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对于武侠论文的研究

六、「新派」武侠之昌盛及没落武侠小说之所以有新、旧两大派的说法，大抵是由新、旧文学之分而来。故范烟桥著《民国旧派小说史略》特加点明：「旧派」主要是指章回体小说。然而此一界定对於武侠小说而言，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凡是长篇武侠小说必分章回，无论其为对偶、孤句或是长短不一的回目，皆不例外。那麼所谓「新派」武侠小说究竟何所指？笔者认为理应以作品的内容所表达的新思想、新观念及新文学技巧而定，且缺一不可。就此来看五十年代以后号称「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的梁羽生作品，实在「新」得有限而不能成「派」。其所以获此不虞之誉，盖因当时香港传播界竭力宣传鼓吹，以有别於大陆全面禁止的「旧派」武侠小说或香港本地泛滥成灾的「广派」武侠小说而言。惟不可否认，自梁羽生、金庸先后崛起香江，武侠小说即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香港方面，除梁、金二子外，另有蹄风、金锋、张梦还、牟松庭、江一明、避秦楼主、风雨楼主、高峰、石冲等；而台湾方面则声势浩大，计有郎红浣、成铁吾、海上击筑生、伴霞楼主、卧龙生、司马翎（即吴楼居士）、诸葛青云、孙玉鑫、龙井天、墨余生、天风楼主、醉仙楼主、独抱楼主、蛊上九、古龙、陆鱼、上官鼎、东方玉、曹若冰、南湘野叟、武陵樵子、慕容美、萧逸、古如风、向梦葵、陈青云、柳残阳、司马紫烟、秦红、独孤红、温瑞安等等（以上大略按其出道先后排序）；云蒸霞蔚，极一时之盛。但其中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武侠作家并不多，今择要评介於次：「名士派」武侠先驱——梁羽生梁羽生本名陈文统，一九二五年生，广西蒙山人。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史造诣颇深。一九五四年陈氏以「梁羽生」为笔名，初於《新晚报》发表中篇武侠连载小说《龙虎斗京华》；其所用楔子、回目、笔法无一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十二金钱镖》。继写《草莽龙蛇传》，亦复如是。然与当时流行的「广派」武侠小说相较，却令人有一新耳目之感——这大概是标榜「新派」唯一能成立的理由。梁羽生对此并不讳言，自承：「白羽的小说写民初各阶层人物，因为作者本人入世极深，写来细腻，最合懂得人情世故的人看。可是我受生活经历的限制，气质又完全不同；要走『正统』道路吗？肯定不成功。於是只好自己摸索，走一条浪漫主义的路了。」因有《七剑下天山》之作。《七剑下天山》据说是梁羽生取材於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牛虻》中的部分情节，而写天山派凌未风、易兰珠等男女弟子闯荡江湖、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全书共三十回，都四十余万言；由於其楔子所提到的少侠杨云骢出场便死，疑云重重，乃另作《塞外奇侠传》交代，是为前传；而书中又提及武当大侠卓一航与玉罗刹之间的情孽纠缠，曲折离奇，不遑细述，遂再作《白发魔女传》以补述前情。於焉这三部小说形成系列作品，而《七剑下天山》（一九五五年）则迈开了梁羽生《浪漫武侠》的第一步。严格说来，《七剑下天山》受到「北派五大家」的影响很深，无论是演武、写情或江湖切口、独门暗器，在在有脉络可寻，甚至还生吞活剥地大段抄袭白羽《十二金钱镖》。但梁羽生随机生发、借力打力，亦有不同前人之处；并由此建立其小说创作基型，兼具三大特色：一、开名士派武侠新风——从其处女作《龙虎斗京华》起，每书卷首例置一阙词以寄慨；至《七剑下天山》则进而以名士派、才子（女）型人物为书中主角。从此梁羽生小说即专写文武全才的英雄儿女，无不爱好诗词歌赋（有时未免浮滥）；卒使书剑交融成一片，成为其作品最大特色。