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武帝研究论文

汉武帝创立年号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他登基之初，一改汉初的无为而治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所有儿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他引入了刺史的官级，监察地方。在军队和经济上则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同时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在古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但是一般认为他利用儒学敦化民风，同时采用法术、刑名巩固政府的权威，即是所谓的“儒表法里”。当时积极启用的汲黯和对司马迁用宫刑即是其中著名的例子。汉武帝即位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相当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所以，他在继续推行景帝时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政治方面，首先颁行“推恩令”，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使王国封地被分割，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势力；其次建立中朝削弱相权，巩固皇权。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打击地方豪强，他设置十三州部刺史，京师七郡另设司隶校尉监察。在军事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在经济方面，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富商大贾；又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同时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武帝也非常注重人才的开发，他确立了察举制度，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滥觞，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口统计。汉武帝穷奢极欲，除大事营造之外，曾为求汗血宝马多次遣李广利远攻贰师城，大耗国力。晚年更迷信方术，追求长生不老，为财政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又宠信江充，导致太子刘据起兵诛杀江充（巫蛊之乱），因灭太子全家，并逼死太子的生母卫子夫皇后，仅余太子之孙刘病己（后为汉宣帝）一人。汉武帝晚年得子刘弗陵，甚爱之，早有废立之意。巫蛊之乱后，立刘弗陵为太子。因虑子幼母壮，赐死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向武帝哀求，武帝说：“趣行，汝不得活。”汉武帝晚年，由于连年战争及苛政，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社会动荡不安，全国各地接连爆发农民起义。他颁下《轮台罪己诏》反省自己的施政错误。 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前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作战，派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匈奴威胁，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在西南，消灭了夜郎、南越政权，先后建立了七个郡，使今天的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归中国版图。在东方，他于公元前109年至前108年派兵消灭卫氏朝鲜（今朝鲜半岛），并将卫氏朝鲜的国土分为四郡，分别为：乐浪郡、真番郡、临屯郡及玄菟郡。 征和元年（西元前92年）十一月，巫蛊之祸兴起。丞相公孙贺之妻用巫术诅咒、在驰道埋木偶人的事件被人告发，公孙贺一家被斩杀，同时还牵连到卫皇后所生的两个女儿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其后汉武帝又发动三辅骑士在皇家园林进行搜查，并在长安城中到处寻找，过了十一天才收兵。征和二年七月，与太子刘据结怨的武帝宠臣江充指使胡巫说官中有蛊气。武帝命江充与按道侯韩说等入官追查，江充诬告太子官中埋的木人最多，又有帛书，所言不守道法。太子得知后非常恐惧，就听从少傅石德的计策，派人诈称武帝使者，捕杀江充等人。汉武帝命丞相刘屈牦派兵击太子，太子举兵对抗。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亡，被迫自杀。征和三年，此一冤案真相渐明，武帝感悟，下令族灭江充家；腰斩刘屈牦，其妻枭首。但是因巫蛊之祸牵连受死的，前后达数万人。 历史学家对汉武帝感情复杂。一方面他被公认为打击了匈奴并大大扩张了中国版图的皇帝，在他的统治时期中国疆土扩大了一倍，大部分他新纳入版图的领土都成为现今中国固有疆域的永久组成部分。他缔造的帝国超过了同时期的罗马共和国并领先于整个世界，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他更大的成就是促进了儒学，儒学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学说直到1911年君主制被推翻。另一方面，许多历史批评家指责他的奢侈、迷信和他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政治负担，就连武帝当朝时期的史学家亦有直接批评者。武帝曾取司马迁的史记阅览，发现司马迁“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大为不满，“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他用严厉的刑罚系统统治整个国家，却又是一个富传奇性色彩的人物。

