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之研究论文

调解原则：调解贯穿于民事诉讼始终；自愿、合法基础上进行调解；不成要及时判决；调解一般应当双方自愿同意。但离婚案件，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调解。1、调解内容不受诉讼请求限制，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2、人民法院对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违约责任）的，应予准许。但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条款，人民法院不予准许。3、调解协议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者案外人同意为当事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案外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应当列明担保人，并将调解书送交担保人。担保人不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书生效。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强制执行。4、当事人就部分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就此先行确认并制作调解书。5、自愿的话还可以把法院对未调解部分的处理写入调解书。当事人就主要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请求人民法院对未达成协议的诉讼请求提出处理意见并表示接受该处理结果的，人民法院的处理意见是调解协议的一部分内容，制作调解书并记入调解书。6、当事人不能对诉讼费用如何承担达成协议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决定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的比例，并将决定记入调解书。7、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程序较为简捷，解决矛盾快，曾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学习借鉴。然而，由于关于制约和监督这项制度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较为滞后，当前已经暴露出许多诸如因违反自愿、合法原则而导致调解案件质量不高等问题，本文试想从促使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健康发展的角度就面临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方面作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面临的问题具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湖北某中级法院全市2000年审结民事案件16500起，其中调解结案7920起，占48％；当事人后来申请强制执行调解书和申请再审的3168起，占调解结案的40％。由此看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比例较大，这就促使我们必须对民事诉讼调解结案质量和调解制度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探索。 该院通过随机抽样调查100名具有民事审判经历的法官、100名律师关于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意见，结果有55％的法官和62％的律师认为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还突出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因为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作更多的让步为代价的。 2、不利于提高审判工作质量，因为客观上调解往往不需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只要当事人能达成协议就行，由此造成部分是非不分甚至违法的调解案件。 3、不利于培育当事人法律观念和诚信观念。调解中往往是合法有理的当事人向违法无理的当事人让步，让步方会认为执法不严，老实人吃亏；没有让步或让步较少的一方往往认为投机取巧、不讲诚信可以蒙混过关，甚至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4、不利于当前倡导的对抗式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上主要问题还是不自愿调解、违法调解现象比较突出，且难以被发现和受到追究。因为他们属于“隐形”违法，即除法官、当事人心知肚明以外，其他人或机关难以察觉。二、产生问题的原因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法官独立调解审判难，外界因素干扰作用较大，地方、部门保护主义作崇；二是法官素质不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受过审判专业训练；三是关于监督制约法官和当事人遵守“自愿、合法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调解原则的法律规定甚少，调解程序过于简单导致法官随意性很强，等等。但主要的客观原因还是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缺乏监督机制，也是本文想重点探讨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 1、再审条件过窄，如案外第三人、原审法院院长及审判委员会、检察机关都无权提请再审。譬如甲诉乙离婚案件，甲、乙针对财产房屋分割等问题已达成调解协议，但有意或者无意侵犯了乙兄丙的房屋所有权或者居住权，丙事后诉至法院。从实体上看，法院应再审改判；但从程序上看，法律没有赋予案外第三人的申请再审权，从而无法启动纠错改判程序。 2、调解生效后，当事人既使反悔也无上诉权，缺乏上级法院的监督。 3、调解无审级限制，任何审判阶段都可以调解。当一审判决结果对当事人双方都不利时，当事人双方往往不顾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利益，合意推翻原判决，通过二审调解来修正弥补给他们带来的不利，从而致使调解不合法，损害了司法机关裁判的严肃性。 4、缺乏确保调解原则实现的具体监督措施。如调解原则规定调解必须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但调解书又不要求写明调解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5、对法官违法调解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以及他人合法权益达成调解协议缺乏监督制约的法律规定。 6、调解协议和调解书的内容重复且缺乏法律权威性。 主观原因是法官的素质不高，特别是由于法官的主观心理作崇，也直接影响调解案件质量，其主要表现在： 1、偏袒心理导致法官压服式的非自愿调解。偏袒一方当事人，利用审判职权采取压制、胁迫等办法迫使另一方当事人放弃部分权利，使双方当事人往往达成一个表面上自愿合法其实并不公正的调解协议，其实让步当事人是哑巴吃黄连，有苦在心里。 2、功利心理导致法官“和稀泥”式的无原则调解。调解结案快捷又安全，得不到上级法院的监督，导致部分法官不履行审查调解协议的职责，不管调解协议是否合法，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是否应该受到追究，只要能够调解结案，就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甚至有时将这些违规违法行为作为调解的筹码。这种“和稀泥”式调解，往往导致达成协议后当事人（包括第三人）反悔，协议不能履行，拖延了诉讼，同时也助长了违法犯罪，削弱了法律的惩戒功能。 3、趋利避害心里导致马拉松式的无限期调解。拿得准的案件，调不好就判，甚至不调就判，片面追求诉讼效率；拿不准的、难判的案件拖着不判，调解结案。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调解不成的应及时判决，但没有限制调解期限。三、解决问题的对策调解的成功最终依赖于当事人双方同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法官必须遵循调解自愿原则。