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资源保护立法研究论文

当前随着社会形态经济的发展，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成为人的总称发展所面临的两大困难的问题，人的总称正以全所未有的姿态看待环境和资源问题2010年04月26日 本文揭晓在国土资源部信息中间资源网，未经资源网和笔者允许，请勿另作商业用场，过载请注明出处： a:xxaxlrnxxzjtgxacademicPaperx201003xt20100 318_473058xhtm 摘要：环境掩护随着资源与环境的两大瓶颈日益突显而被社会形态各界正视，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事情也取患上了不俗成就但与此同时，雷声滂沱点小、污染与治理相伴随的局面并未彻底改不雅，原本的纯一依靠当局铁腕治污的环境掩护模式缺少效率和持续性，规划经济条件下构建的以当局环境管理权力为核心的环境掩护权力责任体系在市场经济的打击下日显其蹩足性因此，研究和切磋适合我国当前社会形态经济发展所需的环境掩护权力责任体系，对发挥环境掩护法律法例在资源和环境掩护方面的作用相当重要 关键词：权利主体 义务主体 环境掩护 权力责任体系 长期以来，环境和生活习性利益被公共化、边沿化，故而患上不到私权的掩护和捍卫“有恒产者有恒”，“无恒产而有恒者，惟士为能”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绿颜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与环保密切相关的新词层出不穷，并逐渐实践到社会形态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气候大会从未像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一样受热捧和关注尽管如此，环境粉碎和资源浪费的严肃程度依然不减，出格是在国内，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资源浪费现象依然严重归根到底，环境掩护和资源节约仿照还是停留在宏不雅政策层面，很少通过法定化将权利和义务具体到单位和个人因此，笔者以为要改变以往的纯一依靠当局权力掩护和治理环境的蹩脚局面，构建由公民个人环境权利为核心，当局公权力为保障的环境掩护权力责任体系，以期实现对环境和资源的有效掩护 1．现有环境掩护权力责任体系评述 由于建国开始的一段时间受苏联的影响较大，加之以行政权集中为特色的规划经济大违景的影响，当局环境管理权力理所当然地成为环境与资源管理的首选手段，并通过《中华群众国宪法》的明文划定加以正当化由于宪法是国家的底子大法，具有无上权威性和无上纲领性，因此，以《中华群众国宪法》为管辖的我国环境掩护法律体系都加上了当局主管与行政权力主宰的烙印如下图1所示，建国初至九十年代，我国正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当局在大量挖掘哄大自然环境与资源的同时对环境与资源加以适度节制和管理，但仍以满足经济社会形态发展所需为前提；法律付与单位和公民个人通过原始取患上和继受取患上等正当途径拥有对环境与资源的使用权；单位通过哄资源与环境患上到自身的发展，同时为当局提供征税收入、资源使用和环境税费，为公民个人提供产品、办事及就业时机 因此，我国的环境掩护法律法例总体上是以当局环境管理权力为核心的纯一环境掩护权力责任体系这一纯一的环境掩护权力责任体系也就不可避免呈现出其毛病和矛盾首要表此刻以下方面： 1x1对环境与资源采取多取少予的政策，导致环境与资源承载能力掉衡 建国开始的一段时间，我国还是一个分地种田的农业大国由于急需要摘掉“贫穷”的头巾以稳住社会形态主义阵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业阶段，以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为中间的口号长鸣不息，我国更是将重点转移到献身建设工业强国的道路上来因此，当局鼓励对大自然环境和资源进行挖掘以发展工业经济，开矿、采油以发展重工业成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首选之路然而，这种非理性和狂热使经济政策扭曲，生活习性遭到极大粉碎早期的工业文明促进了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但经济利益追乞降环境利益掩护处于严重掉衡状态建国开始的一段时间的环境掩护立法以自然掩护立法为主，首要掩护大自然环境与资源不被私家不法侵吞和占有而保证其归国家所有，鼓励资源开发和哄的同时，污染防治立法较少甚至呈现空缺状态环境与资源掩护立法效劳级别较低，首要是行政法例与规章，法例较零散且操作性不强随后，国家起头向半规划半市场的混淆经济形态转型，环境与资源由原来的国家经营向a或租赁承包经营转变与原来的国家经营相比，这种a经营或租赁承包经营更使环境与资源受到了极大的粉碎以企业和公司为代表的单位在保证单位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无视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对资源和环境加以粉碎性的挖掘和哄作为代表全体公民管理环境与资源确当局却无视手中权力的来历，一味地以经济发展为导向单位在自身获利的同时与当局分享征税收入或资源税费，同时为公民个人提供办事和产品，却很少给环境与资源以补偿而当局在获取收益后用于社会形态公共根蒂根基设施建设和社会形态事业管理，却很少将收益补偿给自然环境与资源此外，公民个人也从环境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资源，对环境的补偿义务更是无从谈起长期以来，这种多取少予的政策导致了江河干枯、鱼虾灭绝等一系列环境与资源粉碎的后果，环境与资源系统整体呈现严重掉衡 1x2当局掉灵，环境资源管理权力成了环境与资源粉碎程度加重的助推器 受传统的行政集权体系体例的影响，规划经济体系体例下确当局更拥有了直接对环境与资源管理和哄的权力因此，对于资源与矿产，当局想什么时辰用，想用几多，都是听从当局自身的发展规划，当局在行使权力的时辰却轻忽了这一权力的由来我国宪法明确划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归属群众因此从逻辑上讲，国家的这种行政权力应该是一种委托性质的集合权力，是公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当然包括环境权利），而共同委托形成了的国家行政管理权，这种国家行政管理权的追求目标只能是上限地掩护公民的权利然而，以当局环境管理权力为核心的环境与资源掩护体系却经常处在掉灵状态一方面，当局也是由个人，或由多人组成的利益集团构成，因此，当局在做出与资源和环境相关的决策时，往往考虑到所谓的“公共利益”或“长远利益”，纵然是表现公共利益的决策，往往也因为“集团利益”的参与和干涉而被异化和扭曲，如垃圾焚烧站、核电站和水电站等重大环境影响项目的建设，往往因为利益集团的鞭策而跨越环境影响评价这一环境与资源的“安全阀”，当局在许多重大环境影响相关项目决策的时辰有意或无意成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当局需要保持社会形态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离不开公司和企业等单位经济体的支撑和支持当局的征税收入等财政收益及就业时机等大都由单位提供，因此，当局不宜过多地干涉干与企业的生产活动单位作为首要的市场经济主体，受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在环境掩护和资源节约方面往往漠视不理，代之以高价购买、税费交纳或征税收入贡献单位在当局的支持下面对当局组成部门之一的环保部门经常阳奉阴违环保部门在执法难的尴尬境遇下选择与单位合作，因此，权力寻租、监管掉职导致的环境重大污染事件层出不穷，环境管理权力一定程度上成了环境与资源粉碎程度加重的助推器 1x3公民个人缺少权利保障，环境掩护与布施举步维艰 马克思指出：“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然而，我国宪法并未明文划定公民的环境权，但我国19年通过的《中华群众国环境掩护法》第六条却明文划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掩护环境的义务”有义务却无权利相对于应，这有违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原则如果说单位可以通过原始取患上或继受取患上对环境与资源的正当哄权利，从而通过法定产业权加以保障的话，那末公民个人则只能通过公共利益等“搭顺路车”的形式对环境与资源加以分享和哄但由于缺少环境与资源所有者的主人公意识，在面对单位粉碎环境与浪费资源的时辰无法避免，无理由制约，更缺少通过诉讼等法律途径布施的可能在缺少权利的保障下，单位可以因为肆意生产而粉碎公民的糊口和事情环境，可以粗放性地挖掘和哄资源，公民个人作为弱势群体在公共利益受损时往往有心无力，在个人自身因环境与资源粉碎而遭受的人身和产业损害的环境下也经常处于布施无门的尴尬境地，环境损害赔偿之诉与环境公益诉讼也大都成为空想此外，公民个人在缺少权利保障的前提下，原本代为公民管理环境与资源确当局环境资源管理权力像脱缰之马，在环境与资源的行政管理领域任意驰骋，原本受公民个利委托和让渡确当局环境管理权力不停扩张，成为环境监管溺职侵权的罪恶之源没有环境权的保障，公民行使掩护环境的义务时就像赤手空拳，面对单位利益驱使下的锋矛和当局环境管理权力的厚盾，无疑是头破血流，四下里碰鼻 2．环境掩护权力责任体系的重构 综上所述，原本的环境掩护权力责任体系因纯一的权力集中而毛病重重，因此，按照权利与权利、权利和权力制衡理论，笔者以为要构建如图2所示的新式环境掩护权力责任体系才气适该当前环境掩护、资源节约和污染防治事情的火急形势所需即当局通过公民的授权委托代为行使环境管理权力，同时对环境与资源行使宏不雅调节控制和管理的权力，保证环境与资源既能满足单位发展经济所需，同时又不超过有限的环境与资源承载能力，在向单位和个人收取环境与资源的各项税费或罚没时对资源和环境加以补偿，保证资源与环境自身系统的平衡公民个人拥有环境权，这种权利在环境与资源自身系统平衡时让渡给当局集中行使，当当局权力过分扩张，并出现权力滥用或权力寻租时，公民可以通过个人或集体权利制衡国家权力，当单位出现粉碎公共环境与资源时，可以通过公益诉讼的途径行使环境掩护和布施的权利，同时当自身人身和产业利益因单位的生产活动导致的环境污染或资源粉碎行为而受损时，可以通过公民个人环境权行使损害赔偿的布施权利单位在哄环境与资源的同时需要接受来自当局的监管和公民个人的监视，以保证自身的资源和环境哄行为既符合市场经济之道，同时又符合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总之，要构建以公民环境权为核心，以国家环境管理权力为保障的新式环境掩护权力责任体系 2x1由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改变当前环境法体系的义务本位不雅 一部法律以掩护权利为基石构建，这是符正当律的精神和作用的从社会形态发展的层面看，和人民有参与国事的权是全般社会形态发展的大趋势，反射到法律的层面上，其基石就应该是掩护公民的权利，以权利为基石构建起来的法律体系即权利本位的法律体系19年环境基本法的全般立法理念明显带有规划经济的色彩，夸大的是国家对环境行为的管制，显然是以义务为本位构建起来的环境基本法[1]从社会形态发展和环境法学发展趋势看，国家对环境行为的管理权力，表现的应该是国家对公民环境权掩护的一种义务，同时更是国家对公民环境权利的代为履行，这种国家行政管理权的追求目标只能是上限地掩护公民的权利以新《中华群众国环境掩护法》为核心的环境掩护法律体系应该是以付与公民环境权利为基石，明确国家保障这些个权利患上以实现和患上到响应布施的义务为构架的环境掩护基本法环境法不能因为环境问题的长期性、遭到杀害者的广泛性和侵害者的复合性等特点而改变传统的法律进路，即当前的“法律设定环境义务——当局执行法律——义务主体履行环境义务”的进路正是因为环境与资源的公共性更强，范围更广泛，更不易于由国家集中行使管理权力，因此，环境法立法体系仍应保持传统的法律进路“在法律上设定权利——权利主体行使和主张权利——国家构造或其他组织保证权利的行使并布施权利”因此，要以公民环境权利为本位，通过监视当局行使其委托和让渡的国家环境管理权力，通过监视单位的资源与环境相关经济活动，通过对个人自身环境权利的器重，发挥权利主体即公民对环境与资源的主人公意识和作用 2x2由以当局环境管理权力为核心的权力掩护体系向以公民环境权为核心的权利掩护体系转变，构建环境与资源的私权掩护体系 