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义和利议论文素材

利和义可兼得

古人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对与每个人来说，生命是最可贵的，而时间则是生命的计时器，它的流逝意味着生命也在流逝。当然，不排除极少部分人认为财富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他们即将失去生命而无法挽回时，他们才恍然意识到生命的可贵。然而在一些人心中，有另一种财富，它在他们的心中与生命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那就是道义。当他们陷入利与义的两难时，这就一种最为艰难的选择——利与义间的舍与得。

利与义其实是相互的，在选择了义的同时，也得到了生命的价值，利与义的舍与得是个两难的境界，但也是个崇高的境界。焦裕禄、周恩来舍去的是自己的利益，得到的却是千万人民永远的怀念；雷锋舍去的是自己的利益，得到的是人民的赞赏，人民引以为荣；烈士们舍去的是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是祖国的复兴……他们舍去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却也实现了人生的价值，难道这不是最崇高的境界吗？

利是义的鼓励。道德仿佛是一株鲜花，义是花朵，利是徐徐的微风，义有了利的吹拂，道德的芬芳才得以发扬。

千禧之年，袁隆平教授接受了500万元的收购届“最高科学荣誉奖”。我不清楚跨越千年的“接受”是否还会迎来众人的一片唏嘘？只是倘若孔圣人可以再度点评，定还是只褒不贬。因为袁隆平的二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养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子孙，养活了亿万的世界人口，这个奖项对他来说受之无愧。更何况，国家之所以设此重奖是对千千万万个有才之士的鼓励和号召，是对善举的传承和发扬。

雅典运动会中国取得历史性突破，赛后国家重奖了获金牌的运动员，这件事引起了众多议论，责难之语充盈于耳。然而重奖效应却在中国与此同时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它不仅激励了更多的运动员创造佳绩，更让“善举”的火炬一再传承——中国女排集体捐款慈善机构，球员明星签名售衣募捐活动等屡见不鲜。这便是对义与利最好的诠释，对道德最好的发扬。

跨越千年的沉思，穿越时空的警钟。流水化开春来也，心中自存清澈透明的流水，又哪怕是世间之利。理智对待利与义，让道德之花绽放四季。

王安石与宋神宗的治国理念，可谓志同道合——都是“理财”二字。神宗登基之初，就告诫大臣：“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而王安石早在嘉祐三年，就在给前任国家领导人宋仁宗的报告里提到，“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不过，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却受到昔日好友司马光的强烈反对。 仁宗时期，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同为官，关系特铁，每当闲暇之时，就约上吕公著、韩维两位同僚，聚在一起谈笑整日，很少有外人能参与其间，时人称他们是“嘉祐四友”。虽是铁哥们，但王安石与司马光却性格迥异、政见相左。 他们二人曾同在包拯手下任群牧司的判官。某日，群牧司的牡丹盛开，包大人雅兴大发，邀二人置酒赏花。两人平日都不喜饮酒，但包领导兴致很高，总是举酒相劝。司马光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勉强饮下，王安石终席一滴未饮。王安石的执拗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当了宰相，被人私底下唤作“拗相公”，并非没道理。 而两人的政见差异，早在变法之前就有苗头。宋朝是典型的士大夫政治，这得益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任何事都可拿到朝廷上公开讨论。熙宁元年冬天，黄河以北大旱，国家财政紧张，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的执政官向神宗提议，请大臣辞让祭天时赏赐的金帛。神宗于是让诸位学士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司马光、王珪和王安石三人。 司马光说：“现在国家用度不足，灾害接二连三，节省冗费须从贵近之臣开始，应该听从两府辞去赏赐。” 王安石说：“国家富有四海，省下赏赐大臣的几个钱，也不足以富国，反而有伤国体。况且国家用度不足，是因为没有找到善于理财之人的缘故。” 司马光反驳道：“所谓善于理财之人，不过是按人头征税，用畚箕收租，榨干百姓罢了。百姓穷困，流离为盗，这难道符合国家利益吗？” 王安石不甘示弱：“善于理财之人，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一针见血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只有常数，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取于民，从何取之？如果设法掠夺百姓，祸害甚于加赋。你这是桑弘羊欺汉武帝的话啊。” 二人争议良久，王珪赶紧出来打圆场：“司马光说节省费用应该从贵近之臣开始，这话说得对；王安石说赏赐花费不多，不赏有伤国体，这话也不错。希望陛下裁决。” 宋神宗心里支持王安石，但不好驳司马光的面子，于是说道：“朕的意思与司马光一样，不过这次两府执政就不必推辞赏赐了，下不为例。”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以“国富”为目标，以“不加赋”为手段。但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状态，其实现前提是社会经济大发展，确保“税基”扩大。然而，此后的变法只有“农田水利法”对经济增长有贡献，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法，都是用国家机器来强行干预经济，最终演变成巧立名目的变相征税，这种增加百姓负担的做法，反而破坏了经济发展。 富国还是富民，这是个问题。司马光说的国家财富“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取于民，从何取之”，表面看来显得保守，但却符合实情。古代科技进步缓慢，经济发展非常的稳定，社会财富增量不多，是大致的常数，政府与百姓之间在这个常数内分配——国富则民穷，民富则国穷。 司马光的看法，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看法。苏轼在司马光死后给他写的行状中说道：“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 二人的争论此后仍有发生。在王安石变法一年后的熙宁三年，司马光先后三次给王安石写信，言辞恳切地讨论变法弊病。对司马光 “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批评，王安石拒不接受，认为自己“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还自比迁都的盘庚，不为时俗理解。 长久以来，人们将司马光视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其实，司马光并不排斥改革，甚至也曾是变法的热情支持者，他的《论财利疏》洋洋洒洒达五千多字，对财政、经济问题的重视不亚于王安石，甚至对王安石的出山，还助过一臂之力。 司马光反对的，是王安石变法的理念和具体方案，特别随着王安石政策的深入实施，各种社会乱相开始潜滋暗长，司马光对这位昔日的好友，从赞成襄助转为公开反对，最后形同陌路。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阶层，反对聚敛、主张节用。在他们看来，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应该符合“义”的原则，与民争利是不义、无德的。同样是希望大宋王朝繁荣昌盛，但改革不能急功近利，国家如果只着眼功利，整天盯着百姓的财产，则为“舍义而取利”，最终结果，会如孟子说的那样“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这种“义利之辨”贯穿了变法始终。北宋“新儒家”中心人物之一的程颢，曾参加过全国农田水利及赋役的调研，他对变法的思考颇多，还曾向宋神宗上书过《论王霸札子》和《论十事札子》两份变法报告。有一次，程颢与王安石争论新法，王安石勃然大怒。程颢天朗气清，一脸和悦地说道：“天下事，非一人之私议，愿公平心以听之。”王安石为之语塞。 面对众人的反对，王安石这个“拗相公”岂能坐以待毙？在他看来，朝廷上下“高度统一思想”，已成了确保新法顺利推行的燃眉之急。

