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电优秀毕业论文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1.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

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里，鬼神文化在构成本民族身份与想象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源于祖先崇拜的鬼神文化以严密的系统、逻辑，不仅给原始初民们打上了明晰的地域性烙印，更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为深陷困境的人们许下了一个因果善报的伦理诺言，有效地约束了社会人群的道德规范。法国学者格罗特说：“在中国人那里……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① 所谓“最密切的接触”、“支配”，透露出在敬畏基础上的人鬼相亲。 从现代的人性观来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理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这一方面上有着显著的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如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少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充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次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文化因素也就缺少更多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觉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更多地获得解放。”② 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作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切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代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统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具备较为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到了今天却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相当程度上致使鬼神类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批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思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陆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园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个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接受情境中，唯物论也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怪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无处告白的尴尬；国内鬼怪片摇摆于诸多类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色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次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片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崇拜的意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被斥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打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民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泛驱除了作为文化存在的鬼神阴影(在以科学破迷信的启蒙中，国民性批判与鬼神批判始终联系在一起)，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续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学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了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了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继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人们每每赞美高扬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族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到民间角落的事实。然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一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鲸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化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支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庸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到传统鬼怪本已日渐窘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化症候是复杂的。国内鬼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成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影审查的体制问题。近年出现的如《闪灵凶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怪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上，并不逊色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个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面对标准化的观众群体(the mass)，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的民间俗众(the folk)已有较大的区别。与热衷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相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同。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样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事，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幻想，比如转世投胎的事，这太玄了，超出了广大观众的生活范围和理解范围。”③ 而事实上，鬼怪、幽灵、凶杀、报应甚至情色等内容恰恰是鬼怪文化的必要构成因素。正如此，困惑于怎样运用传统文化(甚至有些是糟粕的部分)参与现代的文化消费，当下的鬼怪电影难以建立起富有传统文化气质的鬼神叙事逻辑，出现了文化身份的混乱，具体表现为： 1、目前国内的鬼怪片一大难题就是寻找一个鬼怪出没的合理性空间。实际上，这是传统基于血缘相承的家庭向现代横向小家庭转换的结果。在传统观念中，“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神秘的血缘关系在生死的衔接、容纳鬼怪上存在着广阔空间；而基于现代文明建立起的非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从根本上缺少容纳鬼神的余地。因此，大多鬼怪片或者简单地设置一个偏离现代的边缘的自然空间，以时间停止流动保存了传统文化中鬼怪出没的合理性，如《闪灵凶猛》中探险者盘桓的古寨；或者以“现代人闯入旧家庭”的叙事模式，如《七夜》新婚回来的古宅，但如此绝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假想空间难以引起观众的切身感触。 2、国内鬼怪片始终立足于阐释现代文明与传统迷信的启蒙主题，这导致影片内部存在着呈现鬼怪却又否定鬼怪的矛盾。现代性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出现的社会意识，否定鬼怪存在的观念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加之主流意识对鬼怪存在的否认，也使得鬼怪难以真正地扎根于当代社会。因此，国内鬼怪片主体部分虽然充斥着令人惊悚的鬼怪形象与声响，结尾却又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上来，从根本上消解了整部影片重点渲染的鬼怪，如《闪灵凶猛》最后归结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问题，而《七夜》中的鬼怪，既不是古代上吊的三姨太太，也不是源自现代冤死的妹妹云袖，这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装神弄鬼，影片所归结的制毒、贩毒、凶杀等现实社会问题严重羁绊了鬼怪片超现实的想象力，与《午夜惊魂》非常类似。这种否认鬼怪的存在，在一部鬼怪片中可能会用惊悚的视听效果遮掩了负面影响，但很不利于整个鬼怪类型电影形成特有的叙事逻辑。 3、笃信启蒙理性的当下中国以科学为发展大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终极关怀的兴趣。如果说提炼、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热点、难题是类型电影叙事的根本，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科学促使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也加剧了迷恋现世的享乐主义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导致肤浅地理解鬼怪。鬼怪与死亡的联系，古已有之，《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这也是当下国内鬼怪类型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鬼怪把死亡、恐怖勾连起来，但又由于鬼怪存在遭到根本否认，死亡与恐怖也失去了表达的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鬼怪表达恐怖绝非传统文化的特征，人鬼相通、相亲同样可能形成最富魅力的文化亮点。《尔雅·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郭璞注引《尸子》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可见鬼怪绝非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可怖。正如应锦囊先生所说：“中国早期关于鬼怪的叙述文体，虽是以志怪为主，但简单朴质，没有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当它们沿着唐代传奇发展成为很完美的小说时，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感情……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④ 鬼怪理解的狭隘化把鬼怪与性爱相连的传统元素也割舍掉了。《七夜》在表现新婚夫妻亲热时的羞涩与犹豫(从演员到镜头语言，都是如此)足以证明。