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严复的论文

严复（1853-1921）是我国近代卓越的教育家、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他一生处于我国近代社会制度急剧转折和中西文化交汇与冲突的时代。严复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23岁被派赴英国留学，又熟悉了西方文化。与变法维新的其他代表人物相比，严复的优势和特点是：熟谙西方语言文字，能直接考察西方社会文化，可以直接阅读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并熟练地进行翻译和评介。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一系列西方社会科学名著。这不但宣传、引进了西方的重要新思潮，而且更有利于他本人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和评论。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的十三年里，严复全力倾注的实际事业，并不是政治变革，而是教育和翻译。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首先是政治活动家，那么，严复则首先是教育家，这是他在维新派中独树一帜的特点。他的指导思想始终是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这条主线基本设有变化和转折，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形势和体制下，他的思想和主张有不同的侧重和表现而已。对于严复的认识和评价，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作用与贡献。一、严复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1．开创近代“教育救国”的道路正是在1895年（光绪21年），中国近代史上签订马关条约这个屈辱性的转折年头，严复深受列强欺凌的刺痛，愤懑而深思，诉诸笔端，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政论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激烈地批判了专制主义的政治与文化，阐述了他的救亡图存和民主主义思想。这也正是他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他信奉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进化论，称赞斯宾塞将进化论原理应用于社会，推崇斯宾塞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判断民族之高下。他以此考察中国之现状，指出清王朝的腐败不堪、行将灭亡，因而极力主张变法图强。但是，他的变法主张，在方向上与康、梁大体一致，而在手段上有所不同。他并不主张从政治体制改革做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制，他认为国内“民质”、“民智”条件尚未成熟，因而主张走逐步改良、稳步前进的道路。他既有民族自强的决心，又认为不可操之过急。他的典型言论便是引证斯宾塞的话：“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必须“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这种“培其本根、助其成长”的途径和方式，便是教育，他主张从教育做起。在严复看来，变法维新，救亡图强，首先必须改变国民素质，从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入手，通过教育“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达到“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力之强”、“德行仁义之强”的目标。从理论到行动，他一直坚守教育岗位，努力从事思想启蒙、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和民主政制，做改变和提升“民质”的工作。在戊戌政变期间，他并未实际参加维新派的政治活动，而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保持相当的距离。这正是政治活动家与教育家的区别。严复的救亡图强的主张，与他的教育救国的理念是溶为一体的。他是中国近代教育救国道路的重要开创者，这条道路不仅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而且与今日“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也不无一致或相近之处。2.突破“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严复当时面临的基本格局是“中体西用”。洋务派思想家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1895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上已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术语。梁启超在所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可见不论是早期改良派或洋务派，“中体西用”已是流行的思维模式或惯用术语。这种模式不但为当权的洋务派所倡导，也得到清末朝廷的认可，已成官方模式和教育原则。“中体西用”的原则虽在打破闭关锁国和专制文化统治上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实际上是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主张“中西兼学”，实际上是要维护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儒家的纲常名教，藉口学习西方的某些科学技术和政策措施，拒绝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理论，企图挽救满清王朝的衰落。在严复看来，“中体西用”,就是治“标”不治“本”。他发起了批评和挑战。甲午战争的残酷现实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动摇了“中体西用”的原则，从而为严复理论思维的突破提供了契机。严复从进化论和实验科学的根据出发，分别对中学和西学作了认真的审视，并加以比较。