有关＂义＂的议论文

人们都说，舍生取义者，君子也;舍义取生者，小人也。可在我看来，有时为了长远的利益，舍生而取义，未免是可取的,舍义而取生，不一定不可。西楚霸王项羽是人们所公认的“义士”了,潇洒威武，大气豪迈。可就是这一个“义”字，蒙蔽了他的双眼，不辨是非黑白，错失了杀死刘邦的机会。

而在最后生死关头也就为了这一个"义“字，不肯渡江，乌江自刎，留下了千古遗恨。关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被称作是”义绝“之人，却也因”义“字而战败，一失足成千古恨。

可见，舍生取义者，虽为君子，却非真君子，有些情况下也是不能成就大事的。 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会选择，该舍义时便舍义，该舍生时便舍生，是毫不会犹豫的。他们的双眼是清亮的，他们会洞察局势的变换，他们明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

能屈能伸，敢于放下与舍弃，才是真正的豪爽与大气。而不是如项王、云长一般，一味的追求那所谓的义，不懂得取舍的道理，而失了江山，误了大事。 越王勾践应该算是真正的君子了。在国家灭亡之后，放下了”义士“所追求的情操与原则，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时时不忘复国之大计。

若干年之后，一举反击，打得对方毫无还击之力，他便成功了，此所谓真君子也。再仔细想想，汉王刘邦也算得是真君子了。虽说为了达到目的而舍弃了”义“而遭人唾弃，可他终究是成就了一番霸业,一统天下，建立了大汉王朝，书写了一曲神话。

在我看来，人们所说的能屈能伸之士，莫过于此了吧! 可在某些人看来，舍义者是可耻的，是不够称是君子的。其实不然。在某些关键时刻，为了长久的打算，舍义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和方法，更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与人生的挑战。其实，这些舍义者，并不是真正的“舍义”，他们只不过是将义放在以后来实现了。

而“义”，却也是永存于他们的心中的。只是他们敢于暂时舍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更大的勇气者与胜利者。 舍生取义，固然是好的。可有时舍义而取生，也是为了厚积薄发，也是为了成就事业，也是为了完成梦想，不管过程多么艰险;也是为了有一番作为，不管会遭到如何的眼神与待遇。舍义而取生，有时也是未尝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