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亲遗物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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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是汪曾祺先生的名篇，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如果要问哪一部作品最能代表汪曾祺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成就，恐怕人们都会不假思索地答以《受戒》。我喜欢汪曾祺，但我却并不很喜欢《受戒》，或者说，我对《受戒》中的某些部分十分喜爱，但对其中的有些部分则颇有抵触。 在说到我为何不太喜欢《受戒》之前，我还得先说说我对汪曾祺的喜爱。 最近几年，我在大学开中国当代文学课，汪曾祺是我在课堂上所花时间最多的作家，几乎每次都要用去两个课时。我同时向学生说明，我并不认为汪曾祺是那种堪称“伟大”的作家，甚至也不能断言汪曾祺就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实际上，多年前，我还写文章对过分的“汪曾祺热”表示过异议。在任何一个时代，如果仅有汪曾祺这样的作家，那肯定是不够的。但汪曾祺对于我，却又的确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作家。汪曾祺的作品，小说也好，散文也好，都具有反复欣赏、品味的价值。任何时候拿起汪曾祺的书，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读上几篇。这些人物、情节、故事早就很熟悉的作品，仍能读得津津有味，我欣赏的是什么呢？是语言，是汪曾祺那炉火纯青的白话汉语。我们会对一些京剧名段一遍又一遍地听，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听得如痴如醉，是因为那唱腔已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脱离剧情而独立的审美品格，也可以说，是因为那唱腔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纯形式的美。而汪曾祺的作品，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也可作如是观。汪曾祺的文学语言，也具有了某种纯形式的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语言的文学性缺乏敏感的人，其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能力便是大可怀疑的。而要懂得什么是白话汉语之美，要品味白话汉语最高的文学性，汪曾祺不可不读。——这是我在课堂上用最多的时间讲解汪曾祺的主要原因。 汪曾祺对语言的基本看法也为我所认同。在《自报家门》中，汪曾祺说：“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象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象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注重于在一句中“炼”出一个光彩的字，或者热衷于在一篇之中“炼”出几个耀眼的句，都不是一种最高的追求，都难免失之于矫情、做作。好的文学语言，应该是每一句单独拿出来，都平淡无奇，但在作品整体中，在前后的文气相接中，却读每一句都如嚼橄榄。汪曾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语言境界。汪曾祺并不无意于“炼”出那种奇崛的字句，他字字句句都那么寻常、甚至土气，但一句一句地读下来，却感到真是“一句也不能少”。这当然不是说，在品味汪曾祺作品时，就没有那种特别有味道的句子。实际上，我常常在汪曾祺的作品中碰到这样的句子，并且每每要玩味再三。但汪曾祺作品中这类特别有味道的句子，却并不具有“奇崛”的特性，也并不能脱离整个作品而存在，如果把它从前后文中抽离，仍然是寡味的大白话。不妨举上几例。汪曾祺有一篇很短小的小说《求雨》，写的是大旱时节孩子们敲锣打鼓求雨的事。写到人们因大旱而望云霓时，道：“多少人仰起头来看天，一天看多少次。然而天蓝得要命。天的颜色把人的眼睛都映蓝了。雨呀，你怎么还不下呀！雨呀，雨呀！”这后面的一句“雨呀，你怎么还不下呀！雨呀，雨呀！”，既是很土气的大白话，又是“闲笔”，对于故事的叙述来说，这样的句子可有可无。然而，在读了前面的叙述后再读这句话，却感到那么富有意味，人们盼雨的心情也表现得更为真切。写到孩子们求雨回来后，道：“他们走得很累了。他们都还很小。就着泡辣子，吃了两碗包谷饭，就都爬到床上睡了。一睡就睡着了。”这最后的一句“一睡就睡着了”，是纯粹的口语，仿佛随时能从野老村妪口中听到，但放在这里，却又若有神助，令人回味不已。 诗人艾青曾大力强调过口语美。在《诗的散文美》一文中，艾青说：“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在文章中，艾青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艾青在一家印刷厂墙上看到的一个工友写给同伴的通知： “安明！ 