的确，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格局中，“鬼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⑤ 鬼怪类型片尽管是“曲折的现实倒影”，但毕竟也是表达现实之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说，对现实生存与死亡体验的匮乏，也促使了国内鬼怪类型片的苍白单调。 二、日本鬼怪类型：透视现代人性的曙光 当我国鬼怪片较多地把叙事视点限定在成人的时候，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则将视点控制在未成年人身上(尤其是中小学生)，虚拟的鬼怪世界在学校这样一个传播现代知识的场域中出现，恰恰利用了知识理性在滥觞时虽触及到神秘的生命存在而又充满困惑的矛盾性。《午夜凶铃》中那盘贞子复仇的录像带首先就在学校中流传开来，血腥而诡秘的《情杀》主要叙述学校里那群青春而敏感女生的情爱故事，《学校怪谈》从影名上就标示出学校这一特殊场合。日本鬼怪片把学校设定成鬼怪出没的领域，又把传播知识的老师们排除在外，对深受神秘力量支配的学生无力援助。这表现出日本鬼怪类型片一方面充分利用儿童强烈的好奇心与不堪惊吓的脆弱心灵，迅速地将恐惧害怕传达出来，以极具传染的力量，形成让成年观众恐惧的氛围；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将传统鬼怪文化的恐怖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社会关系简化后的孩童们与成人隔离开来，以弱小群体在巨大能量面前的孤立无援构成了一个人类存在的文化隐喻。 尽管日本鬼怪类型片将叙事视点限定在未成年人上，但是又大多将审美诉求拓展开来，延伸到成年的世界。这种矛盾的定位反映了深具传统文化特征的鬼怪文化积极融化现代文明。之所以限定在未成年人的叙事视点，因为孩童思维具有人类早期的混沌特征，能够真实保存与还原传统的鬼神观念，给鬼怪的出现与存在留下颇具说服力的叙事空间；而观众诉求点之所以能够拓展，就在于已成传统的鬼怪类型片持久地刺激、保存散落在当下社会群体中的鬼神崇拜，积极回应传统的鬼文化，体认独具特色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日本鬼怪借用佛教中牛头马面、罗刹夜叉等形象，狰狞而恐怖，生性尤其残暴，一出现就以吃人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化的鬼怪存在很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物质高度发达，科技理性日益昌明，单纯的鬼神恐惧以及承载其上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传统鬼文化有所淡薄，而形貌狰狞、丑怪的鬼则在现代人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淳朴可爱之感。在许多地方民俗中，鬼起到赐福于人，监督行为的作用。显然，在现代科学观念疏离与间隔后，传统鬼文化令人恐怖的一面逐渐置换成祛除功利后的审丑愉悦。日本学者高平鸣海在《鬼》一书中提到，“我其实喜欢鬼，虽说鬼有各种各样，但他们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即使最后被打败的鬼，其形象也十分纯洁。”⑥ 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照此逻辑，日本动画片出现大量的鬼怪内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千与千寻》就是典型的例子。从类型上说，这部动画片无可争议地属于鬼怪片类型，宫崎骏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无论从影像的空间造型上，还是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严格遵照传统文化的鬼怪体系，如以隧道将阴阳世界分割，契合古代洞天的空间观，环绕四周的冥河、高崛的奈何桥、日息夜作的习惯以及父母因贪吃而成为猪，均符合佛教对地狱的设置。与此同时，电影叙事也遵照传统鬼怪逻辑：人类误入鬼神领地触犯禁规、遭致惩罚，而人格亮点最终解除魔法重归人间。影片中拯救父母、突现孝道的传统伦理(从一定程度上说，《千与千寻》与传统鬼戏《目连救母》有着相似之处)在日本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中难以见到，而《千与千寻》将之融合在儿童题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千寻身处厄境时，善良、坚韧、勤俭、谦敬等传统道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说，日本的本土文化借助儿童、鬼怪题材获得了极其生动的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千与千寻》就只有传统文化，影片在传统鬼怪叙事的框架中融合了现代人性观，千寻与小白的情感契合冲淡了传统孝道的伦理色彩，主体部分两人的交往过程被编导释读为一段在互助过程中浪漫唯美的爱情，而这打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弱化道德观念导致因果报应的传统叙事链条松懈，好人善报的观点已大为改观。如《情杀》中大方热情的田中并未因为良好的道德素养而获得善报的结果，相反她也在众人面前自杀殉情，极为惨烈；而罪魁祸首的柴山武彦与情人在死去后也并未受到恶报，这与传统鬼怪片就完全不同了。再如《午夜凶铃》中冤死的贞子是报怨复仇的恶鬼，然而在报复中完全不顾对象善恶的道德区分，在相当程度上质变成一场鬼与人的战争，因此《午夜凶铃》的第二部就逐渐滑向了科幻类型(贞子的录像带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带有易于传播的病毒)，偏离了传统鬼文化匡正道德、监督行为的功能轨道。而从影像叙事看，利用鬼怪文化的神秘、诡异、恐惧、尊崇等传统的心理惯性，在视觉效果、氛围苦下工夫，这可算是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历来的一大特点，然而伴随着社会观念的现代改变，也出现了祛除鬼怪恐惧、增强人鬼相亲的倾向，以个人成长的类型来拓展单一审美效果，使之逾越单纯宣泄恐怖、绝望等心理的藩篱，呈现出坚强而自信的现代人性观。《情杀》联系阴阳两界的是绿子与尼之介相约路旁小庙的承诺，由于这承诺使已然发疯的绿子与母亲从病院逃出，与尼之介相会，也才引发学校这一场血腥的恋爱悲剧。《学校怪谈》也以承诺的方式实现故事的逆转。