但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自始至终起着主导作用，当事人处于受支配地位。这种客观上的主从关系，决定了民事诉讼调解监督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践中，在如何正确处理既要充分遵循当事人处分权又要充分行使民事裁判权的关系方面，确实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措施。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第一阶段即近阶段应该在强化当事人“权利应受保护，义务应当履行”的观念上下功夫，完善关于确保调解原则实现的监督性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第二阶段逐渐形成一种有利于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审判干预为辅的诉讼和解审判机制；第三阶段通过严格调解监督程序，简化判决审理程序，从程序和实体上不断缩小调解和判决的距离，最终完成民事审判方式由传统的“调解型”向“ 判决型”的转变。近阶段完善民事诉讼调解监督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应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 (一)明确调解范围 用排除方法明确民事诉讼调解范围，不适用调解的几类案件有： 1、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案件； 2、受害人未参与诉讼的案件； 3、有一方不同意调解的案件； 4、调解协议违反法律法规的案件； 5、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 6、民事行为无效应当采取罚款、追缴或其它民事制裁的案件； 7、以当事人无处分权为标的的案件。 （二）补充完善能够确保“自愿”原则实现的规定。 当事人自愿调解是法院调解的本质要求。如果让步是自愿作出的，无论让步的幅度有多大，也不会与合法性发生冲突。但若让步并非出于权利人的自愿，而是在法官或者另一方当事人或明或暗的强制下不得已而作出的，则调解协议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因此，法院调解工作能否健康发展，调解功能能否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保证自愿原则实现的法律监督措施。 1、明确规定禁止当事人之间采取以强凌弱、威逼要挟等不正当手段达成所谓的调解协议；禁止法官采取强迫、威胁、施压、拖延等方法让当事人产生心理压力从而接受调解协议。将此作为司法解释让当事人知晓很重要。因为在调解无效即行判决时，当事人往往担心拒绝调解会招致法官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判决，因此，最后只好违背意愿地迎合法官的调解意见。 2、规定调解书生效后，有充分证据证明另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直接影响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调解书的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一方当事人可以提出反悔，要求法院判决。 3、规定受案时应告知当事人双方的申请调解权，并要求愿意接受调解的在法定时间内必须递交书面申请，有一方当事人不书面申请调解的迳行进入判决程序。这一规定主要是保障尊重原告的诉权，有效防止法官压服原告搞变相调解、行政和解和非自愿撤诉。 4、规定调解书必须简要写明调解的过程和当事人放弃让步的权益内容，以约束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循自愿调解的原则，同时敦促当事人积极履行调解书所规定的义务。 5、规定调解书必须写明若一方当事人迟迟不履行调解书所规定的义务，则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追加执行原在调解过程中已经让步放弃的合法权益部分。过去，合法权益受损失一方当事人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诉讼目的，对自己的合法权益作出较大的放弃，但对方当事人为了拖延时间作出虚假承诺，而达成所谓的调解协议。当调解生效，便拖着不履行，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意义。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受损当事人已无法申请执行原来因调解放弃的合法权益，而被申请执行人以合法的方式从而侵占了这部分不属于自己的利益。 6、规定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制度，确保他们真正自愿地和对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弱势群体在诉讼费用、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往往受对方当事人胁迫而妥协答应实际上不平等的调解协议。法院应该视其困难情况在诉讼费用和法律咨询等方面予以援助，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三）补充完善能够确保“合法”原则实现的法律规定。 1、规定调解书生效后，对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出现违反法定程序或审判纪律，导致调解协议明显不公的，所附条件未成就或所附期限届满时义务人仍未履行的，当事人（包括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反悔，要求法院裁定调解无效，再行判决。 2、规定具有下列调解协议内容的调解书无效：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非法行使处分权，直接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且无法补救第三人损失的；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的；除当事人自愿行使处分权的以外，违反实体法规定的；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等强行性法律规范的。明确这些司法解释，让当事人知晓明白双方协商调解必须遵循合法原则，也可以引导当事人监督法官调解必须遵循合法原则。 3、规定调解期限。为了提高诉讼效率，避免法官和当事人无故拖延诉讼，无休止调解，在现有审限期内再限制规定调解期限和次数，超过法定调解期限不能达成协议的，迳行判决。离婚案件除外，因为离婚纠纷案件原因复杂，变数很大，如果法律不给予他们极其充足的调解和好的机会，那么就很有可能导致不该离的离了婚，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4、规定对恶意调解当事人的处罚条款 。有的案件当事人恶意串通，为逃避债务以诉讼调解方式转移财产，规避法律责任，损害了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利益，如假离婚、假抵债、假清偿等。对这类调解案件，一旦发现不但裁定调解无效，而且视对其他债权人损害利益大小予以相应的民事处罚；属于其它部门主管的案件，应该依法移送，否则追究法官的审纪责任。如果对他们不予制裁，那么就会产生鼓励违法、自毁法制的负面效应。 （四）补充完善确保“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实现的法律规定。 “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有不少学者主张废弃，笔者不敢苟同，其理由是：该原则可限制法官“和稀泥”调解，确保调解合法、合情、合理；有利于当事人对自身利益的权衡，通过理性思考达成调解协议；有利于调解由谅解性调解向平等性调解的转变，由庭外调解向庭上调解的转变。在实践中遵循该原则查明的事实，应该是重点针对有争议的事实，对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当然不须查明。过去没有规定调解书要写明调解理由和法律依据，考虑的是有利于当事人搁置争议，求同存异，提高法官工作效率。但现在某些法官调解不管是非曲直，只要当事人双方能达成协议就行，造成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反悔率越来越高，其中不乏有对法律法规和政策信息资源不丰富导致对自身权益合法程度不明的原因。如果我们强化落实这一原则的监督措施，就能促使法官在引导、指导这些信息资源较差的当事人深化理性思考，权衡利弊。现在明确规定调解书必须写明调解理由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可以解决以上问题。