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论文2000字

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入手

改革开放30年论文 试论经济全球化下改革开放三十年 摘要：20世纪中叶以来的全球化趋势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程度不同的挫折，客观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深刻的教训。它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对内改革、对外打开国门，大胆吸收和利用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就是在这样一种世界大势和时代要求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积极投身于世界经济的大潮中， 以改革实现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3O年来，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盛世” 之说为时尚早。许多挑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些还是相当严重的， 因此忧患意识必不可少。忧患意识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全球化；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 一、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改革实现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改革与开放形成了发展中的“双轮驱动”，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这一发展路径的成功在于体现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人们在重重迷雾困厄之中顿见一片社会主义“好山色”，即终于见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这是中国发展的经验，同时也启示了未来发展的道路。何谓“经济全球化”?就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的最本质、最一般的含义，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整个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生产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普遍建立，极大地加强了世界的联系和交往，特别是9o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 邓小平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一向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他认为，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认识不科学，对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采取一种排斥和拒绝的态度，关起门来搞建设，结果，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邓小平指出：“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在开放的世界潮流中，中国只有打开国门，主动参与全球化过程，积极扩大同世界的交往，才能得到过去难以得到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市场、资源和其他有利条件，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才能加速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从历史趋势的角度看，如果说开放的过程是全球化，那么改革的过程就是多元化。邓小平同志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指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破除各种束缚生产力的障碍，首先就是要通过改革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不同于以往那种以推翻某种社会制度或某个政权为目的的革命。但改革是要通过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以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其深刻程度和深远影响，又相当于一次革命。 事实证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功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崛起的关键。这一成功，可以归结为以努力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以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拉动国内改革。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意义上看，开放为要素的流入打通了道路，而改革既释放了国内长期闲置的低级和低流动性生产要素，又为高级和高流动性要素的流入形成了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条件，进而增强了开放对要素流入的吸引力。因此，改革与开放平行推进这种“双轮驱动”构成了中国在全球化中崛起。 二、在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改革开放的内涵要深化 以改革而论，应立足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符合市场规律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中国在这30年取得巨大的成就，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不过，这种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政府主导，或者说重商主义的特点。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在中国，许多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重商主义那样的以国家强力干预，追求国家财富积累的经济，或者像战后日本那样实行“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政策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采用苏联式体制的东方国家，人们往往对国家行政权力怀有敬畏崇拜的感情，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把它当成可以用以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寻租取利的“通灵宝玉”，不肯轻易放弃。于是，当改革进到中途，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市场化。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在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国企改革， “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做出决定以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这种行政垄断的做法是跟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六大指出的方向正相反对的。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三、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显著成果。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世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矛盾和困境也会在中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有些方面甚至还更为突出。一是继续保持经济长期较快增长的目标与经济规模已很庞大，人口、环境、资源以及技术瓶颈等制约趋紧之间的矛盾；二是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同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 以及区域、阶层之间分化加大之间的矛盾；三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与人民群众政治表达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要求不断提高之间的矛盾；四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与社会思想意识日趋多样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滋长之间的矛盾；五是在西强东弱长期存在，必须与资本主义共处并存、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自己与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之间的矛盾；六是中国实力的稳步增强和其他大国力图维护有利于它们的世界格局之间的矛盾；七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逐步富裕和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信仰危机、道德失范之间的矛盾，等等。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任务还很重，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建立起来，但还不完善，影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无论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还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都要求深化改革开放。目前，改革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20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上海作为中国的特大型城市和经济中心，则创造了开埠以来辉煌的业绩。然而上海在已走过的20年历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也曾有过曲折，在邓小平关于上海改革开放的重要指示指引下，以浦东的开发开放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契机，上海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 一、邓小平对上海改革开放的构想 邓小平对上海改革开放有着一系列精辟论述和重要指示，他的基本构想是：通过开发开放浦东，来振兴上海；通过抓上海的发展，来带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邓小平运筹帷幄，提纲挈领地指出上海加快发展的关键是开发浦东。他说：“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这是因为，浦东的开发开放，可以成为上海加快发展的突破口和先行区，使整个上海的产业结构、城市布局和基础设施得到调整和改造，使上海能够扩大对外开放度，这就为上海提供了一次不可多得的机遇，由此来带动上海的振兴，并把上海推到改革开放的前沿。 振兴上海，加快上海的发展，其根本目的还是要推动全国的改革开放，使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如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浦东的开放开放，也被赋予了同样的意义，即这不单单是关系上海的问题，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邓小平甚至不无遗憾地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这段话固然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谦虚恭谨的胸怀，但也点出了上海在全国改革开放一盘棋中的重要地位。鉴于上海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抓上海的发展，让其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有利于先进技术沿长江由东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有利于我国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的形成，从而带动全国的发展。这是邓小平统筹全局的英明决策。邓小平在明确上海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同时，还为上海指明了加快发展的具体做法。第一，上海要“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第二，上海要发展金融业。因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邓小平对上海金融业寄予厚望，说“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第三，上海要遵守国际惯例。邓小平指出，“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虽然上海起步晚了，但是邓小平却对上海加快发展充满了信心，相信上海完全可以后来居上。他详细分析了上海能够后来居上的有利条件，即：第一，“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同样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而工人阶级是其中的主力军。上海的改革开放得到工人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第二，“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上海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城市，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建设人才，迄今拥有各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近百万人。上海还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技术，使企业的经济效益都较好。这些都是上海加快发展所需的宝贵资源。第三，“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这是上海因历史发展而形成的人文优势。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同时又走向四面八方，他们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相处，经历了兼收并蓄、重炼再铸的过程，使人的反应程度与适应能力随之增加，善于包容和转换各种事物，形成了高度的开放性、敏感性和灵活性，产生了具有鲜明的上海标志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以及交往准则等，这就使“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第四，90年代是上海发展的一次机遇。从国际来看，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被打破，“和平与发展”正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亚太地区经济又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十多年，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特区开发已获得经验。因此上海遇到了加快发展的国际国内最好的环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992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强调，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你们要大胆地闯一闯。1993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又着重强调了抓住机遇的问题，他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有效地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近年来，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分配不公问题凸显出来。党和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调整分配关系。如连续7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年均增长10%；连续8年出台涉农“中央一号文件”，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三农”问题，惠农力度不断加大；“十一五”期间，各地平均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每次平均增幅；加大对低收入群众的帮扶力度，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覆盖，基本建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等等。这些措施开始取得积极成效，“十一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实际增长和，2010年农村居民收入涨幅自1998年以来首次超过城市居民。但也要看到，收入分配领域的很多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倾向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持续下降，普通劳动者收入长期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达倍；垄断行业收入明显偏高，行业间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09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工资是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工资的倍；“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大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