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考改革的研究论文摘要

摘 要：供给主体多元化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政府应从过去的单一供给主体转为供给主体之一，与其他供给主体平等竞争。此外，政府作为供给主体，不仅要进一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更应从制度和方法上对高等教育供给整体进行管理和监督，使其能够满足社会有效需求，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公共产品理论；改革路径选择；供给主体多元化 公共产品理论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最初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它是为适应国家干预经济的需要而确立的，从理论上说明了政府行为是与市场经济活动融为一体的。所谓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上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萨谬尔森对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是：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 高等教育，无疑是国家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天之骄子，也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希望之源。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许多问题也使得我们困惑不已，如扩招后教育教学质量的滑波问题、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等。面对社会的质疑，高等教育改革何去何从，业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高等教育作为一种适度规模下的公共物品（也有人称为准公共物品或者俱乐部公共物品），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利用看得见的手去介入、影响和校正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路线和目标，使其向着有利于社会进步、国家强盛的方向发展。 一、基于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下的高等教育特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少进展，特别是高校扩招以来，大大增加了人们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利于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促进了整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1.高等教育的公共特质。不同教育性质的确认，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如厉以宁从供给主体和教育经费承担方式来看，认为我国现行教育产品有以下五种类型：具有纯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如义务教育）、基本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如政府投资提供的各类学校教育等）、具有混合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如某个组织为自己的成员设立的学校或培训班等）、基本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教育和具有纯私人产品性质的教育。王善迈从教育属于非营利的公共部门出发，认为教育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或混合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属于混合公共产品。劳凯生则认为，从教育非垄断性质、公共产品与市场的关系、产品的竞争性和可分性程度来看，教育这种公共产品可以进一步转化为私人产品或准私人产品。 高等教育属性的确认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政府是高等教育唯一的供给主体，且完全承担教育经费，此时的高等教育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第二阶段，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主体和经费承担方式的变化，使得高等教育的性质也相应改变，具有混合公共产品的特点，我们可称之为准公共产品。 所谓准公共产品，是指不严格遵守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即高等教育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可以轻易地做到排他。例如，高校向学生收取一定的费用，来为特定的群体提供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在一定的规模下（学生数量）具有良好的外部效应，但是超过一定规模后，必将发生拥挤效应，从而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因此，我们又可以称之为俱乐部产品。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具有公平性和正的外部效应。所谓公平性是指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它是面向社会全体成员的，每一个人均能够享受这种产品和服务。如早期的高等教育，通过公平竞争（高考）被择优录取的考生能够免费获得这种教育的权利；当前的高等教育同样需要通过公平竞争（高考），才能够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不过教育经费不再由国家承担。正的外部效应是指个人获得高等教育之后，不仅个人受益，而且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如从知识传递的贡献来说，它对于提升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弘扬本民族文化、传播人类科技和文化知识、提高大众的民主意识等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如表1所示。 