此举仅仅是给法官在认定事实、研究审查合法合情合理的调解协议方面增加了工作量，但笔者认为这是法官办理民事诉讼案件应有的题中之意。如果法官可以不弄清事实，不分清是非，那可真是糊涂官打糊涂百姓了。 （五）补充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再审监督程序的规定。 就目前民事诉讼调解监督问题来看，主要是关于违反调解自愿、合法原则两种情况的再审监督，而这种监督又过于笼统。因此应该补充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再审的有关规定。 1、补充完善民事诉讼调解申请再审的主体。案外第三人、检察机关、原审法院院长及审判委员会、上级法院作为启动民事诉讼调解再审程序的主体。 2、补充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再审的条件。当前全国法院正在贯彻落实审判监督会议精神，主要是从严掌握再审标准。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如何依法合理纠错？譬如说，调解生效后，当事人发现调解依据的其它判决书已被撤销，而原调解结果又确实损害了自己的部分利益，当时让步是因为有判例作依据，出于息事宁人。现在当事人申请再审，笔者认为应当再审，从本质上看原调解已违反了申请当事人的自愿。因为关于调解再审和判决再审的标准不可同日可语，因为前者的标准是是否遵守调解原则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180条规定：“当事人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这个规定过于笼统，实践中不好掌握。以下几种情况在审判实践中确实存在，而又难以启动再审，应该将其列入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再审条件，因为它们都很有可能导致调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不再审就不知道是否违反了自愿、合法原则。 一是审判活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有可能影响调解结果的。如非法剥夺当事人的代理权，公开审理案件未经法庭公开调查即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等。 二是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颠倒是非等违法行为且有可能影响调解结果的。 三是调解依据的重要证据系一方当事人伪造或一方当事人隐瞒足以影响调解结果的。 四是作为调解依据的有关裁判、调解、公证文书及鉴定结论被撤销或被推翻且有可能影响调解结果的。 五是调解结果和已生效的裁判、调解结果相矛盾且有可能影响调解原则的。 3、补充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再审的对象及程序。民事调解再审对象，原则上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针对原调解书涉及有关重大错误的方面，如发现原调解书侵害第三人利益的，审理对象应是关于第三人利益的争议部分。再审管辖程序，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原则上应由再申请人提出申请的法院承担，除出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司法公正由上级法院指定的以外。 （六）补充完善关于调解程序和调解文书格式要求的法律规定。 过去，双方当事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虽然达成协议签字了，但并没产生法律效力。按说这个签字协议应该是严肃而神圣的，然而等到法官制作调解书，当事人双方都收到且不反悔时才生效。往往双方收到调解书的时间差较大倒不说，遗憾的是往往一方当事人收到调解书后按照调解协议行事，而后收到的另一方当事人（包括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反悔，导致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权益，也损害了法院裁判文书的严肃性。如此结果，制作调解书、还有调解协议并要求当事人签字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笔者认为，应该废除调解协议签字制，建立调解书签字生效并开庭宣布制。即当事人双方调解达成协议后，法官不再制作调解协议文书，直接制作调解书，开庭宣布，当事人双方当即在调解书上签字生效。若当事人在庭上反悔不签字，则当庭即行判决。调解生效后不构成法定反悔条件的不许反悔。如此调解程序和文书改革，不但克服了以上弊端，而且还具有以下优点：一是减少了恶意拖延诉讼当事人的反悔机率；二是维护了调解文书的严肃性；三是提高了民事调解诉讼效率。（编辑：王艳婷）

浅析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民事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分为诉讼调解和诉讼外的调解。《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同时《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对诉讼外调解工作也进行了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如有违背法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 一、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制度 诉讼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主持并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的制度。自愿、合法的调解制度是在试行民事诉讼法的着重调解的基础上经改进而演化过来的。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用调解的方法解决民事纠纷，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成功经验。 1、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制度的涵义。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解释，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工作中，对于能够调解的案件，应当用调解的方式结案。但不适宜用调解的案件，则不应采用调解方式结案，例如使用特别程序的案件，确认合法有效或无效的案件。第二，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自愿”即当事人必须出于自愿而进行调解活动，以及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必须是出于其自愿，人民法院不得强迫当事人采取调解方式或达成调解协议。“合法”即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合法，以及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的过程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原则。第三，调解贯彻诉讼的全过程，即在诉讼的任何阶段，不论是第一审阶段，还是第二审阶段，不论是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还是开庭审理阶段，人民法院都可以酌情进行调解。第四，调解与判决一样，都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案件的一种方式。案件能调解的则调解，不能调解的或调解无效的案件，应当及时判决，不应当久调不决，要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2、诉讼调解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人民法院主持的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一方面，审判实务中大量的民商事纠纷通过调解结案。另一方面，诉讼调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受到立法者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在理论上存在以下缺陷：（1）诉讼调解软化了程序的严格性，会造成审判人员行为失范和审判活动无序。