当前我国环境权利义务体系中的主体首要包括三层：公民个人、单位（以公司、企业为主）和当局与此相对于，环境法的基本权利，从理论上讲应该包括公民环境权、单位的排污权和合理开发哄环境权、当局的环境管理权公民环境权指公民对其保存环境享有适宜的生活习性性环境条件的权利公民环境权是一个权利群，包括一系列子权利：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合适的日照权、环境审美权、平和平静权、通风权、户外休闲权等，还包括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视权、哀求权等派生权[2]单位的排污权和合理开发哄环境权是对环境资源（包括环境容积）的占有、开发和哄等权利，是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根蒂根基性权利排污本是一种天赋的权利，可是，当环境容积资源变为稀缺资源后，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将部分这些个权利垄断起来进行再分配，或者附带加上了一系列的限制，使生产经营者必需正当患上到了这一权利后才气进行排污开发哄环境权是对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进行开发和哄的权利，它产生于开发哄者对环境资源的占有和支配的权利，即物权当局的环境管理权是当局行政权在环境掩护领域的表现，它包括环境报批权、命令权、许可权、克制权、打消权、处罚权等我国目前的环境资源立法的权利（力）体系是以当局环境管理权为核心，表此刻当局环境管理权的内部实质意义泛化和当局环境管理权的官位地方绝对中间化，这从我国宪法第26条第1款的划定“国家掩护和改善糊口环境和生活习性环境”可以看出一斑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的环境立法已初成体系，但这一体系呈现出较强确当局管制型立法特点环境立法对行政部门行使行政权利掩护环境和进行环境管理作了详细划定，但对公民环境权强化不够虽则在《中华群众国环境掩护法》第6条、第11条第2款，《中华群众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1条中表现了公民环境权的内部实质意义，但总的来讲，环境立法对公民环境权的掩护仍存在很大的缺陷,环境掩护基本法和单行法都没有明确划定公民的环境权[3]此外，宪法例定“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强化和发展”；国家“鼓励、指导和帮忙集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国家掩护个体经济、私人经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单位的排污权和合理哄环境权也通过这些个权威性纲领患上以表现可是，公民环境权在宪法这一法律的无上纲领中出现空缺，原本不变的权利三角形变成了单位环境开发哄权利与当局环境管理权力之间的博弈或寻租与合作，公民环境权和公共环境利益被边沿化和忽略现代人民有参与国事的权政治理论以为当局的权利来历于公利的让渡，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因此，要以公民环境权为导向重塑当局的环境管理权，让当局担当公民环境权益受人委托人的脚色；要以公民环境权为限制合理确定单位的排污权和开发哄环境权，从而以公民环境权对抗单位不合理开发哄环境的经济价值和功能的行为，从而平衡环境的经济价值和生活习性价值在世间的分配；要以公民环境权为根蒂根基构建环境掩护的社会形态机制，使公民有维护权利的依据和热情，通过法律途径去掩护自己的权益并参加环境掩护活动美国学者斯蒂格里兹以为:“运用处律系统处理完成外部性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在这个系统下，遭到杀害者有直接的利益，负担着执行法律的责任，而不是依靠当局来确保不发生外部性很明显，这个系统更有效，因为遭到杀害者比当局更愿意搞清有害事件是否发生”因此,构建以公民环境权为核心的环境与资源私权掩护体系显患上尤为须要和行患上通笔者以为宏不雅立法层面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在宪法中确立公民环境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其从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如许使患上环境的法律掩护患上到更为具体、明确、直接的宪法依据；其次在民法及环境掩护单行法中对公民享有的日照权、通风权、安好权、远眺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优美环境享受权等作枚举性划定，以完善公民环境权的权利体系；当前对于公民环境权的性质及内部实质意义等方面都颇有争议，但我们的立法不能因此而剖腹藏珠，裹足不前，而只能在理论和实践的交融中日臻完善 2x3 明确和细化单位在环境与资源掩护方面的义务和责任 单位正视经济利益，正视产业的守值升值，从法律层面来讲就是注意产业权的掩护，与之对应的有各项专门的法律法例的掩护，如《中华群众国公司法》、《中华群众外洋资企业法》等；组成单位的个人正视自身在单位的薪资和福利待遇等，从法律层面来讲就是注意个每人身权和产业权在单位的掩护，同样也通过法律法例加以表现，如《中华群众国劳动法》和《中华群众国劳动合同法》等；人身和产业两大传统法益都有健全完善的法律法例掩护，但单位赖以保存和发展的资源与环境以及个人的糊口环境却患上不到响应的法律掩护，事关子孙后代福祉和人的总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法益被隐性化、外部化、公共化，以至于形成“谁都可以管，谁都不管”的局面，几乎每个公民都会对肮脏的公共环境兴叹，但同时又对自身随地丢弃垃圾和粉碎环境的行为视而不见因此，应在构建环境与资源的私权掩护体系下显化环境法益，让公民个人可以通过公民环境权正视和掩护环境，并以此来捍卫环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科学、审美等多元价值，以抗衡单位只支付环境与资源的经济价值而过度开发和粉碎环境与资源的短视逐利行为；同时也让单位在享受排污权和合理开发哄环境权后忠实全面地履行掩护环境法益的法律义务美国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惠勒提出企业社会形态责任包含三个方面：即，经济责任、社会形态责任和环境责任此中环境责任首要是指“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消耗较少的富源，让环境承受较少的废弃物”随着经济和社会形态的进步，企业不仅要对赢利负责，而且要对环境负责，并负担响应的社会形态责任，要维护和促进环境利益，促推经济、社会形态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目前，公民环境权的内部实质意义体系还是一个颇有争议而远未完善的课题，环境权的设置既要考虑到实现公民环境权利、掩护环境法益的行患上通性，同时又要兼顾单位等市场经济体的良性发展环境，以免造成单位的讼累而影响经济发展质量和速率当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缺少单位在环境法益掩护方面的义务划定虽则大多算术者以为《中华群众国公司法》第5条、《中华群众国合股企业法》第7条、《中华群众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4条都对企业负担社会形态责任作了原则性的划定，而事实上，这些个并没有划定针对企业公司等单位对违违社会形态责任的法律责任，更没有直接划定以公司为代表的单位的环境掩护责任，公司负担社会形态责任实际上依然停留在道德宣言层面，尽管《中华群众国环境掩护法》第24条划定：“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必需把环境掩护事情纳入规划，成立环境掩护责任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荡、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同时该法第4l条划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掉”但实际中能追究单位或单位负责人环境责任的案件的例子往往寥若晨星从法律责任的体系来看，单位环境法律责任包括单位的环境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在当前环境法益外部化、纯经济化（纯真的经济补偿或赔偿）、单位掩护环境法益义务缺掉、环境民事责任和环境行政责任难以实现的情形下，过多厚望于环境刑律的功效无疑是望梅止渴，并将产生环境掩护上刑化的倾向因此，要在宪法确定公民环境权、显化环境法益的条件下；将单位的环境法益掩护义务在整体上从更多的制度约束向法律责任转化，同时在我国宪法或环境掩护法华夏则化，通过环境掩护单行法以及以公司法为代表的部门法将单位环境法益掩护责任明确化和具体化，力争将单位环境法益的掩护更多地通过民法和行政法患上以实现，减少单位环境违法行为因过多倚赖环境刑律而形成环境法益掩护的低效或“肠梗阻” 3．结语 原本的环境掩护法律体系由于带有浓厚的规划经济色彩而在当下日显滞后,法律的修改并不是朝夕之事,但原本的环境掩护权力责任体系存在多重不足与缺陷，环境与资源的掩护任重而道远，环境法益的掩护有待“显化”并提升到与人身、产业两大法益同等重要的法律官位地方，通过公民环境权的法定化，在渐进式的总结、进修和借鉴中不停修改和完善，全般环境法律掩护体系才气保持与时俱进笔者坚信，在环境与资源日益成为人的总称发展瓶颈，民众环保意识不停提高，可持续发展与循环发展方式成为社会形态发展常态的低碳社会形态，环境掩护的立法调解，环境掩护权力责任体系的重构必将在期待中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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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问题对策探讨【论文关键词】: 资源消耗； 环境污染； 保护对策 【论文摘要】: 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都已经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制约一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对目前我国环保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资源环境破坏和社会各种体制的不健全等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现阶段应采取的措施。 1. 引言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是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然而环境问题却一再为我们所忽视。自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以来，一眨眼35年过去了，我国的环保问题却并不尽人意，很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其中资源环境破坏和社会各种制度不完善成为环保建设过程中的最大两个障碍。 2. 资源环境的破坏 资源环境问题已日渐成为制约各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首先，资源储存量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核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资源开采利用又与我们生存的环境质量息息相关。因此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资源与环境已日渐成为制约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1]。 资源消耗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类极大地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和需要,人类开发利用资源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 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地幅辽阔，各种自然资源在总数上跻身于世界前几名。可是，由于受到传统发展观点的影响，我们认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量的“三高”原则是实现经济技术腾飞的法宝。因而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没有得到改变，掠夺式开发使资源储备量锐减，使资源开发利用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状态。