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价值及研究意义论文

1.讲述历史，虽然只有七分实，但是别忘了，那些自称为正史的书并不一定是史实，加入了一些统治着自己的观念，甚至歪曲了历史。2.启迪人们的思想,教人忠，义和做人。读书必先明版本，这是学术研究的常识。要全面、系统地研究一部作品，弄清其版本源流乃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对于研究者整体而言，如果缺乏正确的版本知识，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就会受到局限。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些人常常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来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分析罗贯中的思想；其实，这只是一种顺口的、省事的说法，虽然方便，却并不准确。首先，此说的基础是毛本《三国》开头的第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明代的各种版本却根本没有这句话，不能随意用它来表述罗贯中的创作意图。其次，在罗贯中的心目中，“分”与“合”并不具有同等地位。尽管作品表现了东汉末年由“合”到“分”的过程，但这只是全书的发端，是对既定的客观史实的叙述；这种“分”并不反映作者的愿望，恰恰相反，作者对这一段“分”的历史是痛心疾首的。作者倾注笔墨重点描写的，倒是由“分”到“合”的艰难进程，是各路英雄豪杰为重新统一而艰苦奋斗的丰功伟绩。由此可见，如果要全面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就必须了解不同版本的区别；要从总体上提高研究的水平，就必须打好版本研究这个基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对《三国演义》版本的研究是比较粗浅的。一些学者虽然知道《演义》的重要版本除了清代康熙年间以来流行的毛纶、毛宗岗评改本（简称“毛本”）之外，尚有明代的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本”）等多种版本，但基本上都接受了郑振铎先生在其名作《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的论断：“这许多刊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①由此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解：（1）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2）《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3）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本和毛本。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论述《三国演义》时，一般都主要针对毛本，附带提及嘉靖本，而对《三国志传》、“李卓吾评本”等其他明代刊本几乎不屑一提。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三国演义》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八十年代初期，人们开始重视对嘉靖本的研究；不过，对《三国》版本源流的基本认识，仍大致与以前相同。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初步打开了研究的局面，但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八十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87年1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举行《三国演义》版本讨论会以后，有关专家对《三国》版本的源流演变的认识大大深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新观点：（1）《三国演义》的各种明代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2）从版本演变的角度来看，诸本《三国志传》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有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3）从版本形态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的版本可以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三国志传》系统，二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三是毛本《三国志演义》系统②。按照这些观点，既然嘉靖本并非“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更不是“罗贯中原作”，那么，根据它和其中的小字注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便是靠不住的。这些见解，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冲击了旧的思维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三国》研究的发展，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突破。不过，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三国》版本的研究仍然是不够深入、不够系统的。对于诸本《三国志传》，人们至今研究得不多；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两大版本系统内各本的递嬗关系，以及两大系统之间的互相吸收，人们已有的掌握还相当粗略；对于不同版本中一些内容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如一些版本中关于关索和花关索的情节，究竟是罗贯中原作就有的，还是在传抄刊刻中增加的，有关专家的看法就大相径庭。这些问题若不解决，直接影响到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和罗贯中原作面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又直接关系到对一系列问题的定位。因此，我们必须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对版本的研究，以版本研究的突破来促进整个研究的突破。二、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从宏观上看，《三国演义》研究在新世纪里要想取得新的进展，新的突破，就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里只想提出三点。1．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深入开拓。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人们对《三国演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观照，文学的研究日益拓展到文化的研究。这既是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研究热”在《三国演义》研究中的反映，又是《三国演义》研究自身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必然要求。一部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的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象《三国演义》这样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巨著，更是如此。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以其对小说体裁的历史性开拓、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姿的人物形象、宏大严密的总体结构、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同时，《三国演义》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积淀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因此，对《三国演义》的研究，既可以从纯文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例如：对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何满子先生超越纯文学的分析，从群众的历史感情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三国演义》确是中国历史小说中第一部成功之作……但是，它之所以拥有这样深广的影响，却不能完全系之于小说自身的艺术能力，不能把三国故事如此广传，书中人物如此深入人心的功劳，一古脑儿记在罗贯中、毛宗岗的账上。”这里更重要的因素，是南朝以来要求理解历史的人民对于三国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的特别关注之情，还要加上各种文艺形式帮助传播之力③。这样的认识，比之仅仅从《演义》自身的艺术成就来找原因，显然更为全面和深刻。