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研究论文学习

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 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 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 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 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 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 ，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 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 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 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采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1]，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 “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 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 。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 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 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 ”。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 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2]。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 “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3]以此来解释楚文化 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著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 ”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4]。项羽 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1]《史记·高祖本纪》。 [2]《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风俗通义》。 [3]《汉文学史纲》，《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4]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楚国(地)文学源远流长。作为最早的文学形式枣神话，则在楚国(地)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庄子》、《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都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神话和传说，成为楚文学产生的鼻祖。如“女娲化生万物”、“抟黄土作人”、“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中，女娲、夸父、后羿等是神力无穷、饱满生动的非人亦人形象，反映了楚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楚先民的精神生活中，无论是天神地祗或人鬼，都是那么有血有肉、奇谲瑰丽，富有艺术魅力，无疑的，这为后来楚人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基础。 春秋时期，楚国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是诗歌。见于文献记载，楚国诗歌虽不算多，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其中虽无“楚风”，但《周南》、《召南》是为南方民歌，《汉广》等篇则又实为江汉流域之作。《候人歌》虽为一句，但“兮”、“猗”语助词的运用，已具楚地民歌的语言特色，对后来楚辞的创作，显然有直接的影响。散见于其他典籍，也还有不少楚国(地)民歌。如《说苑》记载的《楚人诵子文歌》、《楚人为诸御己歌》、《越人歌》，《新序》记载的《徐人歌》，《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河上歌》、《申包胥歌》、《渔父歌》，《论语·微子》记载的《接舆歌》，《孟子·离娄》记载的《孺子歌》，以及《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优孟歌》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楚国(地)诗歌的成就。 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散文与诗歌。由于散文以《庄子》为代表，诗歌以屈原《离骚》及其他作品为代表，故两家合称“庄骚”。 庄子作为一位博学的哲学家，不仅哲学、政治思想丰富多彩，而且文学艺术思想也很突出，甚至涉及到关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庄子》一书，千奇百怪，“寓言十九”，变幻瑰玮，叙事以明理。如为了说明凡事顺其自然，追求“素朴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马蹄》篇中以马为例，说马以蹄践霜踏雪，举足能奔跑跳跃，这是马的本性。伯乐则力加驯化，削蹄烧烙，使马惨遭祸患，死亡大半，这样“残生损性”，就是破坏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以寓言喻理，逸趣横生，耐人寻味。寓言既为喻理，所以它与譬喻手法是紧密相联的。《庄子》一书，处处设譬，与寓言相映成趣，构成全书一大特色。如在《应帝王》中以“浑沌”喻纯真的万民，以“凿窍”喻扰民的政举。 《庄子》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也同时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 楚国的诗歌源远流长，至战国中后期，大诗人屈原(图1，明代陈洪绶木刻《屈原》)在楚国诗歌的基础上，与哲学思想一样，融南北夷夏之交，创造出一种新的骚体诗歌----楚辞。“楚辞”一名，秦汉间已出现，至刘向收屈原及其后学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集，从此，《楚辞》就成为楚国诗歌总集的名称(图2，《楚辞》及研究著作)。由于《楚辞》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宋人黄伯思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楚辞是地方色彩最为鲜明的楚文学代表作，黄伯思对它的界说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它的外部特色，比较明确地突出了它的形式特点，故向来被视为解说“楚辞”得名及其特征的经典之论。楚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诗2400多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全诗洋溢着诗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奉献精神、真挚执着的念祖爱国忠君恋乡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不畏邪恶势力、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离骚》在艺术上也具有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在采用夸张手法与比兴手法，是积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杰作。由于它开创了楚辞创作的新途径，奠定了楚辞的历史地位，故后人称楚辞为“骚”，称屈原诗歌为“屈骚”。 宋玉是战国时楚国著名文学家。宋玉出身低微，仕途失意，曾师事屈原，通晓音律，雅好辞章，具有很高的文学才能。宋玉赋16篇，多已亡佚。现存《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诸篇。《九辩》，是一首自叙性的长篇抒情诗。该诗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凄凉。句法灵活自由，字数增加，加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宋玉是屈原艺术的优秀继承者，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首创地位。 唐勒、景差是与宋玉同时以赋见称于战国晚期楚国文坛的作家，但两人的作品都未能流传下来。1972年，在出土简文中，出现了唐勒的赋作残篇，因而使人得以大致了解唐勒的创作情况和文学地位。 荀子不仅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荀子》一书论理透彻，层次清晰，行文精炼，辞采缤纷，论点明确，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论说文。但作为一位文学家，其真正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则是《成相篇》和《赋篇》。