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为主题的论文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过程，经历酝酿、命名、确立、曲解、定义时期。随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新发展。根据这么长时间的学习和老师的讲解，我也粗略的列出几个阶段： (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在如何对待马列主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方法。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教条地对待马列主义，简单、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列主义与苏联经验，把马列主义条文与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实质上就是割裂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陈独秀右倾主义与随后出现的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就是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现实体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则注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和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并逐步学会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视角，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与深刻总结，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 (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与毛泽东的思想成为党的政治思想的主流。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1936年12月，毛泽东成为中央军委主席。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我党、我军的最高领导者。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发展了陕甘根据地，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毛泽东政治地位的确立及其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三)特定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三十年代末以来，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日趋式微，并最终于1943年解散，这就为中国共产党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客观上推动了党对确立党内指导思想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在国内，国民党积极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力宣扬“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大肆攻击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企图从根本上取消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这就需要党在政治上突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政治思想上树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反击国民党猖狂进攻的重要方法与内容。可以说，中国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孕育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产生。 产党人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也日益受到党内的信服与拥护，成为党内政治思想的主流。 而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快速稳步发展！接下来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的标志，是确立了中国特色民主制度模式和中国特色民主发展模式房宁教授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正在开辟一条新的民主道路，正在开辟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民主是有主题的。在当代中国实行民主，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实现人民主权，即保证国家各级政权代表人民、由人民掌握；通过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扩大和发展人民民主权利；保障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在中国，能够实现这三大目标的制度，才是符合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愿望的民主制度。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这四项制度中的每一项，都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中国特色民主发展模式的确立，也是新的民主道路的重要方面。清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取向和路径选择，我们至少可以辨识出中国特色民主发展模式的三项主要内容：一是通过发展基层民主夯实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生长点"上升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当前基层群众自治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已经被当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稳固社会基础来对待。二是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党中央发挥表率作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中央的重大决策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征求意见；进行了党代会常任制等党内民主的改革试点。因为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党内民主就是发展人民民主；因为党是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内民主的发展必将有效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三是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双轮驱动。十六大以来，在丰富民主形式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明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课题。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社会。[1]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过“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但他的思想和实践中有很多都涉及到我们所提倡的“和谐社会”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是我们宝贵的理论资源。 一、毛泽东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重要思想是和谐社会理论创建的重要前提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建设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政治方面，毛泽东立足中国实际，确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制度框架，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其目标是“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保证人民群众平等和真正当家作主。