又如：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对《三国演义》的文学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一些学者从人才学、谋略学、管理学、领导艺术等角度观照《三国演义》，出版了多部“应用研究”的著作，就是把《三国演义》当作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结晶，当作人生的启示录来进行研究。这完全是可以的。当然，这种“应用研究”不是《三国》研究的主体，更不是《三国》研究的全部。在新的世纪里，我们更应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对《三国演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这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对《演义》的文学特征和成就继续进行精深的探讨；二是将《演义》置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三是全面总结《演义》对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广泛影响。这样，《三国演义》研究的天地将是无限宽广的2．积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学术研究的历史证明，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方法问题不只是一般的工具问题，还有一个哲学上的方法论层次和认识论深度问题。古代小说研究的每一次历史性进步，都与研究方法的变革有关。二十一年来《三国演义》研究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对于诸葛亮形象，许多学者都作过精彩的论述，丘振声先生的论文《万古云霄一羽毛》、陈翔华先生的专著《诸葛亮形象史研究》④便是其中很有影响的代表；而黄钧先生则独辟蹊径，从母题学的角度进行探讨，指出诸葛亮作为一个悲剧英雄形象，他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而终遭失败的悲剧结局，其实是我国的包括神话、传说、小说在内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永恒的母题。诸葛亮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的演进过程，必然受到远古神话中悲剧英雄，特别是夸父所留下的“种族记忆”的影响和制约。“夸父、诸葛等英雄与自然、天命所开展的这一场极其庄严壮烈的竞赛，只能以薪尽火传的方式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⑤这样的论述，颇能给人新的启示。在新的世纪里，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新的文艺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将不断涌现。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认真鉴别，选择吸收，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继续深入。3．勇于提出新的见解。学术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永远需要突破陈说、提出新见的勇气。二十一年来，许多研究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勇于独立思考，或对陈说提出质疑，或对前人的观点予以发展，或提出新的观点，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例如：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根据欧洲叙事文学理论中“从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的人物塑造规律，提出了“《三国》人物是类型化典型的光辉范本”的观点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此，一些学者予以驳议，认为“类型化典型”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刘上生先生则进一步提出新的范畴，认为《三国》人物是特征化的艺术形象以至典型，代表了特征化艺术的高峰⑦。这就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应当更好地发扬勇于创新的精神，争取无愧于时代的新的成就。三、必须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二十一年来，《三国演义》研究中思想深刻、观点新颖、具有独到见解的优秀论著固然不少，而题目陈旧、内容浮泛、缺乏新意的平平之作也相当多。一些文章，一望而知是“炒冷饭”的货色，作者既无卓异的见解，自然也就谈不上对他人的启示意义。类似情况，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中也普遍存在。平庸之作之所以频频出现，原因当然很复杂：有的是由于思想水平不高，有的是由于学术功力不足，有的是由于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或为了评职称而临时拼凑，或为了取得某次学术会议的入场券而草草应付，或对论题浅尝辄止率尔为文）；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在逐步积累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只有充分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谈得上发展和创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得更远。因此，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应该首先把握其研究史，了解别人已经研究了多少，研究到什么程度，有些什么观点，存在哪些问题，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选取适当的研究角度，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治学之道。如果对一个课题的研究史很不熟悉，甚至一无所知，仅凭一时的“读书有感”去闭门造车，往往会陷入“盲人骑瞎马”的尴尬境地。如果对研究史缺乏了解，在论题的选取上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常常是什么“热”就研究什么，什么容易着手就抓住什么，极易形成“炒冷饭”的毛病。当然，这并不是说别人研究过的课题便不能再研究，只要在材料、观点、方法诸方面能够出新，老题目照样可以写出好文章。不过，在思想、艺术功底不足的情况下，论题的重复极易导致内容的重复。反之，一些很有研究价值的论题，由于研究者不了解研究史，却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例如，对于《三国演义》中对比手法的运用，诗赋谣谚的作用，数十年来仅有寥寥几篇专题论文；对于《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不少论著只是顺带涉及，而专门研究的论文却仅有一两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如果对研究史缺乏了解，在观点的提炼上往往会有较大的局限性，难免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起点可能偏低，二是思路可能偏窄，三是见解易与他人雷同。例如，对于《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五十年代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一些人简单化地斥之为“封建正统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重新讨论，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而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备的“仁”、诸葛亮的“智”、关羽等人的“义”，也都符合广大民众的道德观。罗贯中之所以“贬曹”，是因为曹操作为“奸雄”的典型，常常屠戮百姓，摧残人才；而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业和非凡胆略，则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未随意贬低。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评判和选择。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三国》研究界的普遍认同。如果今天的某位研究者仍然用“封建正统思想”来解释《三国演义》的“尊刘贬曹”倾向，那最多不过是重复五十年代早已有之的看法，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新观点”了。常常看到一些研究者，费了很大力气写成一篇文章，自以为颇有见解，其实却是在重复别人早已论述过的观点，原因就在于不了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三国演义》作为四大名著，价值肯定是有的，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来说去，它是小说，读三国增添的更多在文学方面。 你可以好好看看这几个人、对你很有帮助 你还可以了解些计谋 了解下什么是城府极深 尔虞我诈 在职场上也有帮助 蜀先主刘备(学习他的仁、德） 蜀后主刘禅（吸取他的教训） 蜀丞相诸葛亮（学习他的忠、智） 蜀大将军姜维 （学习他的拼劲）