（2）诉讼调解软化了实体法的约束，导致调解结果的隐性违法和案件处理结果的不统一。（3）诉讼调解本身隐含着强制，与现代权利观念存在一定冲突。“权利至上”、“合法权利不容侵犯”的观念极受现代人们推崇。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民事诉讼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事审判的主要任务。但从审判实践中看，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被迫放弃部分权利甚至大部分权利为代价的。（4）当事人有权反悔调解协议与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有冲突。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调解制度也存在以下问题：（1）片面理解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庭审模式的改革，注重坐堂审判，忽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注重把矛盾化解在法庭上，忽略了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层。法官除了应做好与案件直接相关的调查取证、核实证据外，乡土社情、民风习俗也应了解，更要掌握当事人的思想情绪，采取果断措施甚至动员一切力量去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和维护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稳定，是基层法院审理民间纠纷案件的首要任务，也是最令基层法院法官们担心和头痛的事。一旦在诉讼阶段中出现命案或引发冲突，就难向社会民众交代。坐堂审判如何提高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当然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但善于调处民间矛盾纠纷也是基层法官的必备基本功，而后者恰恰是法官综合素质的表现。基层法院、人民法庭面对的当事人，大多缺乏法律常识，许多人没有聘请代理律师，如不做细心的疏导调解工作，尽管判得很公正，受不利判决影响的当事人也总怪法官乱判，心理上难以承受而与法官对立和缠讼。（2）片面强调直接开庭，该做当事人工作的不去做。有的法院把直接开庭率作为考核法官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指标，并规定调解只能在开庭审理中进行；有的法院规定法官开庭前不准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见面；也有的法院规定由立案庭将所有案件一律排期开庭，并规定在开庭前三天才能将案卷移送审判法官。这些新举措的目的是防止审判法官偏听一方、先入为主及不廉洁、办人情案等，本无可厚非，但这些禁令的负面影响是阻止了法官的调查研究，削弱了调解功能的发挥。（3）片面追求当庭宣判率和当庭结案率，庭审调解流于形式。审判方式改革所追求的是公正与效率，就办案效率而言，只要不超过法定审限就应当认为是高效的。有些地方把当庭宣判率、当庭结案率作为考核审判方式改革的指标，层层下达到对办案法官的奖惩上，引起了攀比和作假；有的法院内部规定了比法律规定更严的审限，这些做法无形中又把诉讼调解锁定在开庭审理中。 3、对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笔者认为，改革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势在必行。总的想法是：在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规定下，结合法院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法院内部机构的重新调整和职能的重新划分，特别是大立案制度科学建立和有效运转之后，将法院调解独立出审判庭之外，在立案庭设专门调解机构，由其专行调解。其运转程序是：法院立案以后，可以征求当事人意见是否同意调解，当事人同意调解的，案件交由调解机构在规定的期间内调解。在规定期间内调解不成的，案件转审判庭审理判决，审判庭不再主持调解。如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除原告撤诉的外，当事人可以申请“合意判决”。此方案一方面隔离了审判人员与调解人员身份上与对案件处理意见上的沟通与联系；另一方面，减轻了审判庭的案件压力，避免案件久调不决，也使审判庭名符其实。当事人一旦达成调解协议，即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不容反悔。调解书送达适用判决书送达的有关规定。如有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在规定的期间内提出确认无效或撤销之诉。 二、诉讼外调解（人民调解） 诉讼外调解（人民调解）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国家的法律、政策，以及社会公德，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促使纠纷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工作原则。诉讼外调解虽然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进行了规定，但它不是民事诉讼的组成部分，但与民事诉讼有密切关系，人民调解是民事诉讼的一道防线，有些民事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解决了，就不再通过诉讼解决。诉讼外调解是我国司法工作的独创，依靠人民调解组织解决民间纠纷也是我国的独创，它被西方一些学者称为“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据司法部基层司的统计，过去全国人民调解与法院民事审判案件的比例为14：1，即调解解决14件，诉讼1件，现在这比例已下降到大致为1：l左右，即调解解决1件，诉讼1件多，这种状况表明：一是诉讼外调解发挥了诉讼调解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诉讼外调解在现阶段发展的潜力巨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如何对调解员的选任、培训及调解工作进行规范，如何更好地发挥好诉讼外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都是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在新形势下应该认真研究的课题。 1、诉讼外调解与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有以下两点重要不同：第一，人民调解不是诉讼的必须程序。民事纠纷发生以后，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方式调解解决的，必须出于自愿，必须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第二，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政府和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负有指导的义务，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诉讼外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受人民法院的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如果有违背法律的现象，人民法院有权予以纠正。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 2、发展诉讼外调解制度的动因分析。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从历史的统计来看，虽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导致这项制度在理论上有反对者，实践中有滥用者，存在一定的争议。而诉讼外调解的理论依据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处分原则，因此积极开展这方面工作不存在理论问题，实践中也消化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发展空间广阔。具体说，发展诉讼外调解存在以下动因。（l）提高效率的市场动因。调解虽有费用，但比起诉讼来，花费少得多。