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体目标和合理途径进行了论述，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应当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提出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思想，这就是发挥中央和地方这两个积极性；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者的关系，绝不能只顾一头，要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方针。并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共同进步的社会。毛泽东对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的有益探索，对我们今天构建包括政治和谐、经济和谐、文化和谐、世界和谐在内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保证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体现在，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和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必须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把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唯一宗旨。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还强调要维护和保护好广大农民的利益，他曾明确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他认为，我们必须坚持城乡兼顾、共同繁荣，使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都实现现代化，使工人和农民都富裕起来。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密切了党群关系，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增强了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实践证明，我们党只有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动员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宏伟目标不懈奋斗。 总结最后一句话就是邓小平说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以上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得到的知识总结。

最好是自己写。。。抄得没有含义的啊。。。以后还是要背的。。不如自己写

政治冷漠，是一个政治参与相对应的概念，也就是在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中所表现出消极政治态度，即不参加政治生活，对于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的冷漠和不关心。一言以概之，就是政治不参与。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既然是政治动物，参加政治活动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事与愿违。经过多项调查数据显示，真正出于自主意识自愿参加投票、选举等国家政治生活的公民所占比例一直不高，尤其是农民，无论是政治参与的次数和参与的程度都很低。罗伯特·A·达尔也曾将政治社会中的人群分为无政治阶层、政治阶层、谋求权力者和有权者四类，认为现代政治社会中对政治事务极感兴趣，活跃于公共事务中的人往往是少数，而为数众多的公民则对政治持一种冷漠态度 。在现今我国一些农村中，虽然农民的政治素质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政治冷漠现象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一 、政治冷漠在乡村选举中的表现 当前在农村中，农民对于政治持冷漠态度的现象，主要集中在乡村选举、上级文件和举措的落实以及其他与村民眼前利益不相关的措施等等，本文主要从乡村选举中村民政治冷漠来说的。当然，自从我国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对农村实行“乡政村治”的自治建设，乡村社会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村民政治素质也提高很快。但是，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大国，很多措施的真正落实是要经过一个烦琐复杂的过程的。对于村民自治建设，虽然在局部地区发展较快，但是还有偏远地区、落后地区，这些方面做的还是很不够，有的甚至是没有变化。上级不给予重视，那么农民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更没有时间去领会上面的精神和政策了。这些地方农民的政治素质普遍比较低，对于政治的态度自然也不会十分热衷。 现阶段在农村选举中，这种对政治的冷漠态度主要表现在：对选举事务中的各个环节较少参与，既不关心，也不愿花精力;他们不去中心会场投票，对选举事件本身不感兴趣;不街头巷尾地讨论，甚至有的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对选举组织者的违规操作，即使知道了也不介意，这样就给一些人做手脚提供了方便;有的选民对上门的流动票箱采取抵制的态度，“我正在忙，没有时间投”，这些说法无不流露出厌倦的态度，好象选举是收“三提五统”等国家任务一样，是村干部“麻烦”老百姓的一件麻烦事。出于不感兴趣，许多村民对负责分发提名票和选票的工作人员说，“我不填，你看着填吧”。让别人“随便填一下”提名票和选举票，是一种“合法授权”，但这种“合法授权”反映出村民对村政的冷漠。 但另一方而，在现实中这种冷漠却又不得不受控于政治上的压力。也就是说，自己不想去或不愿去，但受到政治权力各方而的约束又不得不去，因而其最终的结果就表现为:在形式上每一个村民都不得不“积极”参加选举活动，但内心里，大多数的村民对选举活动越来越表现出厌烦和冷漠的情绪。以至有的学者不得不发出“厌选己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它是当前选举中而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一方面，村民的投票率在节节攀升，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95%多，另一方面村民的厌选，冷漠态度也在普遍增加。 二、背后的成因透视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不得不问，这是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导致选民厌选、不选的呢？政治冷漠背后的真正根源在哪？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透视： 1、成本收益分析，也就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生活在社会中人，首先是一个“经济人”，也就是说人都是有理性的，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参与经济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经济人”都会基于理性的思考，即要对于这一行为的后果作成本——收益分析。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经济主体就会去行动；否则，他们就不会去冒这个风险。当然，这是就经济学而言的，但是这一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政治活动。政治主体在作出某一政治行为之前，也会基于理性的思考，对收益——成本进行分析。当预期收益大于成本，就行动；否则，就作罢。 从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来看,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居于世界后列。20多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各种利益群体在现代化经济运动中不断涌现、分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客观上形成了城乡在占有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上不平等的差异,这必然影响到了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在农村,大部分地区才刚刚脱贫,人均收入很低,资料表明,199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160元,而城镇居民的收入达5425元,收入增幅高于农民个百分点。在一些偏远地区,甚至有农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他们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过问政治,贫穷是制约他们参与政治的首要因素,而一个公民是否参与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报酬的估量,当一个人从事政治活动得到的报酬低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得时,他就不大可能介于政治。