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注重人格尊严、个人独立的现代人性观对日本鬼怪片的改写，具有相当的文化表征意味，从人鬼相斗到人鬼相亲，富有魅力的现代人格在鬼怪类型片中崛起，暗示了西方现代文明在日本强劲增长的态势，积极促进了当下日本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三、韩国鬼怪类型：回归传统的现代 众所周知，韩国影视剧自由地穿行于注重传统人伦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这突出表现在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的青春偶像片，时尚的消费、靓丽的容貌、张扬的个性使之载负着清晰的现代感，而在都市现代的面具下，仁厚、含蓄、专一等传统道德形成最令现代人怦然心动的人格亮点。与电影相对，韩国电视剧尤其是家庭亲情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等，充裕地传达现代家庭中的传统文化品格，以传统家庭的伦理观照现代社会中小家庭的缺陷。应该说，执守本土题材、关注本土道德观念，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文化个性，这是韩国影视剧成功的关键，从中可以透视出民族强烈自尊与自信。简单地说，物质繁盛，经济腾飞，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为韩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叙事提供了坚定的本土立场，为观剧者提供了现代的消费想象，而且，现实的成功使影视剧编导们在表现如上信息时无比自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⑦。与日本电影一样，韩国影视剧对当下韩国民众体认、增强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伴随着韩国影视剧在整个亚洲文化市场的猛进如潮，韩国本土文化弥散开来，乃至刺激了亚洲的文化自觉。有论者就认为：“韩国电影如今已从单方面的观赏、娱乐，变成东方意识自我认识的桥梁，在亚洲，正担负着更加宽广的文化使命。”⑧ 应该看到，韩国影视艺术的崛起与强化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尽管与青春偶像片相较，韩国鬼怪类型片在观众票房以及艺术成就上有所逊色，但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突破。青春偶像片强调容貌靓丽、个性张扬的现代特点，但又以传统儒家中和的美学原则，强行控制激情的迸发：传统与现代出现一种交织复杂的状态。相对说来，鬼怪类型片中的传统与现代交锋则简单得多，它无意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而重在体认鬼怪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目前韩国类型电影(包括大量的文艺片)积极体认、严格遵循本民族文化身份下，具有悠久传统的鬼怪必将进入电影，鬼怪类型片迟早都会焕发出令人惊悸震颤的审美效果。如近年来就集中出现了如《指甲》、《圈套》、《女校怪谈》、《退魔录》以及《凶咒》等等一批鬼怪类型片。应该说，《红眼》(导演金东斌)更是成熟地运用大光比的布光、低色调、不均衡构图，空洞的车厢对人类的挤压等等黑色电影的影像风格；并且，影片充分发挥了声响效果，如偶然响起令人悚然的火车汽笛声，这显示出韩国鬼怪类型片的导演们已经成熟地运用鬼怪类型的诸多元素，在形成惊悚的视听效果方面，即使与擅长营造恐怖气氛的日本鬼怪片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日本鬼怪片不同的是，韩国鬼怪类型片叙事结构更具有强烈的传统鬼怪文化色彩，现实的人与想象的鬼怪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比附关系。如果说日本鬼怪片一方面遵循并强化传统文化中的鬼怪观念(如凶狠的恶鬼形象)，另一方面又以日常理性获得了审美距离，形成颇具现代意味的审丑效果；那么，韩国鬼怪片则始终沿循传统鬼怪文化的发展轨道，以作为文化观念而存在的鬼怪监督并规范着人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举动。如上所说，日本鬼怪片注重以现代人性观改写传统鬼怪囿于人伦善恶的叙事逻辑，而韩国鬼怪片更强调传统鬼怪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韩国鬼怪类型片注重鬼怪与人类的比照关系，深入挖掘了多重的鬼怪空间。这与我国传统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开拓或者更确切地说臆造了一个幻想的、虚妄的鬼神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神秘的世界，是一个想像或幻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或符号的空间。它与人世构成了相互对立、比照、对抗、互补等多重关系。”⑨ 只有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人才能进入这个臆造的鬼怪空间，并与之交流、解决现实的困境。如《死亡幽灵》中建筑在中央博物馆地下的迷宫，是鬼怪亡灵出没的地方；而故事情节也曲折反映出韩国民众敌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表达了立足本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性。而在发达科技的事实影响下，现代网络的虚拟空间也给传统的鬼怪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如《血瞳》中，玛丽妇科门诊网站成为死亡网站，点入者均死亡。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空间是怎样在韩国鬼怪片中叠加在起来，又是凭借什么获得文化黏合力的呢？依靠的就是神秘的时间。如《红眼》中，现实中的列车把凶杀、恋人情感冲突组建在一起，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现时叙事；并以阴暗的色调、空荡荡的空间、诡秘的行动，在同一列火车中又划分出另一个臆造的鬼怪空间。现实与鬼怪空间利用时间的相似性叠加在一起，用快速推拉的镜头、闪白等方式模拟主观幻觉，以身体与灵魂分离的传统鬼怪逻辑为依据，挣脱出肉身的灵魂进入了鬼怪的幽灵空间。这在韩国鬼怪片中屡屡可见。混淆人鬼的空间叠加迷惑了观众，增加了观赏的难度，并且也确定了以现实与鬼怪的空间分离而使故事出现了终止的逻辑基础。