他认为，从科学验证和中国救亡图存的切实需要看，中学中的科举、八股、宋学、汉学，以及词章小道等，属于“无用”、“无实”之类，应当束之高阁。他指出“陆王心学”貌似研究外物，实际只作“强物就我”的冥思苦想，“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与中学的这种弊端相反，他认为西学是面向社会和现实的，通过实践，讲究实验，因而使西方国家得以富强。他大力提倡的西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种应用科学以及哲学、逻辑学等。他甚至把“救亡之道”归结为“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严复的这种思想锋芒，直指传统与潮流，使他在一般政界和学界不免处于孤立地位，但他坚持全面学习西方，视为教育的当务之急，变法图强的正确道路。在维新变法时期，“中体西用”原则不但没有转变，反而有强化的趋势。到1902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这封著名书信中提出体用一致原则，进一步从理论上做了批判。他指出中国近代的学堂教育，“总其大经，则不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也。”（5）这种模式对中国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危害甚大。其错误就在于割裂了体、用关系。“体”与“用”本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两个方面。“体”属于事物的内在、本体的方面；“用”则属于事物的表现、功用的方面。二者不可分离。他引用江苏一举人的话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中体西用”论者则将中学与西学各自的体用分开，又企图将中学的“体”与西学的“用”相合，这是不可能的，只会使二者消亡。至于“政本艺末”之说，更是“颠倒错乱。”因为所谓“艺”即“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应是西学的基本内容，正是西方政治和教育的基础。中国的政治之所以“日形见绌”，不足以与之竞争，就因不以科学为本，而与社会的通理公则相违背。若“艺”指科学，则“西艺”应是“西政”之本；若“艺”不指科学，则政、艺二者都出于科学，如左右手一般，谈不上本末关系。中国学习西方之所以无效，往往由于当政者对科学一无所通，抓不住根本。这里他不但批判了“政本艺末”的观点，而且强调了科学在社会与政治中的关键作用，表明他把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作为中国教育的主要方向。这种理论分析,动摇了“中体西用”的模式，开创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贯穿着体用一致的原则。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要求“择其所善者而存之，”但新的教育原则应当“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中国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实际上他是要通过教育改革，建立以学习西方科学为重心的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新文化，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就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根本转变“中体西用”模式，启动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化转型准备了思想条件。3.制定“德、智、体”全面育人的方针严复把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的目标转向并落实到教育的层面，便是全面改革和提升国民的素质。他认为，若不改变我国国民的贫、弱、愚的状况，要实现民主政治、救亡图强，是不可能的。他主张竭尽全力，从教育入手，并且接受和发挥了斯宾塞的“德、智、体”三育学说，从三个方面改变和提升国民的素质，最早实施教育目标的全面育人。我国传统教育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培养人才的最高目标是“帝王之师”，因而倡导“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制选拔适合做官的人才。这种“官本位”的教育，是以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为核心的，在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上，偏重于旧的伦理道德，而忽视智力与体质。当然，更加忽视人的自由选择和个性发展。严复在激烈批判旧的封建政治和教育制度时，便酝酿新的培养目标。他之所以不主张立即实行民主政治的理由是：“民主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他已看到，要增进国民的自治能力，教育应从才、力、德三方面入手，进行德、智、体三方面素质的培养。这种视角直接来源于斯宾塞的教育思想。斯宾塞于1861年出版其教育名著《教育论》，即《教育：智育、德育和体育》，在西方教育史上明确提出了三育结合的概念。严复从1845年发表《原强》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介绍，引进斯宾塞的“三育论”，指出其“教人之术”是“以睿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并且说：“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他得出结论：“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这便是他改变和提升民质的三纲目，也标志着他的新教育体系的基本建立。三者之中，以开民智为“最急”，占据核心地位，以新民德为“最难”。但他认为“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他的这种立足于学习西方科学，以智育为核心的德、智、体三育相互联系的新教育观，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出使人全面发展的思想。它对梁启超的“新民”教育学说有重要影响。梁启超虽在“三民说”的具体内容上有较多的发挥，但基本沿袭了严复的提法，却是以德育为核心，有着更强的伦理色彩。严复以进化论和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正是克服了中国传统教育偏重伦理的局限，包含较多的科学与进步的成分。