二、结合历史与武侠而发思古之幽情——梁羽生首先掌握小说的基本时代背景，再配合故事情节发展而将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一一穿插其间，或予以伐毛洗髓、脱胎换骨。如《七剑下天山》写顺治、康熙、多铎、纳兰容若、傅青主、冒浣莲（伪托冒辟疆之女）等等。其事虽非「历史之真」，但经过文学处理后，却得「艺术之真」。从此梁羽生小说即与「历史武侠」结下了不解之缘；上起隋唐，下迄明清，形成其作品第二特色。三、一贯以「天山派」武学为主流——过去还珠楼主曾撰有《天山飞侠》一书，但高处不胜寒，未曾创立「天山派」。而自梁羽生《七剑下天山》起，如《塞外奇侠传》、《江湖三女侠》、《冰魄寒光剑》、《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冰河洗剑录》等系列作品，无不以「天山派」武学为正宗、主流而贯穿全书。这种独沽一味的写法，实为武侠小说所仅见，由是形成其作品第三特色。虽然如此，但《七剑下天山》仍不足以称「新派」，只能说是开创了「名士派」或「诗情画意派」武侠小说；因为作者所用的文字、笔法、章回、素材以及思想、观念——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传统式」的；与旧中国「北派五大家」血脉相通，没有太大区别。相形之下，《塞外奇侠传》取材於蒙古民歌中女英雄飞红巾的传说，以作者自制的哈萨克民歌开场；仿朱贞木文白夹杂、不规则之小说回目，运用新文艺笔调写杨云骢、飞红巾、纳兰明慧的三角恋爱故事，反而不落俗套，清新可喜。梁羽生一共创作了三十六部武侠小说，自认《萍踪侠影录》、《女帝奇英传》及《云海玉弓缘》三书是平生代表作。‧《萍踪侠影录》以明朝「土木堡之变」为时代背景，写忠臣于谦孤军抵抗蒙古的悲剧；并穿插张士诚后裔张丹枫与宦门侠女云蕾之间的爱恨冲突。全书气势浩瀚，布局奇巧；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名士派大侠张丹枫这个角色，「藉由张丹枫个人侠士性格的自然发展，而彻底扭转了一家一姓争夺帝位的观念」。作者将张丹枫这种面临民族大义与累世深仇「非此即彼」的心理挣扎，刻划得淋漓尽致；终而使其生命情操升华、净化，完善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典型。‧《女帝奇英传》以唐代武后（则天）临朝为时代背景，写宗室李逸为兴复唐室，落拓江湖，广交天下豪杰，而与才女上官婉儿、英雌武玄霜所交织的爱怨情仇故事。作者曲曲描述上官婉儿对武后由恨生敬、内掌诏命的过程；大胆为历史翻案，肯定武则天的施政「有益於国家百姓」，在传统观念上又是一项突破！而写李逸置身宫廷斗争、异族入侵的交相凌逼中，何去何从？亦超越了前人的格局与成就。此书以轻快的比剑对白开场，而以李逸功成身死收场，益发动人心魂。‧《云海玉弓缘》以放荡不羁、亦正亦邪的金世遗为主角，描写他周旋在侠女谷之华与「魔女」厉胜男之间的爱情大悲剧。本书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惟最成功之处却是作者运用近代心理学的手法，来刻划金世遗那种愤世嫉俗的特殊精神状态，因此在金世遗身上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影子；而厉胜男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自由，亦活脱是卡门的化身。金世遗一心痴想名门正派出身的谷之华，却在「魔女」厉胜男临死前的一刹那才觉悟：原来自己真正深爱的人是厉而不是谷。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极限！无疑具有高度文学价值。总之，梁羽生不论是写张丹枫、李逸、金世遗或其他小说主要人物，都充分体现出中宵看剑楼主所题名句：「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洵可称之为「名士派武侠先驱」而无愧。