2.高等教育的经济特质。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会产生巨大的效益。首先，个人精神层次的提升（精神收益）和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社会收益）等等，这些无形的收益是无法具体测量和估算的。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也具有相当的经济特质，具体表现为： (1)新的增长点。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手段乏力，什么才能够成为我们社会新的增长点？显然，高等教育无疑处于声名显赫的位置。这在世界经济和教育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多项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家庭储蓄的首选目标是用于子女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投资，正是这一具体国情强化和放大了高等教育的经济特质。 对此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早在1999年2月19日《经济学消息报》中就提出，若三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增加一倍，且新增学生一律实行全额自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他费用每年4—5千元，则届时高校每年可多收学费200亿，其在校消费约为40亿。再考虑这笔钱所带动的间接消费，用我国的投资乘数来计算，这240亿可拉动近1000亿左右的投资与最终消费。在笔者看来，此观点可信度多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确实能在短期内大大拉动国内消费需求，刺激短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居民具有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支付意愿和能力，这就使得高等教育成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点有了可能。 (2)产业化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势头迅猛，特别是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高校扩招重大决策后，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据教育部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在校生数211210万人，居世界首位。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是马丁·特罗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创立的，他分别将15％和50％作为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即将毛入学率低于 15％的高等教育称为精英教育，在15—50％范围之内称为大众化高等教育，而在50％以上称为普及化高等教育。我国巨大的高等教育需求和相关数据表明，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已到来，为此很多学者提出了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的口号。 所谓教育产业化，是指运用现代产业发展机制和管理方式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办学方向社会化和办学投入产出效益化的过程。尽管教育产业化问题见仁见智，争论很大，但事实上，当前在我国还是有具体表现的——主要就是利用社会闲散资本兴建并经营大学城、职业院校、二级学院以及民办高校等，并允许营利的一系列行为。 二、政府在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的责任 作为高等教育供给主体之一，政府不仅需要在财政投入、制度和管理水平上努力提高，还需要强化市场意识，并在宏观上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全面的规范和引导。 1.加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大财政投入，优化配置，整合各种教育资源，搭建强有力的高等教育平台，能够发挥显著的引领作用，从而有效地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稳定发展。以“211工程”和“985工程”为例，政府集中资源对部分基础好、水平高的高校进行重点建设，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模式的成功尝试。这两大工程很好地实现了通过重点建设进而推动整体发展的战略构想，较大程度改善了高校的办学条件，提高了高校培养高层次创新性人才和进行高科技开发的能力，一批重点学科已成为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主要基地。 2.不断调整知识结构和教育模式，满足社会有效需求。高等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直接为社会输送各类高层次人才和服务，因此必须与市场保持紧密的联系。而我国传统高等教育存在的与市场需求联系不紧密、办学模式封闭滞后等弊端，导致其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态势，无法满足社会有效需求的变化。因此，政府必须洞悉当前社会的需求发展态势，审时度势，不断对高等教育的知识结构和教育模式进行调整，从而引导高等教育保持正确的前进路线。 3.建立现代产权理念，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从产权理论的角度来看，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我国高等教育取得快速发展的前提。政府和高校的关系并非不可变化，应该看到，由传统政府控制型向政府管理型转变应是高等教育改革目标之一。因此，建立现代产权理念，实现高校所有权和办学权的分离，使高校成为具有经营自主权的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主体，既是重构政府和高校关系的契机所在，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 4,建立严格的准入、核查和激励制度。随着高等教育领域向社会（私人）资本开放，使得某些院校的办学规模、质量等指标没有一个严格而统一的标准。