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病毒研究所周鹏论文

近期，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又流传着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一些猜测，诸如“新冠病毒人造论”“新冠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等。然而，国际权威机构及多数病毒学、免疫学领域学者均表示，这些猜测缺乏科学支持，迄今为止所有证据都表明新冠病毒并非人为制造。首先，现有科学证据已表明新冠病毒的特征是人为操作不可能达到的，只能是自然进化的产物。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等机构参与的国际团队3月17日在英国《自然·医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分析比对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多种冠状病毒基因组数据认为，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域与人体细胞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受体结合效率之高，是人类基因工程所无法达到的。此外，新冠病毒独有的分子架构也排除了它是实验室合成的可能，因为人们找不到一个类似的已知病毒分子架构来构建这种新病毒。“通过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数据与（其他）已知的冠状病毒毒株相比较，我们可以确定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过程。”领衔研究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副教授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在一份公报中说。其次，新冠病毒某些进化特征并非独有，科研人员在自然界可以找到相似进化事件，也进一步支持了它起源于自然的结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3月发布的一篇预印本论文说，新冠病毒刺突蛋白两个蛋白质亚基S1和S2之间的裂解位点有多个氨基酸插入，他们从云南蝙蝠体内所获冠状病毒毒株的S1和S2亚基之间也存在类似插入，这表明自然界完全可能出现此类插入。第三，科学家已在野生动物体内找到了与新冠病毒十分接近的冠状病毒毒株，表明这类病毒存在自然界宿主。迄今已知的与新冠病毒亲缘关系最近的冠状病毒是从云南蝙蝠体内分离的RaTG13毒株，与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一致性达96%；此外有研究显示，穿山甲携带的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亲缘关系也比较相近，尤其是在帮助病毒入侵细胞的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上与新冠病毒相似度高达，表明穿山甲可能参与了新冠病毒的进化与传播。参与前述国际研究团队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病毒学研究人员爱德华·霍姆斯日前发表声明说，冠状病毒通常存在于野生动物中，并经常“跃迁”到新的宿主身上，这是对新冠病毒起源最可能的解释。他说，野生动物中冠状病毒的数量、多样性和进化情况均支持新冠病毒是自然进化产物的观点，确定新冠病毒的确切来源需要对自然界中的动物进行大规模采样检测。此外，认为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的理由也很牵强。法国发展研究所热带病毒学专家埃里克·勒鲁瓦说，法国病毒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吕克·蒙塔尼耶等人认为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的理由是，新冠病毒基因组的某些片段与艾滋病病毒基因组的片段一样，但实际上某种病毒与其他病毒携有同样的微小基因片段很常见，因为基因组非常庞大。勒鲁瓦介绍，他们通过特定算法对比新冠病毒与其他病毒的基因组后发现，如果所关注的基因片段越微小，就越会发现新冠病毒与关系很远的病毒携有相似的片段。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法德拉·沙伊卜21日说，世卫组织目前正与两种“大流行”斗争，分别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和“虚假信息大流行”。多名专家也强调，要警惕“新冠病毒人造论”“新冠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等谬论背后的政治目的。法国免疫学家、新冠疫情科学委员会负责人让-弗朗索瓦·德尔弗雷西表示，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的假设是“一种不属于真正科学范畴的阴谋论观点”。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流行病学副教授哈桑·瓦利指出，有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利用有关谣言，“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给谣言生存空间”。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下属“帕斯捷尔”流行病与微生物学科研所副所长亚历山大·谢苗诺夫认为，有些人声称新冠病毒源自人工制造“是为了掩盖其卫生系统的无能或抵御疫情方面的过错”，这类说法实际上欲盖弥彰。

从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再到如今的新冠病毒，蝙蝠被认为可能是多种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为何蝙蝠长期携带冠状病毒而不生病呢？

一项发表于英国《科学报告》的研究以实验验证了蝙蝠细胞可和病毒长期共存的假说。研究人员让MERS冠状病毒对一种大棕蝠的细胞进行长达126天的持续感染，并通过检测蛋白质、转录体和基因等方式分析被感染细胞。研究发现，尽管MERS冠状病毒进入人体后会杀死人体细胞，但却可在蝙蝠细胞中与宿主长期“和平共处”。

研究人员介绍，一旦暴露于病毒之下，蝙蝠的“超级”免疫系统就会维持自然的抗病毒反应，该功能在包括人类在内的很多物种中都被“关闭”了。研究显示，与正常细胞相比，长期被感染的大棕蝠细胞中I型干扰素的基础水平非常高，可能抑制了病毒的持续复制。

与此同时，MERS冠状病毒本身也迅速产生了特定基因突变，从而适应蝙蝠细胞。被感染的蝙蝠细胞还具有抵御病毒重复感染的能力。综合上述原因，大棕蝠可在长达数月时间内持续携带MERS病毒而不患病。