虽然他「向西天取经」较白羽晚了十七年，但却能自出机杼，更上层楼；以「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历史背景与人物带动武侠小说的巨轮前进，在剑气箫心中洋溢著一片历史感，而将「历史武侠小说」推向另一个高峰。惟其后梁羽生化名「佟硕之」，撰文自诩对於「新派」武侠小说确有「开山劈石之功」，这未免言过其实。因为武侠小说原本是中国通俗文学流裔之一，从形式到内容都无法离开传统而独立。虽然我们承认梁羽生是后出转精，进一步发展并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毕竟其作品中的「传统」仍远多於「创新」；而真正的「新派」则出现在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十年之后的台湾——於「反传统」、「现代化」中形成——殆非梁羽生始料所及！集「综艺」武侠之大成者——金庸金庸本名查良镛，一九二四年生，浙江海宁人。早年曾先后於中央政校、东吴大学研读法律；历任《东南日报》记者、《大公报》编译、《新晚报》编辑以及长城电影公司编剧、导演。一九五九年查氏在香港创办《明报》，获得读者广大欢迎，却是与他写武侠小说驰誉中外分不开的。一九五五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继梁羽生之后，在《新晚报》发表武侠连载小说《书剑恩仇录》。他巧妙地运用民间流传清帝乾隆疑系海宁陈世倌（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后人的说法，又杜撰出「红花会」（反清复明组织）总舵主陈家洛，作为乾隆的同胞兄弟。於是小说即在这样两极冲突、满汉对立的野史布局下展开；再穿插了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之间的悲欢离合，极尽波谲云诡之能事。《书剑恩仇录》（新版改名《书剑江山》），共二十回，都六十万言；虽然仅只是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但文采斐然、对白传神；处理群戏场面，繁而不乱。啼声初试，即一鸣惊人！与梁羽生同时创作的《七剑下天山》比较，二人均善於结合历史传说而虚构人物故事；而金庸运笔不测，尤饶奇趣！其小说声口之佳，直逼白羽，且駸駸然有后来居上之势。如果说《书剑》是金庸迈向成功的一小步，则越过虚实相映成悲、反讽农民起义的《碧血剑》（一九五六年），挟著史诗般大格局、大气魄的《射雕英雄传》（一九五七年）即一跃而登武侠小说的顶峰，不作第二人想！《射雕》是南宋末年天下大乱为历史背景，描写长春子丘处机为保全忠良义士遗孤郭靖、杨康（暗嵌「靖康之耻」），而与江南七怪打赌传艺所引发的一连串可歌可泣的故事。作者布局绝妙，以种种阴错阳差，安排郭靖自幼即随母远居大漠，刻苦自励，始终不忘家恨国仇；而杨康则随母进入金国赵王府，认贼作父，安享荣华富贵——这分明是脱胎自元代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戏剧架构，却更有出奇的变化与发展。而就丘处机与江南七怪的所作所为来看，其一诺千金、不顾死生的精神，恰好构成一幅侠气峥嵘的《八义图》；便知作者寓意所在，用心良苦！诚然，以通俗文学所要求的可读性与趣味性而言，《射雕》除若干情节未能自圆其说外，无疑具备了一切成功的条件——其故事之曲折离奇、人物之多种多样、武功之出神入化乃至写情之真挚自然，均为同辈作家所不及；即或偶有败笔，亦瑕不掩瑜。在这部罕见的钜著中，金庸将历史、武侠、冒险、传奇、兵法、战阵与中国固有忠孝节义观念共冶於一炉；信笔挥洒，已至随心所欲的地步。全书浩然正气，跃然纸上！民族大义融贯了每一章节。是故，金庸乃以《射雕》一书而成不世之名，建立了他在当代武侠小说界的权威地位。虽然他自己并不满意这部「开宗立派」之作——七十年代初曾大事修改，增删为今传之四十回新版本，都百余万言，颇失原味——但持平而论，此后他力求自我突破、创新的武侠名著，尽管各有声华惊海宇，然以通俗文学所要表达的生命意义、价值及其整体规模、气象来看，均不逮《射雕》之博大精深。