更有甚者，仅仅把高等教育当成自己的摇钱树，只重视自己的经济效益，一切向钱看，最终会导致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遭到社会的质疑，从而失去公信力。因此，政府首先应设立一定的门槛，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及配套措施，对高等教育供给主体进行资格审查，并在其提供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实行有效监督。其次应对其提供的高等教育产品进行全面评估和核查，保证质量，提高消费主体的竞争力。第三，建立合情合理的激励制度，通过诸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或者其他市场化手段对提供优质高等教育服务和产品的供给主体予以奖励。 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困境分析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供给和需求的发展不平衡，单一的供给无法满足日益多样化、多层次的社会需求。高等教育资源的这种短缺具体表现在其供给数量的匮乏和供给质量的缺陷两个方面。 1.人口基数过大。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显旺盛。尽管近几年来，高等教育获得了快速壮大和发展，但相对于我国过大的人口基数，仍然显得有些供给不足。笔者参阅教育部相关数据，总结了我国2003。2006年的高考招生数据，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虽然2003—2006年高校招生名额增加了150万人，但是随着报考基数的增加，高考毛录取率却下降了6个百分点，因而2006年就有 420万人得不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可以预见在未来五年之内，毛录取比例在达到人口峰值之前还有可能下降，还会有更多人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笔者认为，庞大的人口基数是造成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之—。 2.低质供给和知识结构的错位。高等教育供给不足不仅包括数量上的供不应求，还包括质量上的低质供给以及知识结构上的错位，导致该资源供给无效或者低效，进一步加深了其供给不足的程度。 首先，由于消费高等教育资源的绝对数量不断增加，从而使得拥挤效应的发生率大大提高，出现了规模低效的现象，使得教育资源的消费质量大打折扣，主要表现在教师总量不足、组织管理水平落后、教学事故发生率（诸如旷课等）提高等方面。据有关部门对99所高校外语教师情况调查，周课时一般为14节以上，其中20 —29节的占教师总数的32％，30节以上的占％。而据研究外语教师周课时在8节左右最为适宜。班级教学规模膨胀过快，合班上课，一两百人上大课现象增多，教师组织教学难度加大，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3.高投入和低产出的矛盾。2006年8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一项由8777人参与的调查，结果显示，％的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高等教育的消费不仅具有抽象的精神收益，还有看得见的经济收益，因此我们就无法逃避对其投入产出进行比较分析，也就是说要看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是否大于（或等于）预期。许多教育经济学家在一般教育投资和高等教育投资等方面作过深入的研究，也给出了不同的估算值。表3是关于不同收入国家对于不同类型的教育投资社会回报率及个人回报率的估算。 从表3可以看到，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都是非常高的。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率随着其收入高低呈递减趋势，也就是说，收入高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比低收入国家普遍要低。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的收入越高，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将逐渐减低。换句话说，假定投入（不计机会成本投入）一定，抛开其他诸如知识结构、专业设置不合理等不利影响，当前中国对高等教育投资的产出是低于其预期水平的。 四、我国高等教育供给主体多元化的改革路径选择 由于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特性，供给高等教育的产品和服务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我国传统的计划指派特点以及人们对政府的强烈信任，更使得政府当仁不让地成为高等教育供给的核心力量。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政府供给并不等于政府生产。政府供给。可以通过政府直接生产和委托社会（私人）部门生产两种方式来提供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 1.政府直接生产。所谓政府直接生产，是指政府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对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进行直接生产。根据我国历史现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供给可以划分为两种形态：

我对高考制度改革的看法高考作为一种经济的，比较公平的，容易操作的选拔人才的方式，是必要的。但高考必须应该有个准确的定位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具体的说： 1、高考是连接考生与高校之间的桥梁，其性质是服务性的，不应该让考生和高校围着高考转。 2、高考应尽量减少人为的，难以控制的因素的干扰。 3、高考应尽可能的让考生展示全方位的自己，而不是相反。 4、让高校根据自己的特点，自由公开的招生自己所需要的学生。第一，高考是我们整个教育制度应试教育的核心，它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如果高考的改革最后不能把影视指挥棒拧过来，这个改革就是失败的。所以，应该由这个来检验。现在我们的高考应试教育已经搞到什么程度呢？代价是千百万的孩子变成21世纪的新的东亚病夫。农村的孩子甚至是以自己的生命在争取到录取线。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高考的改革究竟它真正钥匙、关键在什么地方？