但论文通讯作者、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微生物学家维克拉姆·米斯拉说，如果蝙蝠遇到一些压力，如感染其他疾病、被迫离开栖息地，其免疫系统与病毒的平衡可能会被打破，导致病毒增殖并可能向其他物种传播。

蝙蝠是上千种病毒的天然宿主，有研究认为每种蝙蝠平均携带种可能使人生病的病毒。研究人员曾分析一个含有2805种哺乳动物病毒的数据库，发现蝙蝠身上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的病毒数量最多，是排在第二位的哺乳动物——灵长目动物的两倍，啮齿动物排第三。蝙蝠可直接将病毒传染给人类，也可能会先传染灵长目动物等其他动物，再传给人类。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曾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说，他们发现新冠病毒与蝙蝠身上的TG13冠状病毒毒株基因序列一致性高达96%。TG13是迄今已知的与新冠病毒基因最相近的毒株，表明蝙蝠很可能是新冠病毒的自然界宿主。

尽管蝙蝠会携带多种病毒，但科研人员也强调人们不应将其视作“敌人”。西班牙《世界报》网站日前援引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科研人员西蒙·里珀格的话说，蝙蝠远非我们的敌人，它们在某些方面也有助于维护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比如，热带雨林中有的蝙蝠以水果和花蜜为食，从而帮助花卉传粉和播种。而欧洲的食虫蝙蝠则会捕食大量可能引发虫灾的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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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已明，群体性过度恐慌是最大的病毒

解筱文

中国的事情，怕就怕走极端，群体性忽左忽右。老祖宗的大智慧告诉我们，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方可长盛不衰。新冠肺炎初期，疾控部门和地方政府隐情不实报，大事化小，以常规手段“冷处理”，向外传达的信息是 “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结果事与愿违，造成后患，损失巨大，拖累全民买单。

而当疫情真相大白后，又急剧转到另一个极端。凡是涉及该病毒对人产生影响的可能被不断抛出，诸如眼睛结膜传播、粪口传播、人与人15秒可传染、气溶胶传播、潜伏期最长可达24天、病毒不怕炎热湿润天气等等观点，一些观点缺乏实证性数据支撑或为极小概率的可能。

也许很多观点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在今天这样异常发达的新媒体时代，这些新闻信息的极速扩散和聚合，让相当一部分群众心生恐慌。虽然一些观点也被后来辟谣，但受制于之前“人不传人”误导，很多人还是“宁可信其有”。这个时期，比病毒更可怕的其实是群体性过度恐慌。过度恐慌究其根本，其实是我们对此不知底细的恐惧。

当然，生命至上，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应该得到珍爱，不在灾难中的个体，很难体会到患者被病魔的折磨，很难体会到医护等一线人员的艰辛努力。对于他们，特别是患者，一定会有恐慌，特别是面对死亡的恐惧。但是，更多远离灾难发生地的个体，除了报以悲悯和同情，而无能为力之时，就应该更好的求生，心向美好，看到更多希望。

让我们看一组组数据分析，这些数据的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将此类比，虽有悖我们的情感，但是可以让更多的生者，以更加理性的心态面对，积极消融恐慌，科学坦然应对，主动参与抗击。

截至2月14日16时30分，全国感染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63940人，死亡病例1381人，全国确诊病死率为；武汉累计确诊病例35991人，死亡病例1016人，病死率；湖北省确诊病例51986人，死亡病例1318人，病死率；外省市区，确诊病例人数排第二的广东省，累计确诊1261人，死亡病例2人，病死率,北京市累计确诊病例372人，死亡病例3人，病死率。作为新冠肺炎发病原点城市，武汉市截至2019年末，户籍人口及流动人口共计1400多万人。按照累计确诊病例35991人计算，确诊概率‰，病死率十万。如果将由武汉发病而非武汉确诊就医人数统计在内（非武汉地区确诊和死亡的人数以50%计），确诊率‰，病死率十万。而2018年，武汉市自然死亡人口万人，死亡率‰。远离武汉的北京市，2018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全年人口死亡率 ‰，1998至2017年的20年间，一直在5‰左右。从中可见，新冠肺炎被确诊的概率、病死概率远低于自然死亡率。

再根据国家卫健委法定传染病疫情数据，2018年全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共报告法定传染病发病7770749例，死亡23377人。其中，呼吸道传染病发病死亡3163人，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死亡19332人。也就是当年呼吸道传染病年死亡人数超过目前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并且艾滋病等血源性传播传染病死亡人数远高于呼吸道传染病发病人数。

实事求是地讲，新冠肺炎确实存在难治疗、难防控，但是不代表不能防控和不能治疗。我认为，它一定有其规律，必然遵循我们已知的三个基本科学常识，即：随距递减原则、能量有限原则、能量守恒定律。如果这个病毒传播超越这三条常识，那么人类现在的科学认知恐怕要彻底颠覆！