《三国演义》的社会意义：

1、《三国演义》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后世，包括当代历史小说不少都是以之为典范，模仿其体制结构。

《三国演义》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演义体小说语言，塑造了四百多个人物形象，描写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小说体裁。

这不仅使当时的读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而且也刺激了文士和书商们继续编写和出版同类小说的热情。自嘉靖以后，各种历史演义如雨后春笋，不断问世，从开天辟地，一直写到当代。

2、《三国演义》名播四海，也受到了外国读者的欢迎。

在明隆庆三年已传至朝鲜，崇祯八年有一种明刊《三国志传》就入藏于英国牛津大学。

自日僧湖南文山于康熙二十八年编译出版日文本《通俗三国志》之后，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英国、法国、俄国等许多国家都有本国文字的译本，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作出了有价值的探讨和极高的评价。

扩展资料：

《三国演义》文学城就：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军事政治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

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

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空城计吓退司马懿”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开创了长篇历史演义小说的先河。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和古代民间传说，是古代文人小说转变为市民文学历程中重要的史证，具有极大地史料研究价值。且三国演义中奇谋妙策极多，多读读也能让普通人增加不少的生存谋略。

《三国演义》是我国产生较早，影响较大的一部著名长篇历史小说，是我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的开山作品。描写了东汉未年和整个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在艺术创作上也积累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三国演义》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它采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明白流畅。它的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见侧出，摇曳多姿，波澜曲折，在写作上对读者也有一定启发。它的结构宏伟，把百年左右中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照应，环环紧扣。《三国演义》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其中以战争描写和人物描写最为突出。《三国演义》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写了那么多战争，读者并不觉得枯燥乏味，原因就在于它写出了每次战争的特点，亦即写出了具体条件下不同的战略战术的运用，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的较量上。在整个宏伟的长篇结构中，《三国演义》所写各次战争彼此关联照应，显得全部描写匀称和谐而又波澜起伏。官渡之战，曹操统一华北；赤壁之战，决定天下三分；彝陵之战，鼎足的局面开始向统一转化；这些关键性的重大战役，都是《三国演义》的描写重点。事物发展，总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总有前因后果，因此，《三国演义》在重点描写的战争之间，又描写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战争作为铺垫或余波，轻重主次配合协调。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动中有静，张驰有度。《三国演义》人物描写的最大特点是“略貌取神”，不单纯追求细节的逼真。它往往借人物自身的言语行动或通过周围环境来把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渲染。曹操奸诈，一举一动好象都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处不带上天真而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是那样得心应手，从容不迫。借助烘托气氛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是《三国演义》运用得相当成功的一个表现手法，如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仅仅通过“声如巨雷”的三次大喝，便使张飞威武勇猛的性格活龙活现。一喝，曹兵“尽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伞盖”；二喝，曹操“颇有退心”，“后军阵脚移动”；三喝，“喊声未绝”，曹操部将夏侯杰吓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曹兵“一时弃枪落盔者，不计其数”，曹操本人“骤马望西奔走，冠簪尽落，披发奔逃”。其实，张飞不过孤身一人“怒目横矛，立马桥上”而已。所有的描写都没有多少细节的精雕细刻，大都依靠粗线条的勾勒，环境气氛的渲染，使人物神态活现，形象栩栩如生。此外，《三国演义》在把人物放在尖锐激烈的斗争中来描写，采用对比方式刻画人物思想性格等方面，都有成功的艺术经验。但是，应该指出，《三国演义》的人物描写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书中通过尊刘（备）抑曹（操）等描写，表现出封建的正统观念，这主要是由于作者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造成的。作者所描写的那些人物生来就非常了不起，看不出人物的思想性格同当时社会环境及人物切身遭遇的内的联系，一出场就定型化，而且在人物活动中还包含着不少迷信成分。并对黄巾农民起义有所诋毁。《三国演义》的思想糟粕，给它的艺术带来了一定的损害。《三国演义》是古代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它广泛流传，魅力无穷，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深刻影响。罗贯中是我国杰出的古典小说家，是他把章回体小说这一文学式样推向成熟的阶段。他所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被翻译成十多个国家的文字，风行全世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在国外，他的《三国演义》被称之为“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而《大英百科全书》则称他为“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第一部文人长篇小说。