——《神雕侠侣》写至情至性的「师生恋」与大侠由偏入正的成长过程；——《连城诀》（原名《素心剑》）写尽人性之丑恶与贪婪之害；——《倚天屠龙记》写名实之辨与正邪错乱；——《天龙八部》写芸芸众生「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与民族仇恨所造成的悲剧；——《笑傲江湖》写权力令人腐化与政治斗争之残酷无情，等等。这些作品纵或在某一方面超越了《射雕》的文学成就，但因刻意描写人性「极限情境」的种种变态行迳，遂不自觉地失去了《射雕》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亲和力；而太多「情理之外」的特例，亦难免流於为变而变，令人匪夷所思；以致显得不真实、不自然。直到《鹿鼎记》（一九六九年）问世，以一个仅识武功皮毛而不学有术的「小杂种」，竟将天下英雄、历史人物玩弄於股掌之上；乃开中国武侠小说前所未有「无剑胜有剑」的新境界。金庸《鹿鼎记》之「反武侠」与塞万提斯《魔侠传》之「反骑士」最大的不同，在於两者创作动机：塞万提斯因痛愤当时西班牙人沉迷於骑士文学的浪漫故事，遂用反讽现实的手法写「小人物狂想曲」，教吉诃德到处碰壁，梦幻成空！而金庸却是出於「向自我挑战」心理，乃一反武侠传统，打破世俗观念，彻底解放人性；教韦小宝「斗智不斗力」，为了争取生存机会，无所不用其极！其实这正合孙子兵法所谓「上兵伐谋」之道，因而武功在此尽成虚妄；韦小宝机诈百出，到处招摇撞，竟无往而不利！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武侠无用论」的明证，实则不然！正由於《鹿鼎记》写韦小宝运气太好、际遇太奇，万事绕不过一个「巧」字；加以又充满笑料，逸趣横生，遂自然而然淡化了反讽现实或反讽武侠的冷隽意味。它所表现的是浪漫文学之极致，「无」为「有」之用，在这部书里得到了最大的发挥。迄至一九七二年九月《鹿鼎记》在《明报》上连载完毕，金庸宣告「封笔」（实则展开另一波全面修改旧作大工程）为止，他一共创作了十五种长、短篇武侠小说；但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仍无过於《射雕英雄传》。该书博采还珠、白羽、王度庐、朱贞木各家之长，取精用宏，推陈出新，乃造就了金庸「一代武侠宗师」地位。其影响於当世者，大致有以下数端：（一）《射雕》融合历史、侠情、武功、文艺、趣味於一书，建立了新一代武侠小说的「综艺」风格与典型。（二）《射雕》统一用四字文句分章回；促使六十年代以后台湾武侠作家群起效尤，蔚为风气。（三）《射雕》虚构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奇特人物及提法，悉为台、港武侠作家所宗，后更衍演成歌诀式「江湖顺口溜」。（四）《射雕》在各地版本之多与伪续书之乱，亦令人叹为观止。总而言之，金庸所建构的「入世武侠」神完气足，刚柔并济；与早年还珠幻设的「出世武侠」前后辉映，亦同臻雄奇壮美之境。特别是金庸灵活运用还珠小说中的奇妙素材，含英咀华，所过皆化；再采取西洋文学技巧及电影手法予以捏合，乃使武侠小说脱胎换骨，焕发新姿，普遍获得世人肯定与重视。凡此绝异成就，当然是跟金庸本身兼具深厚的文史素养与卓荦才华息息相关。正因如此，其同辈及后起武侠作家或以主观条件不足，便难乎为继；泰半只能遵循既往「帮会技击派」的路数，在江湖仇杀中讨生活了。「清宫派」武侠名家——蹄风及其他蹄风本名周叔华，上海人，生卒年不详；原为「广派」武侠老作家之一，但地域色彩并不甚浓，曾写过《血战古兜山》、《勇闯十三关》及《海南侠隐记》等短篇武侠小说。在所谓「新派」武侠崛起之际，蹄风亦别走偏锋，以边疆民族传说为题材而撰《猿女孟丽丝》、《天山猿女传》等书，由是声名渐著。嗣后，从一九五六年起，蹄风陆续推出《游侠英雄传》（即台版《四海英雄传》）、《游侠英雄新传》、《龙虎恩仇记》、《清宫剑影录》及《武林十三剑》等系列作品，紧紧扣住「反清复明」的故事主题；演叙青龙会联合天下剑客、奇人，与江南八侠共同对付「魔王」雍正之始末，以及清宫诸皇子为夺帝位、尔虞我诈之内斗，长达百余万言。