诉讼往往几经反复，数年不决，不利于商事活动的进行，“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千古不变的规则和调解的低成本，是推动了调解工作发展的市场动因。（2）相对灵活的操作方式。因为诉讼外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它不仅考虑要符合法律规定，而且还要考虑其他法律以外的因素（如人情），特别是要考虑未来发展的因素，是一种互谅互让向前看的和解方式，并且当事人可以预知其结果。而诉讼则只考虑事实和适用法律，灵活性小，双方当事人难以预知其结果。（3）和为贵的社会动因。诉讼外调解可以使双方当事人保持和睦关系，特别是对于邻里之间、合作伙伴之间，更是如此。而诉讼则往往撕破面子，把关系搞僵，不利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思想下的处世原则，在实践中很多人选择了调解，社会和法律也给予了很大支持。（4）减轻法院负担的要求。市场经济越发达，交往方式越复杂，则矛盾纠纷越多。特别是经济快速发展及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已使矛盾纠纷增加，法院不堪重负。解决法院负担的最好办法，就是发展诉讼外调解，分流案件，把大量的纠纷解决在诉讼外，法庭内的负担自然就减轻了。 3、对诉讼外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加强。由于诉讼外调解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巨大，加上改革诉讼外调解制度的空间巨大，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上收益也远远大于成本，因此发展诉讼外调解制度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国诉讼外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加强有以下几个重点：（1）应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工作。人民调解工作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是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工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指导下，人民调解工作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等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这就从国家根本大法上确定了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也有规定。长期以来，在人民调解的工作实践中，虽然有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建设中已有一定地位。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条件下，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类型可以看出，利益矛盾已占绝大部分，基层群众之间的矛盾已占主导地位，这些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的存在，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社会的健康发展和政权的稳定，必须及时解决。我国目前约有各级调解组织近100万个，人民调解员1000多万人，这是一支十分庞大而又可以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队伍，他们在化解广大城乡基层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来说，社会矛盾纠纷应该尽可能地依靠社会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只有当社会解决不了的时候，才动用国家强制力（如公安、法院）来解决，这样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调解是我国社会矛盾纠纷机制中的有生力量，应该成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第一道防线，人民法院则是最后一道防线。否则，不仅效果不好，而且也使法院不堪重负。（2）赋予诉讼外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要使人民调解发挥好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就必须首先解决好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笔者认为调解协议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我国法律对此尚无明确规定，但也无明确的否定性规定。依据我国现行《合同法》总则和《民法通则》关于合同的定义：“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调解协议如果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确系平等主体之间在人民调解员的主持下自愿达成的协议，人民法院似应按合同对待，这样有利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基层大量的矛盾纠纷，也有利于我国诚信制度的建立。如果调解协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将严重制约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人民调解制度将逐步萎缩，人民调解的作用就得不到有效发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大量的矛盾纠纷仅靠诉讼来解决，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也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虽然《合同法》在分则中列举了买卖、借款、租赁、赠与等几种合同，但这不等于合同种类的全部。例如，保险合同就是用《保险法》来界定的，还有对诸如企业与形象大使的姓名、肖像使用合同，烤鸭店与农民签订的小鸭供货与成鸭回收合同，法律都无规定，当属无名合同。这些无名合同发生纠纷后，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都会按照法律的一般原则，根据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参照有关合同的法律法规进行裁定，但不会不将其视为合同。因此，人民调解达成的协议，多数都具无名合同特征，应具有合同效力。更何况我国现行《合同法》》总则还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它形式” .口头协议尚可作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员协助下平等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也应属合同，具有法律效力。（3）对于在一定期间当事人没有反悔的诉讼外调解协议，享受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根据以上分析，为赋予诉讼外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最有效、最直观的方法就是人民法院在行使司法审查权后，赋予合法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权。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行使司法审查权后，只要当事人的协议没有违法和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的内容应该有效，享受权利的一方当事人有权力依据该协议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里的“一定期间”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即在人民调解员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在书面调解协议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或者当事人自己在调解协议中约定一个允许反悔的时间，在该时间内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则该协议发生法律效率，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申请期限参照有关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自然人为一年，单位为六个月。