你记着那车子！” 艾青评论道：“这是美的。而写这通知的应是有着诗人的秉赋。这语言是生活的，然而，却又是那么新鲜而单纯。这样的语言，能比上最好的诗篇的最好的句子。”另一个例子，是一个电影里的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是一个要和爱人离别的男人说的： “不要当做是离别，只把我当做去寄信，或是去理发就好了。” 艾青评论道：“这也是属于生活的，却也是最艺术的语言，诗是以这样的语言为生命，才能丰富的。”读汪曾祺小说，我总是想到艾青对口语美的推崇。我以为，汪曾祺的语言追求，是十分符合艾青的语言理想的。而用“新鲜而单纯”来评价汪曾祺的语言，也极合适。具有新鲜而单纯的口语美，可谓是汪曾祺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一点，在整个新文学史上，几乎无人能出其右。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要再举一例。在《陈泥鳅》这篇小说中，汪曾祺这样写陈泥鳅：“他水性极好。不愧是条泥鳅。运河有一段叫清水潭。------水流也很急，水面上拧着一个一个漩涡。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游水。陈泥鳅有一次和人打赌，一气游了个来回。当中有一截，他半天不露脑袋，半天半天，岸上的人以为他沉了底，想不到一会，他笑嘻嘻地爬上岸来了！”这里的叙述语言，整体上是都很口语化的，尤其那“半天不露脑袋，半天半天”，是纯粹的口语，是随时可听到的说法，但出现在这里，却又如此清新。在《诗的散文美》中，艾青说；“有人写了很美的散文，却不知道那就是诗”。这话用在汪曾祺身上，确切不过。 前面说，汪曾祺的语言，已具有了一种纯形式的美，这当然是在相对意义上说的。当汪曾祺用那富有口语美的语言表达的思想情感、颂扬的人生态度也为我所认同时，我就有着更大的愉悦。当他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所颂扬的人生态度与我的接受心理相抵触时，我也会感到不太舒服。而名篇《受戒》中就有令我不太舒服之处。具体说来，就是小说中对那“荸荠庵”的叙述，每次读来，都令我多多少少有些反感。 “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在这地方人眼里，当和尚与劁猪、做婊子等是一回事，都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也许这是实情，然而，汪曾祺却是以极为欣赏的语气来叙述这种实情的。“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在一个完全没有“清规”的庙里，和尚们怎么生活呢？“他们经常打牌。这是个打牌的好地方。把大殿上吃饭的方桌往门口一搭，斜放着，就是牌桌。桌子一放好，仁山就从他的方丈里把筹码拿出来，哗啦一声倒在桌上。斗纸牌的时候多，搓麻将的时候少。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既然完全没有“清规”，那就吃喝嫖赌、娶妻纳妾都可以，于是：“二师傅仁海。他是有老婆的。他老婆每年夏秋之间来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这两口子都很爱干净，整天的洗涮。傍晚的时候，坐在天井里乘凉。白天，闷在屋里不出来。”于是：“三师傅------前几年一直在外面，近二年才常住在庵里。据说他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于是： 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跟在家人不同的，是多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并且总是老师叔念，神情很庄重： “------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 三师傅仁渡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沫子喷出来。 我完全相信汪曾祺这里写的，是一种民间实情。但也总想到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一种概括：“做戏”。在《马上支日记》中，鲁迅说：“中国人先前听到俄国的‘虚无党’，便吓得屁滚尿流，不下于现在之所谓‘赤化’。其实是何尝有这么一个‘党’；只是‘虚无主义者’或‘虚无思想者’却有的，------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的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这样的人物，从中国人看来也就已经可恶了。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中国有俗语云：“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按鲁迅的观察，中国人往往把“戏场”与“天地”相混淆，把“做戏”与“做事”相混淆。这种“劣根性”在各种方面都表现出来，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也表现得很明显。宗教在中国，往往并非“信”的对象，而是“吃”的对象。