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参与只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个人能够通过移居城市,获得地位较高的职业或者改善他们的经济福利等方式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这些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参与政治的替代物。”所以当前我国农民对政治的普遍冷漠和对经济的更加热衷是情有可原、不足为奇的。 2、制度效应分析，可以说是从政治学角度分析。当前我国从《村委会组织法》实施以来，虽然，这已经有了实施法，但是这只是一个组织法，还是不够的。当其落实到实践中，又会面对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其实施路径偏离应有轨道。从这一点来看，当前我国村委会选举中还是存在着很多制度弊病的，这主要体现在程序法的欠缺，从而引致一系列问题，如贿选问题、家族势力问题、打击报复行为等等，这极大地影响了选举的公平、公正进行，损害了选民的政治热情，最终也会导致对政治的冷漠、不关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行村民自治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在一些具体制度上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大都缺乏有效的方式、途径以及可操作的稳定保障措施而徒具形式,在贯彻执行实践中也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颇。现有的选举制度在选举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行使,选举“搞形式”、“走过场”,不尊重农民权利和意愿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方面也没有处理好自治组织与党组织的关系,往往有党包揽一切的现象。部分地区出现村委会职能异化,功能不全,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形同虚设,无法真正起到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不能真正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反映广大农民的愿望和呼声。“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情况在个别地方还继续存在,许多农民的利益要求通过政治参与也得不到满足,这导致了政治参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造成农民政治参与的挫折感。另外一些乡镇的党政机关干部,严重脱离农民群众,高高在上,与农民的交流、协调与沟通严重教条化,甚至官僚主义化,致使农民对政策的要旨不理解或缺少理解。这一切都大大淡化了农民的政治责任感,导致政治参与多为动员式、被动式,而缺乏以互动为基础的积极参与,最终形成对政治的冷漠。 3、文化层面分析，也是从其文化底蕴来考虑。勿容质疑，一个社会的文化背景会极大地影响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主体”的行为趋向。这一点在亨廷顿的政治学著作中都有很好的说明。当然，在农村的政治活动中，文化底蕴也是很大的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农村中政治冷漠现象都是由于我国改革前的文化背景决定的，这种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有其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影响,许多落后腐朽的封建意识观念在我国广大农村根深蒂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 几千年来形成的“权威崇拜”、“官本位思想”、“清官心理”、“与世无争”等复杂的以小农意识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深深地积淀在农民的内心深处它们仍然影响着当代农民的心理行为。因循守旧、安于现状被动接受命运、不思进取的心理习惯严重地束缚着广大农民的行为选择。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加上当前农村一些不合理现象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部分农民政治心理的滞后性和复杂性。再加上他们民主意识差,对一些政策方针和村里的事务缺乏了解和参与的热情,即使知晓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只是把这些事情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三、解决路径之思考 首先，我们需要从经济上着手，也就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自从去年开始，党中央和国家就加大力度来发展农村经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更加明确将“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可见，当前农村建设已经成为了一个迫切的任务。急需我们抓紧、抓实、抓好。 关于如何建设好新农村，陈锡文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首先从基础设施着手，只有提供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工具，才能推动农村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同时，对于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资金，也不能光靠国家的支持和投入，我们需要拓展渠道，广泛利用各地现有的资源优势和吸引外资，这样就将内外因素结合起来，推动农村经济更快地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使得农民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经历去从事政治活动，享有自己的政治权利，履行自己的政治义务。随着人们政治素质、意识的提高，农民也会发现不能仅仅局限于眼前的利益，通过政治活动来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其带来的长远利益要远远大于当前的小恩小惠。 其次，加强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是农民认识到自己的政治权利。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了解到，现阶段在农村选举中，虽然有了实施法，但是还缺少程序法。正是由于这一制度缺陷，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交易成本”。当前，面对这一制度缺憾所造成的损失，制度变迁在所难免。需要我们对当前的制度进行完善、变革，以推动预期收益大于所造成的成本的损失。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村委会选举中存在着很多弊病，如贿选、家族势力、打击报复等等。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在制度上加以规范，使得选举程序趋于制度化、规范化，以致于更加严谨，致使那些不法候选人无法钻法律的空子。这些程序的规范化，也使农民在参加选举之前，了解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从而对选举有个更好认识，不至于认为“选举，不选举都一样”。 再次，加强农民的思想文化建设，转变思想观念。有一点，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在当前的农村社会中，主要是针对那些留守在农村的人们（除出外打工的），他们所受到的教育还是很有限的，其主要接受的教育还是来自老一辈流传下来的东西，这些教育往往是不适应我国当前农村发展的实际的。特别是那些“权威崇拜”、“官本位思想”、“清官心理”、“与世无争”等复杂的，以小农意识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这些在当代的农村还占有一定比例，因而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 对于这些留有顽固思想的农村村民，我们当然不可能指望很快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但是，我们需要通过一定的措施，加快这一政治社会化的程度。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因为一定的基础教育可以提供给农民政治社会化的条件，使得他们更好地了解政治，认识政治，接触政治，进而认识到通过参与政治可以更好地维护其政治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加以引导，上面已经提到了制度化建设，但是，制度化本身不是目的，其最终还是要服务于政治素质的提高。这就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加以引导、宣传、教育，单单的文件分发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深入基层进行精神传达。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政治宣传到位，也只有如此，才能使选民真正祛除政治冷漠的思想意识，从而积极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为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加油、打气。 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