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调解这一理念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追求和谐与调争息诉是中国传统学观的特质之一，它是我国数千年来的传统。直到它仍然在我国法律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国际上也有“东方经验”的美称。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指对民事案件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主持下，诉讼当事人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许可，以终结诉讼活动的一种结案方式。法院调解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法院调解是一种诉讼活动，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疏导工作的活动；其二，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诉讼活动，行使审判权，审理结案的一种方式，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①。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推进，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也日益显露，因此，应进一步改革完善调解制度，以建立现代化调解制度，进而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一、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法院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从案件性质上说，凡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适用调解方式解决；从诉讼程序上来说，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中，都可适用法院调解。因此，法院调解是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调解在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有效方式更是受到高度重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解调为主”的民事审判工作方针；1964年这一方针被发展为十六字方针，即“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②。至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调解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政策导向，但在该政策的指导下，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率，以至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强迫调解。为此，我国在1979年起草《民事诉讼法》时，对“调解为主”这项原则进行了修改，把“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这一原则的核心是要求法院立足于调解处理民事案件，但它仍然保持着调解为主、调解优先的基调，实践中仍有大量为盲目追求调解率而产生的强迫调解。因此，1991年4月9日我国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其中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理论界将其称为自愿合法调解原则。将调解规定在总则部分，避免了审判人员将调解误认为是开庭前的必经程序。自愿合法调解原则突出了自愿调解，从而使调解原则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本质。自1991年以来，审判实践中以调解方式结案始终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审理案件的一个重要手段。但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以及对法治的相对忽视，法院调解制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使其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特点。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调解制度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调解制度本身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如有的法院提出“强化审判，弱化调解”的改革思路，片面强调快审快结和当庭宣判率，渐渐显露出重判轻调的倾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我国的民事权益之争虽然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但是，以调解的方式妥善处理各类纠纷案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仍然具有判决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因为民事案件，一般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可以通过法制宣传教育，用民主协商的方法和思想疏导方法来解决，存在着进行调解的基础。当事人对发生争议的民事权益具有任意性，权利主体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行使和如何行使，可以自由处分，因而，民事案件存在着调解解决的可能性。从司法实践看，法院调解深受当事人欢迎，也是由人民法院的性质和职能决定的。为人民服务，替人民排难解忧是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采用调解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纠纷，是保护人民利益，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一种好的工作方法。实践证明，坚持和强调法院调解具有以下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法院调解的核心是通过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和说服教育工作，促使双方平等协商，互相谅解，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这样，纠纷解决得就比较彻底，也不存在上诉问题，调解协议也能够顺利履行。二是有利于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安定。民事纠纷虽属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当或处理不及时，也会影响当事人之间的团结，甚至使矛盾激化，影响社会安定。人民法院通过调解，采取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疏导的方法，提高当事人的法制观念和思想觉悟，平等协商，解决纠纷，能够不伤和气，增强团结，维护社会安定。三是有利于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守法观念，使当事人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人民法院调解的过程，也是向当事人和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过程。