鲁迅在《吃教》中说：“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道释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而“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于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汪曾祺在《受戒》中，以欣赏的语气，把中国民间这种“吃教”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存饭。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拜梁皇忏，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庙田也可以。”“教念经也跟教书一样，------舅舅说------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在《“滑稽”例解》中，鲁迅说：“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受戒》中写到的“荸荠庵”，当然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正经”所在。但这“庵”中的事，甚至不须“想一想”，都能感到强烈的滑稽。这以大殿上杀年猪最典型。一边是“神情庄重”地念“往生咒”，一边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真是滑稽之至。中国的“正经事”之所以往往“想一想”便感到“滑稽”，就因为“正经事”原本也不过是在“做戏”。 民间的“做戏”与官方的“做戏”往往有着同构性。鲁迅还写过《现代史》一文，说的是街头的各种戏法，最后才说“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其实鲁迅想说，一部“现代史”，不过是政坛上的各种戏法变换。按鲁迅的说法，《受戒》中的那些和尚，不过都是“做戏的虚无党”。当然，并非因为鲁迅一再批判这种“做戏”的“国民性”，我们才认为这种品性不必欣赏、不应歌颂。实际上，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仍能时时感到这种上上下下的“做戏”之风，仍然只要“想一想”便到处可见那种“庄严的滑稽”，仍然随时可见到那种“既要当婊子，又要竖牌坊”的行为。前些年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村乡，乡县，县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层层往往下念。”这说的是政治生活中的“做戏”，也是政治生活中的“滑稽”。这种把“做戏”与“做事”相混淆，把“戏场”与“天地”相混淆的“国民性”，也只要稍稍“想一想”就能明白其危害的。 即便不从“做戏”的角度来认识“荸荠庵”中和尚的行状，我也仍然无法接受《受戒》中对这些和尚行状的欣赏。例如，我任何时候也无法对一个在大殿上杀猪的和尚心存好感，这首先引起我生理上的厌恶。 所以，我喜欢汪曾祺，但不太喜欢《受戒》。

父亲的遗物 文/梁晓声 十余年中，我不只一次打开吊柜看到父亲的手拎包，却从没把它取下过。我怕被它引起思父的感伤。 【一】 我站在椅上打开吊柜寻找东西，蓦地看见角落里那一只手拎包。它是黑色的，革的，很旧的。拉锁已经拉不严了，有的地方已经破了。虽然在吊柜里，竟也还是落了一层灰尘。 我呆呆站在椅上看着它，像一条走失了多日又终于嗅着熟悉的气味儿回到了家里的小狗看着主人…… 那是父亲生前用的手拎包啊！ 父亲病故十余年了，手拎包在吊柜的那一个角落也放了十余年了。有时我会想到它在那儿。如同一个读书人有时会想到对自己影响特别大的某一部书在书架的第几排。更多的日子里更多的时候，我会忘记它在那儿。忘记自己曾经是儿子的种种体会…… 十余年中，我不只一次地打开过吊柜，也不只一次地看见过父亲的手拎包。但是却从没把它取下过。事实上我怕被它引起思父的感伤。从少年时期至青年时期至现在，我几乎一向处在多愁善感的心态中。我觉得我这个人被那一种心态实在缠绕得太久了。我怕陷入不可名状的亲情的回忆。我承认我每有逃避的企图…… 然而这一次我的手却不禁地向父亲的遗物伸了过去。近年来我内心里常涌起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倾诉愿望。但是我却不愿被任何人看出我其实也有此愿。这一种封闭在内心里的愿望，那一时刻使我对父亲的遗物备觉亲切。尽管我知道那即使不是父亲的遗物而是父亲本人仍活着，我也断不会向父亲倾诉我人生的疲惫感。 我的手伸出又缩回，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把手拎包取了下来…… 我并没打开它。 我认真仔细地把灰尘擦尽，转而腾出衣橱的一格，将它放入衣橱里了。我那么做时心情很内疚。因为那手拎包作为父亲的遗物，早就该放在一处更适当的地方。而十余年中，它却一直被放在吊柜的一角。那绝不是该放一位父亲的遗物的地方。一个对自己父亲感情很深的儿子，也是不该让自己父亲的遗物落满了灰尘的啊！ 【二】 我不必打开它，也知里面装的什么——一把刮胡刀。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父亲用那一把刮胡刀刮胡子。父亲的络腮胡子很重，刮时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父亲死前，刮胡刀的刀刃已被用窄了，大约只有原先的一半那么宽了。