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与文学论文题目

巴蜀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巴山蜀水有直接的联系。对于巴蜀子民，由于地处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气候湿润，物产丰富， 社会生活相对安定。人们自然容易安于富足，重土难迁，与政治中心远离，形成所谓“ 盆地意识”，容易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而缺乏开放性。但也正是因为巴蜀四塞封闭的盆地环境，激励、培育了巴蜀人冲出盆地，开放与兼容的“集体文化性格”。      西汉时期的司马相如、扬雄一系及唐朝时期的李白，于其性格与文作都可窥见巴蜀文化“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且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与兼容的“集体文化性格”成为了巴蜀人最大的特色。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生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 卒于汉武帝元狩六年( 前117年 )。年青时他被文翁派往京师研读“ 五经”，走出了巴蜀。司马相如投在梁孝王刘武的麾下，结识了枚乘这一辞赋大家，为其日后创作《子虚》、《上林》 等著名大赋奠定了基础。到汉武帝时，他的《子虚赋》让汉武帝发出“恨不得与这位作者同时”之叹，他也因此实现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甚至因此确立了他在汉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司马相如文学生涯的发展过程 ，体现了巴蜀人走出了四塞封闭的盆地环境之后，善于学习，善于吸收，眼界扩大，且极具开放性与兼容性。       司马相如与扬雄赋的文章创作，是在开放性之下吸收了南方楚辞艺术的结果。如其赋中瑰丽的想象、华美的词藻、恢宏的气势都带有以《 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艺术的特征。宋洪迈《容斋诗话》有云“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扬子云《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此为结构运用之兼容。刘勰评价相如赋曰：“及《离骚》 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 嵯峨’之类聚，‘ 葳蕤’之群积。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此为语言运用之兼容。       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也能在一片歌颂声中不忘针贬之责，不忘讽谏之意。如《上林赋》所展示的天子游猎场景及篇末的讽谏是司马相如不忘针砭；《羽猎赋序》中“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之。”乃扬雄不忘讽谏。这也是巴蜀人封闭之外，开放之余地进行的新的创造。       巴蜀有既富且险的特殊自然条件，地势险要，经济发达。《华阳国志·序志》曰：“西土险固，襟带易守，世乱先违，道治后服，固逃逋必萃，奸雄觊觎”。又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蜀中斗绝，易动难安”的说法。带有封闭性的巴蜀地理环境，养成了巴蜀人高傲、叛逆、敢于抗衡的性格。司马相如“常托疾避事”，不与汉武帝当庭关系过密；扬雄“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不拘礼法、不畏权贵、豪放不羁、大胆叛逆。       李白不拘礼法、不畏权贵、豪放不羁、大胆叛逆的性格可说因巴蜀“封闭”的环境而形成，然而李白的思想却是如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书中写的“李白的思想……基本是儒、释、道三家的混合物”这是因为他自小生活在复合型、杂交型的巴蜀文化氛围之中。李白也因此得以吸收各家所长，开阔心境与眼界，解放思想，在诗歌创作上取得辉煌成就。除此之外，李白能在诗歌创作上取得辉煌成就还得力于巴蜀文化的兼容性。       “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东涉溟海,南穷苍梧,北至幽燕,西去陇右,祖国的名山大川都留下了李白的足迹。广泛接触了中华各地域文化：南方的楚文化、吴越文化,北方的齐鲁文化、燕越文化、三秦文化。”李白诗歌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想象奇特而夸张，这是因为他曾在楚文化的腹心地带“酒隐安陆，蹉跎十年”。李白离楚后，又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重视传统，重视伦理，质朴务实，富于进取的鲁文化地区长期定居，故而成就了其积极的入世思想。       “李白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有先有后，有深有浅，有主有次，但影响最深的仍是巴蜀文化。”因为巴蜀文化的“封闭”性，他不拘礼法、不畏权贵、豪放不羁、大胆叛逆；因为巴蜀文化的“开放”性，所以他浪漫而积极。       无论是西汉时期的司马相如、扬雄，还是唐朝时期的李白，都受到了巴蜀文化“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特点的影响，也可从中看出巴蜀人开放与兼容的“集体文化性格”已具雏形。

抗震救灾，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我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不过已经毕业了！