由於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武打紧张热闹，乃轰动一时。蹄风挟此「清宫派武侠」和金庸、梁羽生早期作品互争雄长，几有鼎足而立之势。《游侠英雄传》显然深受郑证因「帮会技击派」小说影响，故一开场就大谈中国武术源流，兼论内外家功夫之长短；书中对於清初秘密帮会活动情形，缕述甚详。此一系列小说旁参野史、传说，原本格局甚大；惜因作者缺乏新文学技巧，从头到尾都以旧氏说书人的口吻「说书」；故个别情节虽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然整体看来，不无枝蔓杂生之感。其未能获得较高评价，症结在此。此外，又有金锋、张梦还、牟松庭、高峰等以武侠小说鸣世，亦值得一提。‧金锋本名张本仁，一九二七年生，原籍广东。初以「毛聊生」为笔名，杂抄「北派五大家」作品撰广派武侠小说，成书不计其数，但俱无可观。后改笔名为「金锋」，自出机杼，写下「虎侠擒龙」等十五种长、短篇武侠小说，多半具有历史背景；其中尤以《西域飞龙传》、《天山雷电剑》、《冰原碧血录》、《子母离魂剑》四部曲为代表作。然此一系列穿插清宫秘辛与香妃故事，乃至描写边疆风情等等，或多或少都曾受到金庸、梁羽生及蹄风同类作品之影响，殆无可疑。而作者以「抄书」成名，实为异事。‧张梦还本名张扩强，一九二九年生，原籍四川；系中央军校二十二期炮科毕业，因故留港而以写作为生，曾任《明报》编辑。一九五七年张氏在《武侠小说周报》发表《沉剑飞龙记》，以明初学士方孝儒后人方龙竹复仇故事为经，武林门户之争为纬；文情跌宕有致，状声状物均极见精神。此书分为二十三回，都四十万言，堪称杰作；可惜结尾「还珠化」，令人突兀，未免美中不足。在香港众多武侠作家中，张梦还的文字功力直追金庸，而与梁羽生在伯仲之间。同时他也是最迷还珠（梦还），并善於提炼《蜀山》奇妙素材之佼佼者。惟其所受影响太深，故继作《青灵八女侠》、《十二女金刚》等书，便明显有《蜀山》峨眉派诸女的影子在内，此亦无可讳言。张氏迄今已结集成书的武侠小说共有十二部，水平殊不一致；然以争夺武学秘笈而导致各大门派对立的写法，则别开生面，领先潮流，当与金庸首创争夺「天下第一」的写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此后这种「花招」被人一用再用，已流於公式化之滥套矣。‧牟松庭生平不详，文笔古茂洗练，博闻广识，彷佛平江不肖生。一九五七年左右，写下《关西刀客传》、《红花亭豪侠传》、《张文祥刺马》等书。其中尤以《红花亭豪侠传》（台版改名为《洪门英烈传》）之演武叙事、重情尚义、行军布阵、反讽世态，无不精彩纷呈！作者兼有《水浒》与《三国》笔法之长，行文不测，豪气迫人！惜其作品不多，否则成就当在梁羽生之上，而可与金庸比肩。‧高峰（非高小峰）生平亦不详。观其《高原奇侠传》、《蟠龙剑客传》、《五岳豪侠传》诸作，文情不俗，略似蹄风「清宫派」小说。至於香港其他武侠作家如专写女侠传奇的江一明，以及风雨楼主、避秦楼主、石冲等，俱乏善可陈。而所谓「新派」竟出现将古人诗赋意译为白话文者，则其荒唐程度不言而喻，也就无须深论了。

论点：武侠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文体，一种小说，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方式1、谁能说武侠小说中的勾戟刀剑鞭、宫商角徵羽不是中国历代文化的结晶？2、武侠小说中一段关于市集的描写便可以从侧面见证着这个时代的兴衰；一行美如画卷的文字时时刻刻流露出中国文化的精髓3、正义、亦或是执着，这种武侠小说中不变的话题，难道不是我们历代传承着并深入骨髓的一种精神文化吗？自己写的……不知道行不行啊，希望能帮到你吧~如果还可以的话，别忘了给分哦~