你好，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处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1798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 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 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 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第一部文人长篇小说。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

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扩展资料：

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清人金圣叹，曾将我国的历史小说做了集萃式的评述，《三国演义》被排为“第一才子书”。

《三国演义》描写了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群雄逐鹿，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归于一统的历史画面，场景宏大，情节复杂，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明珠。

《三国演义》的作者具有非凡的叙事才能，详略张弛，纵横开合，都处理得极为恰当。其对几次大战的全景式描写，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写得波澜起伏、跌宕曲折，读来惊心动魄，将简略的史实演义得生动细致，令人叹为观止。

《三国演义》刻画了近200个人物，个个堪称艺术典型。诸葛亮是“贤相”化身，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质和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出于圣贤而近乎神。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被后人奉为神灵，即所谓武圣人关老爷。

书中有两位政治家是被脸谱化了的，一个是刘备，被塑造成为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

而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则被塑造成一位“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奸雄，一个野心家和阴谋家。鲁迅曾说，孔明被写得过于智慧而“近妖”，刘备则被写得过于仁厚而“近伪”。后人对此，已有了比较公允客观的评价。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三国演义》的长与短

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所著，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100年的历史风云。

罗贯中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自问世以来，深受各层次读者的喜爱，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文学名著。小说以汉末灵帝中平元年（184）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作者以宏大的历史画面，艺术地再现了魏、蜀、吴三国之间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各政治集团、势力内部的相互争斗，并通过艺术的手法，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为中国文学画廊中的不朽之作。《三国演义》又名《三国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小说史上最著名最杰出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在其成书前，“三国故事”已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唐代，三国故事已广为流传，连儿童都很熟悉。随着市民文艺的发展，宋代的“说话”艺人，已有专门说三国故事的，当时称为“说三分”。元代出现的《三国志平话》，实际上是从说书人使用的本子，虽较简略粗糙，但已初肯《三国演义》的规模。罗贯中在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又依据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所征引的资料（还包括《世说新语》及注中的资料），经过巨大的创作劳动，写在了规模宏伟的巨著——《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根据三国时期的史实和民间传说创作而成的优秀历史小说。它的内容丰富多彩，为读者留下了深厚多而的认识价值。故事远起汉灵帝年间刘、关、张桃园结民间传说义，描述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近百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众多的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作者通过真实动人的故事，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和腐朽，控诉了统治者的暴虐和丑恶。《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文学价值。虽然，就文学而论，它的人物塑造功夫也确是第一流的，中国后世的小说家都从其中吸取了营养。 它的布局和气氛安排也是高明之极，例如刘备三顾茅庐，一步一步把主角诸葛亮从喧天的锣鼓声中引出场来；又例如“草船借箭”的写箭，“借东风”的写风，一步逼一步地扣得极紧。这一类手法，在外国小说名著中极少见到。外国小说中的主角，往往一下子就出了场，或者是闪闪缩缩，面目模糊。 《三国演义》的人物面目清楚，忠就忠得义薄云天，奸就奸得狠毒无比，读者一翻开书就见到每一个人物立场分明，爱憎清楚。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艺术意图是憧憬性的形象化生活信念”。这就是说，创作者（即作者）的意图，必然在文学作品中有所表现。“演义”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就较为直接地渗透着作者主观的价值判断，用一种自认为理想的“义”，泾渭分明地去褒贬人物，重塑历史，评价是非。《三国演义》中所渗透的一些接受美学原理。对于这部中华民族的文学瑰宝的感悟与探索，从古至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愿有更多的读者能阅读它、接受它，并从中开掘出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让《三国演义》的艺术魅力和学术精神能够永葆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