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西厢记的语言特色

《西厢记》包含丰富的修辞技巧，全剧运用的积极修辞手法达到三十四种之多，采用古典诗词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既吸收了古典诗词语言的精华，又提炼、融会生动的民间口语，加重文章的斑斓色彩，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使这部作品辞藻纷呈，艳丽典雅。在博取众长的基础上，熔铸冶炼，形成自身华丽秀美的语言特色。这种特色是形成全剧“花间美人”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没有语言上这种五色缤纷的艳丽姿采，“花间美人”就要黯然失色。其文采灿然的语言特点，绝不是堆砌词藻，雕字琢句得来的，它和形式主义的专门搞文字藻绘的作品毫无共同之处。全剧虽然华美，文采璀璨，却自然、流利、通畅，绝无滞涩、雕琢、造作的毛病。作者不仅善于熔炼方言口语入曲，而且更善于熔炼古典诗词入曲，甚至把口语和古典诗词杂糅在一起而丝毫不显生硬牵强。俗话说“量体裁衣”，《西厢记》很多地方是“量体借衣”，借用前人的现成语句和意境而不显“借”的痕迹。……当我们读到“碧云天，黄花地”，“暖溶溶的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等句时，也会很自然地想到范仲淹的名篇《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而“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用的是白居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典故是无须说的了。由于原材料都来自诗中的句篇、精华，于是据以熔炼而成的新产品当然是精品了。但是话说回来，好材料遇到拙劣的工匠，就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这里便有所谓化工和画工、神似和形似的区别。一个好的词语，一种好的意境或一种好的表现方法，高明的巧匠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借鉴，按自己的需要加以创新。例如《西厢记》中《送别》一折有“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写离愁之重，小小车儿载不动。这个意思并不是王实甫创造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就有“驴鞭半袅，吟肩双耸，休问离愁轻重，向个马儿驮也驮不动”。只因王实甫是写莺莺的离愁别恨，因此必须易马为车，不能照搬董解元的原话，但是写离愁之重却是一样的。董解元用马形容离愁，也不是董解元的创造，宋人石孝友《玉楼春》词已有“春愁离恨重于山，不信马儿驮得动”的比喻。李清照的《武陵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可见古诗词中载愁的工具多得很，骑马、乘车、坐船悉听尊便，但总的说必须符合人物所处的现实环境，必须有助于人物刻画。能融会贯通臻于至境的是高手，否则照葫芦画瓢，生搬硬套，即或很像，也是别人的东西。总之，《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杰出的。由于王实甫既能熟练地驾驭民间语言，又善于吸取古典诗词中的精华为己所用，两者奇妙的结合，便形成既典雅又质朴，既有文采又不废本色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浓郁的诗情画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这却是《西厢记》获得文采派代表作的主要标志。

《西厢记》的文采性在语词优美、娟丽动人方面确是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这部剧作的文采性，也表现在其包含有丰富的修辞技巧，因而剧作的语言修饰达到美轮美奂的境界。

《西厢记》语言的丰富性还表现在作品对民间俗语的吸收运用。当然，这也是为刻划各种人物不同性格服务的。纵观全剧，剧作者对文化修养高的人物如张生、莺莺多用文雅的语言，而对于文化修养较低，性格粗豪或爽朗泼辣的人物，如惠明和尚、红娘则多用口语俗语。

《西厢记》是有着严格韵律限制的戏曲作品，要在一定的规矩内作出切合人物环境戏情又合乎韵律的精美曲辞，语言文字很美，让人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走进一座迷人的语言艺术宝库，觉得异彩纷呈，目不暇给，如珠似玉，叹为观止。这部剧作包涵着多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语言，而又不留雕琢痕迹地融合为一体，浑然天成。

《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既丰富多彩，又极有文采风华，两者完美结合，而且通俗、合律、自然流畅，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