金庸曾把所创作的小说名称的首字联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见《鹿鼎记•后记》和“金庸作品集序”）现在已经广为流传并多次被香港和中国内地拍成电视剧与电影，也是“金迷”的必读书目（括号内为该书开始创作年份）：飞—《飞狐外传》(1960—1961年)雪—《雪山飞狐》(1959年)连—《连城诀》(1963年)天—《天龙八部》(1963—1966年) ：金庸最顶峰之作，代表了金庸的最高成就。射—《射雕英雄传》(1957—1959年)：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一部曲，也是其成名作。白—《白马啸西风》(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鹿—《鹿鼎记》(1969—1972年) 金庸封笔之作。笑—《笑傲江湖》(1967年)书—《书剑恩仇录》(1955年)－－第一部小说神—《神雕侠侣》(1959—1961年)－－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二部曲 金庸作品集侠—《侠客行》(1965年)倚—《倚天屠龙记》(1961年)－－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三部曲碧—《碧血剑》(1956年)鸳—《鸳鸯刀》(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越女剑》(1970年)－－附在《侠客行》之后的短篇小说。金庸本意为“三十三剑客图”各写一篇短篇小说，最后只完成了头一篇《越女剑》，亦没有包含在对联之中。简单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经历三个版本：旧版、新版和新修版。1955年至1972年的稿件称为旧版，主要刊在报刊上，也有不少没有版权的单行本，现在恐已散佚。1970年起，金庸著手修订所有作品，至1980年全部修订完毕，是为新版，冠以《金庸作品集》之名。到了1999年，金庸重新开始修订工作，正名为新修版（或世纪新修版），至今所有新修版本均已完成，并结集出版。每一次修订，情节都有所改动。新修版的故事细节和结局也略有改变，引来不少回响。目前两岸三地的出版分别授权于广州的广州出版社、花城出版社（于2002年11月开始出版，代替原来的三联书店）、台湾的远流出版社、香港的明河出版社。外文翻译版本《书剑恩仇录》是金庸写于一九五五年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其英文版的书名为《The Book & The Sword》（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文版为两卷本，英文版节译成一卷，译者Graham Earnshaw为英文杂志的主编，他花了十年时间翻译此书，最后由知名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夫妇加以审订。香港传媒在报道这则消息时，对审订者不予闻问，是一大缺失，因为这才是本书质量最大保证的关键。闵福德曾与他的老师霍克斯（David Hawks）一起翻译过全套一百二十四回《红楼梦》，被视为有关《红楼梦》英译的最佳版本。闵福德早年也曾与霍克斯合译过《鹿鼎记》两个章节（为配合查先生一九九四年赴澳洲参加作家节而出版的），其后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翻译学系教授兼翻译研究中文主任。在这期间，他组织翻译三卷本的英译本《鹿鼎记》（中文版为五卷本，英译本是缩译本），于一九九九年出版第一卷，二〇〇二年出齐。现下，金庸武侠小说的英译本不多，较早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Mountain）。武侠小说与东方文化较接近，所以在韩、日及东南亚特别受到欢迎。西方读者对武侠小说有一个接受过程。但是，近年金庸小说已逐渐为西方读者所接受。金庸的法译本《射雕英雄传》于去年在巴黎出版，基本是全译本，出版者为友丰书店。书店老板潘立辉先生大约在十年前他已表示要出版一部规范的法文版金庸武侠小说。他早年在金边读到过法文版金庸武侠小说（因柬埔寨曾长期被法国统治，柬人懂法文很多），译文粗鄙不堪，多不合语法。