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成为一个自然资源紧缺、供需矛盾日趋紧张的国家。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与治理是中国环境保护最重要的领域。中国的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海洋，淡水，土壤，固体废弃物，噪音，辐射污染等七类，污染面从城市蔓延到农村，从发达地区扩大到欠发达地区；形成点源、面源共存,生活污染与工业排放叠加，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环保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工业发展所产生的污染，呈现出逐年加剧的趋势。如果不选择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继续保持对环境污染和资源粗放型开发保持不予重视的态度，我们为资源环境问题买的单会大大抵消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效益。环境污染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呈逐年上涨的趋势。 3. 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 法律不健全 目前我国已经出台的有关能源、环境的各项法规制度名目繁多，研究结果政策建议更是林林总总，但是仍然不能扭转我国目前环境恶化、能源使用效率低下的现状，主要问题是法律法规不健全。 首先表现在法律不够与时俱进。《环境法》自颁布以来至今已18年多了。这么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要求，这也给一些污染户们钻了空子却无法予以惩治。 同时法律中一些条款只是制定了基本原则，却不具备实施条件。一些主要的环境法律尚有空白,立法的缺失，使人身健康以及所涉及的环境保护问题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2]。 监管制度不完善 在许多地方，往往因地方经济保护的干扰，一些排污大户同时是利税大户，轻易便能轻易避开法律追究。比起加速实现工业化，我国政府对环境保护显得不够重视，因此环境保护的法制、体制、机制都存在一定的滞后，环保投入明显不足，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和环保发生冲突，往往是后者服从前者。或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地方保护主义和个人利益，使得国家环境政策难于得到有效地执行。许多地方官员为了提高当地GDP而对其污染企业实行地方保护主义。 缺乏技术支撑 开发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共性和关键技术的能力不强,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还不能适应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需要。而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部门是专业性要求很强的部门[3]。可是我国地方环保部门特别是基层环保部门的人员结构却不能适应这种要求，所以，即使有了法律作为武器，环境问题依然频频发生，基层环保部门素质不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公众环保意识薄弱 2006年1月15日，《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正式对外公布。公众的环保意识总体得分为分，环保行为得分为分，环保满意度得分为分[4]。公众环保意识薄弱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人民大众长期以来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即在中国政府才是环境保护的主导因素。因此,逐渐形成了一种依赖感，认为环境保护仅仅是国家的事,与自己没有关系。 4. 现阶段应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 完善立法,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必然引起传统的环境保护观念的转变。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 在污染治理方面应当反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 法律的制定要确立预防为主的理念, 在环境资源法律保护方面,应树立整体环境资源观, 用整体观点去看待自然资源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加强环境保护执法和司法的力度方面，要健全环境执法责任制,理顺各个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 明确各部门的执法责任和权限。对于法律有明确规定而执法不力的, 应该由有关机关予以监督。尽可能地防止行政权力缺位、越位现象的发生。做到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优化能源结构以提高能效 提高能效和开发利用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根本在于科技进步，既要继续扩大技术引进的力度，又要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在环保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国环保科技的发展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对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的投入,提高了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因此政府可以鼓励开发和应用有普遍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如洁净煤、煤层气利用，绿色照明、再制造等。 因此我们可以效仿，加强环保科技的投入，加速环保产业的发展，不仅得强化环保科技内容，提出可操作的政策措施，还大力培养环保科技人才，满足对环保产业发展和执法队伍人员的需求。 增强全社会环境意识 在推进中国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工作的同时，还需充分认识到公众在解决环保问题上的力量。首先，要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只有提高了意识，手法，间顿，环保，参与才能变成一种自觉的行动；其次，鼓励公众与新闻媒体舆论对政府、工业污染大户等监督，施以压力才能使环保政策切实。尤其要指出的是一些环保民间组织的兴起开始影响到政府决策的形成与实施，并在引导环保节能社会风气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沈昊婧, 袁绪英. 对资源环境的思考——熵率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J]. 环境科学与管理.2007(7). [2] 梁从戒. 2005：中国环境危局与突围[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 田文富.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问题与对策思考[J]. 学习论坛.2007. [4] 国内首个环保“民生指数”出炉. [5] 杨明. 环境问题与环境意识[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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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法论文－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法的价值问题一向是法学理论和部门法学所关注和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作为新兴法律学科的环境法，价值问题同样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然而，学者们在论及环境法的价值时，基本上是从公平、正义、安全、秩序、效率等方面着笔，只是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而已。环境法固然具有法律价值的共性，但由于其不仅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还要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环境法立法的出发点和归宿②，这决定了其在价值取向上必然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然而，传统环境法学理论却忽视了环境法的这一特色，依然是以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惯常思维来定位环境法的价值，这直接导致了环境法在治理环境问题上的苍白无力。人类的环境立法日渐增多，但环境问题却日趋严重，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地球是一个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自然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不同种群、物种之间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并处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之中。这个系统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人类作为自然系统中的一员，理应遵循自然系统的一般规律。但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不肯屈服于自然的控制，不断地变革、改造自然，在自然系统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类社会系统。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不断的征服自然，人类社会系统日益膨胀，而自然系统渐趋萎缩，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本文从系统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就此提出环境法价值的新定位。一、环境法的终极价值定位（一）传统价值观念和环境法价值定位的缺陷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人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就是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中，客体由于自身的属性，能够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对主体的发展具有肯定的作用和意义。“凡是谈论价值，从根本上说都应当是相对人而言的，价值为人而产生，为人而存在，人是一切价值的主体。”[2]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价值观是以人为中心的，把人视作主体，而把人周围的一切事物均视作客体。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只承认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人类改造自然的利益和权利，而拒不承认自然自身的价值。