大珠三角经济区虽然面积不大,经济总量却超过了瑞士和瑞典等欧洲经济体系,名列全球第十七大经济体系.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致力将大珠三角发展成为经济一体化区域.2003年6月和10月内地与香港和澳门分别正式签署了"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CEPA内容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便利化三方面.CEPA的签署是中国入世后,开始实施的与周边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步骤的重大行动之一.CEPA也是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实现优势互补和互惠互利,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整合珠港澳经济,形成区域统一大市场,以促进贸易,投资,人员和服务在区域内的自由流通的重大举措.CEPA的实施加速了大珠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15] 在金融方面,截至到2004年末,珠三角地区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为亿元,比上年末增长;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为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1%.在证券方面,广东省(未含深圳)上市公司筹集资金亿元,比上年增长.其中首次发行股票筹集资金亿元,比上年增加亿元.全年证券经营机构股票交易金额亿元,增长;基金交易金额亿元,国债交易金额亿元.年末全省境内上市公司72家,上市股票76只,其中A股70只,B股6只.上市公司总股本亿股,比上年末增长;股票市价总值亿元,其中流通A股市值亿元,流通B股市值亿元.全年期货经纪公司商品期货代理交易额亿元,增长.[

摘要：从金融体系的功能的角度探讨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能够稳定地体现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金融体系具有缓解和规避风险、配置资源、监督经营者和改善企业治理结构、调动社会资源和便利交易等五项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极大地降低了信息获取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资本聚集和技术创新，因此，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金融功能；经济增长；信息成本；交易成本；资本聚积；技术创新 金融与经济增长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屡有激烈争论。早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并不认为金融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相反，金融中介机构被认为仅有被动的作用，只是简单地将家庭储蓄提供给投资者。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称：“企业开道，金融跟进。”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发展创造了对特定类型的金融安排的需求，金融体系自动地对这样的需求做出反映。不止如此，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甚至没有进入一些经济学家的视野，例如，1989年尼古拉·施特恩(Nicolas Stern)在对发展经济学的回顾中没有讨论金融体系问题，甚至在列举所遗漏的问题的一节中也没有将金融列举进来。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1873年，沃尔特·贝戈豪特(Walter Bagehot)提出金融为巨大工程筹集资金提供了便利，在引发英国工业革命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12年，约瑟夫·熊比特(Joseph )提出运营良好的银行可以通过发现最有可能成功实施创新产品和创新工艺的企业并为其提供资金而激励技术创新。而歌德斯密斯和麦肯南分别在1969年和1973年的研究成果对于突破传统观点的藩篱和促进有关认识的转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强调金融服务在将投资导人最富效率的用途上具有重要作用，从而能够促进增长和收入的增加。此后金融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量出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面的和积极作用的观点开始占据了上风。 本文拟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金融体系的功能的角度，联系信息获取成本和交易成本对资本聚集和技术创新的影响，考察和论证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客观地说，分析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但从功能来分析金融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能够突出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的功能质量的联系。如果从金融服务质量、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类型的角度进行衡量，由于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不利于凸现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金融体系所具有的基本功能是相对稳定的，便于将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稳定地体现出来。此外，从金融体系的功能进行考察，也没有忽视以下因素的作用，相反，这种方法强调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昆合体即金融体系与金融服务提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关注某一金融工具或具体的金融机构。 一、缓解和规避风险 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出现与信息获取成本和交易成本具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也许就不需要有金融体系浪费资源寻找项目、监督债务人、设计风险防范安排和提供交易便利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成本，才需要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出现，以便减少这些成本所产生的问题。不同类型的信息和交易成本及其结合推动不同的金融合约、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出现。在减轻信息和交易成本方面，金融体系所具有的主要基本功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能够为资源跨越时空进行配置提供便利。若细加分析，这一功能包含5项具体功能：为风险的交易、规避、多元化和集中提供便利；配置资源；监督经营者和完善企业治理结构；调动储蓄；便利货物和服务的交易，此5种功能通过资本聚集和技术创新两大渠道作用于经济增长。本文首先考察在存在信息和交易成本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出现为什么能够为风险的交易、规避和集中提供便利，从而缓解风险，特别是流动性风险和特定风险。 (一)缓解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是将资产按照约定价格转换成购买力的便利程度和效率。流动性风险起因于将资产转化为交换媒介的不确定性。而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交易成本的存在有可能妨碍流动性和加剧流动性风险，从而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出现提供动因。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出现能够增强流动性，以资本市场为例，其流动性极强，金融工具能够低成本地进行交易，且在时间和清算方面不存在太大的不确定性。 流动性与经济增长之所以存在联系是因为一些高回报项日需要长期的资本投入，但财富所有人通常并不愿意长期放弃对财产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对高回报项目的投资就会出现不足。有了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存在，人们可以放心地以股票、债券等形式持有资产，在需要变现时可以方便和迅速地出售。资本市场通过这种方式将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转换成了对生产过程的非流动的长期资本投资。 有人认为资本市场的进步及其所导致的流动性风险的减轻是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工业革命最初几十年所生产的产品远在此之前已经发明出来，许多发明创造需要大量和长期的资本投入，没有金融市场的配合而仅有技术创新并不能引发持续性增长。在18世纪的英国引发增长的关键性的新要素是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因为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长期资本投资，没有这种流动性的转换，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所以，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 为了反映金融市场的作用，有些经济学家就信息障碍和流动性风险对资本聚集的影响建立了模型，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在道格拉斯·岱亚蒙得 (Douslas Diamond)和菲力蒲·迪朴维格(Philip Dybvig)的富有创造性的模型里，一些财富所有者作出了两种投资选择，一种是非流动的但收益高的项目，一种是流动的但收益低的项目，尔后便有了惊人消息。得到此消息的人想在非流动项目产出收益之前就想收回投资，转而投资于流动性强、低收益项目的动机。但收回投资并转投于收益低的项目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会遇到交易困难，并遭受损失。能否避免损失要取决于其他投资者是否也获悉了此消息。该模型认为，要证实另一些人是否也收到了这一消息所要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形下，发行和交易证券的资本市场便应运而生。在莱文(Levine1991)的模型中，收到消息的人可以将包含对非流动性生产技术利润的股票权利卖给其他人，也不需要证实其他人是否收到了该消息，只需要在证券交易所里进行交易即可。所以，在存在流动性的股票市场的情况下，股票持有人可以很容易地将股票卖掉，同时企业可以永久性地取得最初的股东所投资的资本。通过便利交易，股票市场减少了流动性风险。随着股票市场交易成本下降，更多的投资会投放在非流动的高收益项目。除证券市场外，金融机构也可以增强流动性和降低流动性风险。银行可以向存款人提供流动性存款，将流动性强、回报低的投资与流动性差、回报高的投资结合起来，并通过提供即期存款与非流动性投资的恰当组合，银行在向存款人提供对付流动性风险保障的同时，根据对意外事件等因素的预期和经验，对资本的投向进行均衡分配，为向高回报项目进行长期投资提供便利。这样银行通过减少或消除流动性风险，增加了对高回报、流动性差的资产进行投资，从而加速经济增长。 (二)缓解特定风险 金融体系除能够缓解流动性风险外，还能够缓解与具体项目、企业、行业、地区和国家等相关的风险。银行、共同基金和证券市场等能够对风险的交易、集中和多元化提供有用的工具，如期货、期权等。金融体系提供风险多元化的这种能力可以通过改变资源配置和储蓄率来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道理很明显，尽管财富所有人通常不喜欢风险，但高回报项目的风险仍趋高于低回报项目，因此，能够实现多元化资产组合的金融市场能够将一部分资产转移到具有高回报预期的项目上。风险越能得到分享和化解，资本的配置就会越有效率。 风险多元化除与资本聚集有密切联系外，对技术的变革也具有重要影响。人们在不断地改进技术以填补市场的空白。成功的技术创新除对创新者带来利润外，可以加速促进经济发展。然而，进行技术创新是有风险的。拥有多个创新项目的多元化的组合资产可以减少风险和促进对创新活动的投资，而创新活动投资的增加能够促进增长。因此，金融市场能够通过多元化减轻市场压力，加速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 二、获得投资信息和配置资源 由单个财富所有人对企业及其经营者、市场状况等进行评估通常是困难的，且成本很高。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技能和渠道去广泛收集和加工企业及其经营者的信息，没有可靠信息，当然不愿进行投资，结果巨额的信息成本阻碍了资本流向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 信息获取成本为金融中介机构的出现提供了动因。试设想，获取某生产技术项目的信息成本是固定的，如果没有金融中介，每个投资者都要支付相应的成本。顺应这种信息成本结构，与其由每一个人取得评估技能并进行评估，倒不如由金融中介一次性地为公众进行评估，公众只需对金融机构提供的这种服务分摊少量的成本，这样公众借助金融中介就可以节约对投资信息获取和加工的成本，也使社会有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不仅如此，金融机构提供的高质量的信息服务，能够将投资导向更有价值的项目上去。许多企业在寻求资本，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更擅长选择最有希望的企业及其经营者，因而会导致资本的更有效的配置，从而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贝戈豪特(Levine1997)在100多年前针对英国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曾经指出：“(英国金融)组织因为善于作出选择，因而作用很大。……在英国资本总是肯定地和立即地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和资本能够赚取最多的地方，就像是水总能流向需要它的平面。” 金融组织除能够发现最好生产技术项目外，还能够通过发现最有可能成功实施新生产工艺的企业来提高技术创新的比率。熊比特曾指出：“所以，银行家并不主要是中间人。他似乎是在以社会的名义授权人们(去创新)。” 证券市场同样能够影响有关企业信息的获得和传播。在证券市场上，证券价格的变动挟带和反映着有关信息，证券市场通过公开价格传播有关信息，市场的参与者可以通过观察证券价格来解读其中的信息。正因为证券市场能够通过价格迅速反映有关信息，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和动力将资源投入到几乎可以立即公开得到的信息上。这种带有公共利益性质的信息获得使社会不必投入资源用于获取信息，从而使更多的资源能够用于对生产的投资。不止于此，信息披露改善的本身也可以极大地改善资源的配置，使资源能够真正流向最好的生产技术项目上去。由于信息披露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关系到公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操纵市场价格、内幕交易等行为应当受到制止和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