五年前潘先生特地跑来香港，要我介绍认识金庸先生，并且亲自向金庸表达把其作品译成法文的决心。由于法国人对金庸武侠小说认识不多，潘先生不敢贸然造次，他特地向法国文教部预先申请了一笔出版基金，然后请法国翻译家翻译，其间大抵花了五年时间，终于成功出版法文版《射雕英雄传》，书出版后，很快地获得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法国文教部颁给的嘉奖状，据说希拉克及法国政府的官员在拜读后，无不称许。东南亚读者，则远在七十年代已为金庸作品所吸引，这个地区已先后出版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马来文等文字，一九九五年出版了星、马简体字本，其余文种均是盗译，流传广泛。韩文版的金庸武侠小说在八十年代末已大行其道，共有十二家韩国出版社盗译了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直到去年，金庸才正式授权韩国出版社出版他的外文版作品。金庸小说日文版则是由日本最具规模的德间出版社出版。我于一九九六年四月陪金庸先生到日本签合约。德间出版社的老板德间康快先生拥有包括电影、出版、报纸等综合大企业。他们当时决定斥巨资出版《金庸全集》，组织了日本一批汉学家进行翻译。第一部《书剑恩仇录》日文文库版是于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其后陆续出版了金庸小说的日文版全集，并且已多次再版了。以色列的汉学家夏维明，在一九九八年台北「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自从以色列文版的金庸作品出版后，以色列的大学生都是很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的。毋庸置疑，金庸武侠小说正走向世界，愈来愈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日文版：《书剑恩仇录》（全4卷、原名：书剑恩仇录、译：冈崎由美）《碧血剣》（全3卷、原名：碧血剑、监修：冈崎由美、译：小岛早依）《秘曲 笑傲江湖》（全7卷、原名：笑傲江湖、监修：冈崎由美、译：小岛瑞纪）《雪山飞狐》（全1卷、原名：雪山飞狐、监修：冈崎由美、译：林久之）《射雕英雄伝》（全5卷、原名：射雕英雄传、监修：冈崎由美、译：金海南）《连城诀》（全2卷、原名：连城诀、监修：冈崎由美、译：阿部敦子）《神雕剑侠》（全5卷、原名：神雕侠侣、訳：冈崎由美・松田京子）《倚天屠龙记》（全5卷、原名：倚天屠龙记、监修：冈崎由美、译：林久之・阿部敦子）《越女剑》（全1卷、原名：白马啸西风、鸳鸯刀、越女剑、监修：冈崎由美、译：林久之・伊藤未央）《飞狐外伝》（全3卷、原名：飞狐外传、监修：冈崎由美、译：阿部敦子）《天龙八部》（全8卷、原名：天龙八部、监修：冈崎由美、译：土屋文子）最近金庸先生对天龙八部作了修改.《鹿鼎记》（全8卷、原名：鹿鼎记、译：冈崎由美・小岛瑞纪）英文版：The Book and the Sword（《书剑恩仇录》，全一册）牛津大学出版社，译：恩沙（Graham Earnshaw）；监修：闵福德（John Minford）、Rachel May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鹿鼎记》，3册））牛津大学出版社，译：闵福德（John Minford）The Legend of the Condor Heroes（《射雕英雄传》）已停止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雪山飞狐》，全一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译：莫锦屏（Olivia Mok）被他人抄袭20世纪80年代时，曾有人以“镛公”为笔名著书《射雕前传》、《神雕前传》之类的作品，无论包装和印制都与金庸的作品集极为相似。在香港部分租售旧小说的书店中仍然存在。