时间的另一个神秘性表现，就是循环往复的时间倒流，说到底，这种循环时间观是原始初民在四季轮换的时间经验中积淀下来的，给传统鬼怪文化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日常生活经验，也给韩国鬼怪片热衷的生命复活主题提供了叙事逻辑。如《笔仙》中火烧惨死的金仁淑借助同样被烧死的母亲贞英而重获生命；《血瞳》的“以复活代替被爱”的宣言，真切而愤怒地呈现了当下社会的缺陷。如果说前者是铭刻了农村形态对女性的歧视，强烈批判了基于男权意识的学校教育，那么后者揭示了当下社会爱情的脆弱性，尤其表达了对追求事业、而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男性愤怒之情。不仅如此，循环的时间观也被积极吸纳到电影的叙事中。如《死亡幽灵》以鬼怪追踪张德熙的画面循环出现，分点介绍朋友的死亡，新颖而独到地组织了不同时空的画面，一片诡秘的死亡气氛由此扩散开来。 综上所述，韩国鬼怪电影的传统道德烙印在东亚电影群落中是十分清晰的。它既不同于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的鬼怪片，在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持后，叙事最终回落到现实社会，鬼怪仅仅成为了确证唯物主义的变相注脚；它也不同于日本鬼怪类型片以传统的鬼怪文化来注解西式的个人主义，以别样的人性风景，窥见西方文明侵蚀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来说，执守本土意识的韩国鬼怪电影，在体认民族文化身份、呼唤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韩国电影之所以如此，与国民道德教育密不可分，正如有学者所说：“纵观各国青少年道德教育，韩国是其中体系最为完整、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国家。韩剧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熏陶出来。这也无怪乎作为流行文化产品的韩剧承载了那么多的传统伦理美德，反过来对素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中国观众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教化。”⑩ 从呼唤本土意识的角度上说，这给当下文化身份混乱的中国电影以重要启示。 注释：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6-29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胡克：《中国内地类型电影经验》，《电影艺术》。 ③王迅：《中国恐怖片的“恐怖”极限》，《周末》2004年3月31日。 ④应锦囊：《中国鬼怪文化与小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⑤⑨刘登阁：《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⑥参见王鑫《中日两国鬼文化差异之探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卷增刊。 ⑦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论当下韩国电视剧的审美悖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钱有珏：《影坛“韩流”之启示》，《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13日。 ⑩赵建华：《韩剧与道德教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当场答辩也是对即将毕业的学生的一种考试，这样可以检测学生对自己论文的认知程度，也可以检测他们的临场反应。

很正常啊，这也是对自己论文成果的一个测试，就像别的学科考试都是一样的道理。

北京电影学院校徽北京电影学院以其优良的教学传统，以及师资力量雄厚，系科专业齐全，教学设备完善，教学秩序。多年来，北京电影学院以其骄人的业绩校园风光(16张)，现而今影视圈的大哥大例如：王志文，唐国强，张丰毅，张铁林等，都毕业于北影。辉煌的历史，在中国和世界上享有盛誉，吸引了一大批决心献身于电影事业的海内外学子。 北京电影学院还有一支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教师队伍，形成了一个面向21世纪的、以培养高水平的现代影视综合性人才为目标的电影教育格局。编辑本段历史沿革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创建于1950年。前身是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电影学校）。1956年经国务院更名为北京电影学院，至今已有61年的历史。学院自1956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同时，继续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需要培养在职专业干部。1956年—1965年，学院为中国电影事业输送了1300余名，这些在建院初期和60年代培养的毕业生，成为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专业骨干，7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在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的重要岗位。1966年----1977年，学院的电影教育完全陷于瘫痪，1973年江青等人把文化部所属在京的艺术院校合并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北京电影学院被改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电影学校。“文革”结束“四人帮”被粉碎后，1977年经国务院批准又恢复了原建制的北京电影学院。1978年，学院恢复了本科生招生，该届学生在1982年成为北京电影学院首批被授予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在这以后的22年所培养的各个专业的众多学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电影人，为中国电影在世界的影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该院自1984年开始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200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从200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编辑本段学术水平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以其电影学学科（研究方向）专业设置全面，课程体系充实而著称。