因为父亲的胡子硬，每用一次，必磨一次。父亲的胡子又长得快，一个月刮五六次，磨五六次，四十几年的岁月里，刀刃自然耗损明显。如今，连一些理发店里，也用起安全刀片来了。父亲那一把刮胡刀，接近于文物了…… 手拎包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牛皮套，其内是父亲的印章。父亲一辈子只刻过那么一枚印章——木质的，比我用的钢笔的笔身粗不到哪儿去。父亲一生离不开那印章。是工人时每月领工资要用，退休后每三个月寄来一次退休金，六十余元，一年仅用数次…… 一对玉石健身球。是我花五十元为父亲买的。父亲听我说是玉石的，虽然我强调我只花了五十元，父亲还是觉得那一对健身球特别宝贵似的。他只偶尔转在手里，之后立刻归放盒中。其中一只被他孙子小时候非要去玩，结果掉在阳台的水泥地摔裂了一条纹…… 父亲当时心疼得直跺脚，连说：“哎呀，哎呀，你呀，你呀！真败家，这是玉石的你知道不知道哇！……” 再有，就是父亲身证的影印件了。原件在办理死亡证明时被收缴注销了。我预先影印了，留做纪念。手拎包的里面儿，还有一层。那拉锁是好的。影印件就在夹层里。 除了以上东西，父亲这一位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再就没留下什么遗物了。仅有的这几件遗物中，健身球还是他的儿子给他买的。 手拎包的拉锁，父亲生前曾打算换过。但那要花三元多钱。花钱方面仔细了一辈子的父亲舍不得花三元多钱。父亲曾试图自己换，结果发现皮革已有些糟了，“咬”不住线了，自己没换成。我曾给过父亲一只开什么会发的真皮的手拎包。父亲却将那真皮的手拎包收起来了，舍不得用。他生前竟没往那真皮的手拎包里装过任何东西…… 他那只旧拎包夹层的拉锁却是好的。既然仍是好的，父亲就格外在意地保养它，方法是经常为它打蜡。父亲还往拉锁上安了一个纽扣那么大的小锁。因为那夹层里放过对父亲来说极重要的东西——有六千元整的存折。那是父亲一生的积攒。他常说是为他的孙子我的儿子积攒的…… 【三】 父亲逝前一个月，我为父亲买了六七盒“蛋白注射液”，大约用了近三千元钱。我明知那绝不能治愈父亲的癌症，仅为我自己获得到一点儿做儿子的心理安慰罢了。父亲那一天状态很好，目光特别温柔地望着我笑了。 可母亲走到了父亲的病床边，满脸忧愁地说：“你有多少钱啊？买这种药能报销吗？你想把你那点儿稿费都花光呀？你们一家三口以后不过了呀？……” 当时，已为父亲花了一万多元，父亲单位的效益不好，还一分钱也没给报销。母亲是知道这一点的。在已无药可医的丈夫和她的儿子之间，尤其当母亲看出我这个儿子似乎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延缓父亲的生命时，她的一种很大的忧虑便开始转向我这一方面了…… 当我捧着药给父亲看，告诉父亲那药对治好父亲的病疗效多么显著时，却听母亲从旁说出那种话，我的心情可想而知…… 仰躺着已瘦得虚脱了的父亲低声说：“如果我得的是治不好的病，就听你妈的话，别浪费钱了……” 沉默片刻，又说：“儿子，我不怕死。” 再听了父亲的话，我心凄然。 那药是我求人写了条子，骑自行车到很远的医院去买回来的呀！进门后脸上的汗还没来得及擦一下呀…… 结果我在父亲的病床边向母亲大声嚷嚷了起来…… “妈妈，你再说这种话，最好回哈尔滨算了！……” 我甚至对母亲说出了如此伤她老人家心的冷言冷语…… 母亲是那么的忍辱负重。她默默地听我大声嚷嚷，一言不发。 而我却觉得自己的孝心被破坏了，还哭了…… 母亲听我宣泄够了，离开了家，直至半夜十一点多才回家。如今想来，母亲也肯定是在外边的什么地方默默哭过的…… 哦，上帝，上帝，我真该死啊！当时我为什么不能以感动的心情去理解老母亲的话呢？我伤母亲的心竟怎么那么的近于冷酷呀？！ 一个月后，父亲去世了；母亲回哈尔滨了…… 心里总想着应向母亲认错，可直至母亲也去世了，认错的话竟没机会对母亲说过…… 【四】 母亲留下的遗物就更少了。我选了一条围脖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围脖当年的冬季我一直围着，企图借以重温母子亲情。半导体收音机是我为母亲买的，现在给哥哥带到北京的精神病院去了。他也不听。我想哪次我去看他，要带回来，保存着。 我写字的房间里，挂着父亲的遗像——一位面容慈祥的美须老人；书架上摆着父亲和我们兄弟四人一个妹妹青少年时期的合影，都穿着棉衣。 我们一家竟没有一张“全家福”。 在哈尔滨市的四弟家里，有我们年龄更小时与母亲的合影。那是夏季的合影。那时母亲才四十来岁，看上去还挺年轻…… 父亲在世时，常对我儿子说：“你呀，你呀，几辈子人的福，全让你一个人享着了！” 现在上了高三的儿子，却从不认为他幸福。面临高考竞争的心理压力，使儿子过早地体会了人生的疲惫…… 现在，我自己竟每每想到死这个字了。 我也不怕死。 只是觉得，还有些亲情责任未尽周全。 我是根本不相信另一个世界之存在的。 但有时也孩子气地想：倘若有冥间，那么岂不就省了投胎转世的麻烦，直接地又可以去做父母的儿子了吗？ 那么我将再也不会伤父母的心了。 在我们这个阳世没尽到的孝，我就有机会在阴间弥补遗憾了。 阴间一定有些早夭的孩子，那么我愿在阴间做他们的老师。阴间一定没有升学竞争吧？那么孩子们和我双方的教与学一定是轻松快乐的。 我希望父亲做一名老校工。 我相信父亲一定会做得非常敬业。 我希望母亲为那阴间的学校养群鸡。母亲爱养鸡。我希望阴间的孩子们天天都有鸡蛋吃。 这想法其实并不使我悲观。恰恰相反，常使我感觉到某种乐观的呼唤。 故我又每每孩子气地在心里说：爸爸，妈妈，耐心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