在中国大陆，也有类似的抄袭的作品，不但书名类似，而且署名作者也和金庸很类似，如“全庸”、“金康”、“金庸新”“高庸”等。[编辑本段]【其他作品】《三剑楼随笔》（与梁羽生、百剑堂主合著）《袁崇焕评传》（文化普及性作品，非学术性著作，收录在《碧血剑》中）《三十三剑客图》（又名《卅三剑客图》）《金庸散文集》《月云》（略带有自传性质的短篇小说）约两万篇社论，如《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对上梧桐山》、《巨大的痛苦和不幸》、《自来皇帝不喜太子》等，在大陆未结集出版。是《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另外，还有《韦小宝这小家伙》、《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等诸多文学评论、散文、及由他人整理的演讲稿。[编辑本段]【金学研究】由于金庸小说深受欢迎，不少文字工作者都提笔撰写感想、书评，于是就有了“金学”一词。不过金庸本身对这名称有点抗拒，认为有高攀钻研红楼梦的红学之嫌。现在大多统称“金庸小说研究”。而最先研究金庸小说，倪匡第一人。当台湾“远景”取得金庸小说版权后，出版一系列由沈登恩主编的「金学研究丛书」，由旗下著名作家分别评论金庸小说，分别有五集《诸子百家看金庸》（三毛、董千里、罗龙治、林燕妮、翁灵文、杜南发等）、杨兴安的《漫谈金庸笔下世界》及《续谈金庸笔下世界》、温瑞安的《谈笑傲江湖》、《析雪山飞狐与鸳鸯刀》及《天龙八部欣赏举隅》、《情之探索与神雕侠侣》（陈沛然）、《读金庸偶得》（舒国治）、《金庸的武侠世界》（苏墱基）、《话说金庸》（潘国森）及《通宵达旦读金庸》（薛兴国）等，其中倪匡写的《我看金庸小说》大受欢迎，一看再看直到五看才告一段落。期间「博益」及「明窗」亦出版了一系列名人谈金庸的丛书，当时任职《明报》督印人的吴霭仪亦写了《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看人生》、《金庸小说的女子》及《金庸小说的情》，杨兴安的《金庸笔下世界》。当金庸小说在内地正式授权出版后，「金庸小说研究」更为热闹，除小说内容、人物、历史背景以至武功招式及饮食菜谱等，不一而足。其中比较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更是研究的重点。现时只有陈墨和潘国森依然经常评论金庸小说。金庸金学研究书目/篇目学术类：严家炎 《金庸小说论稿》陈平原 《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冯其庸 《读金庸》朱宁嘉 《金庸武侠小说对文化传承的创意》普及类：孔庆东 《笑书神侠》、《醉眼看金庸》、《金庸侠语》、《孔庆东品读金庸侠语》倪匡 《我看金庸小说》《再看金庸小说》《三看金庸小说》《四看金庸小说》《五看金庸小说》（下半部为陈沛然所著）《文学金庸》《人论金庸》吴霭仪 《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看人生》、《金庸小说的女子》、《金庸小说的情》杨兴安 《金庸笔下世界》、《金庸小说十谈》项庄 《金庸小说评弹》合著 《诸子百家看金庸》（五辑）闫大卫 《班门弄斧-给金庸小说挑点毛病》林燕妮/倪匡/蔡澜 《金庸笔下的男女》《金庸笔下的人生》陈墨 《金庸小说情爱论》《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赏析》等系列施爱东 《点评金庸》王海鸿/张晓燕 《破译金庸寓言》曹正文 《金庸小说人物谱》第一本金庸传记冷夏（香港） 《金庸传》，95年内地出版时改名为《文坛侠圣-金庸传》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 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 “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