《成相篇》是运用通俗文学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借助民间喜闻乐见的曲调来传播政治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赋篇》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赋”名篇的作品，成为后世赋体的直接源头。荀子在楚国从事写作，无疑广泛地吸收楚国民歌的养料，这是荀子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 楚文学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先秦时期中国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在文艺思想、创作精神、表现手法、体裁形式、修辞技巧等各方面都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代，楚国历经八百余年的发展，由僻处丹阳一隅，到拥有 中国半壁河山；从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不断 地发展壮大，成为“天下强国”。此间，楚国不仅位列“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而且创造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楚文化。秦灭楚后， 海内一统，而楚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则流传至今。 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还要有体现本民族精神 的典范。楚国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位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 范。 屈原见闻广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为人“正道直行，竭 忠尽智以事其君”，在受怀王重用期间，努力实行其“美政”理想。 他主张以法治国，“举贤才而授能”，并从制订“宪令”入手改革内 政。在外交上，则竭力主张改传统的联秦政策为联齐抗秦政策。这两 方面的改革虽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楚国的发展，但触动了一些权贵 以及秦国的利害关系。内外反对势力因此互相勾结排挤诬陷屈原，怀 王不能明察，怒而疏远屈原。顷襄王即位后，又偏听“短屈原”的话， 将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并不因被放逐而改变“前志”，而是时刻 “眷顾楚国”，为表达其“存君兴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之意，以辞赋进谏。他痛恨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党人，同情人民的疾 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国殇》一章，热情歌颂那 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在极度的抑郁苦闷中，他多次产生“远游以自疏” 的念头，但或以“览民尤（灾难）以自镇”（《九章·抽思》）；或 因“怀乎旧宇”，终于没有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国为止。 正是这种执著的爱国情怀，似“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九章·橘颂》）的“后皇佳树”，构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实有的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 民族的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九章 ·惜诵》）：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为 “忠洁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旧唐 书》、《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 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首次把屈作楚辞同《诗经》 的《国风》、《小雅》相提并论，并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 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 序》引）。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 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故他说： “原之敬王，何异孟子？”（《鸡肋集》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 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其书可以发“天性民彝 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常）之重”（《楚辞集注》）。皆意欲 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所受到的 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 修建了屈原庙、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 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于不同的国 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诚如毛泽东所言：“（屈原）不 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 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 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费德林回忆录： 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 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 先秦时代，随着（《诗经》）热的衰落，以楚辞楚赋为代表的文 学崛起于楚国，并将我国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所谓 “自风雅（指《诗经》）寝声，莫或抽绪（继承），奇文郁起，其 《离骚》（代指楚辞楚赋）哉！”（《文心雕龙·辨骚》）即指此而 言。与此相应，涌现了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内的楚 辞、楚赋的作家群体。其中，屈原以楚辞著称，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 而以楚赋见长。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为宋玉，故 后世或以“屈宋”并称。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民歌体式的基础上，开拓了宏大的篇体和 错落有致的句式。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的束缚，节奏韵 律富于变化，表情达意更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创的这一文 体，“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 界，把执著的人生追求与爱国主义思想融为一体。故“其称文小而其 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还采 用一系列的艺术手法，尤其是把当时流传的巫文化引入辞章，神游幻 境，驰骋想象，开创了以现实为基础、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特色的新文 学天地，从而成为当世及后世文学艺术的典范。 《楚辞》同《诗经》一样，是我国文学两大源泉之一。历代文人 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没有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 原，摹拟屈作楚辞，宋玉、景差开其端绪，入西汉而形成热潮。汉代 摹拟屈作楚辞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辞章句》所见11篇，如郑振铎先 生所言，“不过百中取一而已”。汉代以后仿屈作者较多，唐代柳宗 元“为骚文（楚辞）数十篇”（《旧唐书·韩愈等传》）；清初王夫 之还将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辞通释》一书中，尤为 典型。屈作楚辞真可谓“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 骚》）。至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 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吸引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楚辞，是屈作楚辞的 一种深远影响。对楚辞的整理研究当始于宋玉，在汉代、宋代、明清 以及20世纪，都分别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的楚辞研究不仅专著多， 单篇论文更多；涉及多种学科，影响更加广泛。此外，楚辞对其他诗 文、戏曲等等也影响至深。 《楚辞》在汉文化圈内影响也很深广，它在唐代传入日本，对日 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外，还被译为多种外语版本流传欧美及俄 罗斯诸国。 