正是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人类通过掠夺自然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但伴随而来的却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贫穷蔓延、人口爆炸、疾病丛生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导致人类面临着新的生存危机，最终危害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就法律的价值而言，也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主体的人的有效性和积极性。法的价值的主体是人，是指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人的总称。法的价值的客体就是法本身，这个法是指广义的法，即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的总称，它包括法的制度、法的运行事实和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3]依此传统观点，环境法的价值，就是环境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人类社会的满足和有用性。我国环境法学界许多学者对环境法价值的定位，就是从这一传统观点出发的。如有的学者将环境法的价值归结为正义和利益，认为“正义和利益是法律的两大主要价值，环境法也当然要将其作为价值目标”，“正义和利益是环境法的主体价值需要，其满足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环境法功能-安全和可持续发展。”[4]也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法具有二元价值-正义和功利，其中正义价值包括人类正义和自然正义，功利价值包括物质功利和精神。[5]从传统法学价值论的观点来看，以上价值定位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这种主客二分的价值模式毕竟是从人类立场出发的，其仅仅把自然系统视做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并把自然界的万物视做人类的资源，而忽视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尽管这种立法也是为了保护环境和资源，但其终究难以摆脱人类自身利益的“诱惑”，当人类眼前物质利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保护的需要发生冲突时，这种价值观很自然地就会主张，为了前者而放弃后者。这正是人类在大力加强环境资源立法、倡导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同时，环境资源却日趋恶化的根源。因此，这种价值观是不可取的。（二）环境法终极价值的重新定位-从系统论的视角环境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就是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以地球为中心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只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要素，并且其本身又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其必须遵循自然系统的一般规律，必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环境法作为人类社会保护环境方面最重要的部门法，在保护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不仅要关注人类社会的利益，还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而传统环境法在价值取向上仅仅从人类的利益出发，将自然视做人类的资源，保护环境只是为了人类更好的发展。这种环境法本来为保护环境而立，但终因其没有从整体、全局的观点来把握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最终反而导致了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系统论的提出，为我们正确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只有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出发，转变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发展观，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基于此，本文将环境法的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定位是要从根本上纠正传统环境法在价值定位上主客二分的缺陷，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定式，树立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价值观。当然，法律是由人类制定的，其不可能完全摆脱人类利益的影响。但作为法的最高原则和精神的价值，其不仅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指向”是指法的价值具有目标、导向的含义，“绝对”是指法的价值具有永远的，不断递进的，而又不可彻底到达极致的性质。[6]就此而言，法的价值始终是高于法律本身的，这种绝对超越指向成为人类所最求的理想境界。环境法作为一种法律，理所当然也不能摆脱人类利益的影响，但却可以从价值层面对其进行重新定位，力求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这种价值取向便是环境法的绝对超越指向的体现。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并提出环境法的价值定位应该突破人类中心主义，这表现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上。如有学者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环境法的唯一价值追求，认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灵魂在于人与环境相融、和谐的意识，及在生态法则和道德法则衡平基础上的新的环境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是有理性、重感情的动物，绝不会听任人的主观意志和环境的自然规律各行其是。人类能够主动地发现社会自身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并主动地进行调整使之实现平衡。本着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自同于人与环境组成的社会系统，必定能实现可持续发展。”[7]应该说，这种观点正确认识到人与自然应该保持和谐共处关系，并力求用可持续发展战略来实现这种理想，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但是，据此将可持续发展观作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首先，可持续发展观仍然是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这可以从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定义中看出来。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给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均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力，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8]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观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和整体利益，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定式，其不可避免的会走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上去。其次，从法律价值的目的性和工具性上看，可持续发展观不宜作为一种目的性价值。“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这一目标的法律规则不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9]这一功利主义法学派的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持久的生命力。虽然这是从人类的福利来谈论法的价值，但对环境法的价值来说，也可以类推适用，即环境法的终极目的是生态整体的“福利”最大化。就此而言，可持续发展观只是为了达到福利（利益）价值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因此，其只能作为环境法的工具性价值而非目的性价值。目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法应在树立以全球生态整体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利”这两大目标；前者是作为环境立法对整个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后者则是作为环境法自身所应当确立的基本任务和予以实现的目标。[10]这种观点已经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并提出应尊重自然的权利的思想，以此作为环境立法的终极价值是可取的。应该说，这种观点与本文的观点在总体思想上是一致的，只是二者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同而已。综上所述，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相互依存、紧密联系，一旦自然系统遭到破坏，人类社会也必然面临生存的危机。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应该是我们追逐的理想境界。尽管环境法是由人类社会制定的，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立法上必须坚持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以生态整体利益为终极价值，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护环境，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也才能更好地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二、环境法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内涵生态整体利益作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是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也是代内生态整体利益与代际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受功利主义法学派的影响，传统法学理论将法律与利益联系起来并把利益作为法律追求的重要价值，认为法律的任务就在于调整、保障各种利益，并以最佳方式对利益实现合理分配。环境法作为新近发展起来的法律学科，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这是因为环境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生存条件，并不能为某个人或某国所私有或独占，也不能以阶级、意识形态或国界来加以划分，环境保护符合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利益，任何国家环境法的发展和完善，都是对全人类做出的有益贡献。