通过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使当事人和周围群众受到很好的法律政策教育，可以提高他们的法制观念，使他们了解什么是法律所允许的，什么是法律所禁止的，起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从而可以预防纠纷，减少诉讼③。二、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调解适用过于宽泛，有失法律严肃性。一方面，法院调解的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原则，贯穿于民事审判活动的全过程。法院调解可以在诉讼终结前的任何阶段进行，在审判实践中大致可分为庭前调解，庭审调解，庭后调解等。另一方面，法院调解无审级的限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此条规定显示：只要当事人自愿，不管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任何审级和审判阶段都可以依法进行调解。从表面上看，这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也是缓和当事人之间矛盾的方式，但实质上无审级和审判阶段限制的调解隐藏着许多弊端。法院设置二审、再审程序的目的是为了纠正一审或已经生效判决的错误，而不是为了再给当事人一次调解的机会。如一些当事人当得知判决对双方都不利时，他们可能会合意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规避不利的后果。当事人也可能通过调解的方式合意推翻一审的判决。因此，只要一审或已生效判决实体正确、程序合法，二审或再审就应当驳回上诉或申请，这有利于维护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也是严肃执法和维护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规定调解必须是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这与调解的目的和初衷不符，而且也与处分原则相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若照此来看，事实在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便是当事人双方已经达成调解协议的也不能结案。但我国法律规定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既解决民事纠纷又不伤当事人双方和气，即达到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而如果一味地强调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那么就会造成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如果这样，调解的效率和效益也会大打折扣，难以实现运用调解迅速、高效地解决民事纠纷的目的。而且此条款规定也违背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的原则，不符合现代契约自由的精神。《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调解是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也是处分自己权利的一种表现。由此，当事人在诉讼中，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是调解抑或是判决。即当事人在法院没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及不伤和气的心态，对事实不再调查，对责任不再追究，无论在何种程度上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都是当事人依法行使处分权的体现。因此，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不能构成调解的前提，由法院分清是非也无助于调解协议的达成。3、自愿合法原则在调审合一模式中的异化。自愿合法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自愿原则在实践中体现为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两层含义④。在程序上，这种自愿原则体现为当事人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或者同意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但我国现行的是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在民事案件审理中，法官担任着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而法官基于追求结案率或对错案追究责任等多方面的考虑，便会首当其冲地选择结案快、风险小、可规避法律问题以及省时省力的调解诉讼模式。在调解过程中由于其身份和地位上的优势，往往会使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调解，演变为在以法官主持引导下的强制性调解。虽然有些当事人当时不愿意调解，但一般最终还是会接受，毕竟现在的调解者就是将来的裁判者。在实体上，这种自愿原则应该体现为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调解下达成的协议必须是自愿协商的结果。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会利用其特殊地位向当事人施压，促使调解成功，这就容易产生强制合意。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协议虽然也是当事人同意的，但决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愿。合法原则是调解有效的前提条件，它也包括程序上的合法和实体上的合法。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这也就是说，调解可以在审判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进行，那么程序上的合法也就无具体标准了。这也给法官提供了过大的任意空间，从而导致一些案件反复调解、久调不决、诉讼率低下；尤其是在调审合一的模式下，基于法官的双重身份，更容易造成人情案、关系案，甚至可能侵犯当事人的权利。4、“反悔权”应用的任意性造成调解协议生效时间的不确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三款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第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据此规定可知，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其并无约束力，只有当调解书被双方当事人签收后才能生效，在调解书送达时，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以任何理由反悔拒绝签收，这就很容易让个别当事人将此做为一种手段不正当地予以利用。譬如，有个别当事人故意先达成调解协议，过后即反悔不签收调解书，以此试探对方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和底细，揣摩法官可能作出的处理结果。如此反反复复，把调解书当作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造成当事人拖延诉讼的借口。我国法律规定，调解书需经当事人本人签收后才生效。因而不能用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即使委托送达和邮寄送达也存在诸多不便。而且按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以最后一方当事人签收时间作为调解书的生效时间。当一方当事人先签收时，调解书有无效力以及何时生效都不确定，而后一方当事人在签收时就有更多的时间对调解书内容进行权衡利弊，造成了客观上的不公平。