第一，随距递减。该病毒作为一种物质，它的传播会随着离传播源的距离越来越远而逐渐递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各种隔离措施，拉大或阻断病毒传播距离。从地域看，原发地产生的患者，其病毒携带能量和传播力肯定远高于第二次及第三次等传播者，病毒能量总体处于层层衰减状态。这也就是在同条件下，源发患者病重，而二次传播患者较轻的缘故。这也就是专家所讲的，抗击的最后，病毒不断衰减，越来越弱，变成流感，最终人体适应性增强。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该病毒在传播中产生新的种种变异，若与其他物质结合，产生更大威力的病毒，我们怎么办？我想说，如果说该病毒是自然进化而来的，那么它距离上一次类似影响的“非典”才17年，这样的概率就又一次发生在中国，已经令人称奇了，如果在传播中还能短时期再变异成更厉害的病毒，那么不是某些人类有问题，就是大自然已经对这个星球失望了。

第二，能量有限。对于患者个体而言，无论是病毒“超级个体”，还是“普通携带者”，其携带的病毒总量有大小，但是一定是有限的，所散发传播的病毒量是一定的，绝不可能是无限度的。中国疾控中心、北京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等机构学者对截至1月26日30个省的8866例病例进行分析，日前发表的研究论文《2019年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中表明，新冠病毒（SARS-CoV-2）的基本传染数R0估值为（基本传染数R0指的是在流行病学上，在没有外力介入，同时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下降情况下，一个感染到某种传染病的人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个人的平均数）。对于社会大众，如果不能正确理性认知把握，当看到诸如媒体报道，某商场确诊一名患者，数千名群众居家隔离等消息，难免不引起更大恐慌。

第三，能量守恒。病毒作为一种物质，它必然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只能从一个载体传递给另一个载体，而且能量形式可以互相转换。无论西医，还是中医，或者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就新冠肺炎的病毒这种物质而言，其本身并不能消失，而是物质形态和能量形态的转换。病急处，西医主杀毒；病缓处，中医主调养转换。最终，不管是人工病毒，还是自然进化病毒，都要被人体适应，包容转换，和平相处。所以，一味地杀毒，并不是源头和系统治病和抗击。从发病源头的武汉和广州等医院的治疗效果看，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更佳。这对于治愈二次以上传播患者，以及其他地域非重症患者，中医将可以更大发挥优势，这意味着在实质性西医治疗药物以及疫苗未问世之时，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看家本领预防和治疗新冠病毒肺炎，以护佑更多人的健康，或许将探索出更多可能。

从上可见，我们无疑就没有更多理由过度恐慌。其实，群体性过度恐慌比新冠肺炎病毒更为可怕。因为恐慌，新闻发布中，官员数据反复出错、专家口误，这样必然影响决策；因为恐慌，社区人员，丢下送医的患者，让其在寒夜里不知所措，这样必然伤害群众感情；因为恐慌，加剧防控矛盾，造成人群对立，并且一些群众缺乏科学常识，如有人酒精消毒不慎，引发火灾等等，这样必然造成不必要的次生灾难和社会矛盾。

从公开的数据预判抗击新冠肺炎的周期，迎来拐点，全面制胜，绝非短期可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人需要强大的心理和决胜的定力，做好持久抗击准备。

截至2月14日16时30分，全国感染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是63943人，较昨日增加3698人；疑似病例10109人，较昨日增加2450人，治愈病例6928人，较昨日增加1282人。按照2月14日以来数据保守估算，从现在开始即使每天平均治愈出院2000人，最快治愈存量患者，最少需要天时间，假设这天内，每天确认患者平均又新增1000人。那么，还需要天，这一共则需要天。假设天后，再基本无疫情上报。那么，从现在算起，最快全面打赢阻击战，应该是3月底，当然这是理想状态，也是极为乐观的期望。参考与之相似的“非典”，曾持续大半年才全面搞定，而新冠肺炎从目前看，危害影响远大于“非典”，折中考虑，也应该在4月底或5月初。

虽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周期较长，但是就在2月13日三件大事，值得我们注意，也预示着正迎来曙光。

2月13日早上发布的疫情数据中，湖北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例，其中新增“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也就是湖北地区将新冠肺炎病例定义为实验室确诊或临床诊断确诊，这可以让病源集中地的更多感染者得到及时有效的隔离救治，防止了不必要的扩散，最重要的是盘清了患者底数。

2月13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两级党委一把手同时被调整，新的地方主要领导力量及时到位，这表明上面对疫情局势已有充分把握，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意志更加坚定。

2月13日晚，中国生物宣布已完成对部分康复者血浆的采集工作，成功制备出用于临床治疗的特免血浆。目前用康复者特异血浆临床治疗11例危重病人，治疗效果显著。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病情有望由重转轻，病死率进一步降低。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具有科学的判断和认知，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减少广大人民群众无谓恐慌。持续保持冷静、理性的心态，积极主动作为，坚持“两条腿”走路，注重科学防范，有序复工复产，尽可能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争取早日全力歼灭。

因为，集体性的过度恐慌会加重全社会的焦虑，放大病毒的狡猾和可怕，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解筱文：战略学者。主评时政、商业、铁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