我认为高考改革的关键是自主权的回归，就是要求政府把高考招生办学自主权完全还给学校，因为原来这个权是学校的。因此这样一个改革就必须要求我们教育主关部门要摆脱计划经济领导管理体制，教育部仍然还在搞计划经济，全国哪个城市在什么地方怎么高考，它以此为自豪，完全是一个统一的、集中的领导体制。所以，这个必须要改。高考的改革必须同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体制改革，教育部要是小部制，把教育部所有管的权利交给学校，教育部就管方针政策、经费、纪律，所有业务问题、高考内容的问题、教材的问题、大纲问题，教育部统统不要管，因为这个东西部是教育部管的事情。考试这不应该是教育部管的事，考试的问题是学校老师的事。我就引用清华一个老教师的话，他是非常资深的老教授，一个系的老主任，他做了十几年某一个省的招生组组长，非常熟悉招生和教学，他说你相信我，我这个系主任带领我专业组的老师，我招生，保证把最好的学生招来，而且考试可以非常简化，根本不要什么一模、二模、会考、联考，统统不要，我就相信这一条。因为考试必须和摆脱官本位结合起来，校长以后不要由教育部或者教育厅来任命，校长由校委员会来招聘，大家谈自主招生就怕腐败，腐败怕谁？腐败不怕官，腐败是官本位官官相护的产物。腐败就怕教育家。软硬不吃，给钱也不要，你给我条子，我不是你任命的。所以，教育家对腐败的屏蔽率绝对不可以低估。我就想邵东县的问题，罗彩霞，那么多环节，如果有一个教育家就被屏蔽了，不会出现罗彩霞的问题。所以，现在高考改革，关键的问题是要把办学招生自主完全交给学校，这当然就有问题，比如清华要实现全国自主招生做不到，现在只有5%。现在自主招生有一些试验价值，但是没有推广价值。为什么？只在大城市里面招，农村的孩子、贵州云南的孩子有自主招生的权利和机会吗？如果以后自主招生全国推广起来，农村的孩子上不了大学了，这是很大的问题，这样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农民的孩子上不了大学，我们是一个农民打天下，武装了农民，解放了我们国家，打败了日本鬼子，现在农民的孩子上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少。所以，现在自主招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增加农村孩子的比例。因此，我们自主招生就应该在全国设点，联合招生，就像当时我考清华一样，我50年考清华，华东地区联合招生，我们考了一次。后来华北地区来招生，我们又考了一次，完全是联合招生、自主命题，这是可以做到的。 我现在的建议是，以后我们实行由若干学校实行联合招生，可以先进行试点，其它学校还是按现在这样做，但是以后可能全国有几十个这样的联合招生组，在全国各个地方都可以有自主招生，农村的孩子只要花5毛钱、1块钱就可以参加考试，但这样做一定要经过试验。所以，这个改革方案就是要结合好几个问题，办学自主权回归学校，官本位制要解脱，教育部要实行小部制，教育部把业务的权力不要管了，你就管颁布政策。教材、考试问题，教育部统统不要管，就像商业部管餐饮业一样。

科举研究与高考改革摘要: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古代科举在追求考试公平的同时兼顾区域公平的历史传统,影响了近代以来的高校区域布局和目前高考分省定额划线录取制度的实行。在改革和完善高考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借鉴科举考试的某些防弊措施与考试管理方法,加强考试立法。研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可为当今的高考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科举学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科举是中国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高考是当今中国长盛不衰的话题。从考试形式和其作用影响来看,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中国科举史为现代高考改革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鉴古可以知今,研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可以为当今的各类考试改革,尤其是为高考改革提供参考借鉴。中国高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土壤,高考在许多方面与科举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要认识高考改革中一些带有根本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如统一高考制度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等问题,都必须将其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才能看得更为清晰。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矛盾和问题,本文仅从科举史上考试存废利弊之争、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争、防止作弊的措施与方法等三个方面,来谈科举研究对高考改革的借鉴意义和科举学的现实性。一、科举存废之争研究科举历史可以看出,中国科举史上曾经出现各种各样争论和争斗,其中最为根本和突出的是科举存废之争。科举行之既久,在发挥选拔人才功能的同时,也出现一些弊病,往往使各类学校教育沦为其附庸,出现科举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考试选才通常无法考察德行,千百年来,人们对以德取士的追求此起彼伏,赓续不断。如何克服科举考试只重考场中体现出来的成绩而忽视平时水平和表现这一弊端,一直是考试存废之争的焦点。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史上,曾出现过6次有关科举利弊与存废之争。第一次争论发生在唐代宗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疏奏请停罢进士、明经和道举科目,由县令依古制察孝廉,结果建议未被采纳。第二次是在唐文宗至唐武宗时期(827-846),宰相郑覃、李德裕试图罢废进士科,也未能成功。第三次关于科举制利弊存废的争论发生在北宋中叶。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参与争论,到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诏令“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并以“八行”科察举取士。但到宣和三年(1121)又下诏恢复了科举取士,此次科举中断时间为17年,实际停罢了5科。