“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提出德、智、体、美育相结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培育完善的人格，与其他方面相联系，形成了一个融合中西教育思想，体现真、善、美相统一的中国现代教育思想体系，显然受到严复的影响，吸取了严复教育思想的合理成分。蔡元培在北大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辉煌成就与贡献，和前有严复创造条件，后有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协助、继承与发扬密切相关。一个孤零零的蔡元培在历史上并不真实存在。二、严复是北京大学的重要功臣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严复对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十分关注与热心。1902年应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之聘，严复出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直至1904年。他的许多种翻译名著和著名教育论文《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都完成于这项任职内。1912年2月袁世凯委任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4月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旋即向袁世凯建议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并推荐严复为校长。5月3日，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校长。他任校长为时不过半年多，但他对北京大学的重大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1、为北大生存出过大力。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校，是北大从封建官僚型大学向现代型大学的一次重要转折，遭遇曲折和阻挠是难免的。1912至1913年期间，中国的这所最高学府经费奇缺，曾两次面临被停办的危险。首任校长严复多方设法，筹措经费，并与师生一道反复申辩，奋力抗争，才使北大度过难关，延续生存。首先是办学经费的困难。辛亥革命后，学部不再给京师大学堂划拨经费，原存银行的存款也不能提取。严复四处奔波，为维持校务而筹款、借款。历经波折，最后总算向银行借到一笔款项，使北大能维持办学。接着又遇教职员减薪问题。民国初年因财政困难，北京政府曾通令各政府官员和学校教职员，凡薪水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严复为此给教育部专写条陈，认为“学校性质与官署不同”，教职员薪水本按课时和任务轻重而判定高低，若一律拉平，使之“放弃职任”，则表面节省，贻误实多。严复本人主动减薪至60元，而为全校教职员据理力争，使他们得以维持原薪。这样基本克服经费困难，保持教师的公平待遇，从而保证了北大坚持办学、培育人才的基本条件。对此，严复的重要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更大的威胁还在于教育部停办北大之议。正当严复在校内一面调整教师队伍，一面使学校工作步入正轨，让北大在国内外发生影响时，北京政府教育部在7月初，却以所谓“程度不高，管理不善，经费困难”为由，提出了停办北京大学之议。这种议论引起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文科、法科、工科、农科等先后发出各种说帖或请愿书，反对教育部的意图。在广大师生的支持和影响下，严复专向教育部发了《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的说帖，针对各种议论，从北大校史、教育现状、大学地位、与国外比较等方面充分阐明了北京大学不可停办的理由。这份说帖条分缕析，笔锋犀利，可谓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确是直接关系北大命运的一份重要文献。教育部接到说帖后，不得不声明“解散之事，全属子虚。”但又于7月7日下达《北京大学结束办法九条》，要求学生一律提前毕业，给予文凭，不给学位，并规定“本年下学期各分科大学一律不招新生。”实际上仍要停办北京大学。这更使全校师生强烈不满，各科学生纷纷草拟说帖，表示抗议，要求研究学问，反对半途而废。由于严复校长与全校师生的奋力抗争，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教育部不得不取消北京大学停办之议与“结束办法”。虽然严复因多次违抗部命，造成积怨，在外部压力下，被迫于1912年10月7日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但在北大存亡关头，首任校长严复带领广大师生排除艰险，使北大转危为安，不仅对北大往后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现代教育、文化、科学的发展，都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2.为学科改革奠定了基础严复还向教育部呈送一份《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提出了一个教学与科学研究的改革方案。（1）、高度重视大学的学术地位和师资培养严复在《说帖》中提出，“所聘教习，如非万不得已，总以本国人才为主。”择师条件，应是“本国学博与欧美游学生，”“沈浸学问无所外慕之人。”“优给薪水”使之“一面教授，”“一面自行研究”，“如此则历年以后，吾国学业可期独立，有进行发达之机。”大学将成为“一国学业之中心点。”可见他十分重视大学的师资培养，学术独立和学术水平的提高。（2）改造文科的方针：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他建议将经科与文科合并，特别指出：“既为大学文科，则东西方哲学，中外之历史、舆地、文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这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思想显然一致。此外，对于法科，他主张以国文教授本国法律和现行法律为主课，而以外国和历代法律为参考借鉴；对于理工科与农科，他建议选派学生，赴欧美或日本留学深造，并整顿实验室，清理图书、仪器和药品，等等。这个改革方案，说明他研究有素，区别对待，富于远见并且体现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设想。对蔡元培往后在北大的改革，作了很好的开端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