[11]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整个地球是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在这个庞大的复杂系统内，全球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依固有的规律不断进行。任何一个环节受到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失衡，人类环境也必然会发生危难。尽管主权国家可以宣称各自的主权范围，在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中可以坚持这样或那样的立场，但在生态规律面前，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污染的蔓延不受人为的国界限制，生态系统的循环不受意识形态的制约。[12]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系统，任何国家的生态遭到破坏都会危及到全人类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边界已变得具有渗透性，地区、国家和国际之间传统的分区已变得模糊不清了。过去被认为完全是‘各个国家的事情’，如今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和生存的生态基础产生着影响。”[13]因此，过去那种以国家为单位各自为政采取措施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解决环境问题的需要，而以地球共同体为单位、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采取联合行动，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由此可见，维护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应该是环境法的重要价值。同时，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环境法又不能仅仅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还必须兼顾自然系统的利益。这是因为，自然系统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没有自然系统的存在或者自然系统遭到破环，必然又反过来危及到整个人类的利益。近些年来，尽管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但环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日趋恶化的倾向。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人类仅仅注意到自身的利益，从自身的需要保护环境，而却没有承认自然系统利益的结果。必须看到，自然系统也有其自身的利益，从个体上说，这种利益就是自然界的自然权利，主要包括各种生物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种权利并不需要人类的认可，早在人类存在之前，这种权利已由“上天”赋予给了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整体上说，这种利益是自然生态整体利益，即维持自然系统的稳定与和谐，这最终将关系到整个地球生命的延续和发展。正如伦理学家那什在《自然的权利》一书中写到的那样：“人类的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同一的……判断善恶的标准不在乎于个体，而在乎于整个生命共同体……自然具有与人类同样明确且值得敬畏的权利。”[14]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在制定环境法时，必须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出发，兼顾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并把二者很好的统一起来。（二）代内生态整体利益与代际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生态整体利益既应该包含代内的生态整体利益，又应该包含代际的生态整体利益，这二者也应该是统一的。对于自然系统而言，由于自身能够按照生物进化的自然进程向前演进，如果没有人类社会系统的干预，其能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维持好世代间的利益平衡。因此，代内与代际的整体利益平衡主要是就人类社会系统而言的，这种利益平衡主要涉及到如何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地分配资源和财富的问题。全人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共同拥有这个星球的环境，当代人和后代人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资源有相同的选择机会和相同的获取利益机会。由于社会的资源和财富都掌握在当代人手中，当代人就成了未来几代人资源和财富的托管者。因此，当代人必须考虑后代人的机会和可能获取的资源数量，当代人在制定政策和措施时不要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福利和生活质量，而一定程度地牺牲后代人的部分福利和潜在的机会，当然，其也不必通过降低当代人的生活消费水平，来提高年轻一代和未出生的后代人的潜在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对维护代内与代际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在论及世代间利益平衡问题上，有两种极端的论调。一种主张是：“现世代什么也不消费，为了未来世代而保护全部资源，以使环境的任何方面都维持在同样水平的质量上”。另一种极端的论调是富裕模式，按照这种理论，是否存在将来的世代现代还没有完全的确证，或者是今天的最大化消费是为将来世代财富最大化的最好方法，因此，现世代今天消费欲望的全部能够产生更多的财富。[15]这两种论调都是应该受到批判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要保持稳定，必须保持系统内部结构的平衡；否则，系统会随着内部要素的作用或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异，使系统出现无序化或不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球，并且这个地球是个有机的生态系统，不管是当代人还是后代人，都必须依赖这个唯一的生态系统来生存。因此，对维持生态系统稳定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人类，必须从世代间利益衡平出发，兼顾当代与后代的整体利益平衡。三、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作为一种全新的环境法律价值观，既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突破，也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挑战，这种价值的实现必然会面临多方面的障碍。首先，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建立的一切制度、价值观念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决定了环境法也必然体现着人的价值选择，人类利益自然也成为环境法价值取向的中心。而生态整体利益价值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强调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并主张应赋予自然物以权利。这显然与传统思想观念是冲突的。其次，法律是由人类制定的，向来也是以人类的权利、义务为内容，以人的行为关系为调整对象。环境法以生态整体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注定其必然面临以下问题：如何确定生态整体利益？如何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分配这种利益？既然人类与自然都享有权利，这二者之间会不会存在冲突？这些问题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会与传统法学理论相矛盾，如何协调这种矛盾是环境法生态整体利益价值实现的又一大障碍。最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保护环境、实现生态整体利益单靠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使得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显得极为重要。然而，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已成为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必须面临的重大难题。面对诸多障碍，如何探寻新的路径，便是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关键所在。本文提出以下路径：1.观念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法律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人类环境价值观的改变将对环境法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转变是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根本出路。要真正地转变这种观念，首先必须转变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现当代西方哲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中，出现了主客二分向主客相融的转变。在这方面，海德格尔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他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维的任务》一文中，实现了对人的强调向对自然的强调的转变，提出了人与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生态思想。他认为人的作用不是为“自然立法”，不是充当自然的主人，而是倾听自然的呼声，顺从自然规律，与自然和睦相处。[16]这种由主客二分向主客互融的思维转变将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其次，应培养生态意识，树立生态主义世界观。生态意识就是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规律的认识，是人们为了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自身行为自觉地按照生态规律行动的一种意识。在现代社会，只有具有生态意识，我们才能知道必须做什么和怎么去做，并用这种意识指导我们的行为，从而避免生态环境的恶化。在培养生态意识的同时，还应该树立生态主义世界观，这要求人们在心中应逐步形成对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生态学原则的正确认识，要求人们必须时时刻刻意识到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2.法学理论的突破：生态法的兴起传统观念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必然会对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传统法学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环境法作为直接反映这一思想的法律学科，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然而，环境法终究是以环境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其不可能逃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学定式；要真正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仍需法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生态法由此应运而生。