有很多案件，虽然当事人在法庭上达成了调解协议，但调解书很难快速送达到双方当事人本人，使调解协议的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民事法律文书“送达难”在我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5、法院调解的方式没有明确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未明确规定诉讼调解应采用的方式，在司法实践中用的最多的则是所谓“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即法官与当事人各自协商，在双方之间穿针引线，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上采用这种方式达成的协议大多数是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意思下形成的，这样便很容易出现“和稀泥”的现象，也让一些徇私枉法者有机可乘，造成一些人情案、关系案，极易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三、对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模式的思考要想改革和完善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现代的法院调解机制，提高诉讼调解功效，使我们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在调解程序中要充分体现自愿则，弱化法官的主导地位，强化当事人在案件调解过程中的主动权现行调解制度的本质是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调解程序的启动和调解的内容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所以就要赋予当事人以程序选择权。对一审普通程序而言，进入诉讼程序后，选择合意解决纠纷还是审判，由双方当事人自由决定，并以向人民法院递交书面的申请为条件，法官无权主动召集当事人调解。调解协议的具体内容也应由双方当事人提出，并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法官不能以自己的职权身份提出调解方案，法官只作为一个公正、中立和消极的第三方，可以提出建议，可以为双方调解创造条件，以促进案件调解的成功。一旦当事人不愿用此种方式解决纠纷，案件即转入审判程序。对当事人的“反悔权”应加以严格限制诉讼调解是一项严肃的司法行为，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就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合法权利的一种体现⑤。如果允许当事人一再反悔，不仅损害了法院的权威，也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我国《民法通则》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而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双方为妥善解决纠纷，在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所以只要双方当事人在达成的调解协议上签字，该协议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样做不仅使调解协议有了明确的生效时间，而且还可以有效的利用现有的有限司法资源，加强法院对当事人调解的约束力，使当事人注重调解，明白达成调解协议的权利和责任，有效避免当事人滥用调解权和反悔权。3、缩减诉讼调解的范围诉讼调解在实际运用中的过度膨胀，是诉讼调解饱受指责和批评的原因。按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调解似乎可以运用于一切民事案件，而且在一审、二审及再审程序都一律适用。笔者认为此范围过于宽泛。建议对于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纠纷，如婚姻、抚养、赡养、收养、监护等均能适用调解，但对于涉及社会公益的民事冲突，如人事、公害等诉讼则不适用调解。而且调解具有反程序性和流动性，应把它维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内，这样才能保持诉讼的平衡而不至于引起混乱，诉讼调解才会恰如其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诉讼调解应仅限定在一审程序中适用。在二审尤其是再审程序中则不适用诉讼调解，因为再审程序一般是由指定的国家机关依法提起，是一种事后纠正程序，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有错必究，才能充分体现其程序价值，因此不应适用诉讼调解。4、规范调解的进行方式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重心在庭审上，调解工作作为活动的组成部分，也应当在庭上完成。当事人自愿同意调解的意思要表达在庭上，自愿解决纠纷的协议要达成在庭上，对于这“两头”之间的说服工作可以视情况灵活处置，能在庭上完成的尽量在庭上完成；难以在庭上达成协议的，则可以休庭，变换场所，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创造和谐的氛围，做深入细致的调和工作。这样既为当事人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提供了较严肃的氛围，又去掉了以往庭下“背对背”调解中存在的弊端。5、将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分离调审合二为一是造成违法调解、以判压调、强制调解的原因所在，直接影响到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和稳定性，所以应将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分离，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分离，这样做不仅能提高办案效率，而且能防止案件承办法官不公正、不廉洁现象的发生，保证当事人在案件调解过程中的主动权，确保调解功能的有效发挥。6、应将“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的条款在《民事诉讼法》中删去在诉讼调解中“事实清楚”毫无意义，怎样才能事实清楚？这只有等诉讼按法定程序进行完毕后才能得出清楚的结论，那么所有调解的案件也只有等到开庭之后方可进行。开了庭，查清了事实，一判即可结案，再进行调解还有多大价值呢？所以，既然自愿原则是调解的首要原则，也就没有必要非得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进行，当事人想怎样处分自己的合法权利就怎样处分，这才是自愿的真正内涵，《民事诉讼法》中“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的条款已显多余。民事诉讼调解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长期以来，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以其固有的灵活性及高效率，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虽然民事诉讼调解存在一些弊端，但它仍将是与审判并立的另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要使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适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对现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是十分必要的。注释：①沈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②邱星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③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④马原主编《中国民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7。⑤《改革与完善诉讼调解制度的思考》人民法院报。参考文献：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邱星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江平主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版。沈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马原主编《中国民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改革与完善诉讼调解制度的思考》人民法院报2002年5月13日。

他问的是和解，你说的是调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