是目前我国唯一的教学硬件设备齐备，教学师资经验丰富，科学研究力量雄厚，课程、教学质量优良、学术理论研究水平一流的、规模最大的一所培养电影艺术创作、理论、技术、管理高级专门人才的国内著名电影高等艺术院校。在全世界100多所电影技术、艺术高等院校中，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园建设、办学规模、学科方向、师资力量、课程设置、教学设备、艺术创作、人才质量、教学水平、教学管理、理论研究成果均属前列。是目前中国高等艺术教育中最具特色的院校，是亚洲规模最大、世界著名的电影艺术高等学府。编辑本段专业特色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教育、教学的特点是：电影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以制作专业为主体；兼顾历史、理论、批评的研究、艺术创作与科研。不断地加强电影学学科建设、全面地充实和提高教学质量、建立一只学术水平精湛的师资队伍、建构和形成有效、独特的电影艺术教学方式和办学特色，是学院一直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编辑本段学科建设 北京电影学院2003年我院终于成功申请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设立了电影学博士点，并且新增了“美术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两个硕士点北京电影学院现有教学单位8个系，6个分院及研究生部和基础部，共计16个教学实施部门。按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目录编制，共有11个专业：文学系：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电影剧作、电影理论、电影批评）导演系：导演专业。（故事片、纪录片、剪辑）摄影系：摄影专业；（故事片摄影、纪录片摄影、科教片摄影、影视照明、）美术系：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广告学专业。（影视美术设计、影视美术、影视广告、新媒体艺术、现代绘画、虚拟空间、人物造型、镜头画面设计、影视化妆）录音系：录音专业。（录音艺术、音乐录音）管理系：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影视制片、发行放映、文化经济人）电影学系：（电影研究所）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电影理论、电影批评、影视创作学）同时，负责学院的学报出版，学院信息中心的工作和学院网络的工作。影视技术系：（数字媒体技术研究所）（影像工程、数字影视技术、新媒体技术、网络游戏）表演学院：表演专业。（表演、配音）摄影学院：摄影专业。（图片摄影）动画学院：动画专业。（动画、动漫画设计、计算机图形图像，三维电脑动画）继续教育学院：表演专业：（影视表演、节目主持人、影视模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剧作）；导演专业：（影视导演、影视节目制作、编导、）；摄影专业：（电视摄像、图片摄影）；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影视美术设计、影视化妆、）；广告学专业：（广告制作）；动画专业：（影视动画）国际交流学院：导演、表演、摄影等电影、电视制专业。 北京电影学院高职学院：招收各个专业的高职（大专）学生。研究生部：招收、管理电影学学科各个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基础部：负责全院各个层次学生的共同课教学。学院目前有北京市4个重点的本科专业方向：导演、摄影、表演、动画；1个硕士点重点学科：电影学。2个硕士点的重点建设的学科：美术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学院电影研究所：承担国家、省、部级的科研项目、艺术理论的研究工作，培养电影历史、理论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学院数字传媒技术研究所：承担国家、省、部级的技术科研项目、应用技术理论的研究工作，培养电影新媒体技术、数字电影、电影应用技术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学院相关系建有相应的研究所，完成国家、省、部级的学术科研项目。编辑本段实验室建设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制作专业的发展与人才培养，关键是基础学科和实验室的建设。学院这些年，重点加强了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实验室建设，一些独具特色的电影专业实验室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例如：灯光室、暗室、画室、拉片室、特技棚、摄影棚、录音棚、动效棚、剪接室、非线性编辑室、放映室等专业实验室，都已经具备了规模，形成独特的特色。尤其是学院目前建有三个电影学专业重要的实验室，在电影学专业的技术、艺术方面具有领先作用：1） 动画传感、图形图像实验室。可以实时进行人物实物动作图像捕捉，制作各种类型的计算机动画作品，其中教师、学生制作的动画片已经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国内、国际获奖。2） 录音技术实验室。有多个对白录音棚、动效录音棚和混录棚，可以进行电影和电视的声音制作。该录音棚曾经承担了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拍摄的影片《英雄》的后期声音制作。曾经承担了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拍摄的影片《和你在一起》的后期声音制作。3） 数字电影（高清电视）实验室。拥有目前国际先进的数字电影前期摄制和后期编辑设备，开始进行数字媒体技术、数字电影制作方面的应用技术研究，该实验室已经开始承担制作数字电影短片拍摄，并拍摄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数字高清电视纪录片。