生态法是近些年来新兴的法律学科，其在概念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争议。有学者认为：为了更科学地反映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及生态规律的要求，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好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应该把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国土整治法结合为一体，称为“生态法学”，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17]也有学者认为：生态保护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范围涉及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国土以及其它法律部门中的生态规范。[18]还有学者认为：生态法是以生态学揭示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为基础，应用法律手段来协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19]综观这几种观点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上是把生态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来看待的，认为其是对传统法律部门的一种突破。这种定位模式是在尊重传统法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一种创新，但其仍没摆脱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在保护生态平衡上难免显得力不从心。本文赞同郑少华博士的观点，认为生态法是以生态社会理论为前提的，即伴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团体社会的转变之后，逐步过渡到生态社会，这种社会强调生态利益至上，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法正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第四法域，其规范散见于宪法、环境法、行政法、民商法等部门法中。[20]由此，对应于传统社会从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团体社会→生态社会的转变，形成了从私法→公法→社会法→生态法渐进和共生的局面，这四种法域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后现代社会的法学框架和理论体系。从法学理论的视角来看，生态法主要由生态人理论、生态权利理论、生态契约理论、生态价值理论、生态责任理论等构成。[21]这些理论从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无前例地将对自然的保护上升到新的法学高度，并形成一套独有的法学理论体系。这对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仍须承认，生态法的许多理论还不成熟，甚至受到许多学者的非议，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理论体系仍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3.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上，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最终将各个国家纳入环境保护的统一轨道，国际环境法的兴起因此而成为必然。要克服国际环境保护合作中的障碍，必须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就是要构建国际发展新秩序，建立一个各国认可的国际发展法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调整经济上不平等的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发展法”逐渐产生。从性质上说，国际发展法是一部过渡性法律，其目的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它体现为一套调整国际关系的规则，着眼于促进公平，相互合作以及弥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国际发展法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空前团结起来，共同协商全球生态与发展问题，这对促进国际环境法的形成，改善世界的环境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通过国际组织制定一系列生态与环境保护的“软法”，以避开国家之间在环境合作上的矛盾与冲突，随着条件的成熟，再逐步将其上升为国际环境“硬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通过了许多有关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宣言和决议，如《人类环境宣言》、《世界公园大会宣言》、《环境与发展宣言》、《地球环境贤人会议东京宣言》、《世界自然宪章》等国际文件都属于此类。这些决议和宣言虽然没有强制拘束力，但他们反映了已有的或正在形成中的国际环境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正是在这些宣言和决议的促进下，国际社会达成了大量的国际环境保护条约。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环境法的形成与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仍需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注释：①系统理论是20世纪兴起的一种科学理论，该理论主张用系统的观点和思维去看待客观存在的事物，并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分析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系统理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从整体、联系的视角看待世界，突破了传统孤立、片面和局部认识事物的缺陷，这对认清和揭示事物的本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②关于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环境法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参见李爱年：《环境保护法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法不仅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参见蔡守秋：《环境法学理论的要点和意义》，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本文采纳后一种观点。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6]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5]刘建辉。论环境法的价值[J].河北法学，2003（2）：68。[4][11][12]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48，157。[7]蔡守秋，万劲波，刘澄。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可持续发展观-兼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393。[8]曾珍香，顾培亮。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分析与评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3-19.[9][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49。[10][15]汪劲。环境法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12，229。[1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之佳等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409。[14][美]那什。自然的权利（日文版）[M].TBSburitanika，1993。[16]林娅。未来与选择[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153-154。[17]肖乾刚。自然资源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21。[18]陈茂云，马骧聪。生态法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19]刘文燕，刘滨。生态法学的基本结构[J].现代法学，1998（6）。[20][21]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论文关键词：公民环境权利；环境保护；法律确认论文摘要：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同时也是环境保护的目的和手段。公民环境权利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理论关注，而且不少国家的法律做出积极回应。倚重行政环境权力而轻视公民环境权利是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体制的基本特点，这很不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应当确立公民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并且具体确认公民的环境权利。法律确认公民环境权利应当两条进路并行：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融合。公民的环境权利(或称为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拥有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通常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它区别于: (1)公民、集体或国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权;(2)国家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拥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3)私法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所有权、人身权和相邻权;(4)传统人权理论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当今国际社会，公民的环境权利作为一项新兴的基本人权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试图说明，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体制存在倚重行政环境权力而轻视公民环境权利的弊端;为实现我国环境的有效保护，我国法律应当具体确认公民的环境权利;法律确认进路应两路并行: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融合。