刘彻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敢打出去的皇帝！ 宋朝的王安石也曾想强兵宏武， 采取了以军事强大为目标的变法。但是很快就被传统势力推翻，我们所谓的历史书，只会带着浓重的阶级观念告诉我们“王安石变法伤害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之类的屁话。但其实深层次地来看，严重专制独裁导致儒家盛行的中国社会体系，根本接受不了富民以强兵的政策，一有尚武的苗头，那些什么的“和为贵”的思想者马上会出来驳斥。而极端专制的统治则是酝酿头领汉奸的温床，南宋高宗就是其中有名的。蒋介石对日的软弱，让国人愤怒。同样我们也有理由怀疑上届政府对日的态度。专制体制下表面稳固的社会，其内部却深藏着巨大的不安定！一场小战争的胜负都有可能导致那个一成不变那个标榜为“安定团结”的统治体系完全垮台，身居高位的统治者怎么会有此勇气呢？以前就有慈媳太后为榜样！除非拥有绝对威信的独裁者，如外国的希特勒、拿破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政府！反观老是要闹选举的当今世界老大，一到大选就乱烘烘。时不时就要上下台政府，可真是不够“安定团结”；但是实际上呢，他却形乱实稳，对外做战则该出手是就出手，“民主”打败了“共和”上，“共和”搞砸了“民主”替。高位上的人至少不会为一场小规模对外战争付出过多代价，至少不会是生命代价。那么高位之人，一但有了80%的胜算自然就毫不犹豫，因为什么都不做，也只会落下个平庸的评价。就算做错了也不会怎么样，不过就是下台！可是型和而神不和的我们要扬眉吐气也许只能等待中国Hitler诞生了 汉武帝没死就一直在被司马迁之流批评，死了就更是被后人冠个“后期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等否定之词。疏不知前人流血后人却受惠的道理！就如长城的修建虽然不可否认秦始皇的残暴，但是长城对后来中原的稳定却起了极大的作用。中国历史上对外没有什么任何战绩可言，就连引以为荣的盛唐，和高丽作战，也是很不顺气。更别说懦弱的宋、明和晚清了！自然是人见人欺了！如果前人有过一回残杀屠戮的历史，只怕倭奴侵略我们的时候，也会多一分战战兢兢！或者设想也许我们现在用核弹稍稍疯一回，当今之人都要受苦，而后来的民族们则都会不敢大意地互相传言：“别惹中国人，中国人是疯子，疯起来用核弹扔人！”过了比较长一段时间后，子孙后代则可享受不被人欺负的安宁！一味的宽厚和仁慈，那么这两个词只能用自己的血来去书写！ 为什么要疯？因为我们从来都是那么冷静！

汉武帝的功与过汉武帝是我国封建社会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杰出的政治家。他缔造了大一统盛世。 汉武帝大一统的主要措施： 一、政治方面：a、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解决诸侯国问题，加强中央权威。b、破格录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如董仲舒、桑弘羊等，辅佐朝政。c、任用“酷吏”，严厉打击地方豪强。 二、经济方面：a将煮盐铸铁造钱权利收归于国家，统一铸造五铢钱，抑制了大商人牟取暴利。b、打击大商人和高利贷者，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三、思想文化方面：a采纳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从此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b在长安兴办太学，在地方兴办学校，大力推行儒学教育。 四、在军事方面：a、派卫青、霍去病率领大军，进击匈奴，夺取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公元前119年派卫青、霍去病率领汉军主力在“漠北战役”，取得战略决定性的胜利，，解除了匈奴对于北方长期的威胁。b、进军西南，平定闽粤。设立郡县加强与内地的联系;c、 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与西域各国交往通道。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汉武帝的过失：1、 汉武帝好大喜功，连年征战，耗得国库空虚；2、汉武帝迷信神仙方术，封禅求仙挥霍无度；3、汉武帝外儒内法，权力欲望极强，迷信自我意志；4、开疆拓土，征伐匈奴致使税赋徭役繁重，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总之汉武帝晚年社会动荡，几乎成为危局。面对自己造成的危局，他深刻反省。颁发《轮台罪己诏》以检讨承认过失，并且停止征伐，实行休养生息的宽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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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摘 要]汉初制度多疏阔，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吁虽殷，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固然采取过某些权宜性的措施，但对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显然更为重视。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解读古代盛世的合理内核，从中获得历史启迪。[关键词]汉武帝；制度；变革；创新；启迪一个政权的初建阶段，往往是百废待举，不得不以解决燃眉之急为务，无暇顾及根本性的制度建设。而欲使国家达到鼎盛状态，却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从西汉前期的“无为而治”到汉武帝的“多欲”、“强为”政治的转变，明确无误地印证了这一历史规律。汉武帝的时代，无疑以事功显赫而著称于史册，如果探究造成这一强盛时代的诸多因素，大力推行制度变革无疑应该属于首选之列。目睹汉代兴衰过程的历史学家荀悦，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说：“先王立政，以制为本。……上有常制，则政不颇；下有常制，则民不二。”[1](《孝文皇帝纪》上)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结论。从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有序发展的视角，解读汉武帝盛世的出现，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迪。一、直面制度变革：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汉文帝时期，胸怀远大政治抱负的政论家贾谊，就在他的千古雄文《治安策》中为制度的欠缺、国家的软弱而太息流涕，发出改制以求强的呼吁。他特别针对政治等级失序的问题，提出“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2](《礼乐志》)。他还为统治者草拟了礼仪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并对这套制度充满了自信，“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2](《贾谊传》）。即认定以制度治国可以弥补“人治”的缺陷，这是他的理性追求。他的制度设计，不似后世儒者的迂腐，而颇有熔铸礼法为一的务实色彩。正如陈苏镇的判断，贾谊等人“所关注的是在‘法令’、‘刑罚’之外，再建立一套‘礼’的制度，形成以‘礼’为主、以‘法’为辅的制度体系”[3](p251)。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特别是一批身居高位的军功权贵的坚决反对，贾谊的主张无法得以实施[2]（《贾谊传》）。汉初的因循静默之风，可以导致社会秩序的恢复，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在制度建设方面乏善可陈。荀悦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圣王之制，务在纲纪。……汉初国家简易，制度未备。”[1]（《孝文皇帝纪》上）这是对汉初政局特点的准确归纳，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他所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2]（《公孙弘卜式儿宽列传》）。