楚赋与楚辞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体。楚赋虽“拓宇于楚 辞”（《文心雕龙·诠赋》），但它是在与楚辞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 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来“好辞”，但因在襄王身边 奉命而作，受宫廷御用性质所决定，结果不是以楚辞见长，“而以赋 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故司马迁将“辞”与“赋”明 确区分开来。但后世学者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了对楚赋的忽略。 楚赋是一种问答对话的方式，铺陈其事，极声貌以穷文，韵散结 合的文体。屈原的《卜居》、《渔父》发其端，宋玉的《风赋》、 《钓赋》，始标赋名，“与诗划境”（《文心雕龙·诠赋》），而宋 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是赋的成熟之作，其写法开汉赋名篇 《子虚》、《上林》诸赋的先河，对汉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玉的楚赋诸篇及其楚辞佳作《九辨》，借助《楚辞》、《文 选》、《古文苑》，得以广泛流传，影响后世。李白“屈宋长逝，无 堪与言”、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诗句，分别 表达了一些文人对屈原、宋玉的仰慕。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们的 喜爱。总之，屈宋辞赋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 化韵味，感染国人，影响世界。 楚人的巫、道与中国的哲学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巫以楚为盛， 道家学说是楚文化的特色内容，已为共识。这二者在中国哲学和宗教 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楚先祝融。祝融为帝喾高辛的 “火正”，主“司天”，因功显名，故后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传统。 熊绎、平王、怀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较突出的信奉者，而著名 的巫学大师则是被称为“国宝”的楚臣观射父。 就其内涵而言，楚国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种巫术、飞升成 仙等等内容。它不仅渗透到楚国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而且对后世宗 教信仰影响深刻。如：先秦时代，唯有楚人以东皇太一为至上神。马 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太一出行图》，太一在诸神中处于主神地 位；汉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为至上神，显然继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 为至上神的传统。神仙观念是道教的基本观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终 极追求。先秦时代的神仙观有两大系统，燕齐方士刻意于海上求取仙 药，楚地则重在借助灵物飞升成仙。楚地这种神仙观及其各种巫术， 都是后世道教神仙观和道教法术的重要来源。 道家学说，渊源于晚商时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学 思想的则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学生，楚平王的大 臣，他的思想对楚国朝政产生过影响。入战国中期以后，道家分化为 两大派系：即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老庄学派以庄子为代表，黄老学 派，主要有�冠子、环渊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学派中最富哲学内涵，对后世影 响极为深广。汉初，黄老之学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清静无为，与 民休息，治理战争创伤，使天下殷富，社会获得稳定发展。东汉以后， 道教兴起，道家学说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老子被奉为教主，称之为 “太上老君”，其书《老子》被奉为圣典，称之为《道德真经》。后 来，文子、庄子也分别被尊为“通玄真人”、“南华真人”，其著作 《文子》、《庄子》也被视作“真经”，列入道藏。魏晋时代，玄学 兴起，玄学以老庄道家的无为学说为本，探讨纲常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最终使汉末陷入危机的名教重新焕发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于巩固 统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儒、释、道三教长期合流兼容，老庄思想对 佛、儒二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自无极而太 极”的理论，就来源于道家的“有生于无”，“复归无极”（《老 子》）。老庄道家学说几乎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发生思想共 鸣。晚清民国初年，受社会危机与西方思想的影响，一些文人志士如 谭嗣同、严复等，重新审视老庄文本，并从中发掘“民主”、“自由” 的思想，再度将道家学说视为匡世安邦理论。当今世界提倡返朴归真， 回归自然，遵从自然规律，加强环境保护，道家“天人合一”的整体 观念，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不仅在国人中，而且在世界上 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共鸣。 出土楚文化资料与现代学术文化 出土楚文化资料，主要是指考古发现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遗存，包 括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两类。其中一些重要的发现，在我国乃至世界 学术界都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20世纪30～40年代，因盗掘先后在安徽省寿县和湖南省长沙楚墓， 出土了著名的“寿县楚铜器群”和“楚帛书”等重要文物资料。这两 大发现当时就在学术界形成了研讨热点。尤其是楚帛书流落到美国后， 其研究也逐渐国际化，促进和掀起国内外的帛书研讨热潮，并为中国 史研究走出疑古时代提供了帮助。 20世纪后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时期。 楚简批数多，数量大，居全国先秦简牍之冠。迄今为止已发现30 余批，其中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有长沙仰天湖（M25）楚简、信阳长台 观（M1）楚简、荆门包山（M2）楚简、荆门郭店（M1）楚简和上海博 物馆馆藏楚简。尤其是郭店楚简，资料一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学 术界接连在北京、美国、武汉举行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青铜器及其铭文也有重大发现，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启节、河南 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铜器群、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 以曾侯乙编钟编磬举世闻名，复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为我国音 乐文化大增光彩。 楚国的货币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蚁鼻钱和金币。蚁鼻钱，是一种 有面文的仿海贝的铜质铸币。楚金币是一种称量货币。楚国是先秦时 代唯一通行黄金铸币的国家。据初步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 600余件，总重量接近4万克。其中江苏省盱眙穆庄乡南窑庄出土的11 件“郢称”金币里，有一件长12．2、宽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 印记54个，半边形印记6个，是所见最大最重的一件。这些楚币不仅 为楚文化学界所重视，而且也吸引了经济学界人士参与研讨。 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享有盛誉，而领先于 东周列国的楚国丝织工艺则是先秦中国丝织工艺的代表。湖北江陵马 山1号战国楚墓，出土丝织衣物38件，丝绸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种 齐全，色泽鲜艳，被誉为“丝绸宝库”，甚为丝织与服饰研究者所重 视。 楚地多宝，地下矿藏丰富，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南北 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开采时间上起西周下至汉代，出产过大量的 铜矿，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国古代采矿和冶铜的生产情况，填补 了中国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丰富多彩，对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于开发地域文化资 源，也有利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