1环境保护中公民环境权利问题的提出立法出于技术考虑，并不必然在法律规则中既对要素(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做出规定又对所要保护的权利内容进行宣称。如我国《民法通则》(文中涉及的法律法规均为简称)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该规则就并未对国家、集体和公民享有财产权及其内容进行表述。一般地，这样简洁的表述在司法实践中并不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因为这样的表述不言自明或者是在另外的法律条文中对所要保护的权利及其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这些法律规则的背后，存在着一张清晰的权利谱系。然而在权利规定比较模糊的时候，法律规则实现对权利的保护则无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国从1978年首次在宪法中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包括宪法、环境保护基本法、环境资源法、环境保护专项法、环境保护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环境标准、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以及刑法、民法相关规定在内的庞大灼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并从“国家保护环境”出发，衍生出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一系列行政权力和义务。在我国实行的是各级政府对当地环境质量负责，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各有关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实施监督管理的环境管理体制。环境保护方式呈现出了以政府管制为主的特征。在政府管制的模式下，政府对于环境保护享有广泛的权力，宏观上包括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制定环境保护的规划、目标和计划，制定环境保护的标准并监督执行，进行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等。微观领域包括环境行政许可权，环境行政处罚权等等。政府通过行使环境权力，对环境违法主体科以相应义务，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此外，国家公权力还通过刑事手段介人环境保护，我国97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罪”的规定就是重要的体现。在政府控制的模式下，相对于国家的环境权力而言，我国公民环境权利的规定则显得薄弱并且模糊不清。政府权力介人环保领域，并没有明确以保护环境权利为目的。如《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业化建设的发展”(第1条)。这里的“保护环境”和“保护环境权利”虽然密切相关但是并不相同，前者从实用主义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而后者以价值目标为导向，事实上是环境保护的基础，也是目的和手段。我国从宪法到具体的行政法规，没有专门对环境实体权利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对于公民环境实体权利的规定是“隐形规定”。对于程序性权利，除了受到环境侵害的诉权以外，我国《环境保护法》还规定有检举控告权，《环境影响评价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享有知情权和建议权④，但都并不完善。此外，尽管有一些权利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并在实践中发挥着保护环境的作用，如所有权、人身权及相邻权等的正面规定，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权利，因为其主旨并不是保护环境法益。传统民事权利制度对于环境保护力不从心，尽管现代民法理论中的财产权、人格权及侵权理论都在发展，但它们离环境保护的要求相去甚远。如北京市某建筑工程公司在施工中因产生大量噪声、震动和粉尘，严重影响了周边四户村民的正常生活，四户村民向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但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以“不属民事审判范围”为由，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2公民环境权利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环境权利为人类一直自然地享有，并不随着法律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也可称为一项自然权利或基本人权，其正当性是不证自明的。随着工业革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人类开发利用环境的财产权与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产生冲突，才引起了现代意义上公民环境权利的关注和讨论。即便是在这种冲突中，公民环境权利的正当性也是不容质疑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这种冲突中各种权利的位阶关系和如何协调冲突。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彼得·S}温茨( PeterS. Wenz) 教授在《环境正义论》一书中写到，“倘若发生冲突，财产权至少在某些时候应该做出让步”，“人权如此重要，不能为了更小的目标而妥协。例如，人们不应该为了他能够拥有更廉价的电力而遭受癌症的痛苦”。就公民环境权利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来说，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同时也是目的和手段。政府权力对环境保护的广泛介人，有着深刻的合理性，环境外部的不经济性⑤和为避免环境的公地悲剧⑥都需要政府权力的介人才能予以克服。在宪政国家，环境保护的行政权力固然来源于宪法的授权，但最终来源于民众的授权。可以说，权力都是直接或间接源于公民权利。英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论及国家的起源时认为，人类是为了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才“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见转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个人或集体就是主权者，即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继后的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 (John Locke) 同样认为，“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些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会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这些思想后来为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所采纳，《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时至今日，各国宪法基本都确立了“主权在民”，这是各国政府及公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权利是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权力为保护权利而存在。环境保护的行政权力，同样地来源于公民所具有的环境权利，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权力存在的正当性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环境权利为政府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合法性的基础，环境保护应以保护公民环境权利为目的。公民环境权利不仅为政府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合法性基础。近年来，我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人民群众改善环境的迫切性与环境治理长期性的矛盾突出，环境问题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这种非制度化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属于公众参与的非常态，由于非常态的公众参与表现为组织的非程序性，动机的多层次性，性质的复杂性，行为的非理性以及后果的消极性，对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有诸多的消极影响。公民有了法律上确认的环境权利，就可以依据环境保护的权利实施相关行为，可以要求义务主体为或不为一定的环境行为，在受到侵害时可以获得法律上的救济，同时也明确了公众环境保护行为正当性的边界。因此，公民环境权利的确立对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公民环境权利不仅是主体参与环境保护的合法性基础，而且在实际运行中起着对公权力的制约作用。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政府在提供大多数 (包括清洁环境在内的)共用品和服务方面是低效的，表现为浪费、冗员和低生产率，在行政权力介人市场的时候，可能还存在权力寻租的问题。政府低效的原因在于，政府是有自身利益的社会主体。在公共选择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社会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从公共选择理论上讲，权力需要制约。从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权力的制约问题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权力制约权利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力阶段和以权利制约权力阶段。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指公民用自己的法律权利制约政府权力，以防止政府权力的变异和滥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环境保护是利益冲突比较集中的领域，政府可能会为了地方经济发展而不顾环境保护，也可能会为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牺牲环境利益，加上政府行为的低效性，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以权利制约权力就显得尤为重要。3域外公民环境权利考察公民环境权利主要是由各类国际会议和文献倡导的。1970年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东京发表的《东京宣言》提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有富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该宣言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人类有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1973年在维也纳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中，环境权被认为是新的人权并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1986年作为地区性人权文件的《人类与人民权利非洲宪章》第24条规定，所有人民应该享有能够适合他们发展的一般的令人满意的环境权利。