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有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4]（《平准书》）可见，制度的不完备，已经构成了对统治秩序的潜在威胁。因此：推进制度建设以改变汉初的因循局面，就成为汉武帝必须承担的责任。 董仲舒应时而出，倡言必须变革国家制度，才能真正达到天下大治：“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2]（《董仲舒传》）所谓“更化”，就是改革。在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对祖宗的成规遗意，后人只有恪守的义务，而无变更的权利。而董仲舒却有勇气蔑视政治禁忌，评判西汉前期的利弊得失。“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定评，即便不是对“文景盛肚”的否定，也是包含着无尽的遗憾。在呼吁变革方面，董仲舒无疑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并非是董仲舒的独特之见，当时的贵族思想家刘安也在大谈法令制度必须依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5](《汜论训》）刘安尽管最终走上了与汉武帝分庭抗礼的道路，但在论证变法求治的必要性上，却与董仲舒、汉武帝有呼应之实。汉武帝晚年自我分析不得不变革成法的原因是：“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6](《汉纪》）此时，君臣都不满意汉初的立国规制，而把变革制度、造就盛世，作为自己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汉武帝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厉行改制，奋发有为，才建立起显赫的功业，成为名垂千古的雄才大略之主。汉武帝时期的政论家严助，总结汉武帝时代的特点是：“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2]（《严助传》）汉哀帝时的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等人，在议论汉武帝的历史地位时特别强调：“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2]（《韦贤传》附《韦玄成传》）班固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则在人才济济之外，特意强调“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2]（《循吏信》）。这些议论，显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立论取向：特别推崇汉武帝大力推行制度变革，为子孙后世垂范立制所作出的贡献。汉人如此重视从制度层面来讨论汉武帝的历史地位，表现出令人钦佩的理性和远见，甚至称之为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宝贵遗产也不为过。这样深邃的认识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汉武帝重视制度变革的实际举措，为汉代思想家提供了源头活水。二、推行制度变革：安邦治国的必由之路 汉武帝治国施政，既有魄力非凡的一面，也有非常务实和理性的一面。在涉及变革的许多领域，他往往是标本兼治——不仅采用一些行之有效的权宜性手段，更重视推行制度建设，以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的。 以一系列立法削弱藩国势力 汉初推行的“郡国并行”之制，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流弊，其危害性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汉景帝挟平叛之余威，颁布过贬抑藩国地位的新规定，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汉武帝继轨而起，创设诸多制度法令。极大地削弱了藩国势力，使之无法再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施了“推恩令”。主父偃是擅长于分析利害的政论家，他迎合汉武帝厉行中央集权的意愿，上书建言：“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2]（《主父偃传》）汉武帝深知它的奥妙之所在，立即予以采用。在“推恩”这样流露着血缘温情的名号之下，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且改变其原来的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其客观效果是，“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2]（《诸侯王表·序》）。 此外，还有阿党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关立法适时出现。关于“阿党法”的内容，据张晏的注释是“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2]（《高五王传》）。这就迫使诸侯王国的高级官吏，为了自身的安危，也必须把监视诸侯王的动静作为第一要义。诸侯王不仅丧失了治国理民的事权，还必须承受来自傅、相的就近监督。甚至于有这样的事例发生：朝廷任命有严苛之名的大臣为王国之相，尚未到任，担心受到迫害的国王就畏罪自杀了。诸侯王反而受制于名义上的属官，其政治地位的削弱是新法规的必然结果。因此，班固在论及“阿党法”之时，特意强调“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2]（《高五王传》），就是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影响之深远。关于“左官律”的内涵，据服虔的注释是：“仕于诸侯为左官，绝不得使仕于王侯也。”应劭也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2](《诸侯王表》）创立此制的用心，不外乎阻止有进取心的人士仕宦于诸侯王国，从人力资源上防止诸侯国势力再度膨胀。关于“附益法”的规定，据张晏注释为：“律郑氏说，封诸侯过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2]（《诸侯王表·序》）立法宗旨似乎在于防范朝廷大臣与诸侯勾结、为诸侯谋取利益。这几个法律制度，交互为用，使诸侯王国受到根本的抑制，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参考文献][1]张烈．两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3．[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5]淮南子[A]．诸子集成[Z]．北京：中华书局，1954．[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