第四次是元惠宗元统三年(1335),宰相伯颜与参政许有壬的争论,尽管伯颜一意孤行停废了科举,但由于科举取士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只停罢了2科,在至正元年(1341)又得到了恢复。第五次为明初朱元璋连续三年开科之后,于洪武六年(1373)停罢科举,采用荐举,但到洪武十五年(1382)又宣布恢复科举。第六次是清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反对八股科举,“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但因礼部坚持而未废。300年科举史,虽然也有过几次中断,不过少则几年,至多30余年便重新接上了。只是近代以后,科举制生存的社会文化土壤已起了重大的变化,结果于1905年被废去。不过,科举虽然已经废止,但却没有完全作古,它还以不同的形态复活于现代社会。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当今考试选才的适用面越来越广,充分说明在中国考试选才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历史上的科举存废与高考存废争论有许多相似之处。六次科举存废之争中,有几次还将实行考试的利弊和废止考试可能出现的问题论述得相当深入,甚至当今人们有关高考存废正反两方面的主要论点在科举时代已基本上涉及过。德与才的关系、考试成绩与平时水平的关系、知识与能力的关系、考试取才的利弊问题等,在科举时代都讨论过。科举制虽有很大的局限,但在一定意义上说,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若欲采用其他选举制度,难免要出现比科举更多更大的弊病。北宋中叶时曾采用直接从学校取士的办法,但却出现免试入学者多为当官子弟的现象。为此,苏轼力主坚持以考试取士的办法,认为尽管科举有不少局限和弊端,但“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1]3617到清乾隆三年科举存废之争时,鄂尔泰反驳舒赫德的论点时,所用语句与600多年前苏轼的话如出一辙:“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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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今世界呈现的新的竞争态势，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将改革的矛头指向基础教育，核心的目标是通过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培养创新型、高素质的人才苗子，以应对全球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科技与人才竞争。对作为扼守基础教育质量出口的高考制度进行改革，也就自然地成为各国政府推行教育改革的重点。而各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势则是：在发挥高考选拔、评价功能的同时，注意挖掘高考对教育、教学和学生发展的促进、发展功能，力求通过高考制度改革，提高中学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发展。 ■立足于本国特色，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综合、灵活运用他国经验，是各国高考改革的重要形式 在对待国外高考改革经验时，人们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消化吸收再利用，二是在多样综合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三是突出特色，强调原创。统观主要发达国家高考改革的最新动态，我们发现，各国都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综合、灵活运用别国经验，进而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高考体系。欧美发达国家近年来加强政府对高考的统一控制，日本和韩国推行学习能力测试，韩国允许高校举行单独考试，等等。这些做法明显带有别国的影子，但同时又是基于本国国情，力图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 ■加强国家统一考试，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增加学生的选择自由，是各国高考改革的基本框架 表面上看，各主要发达国家的高考制度似乎处于国家统一考试与高校自主招生的两极。但最近的高考改革动向表明，各国都在尊重自身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对原有高考制度的不合理成分进行革新，其基本趋势是：原先高度分权的国家正在加强对高考的控制和管理，而实行统考的国家正在逐渐增大地方和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同时，各国都努力通过增加考试次数、组合考试科目和丰富招生形式，尽量增加考生的选择自由。可以预见，加强国家统一考试、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与增加学生的选择自由，将是当今各国高考改革的基本框架。 ■在注重基础知识考查的基础上完善考试方法与试题形式，重点考查学生的基本技能和实际能力，是各国高考改革的共同课题 英国通过“课程作业”评定项目，重点考查学生的设计、操作、观察、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日本允许高校自行组织单独考试，进一步考查学生的专业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德国除中学毕业考试以外，增加对学生的学习性向测试，等等。这些动向说明，当今世界各国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和教育改革要求，都力图通过完善考试方法与试卷形式，全面地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实际能力。 ■在统一考试的基础上允许高校组织单独考试，强调学生的平时学习，是各国防止“一试定终身”的有效途径 针对“一试定终身”的高考弊端，英国增加“课程作业”的占分比例，增设普通教育证书高级补充水平考试和特殊试卷；法国采用统一考试与平时成绩相结合的综合判断，并根据考生在大学试读一年后的考试情况决定是否正式注册；日本的全国统考一年举行两次，并允许高校举行单独考试；澳大利亚废除高考毕业会考制度，以学生高中两年的综合成绩加上一次“全澳等级考试”成绩作为大学录取的依据。可见，增加统一考试机会，允许高校组织单独考试，增大平时学习的占分比例，都是防止“一试定终身”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