巴蜀文化  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中国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庆的巴所代表的文化。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 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铜兵器和铜印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地方文字。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获得新的发展。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为天府之国。四川自古盛产蚕桑，丝织为中国之冠，汉时成都即成织锦中心。由于锦缎驰名，锦城成为成都的代称。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蜀道难久为人知，但巴蜀创造的栈道却是一种奇迹。它不仅沟通与中原的往来，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艺术风格独特。川剧是其特有的表演艺术，语言生活气息浓厚，幽默风趣，尤以帮、打、唱紧密结合，川剧高腔最具代表性。四川人很讲究吃的艺术，川菜特点注重调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葱、蒜，味醇厚，人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名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文化有明显的交流与兼容：一为荆楚文化，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诡浪漫，以《楚辞》为圭臬；二是秦陇文化，注意综核名实，讲究耕战和商业；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礼，看重历史，以《诗经》为准绳。巴蜀文化兼容了这三种因素：它接受荆楚文化而把《楚辞》发展为汉大赋；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学趋于发达；它接受秦陇文化而导致“陇蜀多贾”，工商业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而外，主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的辐射，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元代的双流人费著《岁华纪丽谱》曾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俗尚游乐是巴蜀人的一大特点。所以，巴蜀很早就兴起了旅游习俗，到唐宋时达到顶点。以成都而论，全年的固定的游乐活动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体出游，并与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结合在一起，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险幽秀之称：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阁天下险，夔门天下雄。经过当代的开发，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丽”的特色：九寨沟山水的神奇，黄龙山水的瑰丽，熊猫世界的趣，恐龙世界的奇，是今日旅游者领略的最大感受。从线路上看，有西北线的九寨、黄龙、四姑娘山、贡嘎山，有北线的剑门蜀道，有东线的三峡风光，有南线的蜀南竹海风光和泸沽湖探秘。整个巴蜀景观布局疏密相间，如金线穿珠，珍珠满盆，几乎每个县都有可供旅游的景点。

巴蜀旅游线最大的特色是雄险幽秀的自然景观，往往包含着人杰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剑门蜀道具有丰富的三国蜀汉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则天故里的文化内涵；九寨黄龙一线，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国蜀汉文化的内涵；泸沽湖具有“母系王国”的文化内涵；三峡一线则更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宝库。这是巴蜀旅游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刘备墓、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和诸葛武乡侯祠的合祀之地，但人们都用武侯祠这个名称来代称这几处遗迹。诸葛亮作为中国人民智慧的化身，受到万世云霄的崇敬，“武侯祠”这一称谓，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其中历史文化积淀的况味。从武侯祠出发，沿着当年刘备入蜀的路线，可以陆续拜谒大邑子龙庙、德阳庞统祠、绵竹诸葛祠、绵阳富乐山和蒋琬墓、昭化费祎庙和剑阁翠云廊，北出汉中可到沔县定军山诸葛墓和武侯祠。一路上我们尽可以领略历史淘尽千古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铁马金戈变为渔樵江渚的沧桑变化，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前后蜀时期是巴蜀历史上繁荣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时代。永陵（王建墓）为我们留下了这一时代的历史见证。永陵石棺上的廿四乐伎石刻是我们了解唐代音乐的极品，从中可体味清乐与龟兹乐相结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传的情况。前蜀和后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谁写下了留传至今的《宫词》，肯定可以引起在旅游中探索的兴趣。永陵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经科学发掘的陵墓，可供游人参观，这更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帝王陵寝秘密的兴趣。

三峡风光的雄奇壮丽，举世闻名，再加长江支流大宁河小三峡的青幽神秘，身临其境，自会使人们充分体会到妙如仙境的峡中神韵。三峡库区的考古发掘表明，三峡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当我们领略大溪文化的原始意味的时候，自然会引起我们对于洪荒远古的无限遐思。沿岸及上下游的丰富文化遗存，如丰都的鬼城、忠县的石宝寨、涪陵的水文石刻宝库白鹤梁，刘备向诸葛亮托孤的白帝城等，都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大江大水是巴蜀冲出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力之所在。当我们巡行三峡之中时，会对巴蜀人为什么从来向往走出夔门做出自身心灵的阐释。

位于长宁县和江安县的蜀南竹海面积有6万余亩，其中还有仙寓洞、龙吟寺等文化景观，既是大自然的奇观，也是邛笮人和僰人等蜀地先民世世代代辛勤的杰作。

岷山是古蜀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发源于岷山的岷江，自古称为“江源”，是蜀文化最先发达起来的地方。这里有人间仙境九寨、黄龙和大草原，有巍峨的四姑娘山，有著名的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和养殖基地，有古蜀文化的大量遗迹，有全国唯一的羌文化风光。游览岷山，不仅可以使我们体味山川的神奇秀美，更可以使我们领略古老的巴蜀文化的千姿百态。只要我们把山川旅游同文化旅游结合起来，我们就必然会有一次与一次不同的新的收获、新的感受。

怎样写?不了解一下历史,怎写?想天马行空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