1987年2月国际环境法专家组拟订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原则建议》指出:全人类对能满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环境拥有基本的权利。1989年《哥斯达黎加促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责任宣言》在序言中写到:认识到国际社会确认人类有在保障尊严和福利的环境中生活的基本权利。1991年《关于国际环境法的海牙建议》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国家应该承认对于确保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生存与精神福利的个体与集体的基本环境人权。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宣称，人类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1995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起草的《环境与发展国际公约草案》第十二条规定:缔约方努力逐渐全部实现任何人对环境的权利以及为了其健康、福利和尊严的足够的发展水平。在全球化的对环境权的呼吁中，部分国家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公民的环境权利。如1980年《智利共和国宪法》第3章第19条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无污染的环境中”。1980年《秘鲁政治宪法》第2章第123条规定:“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有生活在一个有利于健康、生态平衡、生命繁衍的环境的权利”。1987年《菲律宾宪法》规定:“国家保障和促进人民根据自然规律及和谐的要求，享有平衡的健康的环境的权利”。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第42条规定:“每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的环境和获得关于环境状况的信息的权利，都有要求因生态破坏导致其健康或财产受到损失而要求赔偿的权利”。1993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12条规定:“共和国公民有享受有益于生活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据统计，全球有四十多个国家即全球五分之一的国家通过的宪法或法律中都规定了环境权。其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通过的宪法和宪法修正案都没有忽视这一权利。除了宪法的规定外，部分国家还在环境保护的法律或法规中确立了公民环境权。如197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参与对环境的改善和保护”。1998年《法国环境法典》规定:“有关的法律和法规明确规定每位公民均有权拥有一个有益于健康的良好环境，并且由他们确保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发展”。2002年《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11条第1款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有保护环境免受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自然的和生产性的紧急状态引起的不良影响的权利，有获得可靠的环境状况信息和得到环境损害赔偿的权利”。综观国外公民环境权利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1)非官方领域对于公民权利的呼吁或宣称对于公民环境权利在法律上的确立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既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态势，也反映出了公众对于环境保护所蕴含着的巨大热情和力量。(2)公民环境权利是一项基本权利，这一过去自然就获得和享有的利益在受到侵害过后，开始寻求法律的保护，在传统的人权内容不能涵盖环境权利内容的情况下，不少国家直接将公民的环境权利明确写人了宪法当中，丰富了基本权利的内容。公民环境权利也主要是被规范在宪法当中，是作为一项基础性权利而存在的。(3)环境权的表述上各个界定并不相同，反映出了内涵的丰富性，但其权利主体上并不包括国家，权利内容并不包括主体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因为国家对于环境保护具有的是权力和职责，与环境权利相去甚远，而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属于传统财产权规定的范围，环境权利是与环境保护的需要相联系的。4我国公民环境权利的法律确认进路环境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权利在现实地受到威胁和侵害的时候，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我国面临的环境保护的形势是严峻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污染加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开始显现，土壤污染面积扩大，近岸海域污染加剧，核与辐射环境安全存在隐患。生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量大面广，石漠化、草原退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环境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制度层面公民环境权利的缺失有关，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目的和手段。在相对单一的环境行政管制方式下，公民的环境权利诉求未能充分实现，环境保护组织不发达，司法权力保护环境的成效不明显 (环境公益诉讼难以得到支持)。因此，我国确立公民环境权利，既是正本清源明确环境保护的真谛，也是环境保护的现实需求。公民环境权利的确认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达到有效调动社会力量以及司法权力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切实实现公民环境权利的有效保护，我们认为，在宪法确认以公民享有良好环境为内容的公民环境权后，可沿着两条进路对公民环境权利进行细化。一是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相结合，在以权力保护环境的立法中注人公民环境权利的内容。这些权利主要包括:(1)环境知情权。即公民对环境状况、国家的环境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等有关信息获得的权利。(2)环境参与权。即公民拥有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预测和决策过程，组成环保的团体，实施公益性环境保护行为等权利。(3)环境行政请求权。即公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后可以向环境行政部门请求保护的权利。对公民环境权利进行细化的另一进路是与传统私权相融合，将公民环境权利在私法上进行规定。这一类公民环境权利主要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清洁产品权、环境审美权、环境文化权、户外休闲权、避免噪声污染权等。法律确认公民环境权利的两条进路并不意味着公民环境权的性质具有公私两重属性。公民的环境权利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相结合，即便是在保护公共环境利益的情况下，也并不意味着公民的环境权利具有公权力的性质。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框架内，公权力不能放弃，也不能通过协议而变更，而私权则可由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自行处分。公民环境权是法律确认并授予公民对自身的环境利益进行判断和做出处分的权利，因此本质上属于私权。同时由于环境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公民的环境权又区别于传统个体意义上的私权，具有公益性，因此公民环境权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私权—公益性的私权。正是公民环境权的这一特有属性，使得传统的私法救济和单纯依赖公权力的介人都不能实现有效的保护。法律既需要承认其公益性，也需要承认其私权性质，这正是我们主张法律通过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相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相融合这两条进路来确认公民环境权利的根据所在。法律确认公民环境权利的两条进路对于环境保护分别具有内在的推动机理。第一，公民环境权利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结合的进路，能够通过公民环境权利与环境行政权力的互动实现环境保护。首先，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行政请求权制约了政府环境权力的行使，能够有效地防治个别政府官员在行使环境权力过程中的寻租和暗箱操作，使得政府在环境保护过程中不能背离公民的环境利益。其次，这些权利还能引起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公民的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行政请求权在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从而通过司法权实现对环境行政权力的制约。再次，要实现对环境更为有效的保护，权力对权利的制约是必须的。公民环境权利是法律授予公民对自身的环境利益进行判断并做出处分的权利，但由于环境公共物品的属性，公民个人可能会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滥用权利，从而牺牲公共的环境利益。此时，政府环境权力就能够对公民环境权利进行干预或制约。如此，公民环境权利与政府环境权力的双向制约与互动，推动着环境保护在法制轨道上良性推进，从而实现对于环境的有力保护。第二，公民环境权利与传统私权相融合的进路，能够通过充分发挥公民的主动性实现环境保护。虽然传统私法的财产权、人身权以及相邻权的规定对于环境保护的作用仍不能忽视(特别是在对这些权利的侵害发生现实的损害时，对这些权利的救济能简洁地起到环境保护的作用)，但是，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环境审美权等公民环境权利的明确赋予，是直接针对公民的环境利益而做出的。相对于传统私权而言，这不但大大丰富了公民私权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标准，可以有效弥补传统私法对于环境保护的不足。公民在私法上有了明确的环境权利，就能更加关注自身的环境利益和对于环境利益的自觉维护。公民环境权利作为一种私权的发达，进而能促进民间环保组织的繁荣，使社会力量能有序地参与到环境保护过程之中，从而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此外，对于那些破坏环境利益的行为，公民或环保组织能有效地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就先，更为充分地调动司法力量进行遏制，这不但能实现对公民环境权利的维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