编辑本段办学规模 北京电影学院在校学生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 近几年，在保持现有教职工人数总量不变的基础上，在保持教学硬件条件和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学院逐步扩大了办学招生的规模。近10年，学院的办学层次有了极大的改变。普通高等教育中有进修生、高职生（大专），本科生、专科续本科、研究生、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成人教育中形式有夜大学、函授生、半脱产制、全日制走读，办学层次有大专生、专科续本科、本科生。截止目前，在校生总数达3300多人，同时，学院目前有25个国家、地区留学生及港、澳、台的学生120人。编辑本段研究生教育 北京电影学院学院目前拥有硕士研究生导师90人，11名博士生导师，其中教授25人，副教授28人；其中博士学位7人，硕士学位28人；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12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国内、国际电影学专业的专家、学者、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优秀教师；学院的许多教授被国内外大学的电影专业聘为客座教授和兼职教授，有的教授已经被聘为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北京电影学院培养电影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现有一个电影学专业硕士点，其中专业研究方向有：1）电影艺术理论；2）电影美学；3）东方电影艺术研究；4）电影批评及评论；5）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与电影艺术；6）中日电影比较研究；7）影视叙事与文化研究；8）影视传播理论；9）中国电影史；10）外国电影史；11）港台电影研究；12）电影导演创作及理论；13）现代电影技术14）电影表演艺术创作及理论15）电影摄影艺术创作及理论；16）电影技术及理论；17）电影摄影艺术创作及理论；18）电影剧作创作及理论；19）电影美术设计创作及理论；20）电影录音创作理论研究；21）电影制片管理；22）摄影造型创作及理论；23）电影市场营销管理；24）电影录音技术；25）影视广告制作；26）影视特技美术；27）世界动画电影史；28）动画创作及理论；29）动画创作及多媒体应用研究等。学院已经共计培养了硕士研究生200多名，学生质量优良，在研究生教育和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初步形成了本院的特色。编辑本段现任领导党委书记：籍之伟院长：张会军副院长：刘波 孙立军党委副书记：王黎光副院长：谢晓晶 贺岩 王鸿海编辑本段师资队伍 北京电影学院学院的著名，是由于拥有一批在国内外电影教育界有较高知名度，在电影艺术创作、理论研究及电影教育领域有较高学术地位和造诣的教授、学者、艺术家。而且，有多位国际电影教育著名教授、艺术家以及国内著名教授和在国内电影艺术教育、电影理论研究处于领先地位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目前，学院在职的教职员工总数是531人。其中各类专任教师230名，教授42名，副教授69名。学院根据学科发展及各系教学的需要，另聘有校外兼职教授15人，客座教授21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学院经过调整充实，教师的专业背景更为广泛、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已经建设成了一支知识结构多元化、年龄结构配备合理的优秀的师资队伍。学院目前拥有硕士研究生导师53人，其中教授25人，副教授28人；其中博士学位6人，在读博士学位3人，硕士学位21人；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12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国内、国际电影学专业的专家、学者、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优秀教师；像汪流、谢飞、郑洞天、倪震、周传基等教授已经成为北京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此外，学院还聘请校外的电影艺术专家如吴贻弓、张艺谋、陈凯歌、张丰毅、田壮壮、黄建新、顾长卫等担任学院的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学院为表彰在培养电影艺术专业人才中有杰出贡献的教师设立了学院的最高教育、教学奖——“金烛奖”。编辑本段本科的主要相关专业课程 教学特点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教育、教学的特点是：电影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以制作专业为主体；兼顾历史、理论、批评的研究、艺术创作与科研。学院在教学中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教育，坚持教学质量第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加强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在电影学理论研究方面，密切关注研究当前电影创作、技术、艺术、管理、市场、理论等方面的新课题，以理论研究推动教学和学科建设，以教学和科研带动、促进影视创作。学院有计划的组织、领导教师的教学、艺术创作，科研工作，理论研究工作，积极为教师的艺术创作和科研创造条件，实行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三结合。1）请具有丰富艺术创作经验的教师上课。学院任课的教师都有十分丰富的电影创作经验，而且，学院创造条件使专业课教师能做到1/3时间上课；1/3时间进行备课、进修、著述、科研、访问；1/3时间进行艺术创作。2）学生课程的3大主要类型：共同课： 国家教育部规定的课程：例如；法律、语文、计算机、外语、体育和学院各系共同规定的课程：电影技术概论、电影艺术概论、视听语言，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史。专业基础课： 各个系所学专业必须完成的课程。专业课： 专业课程。3）教学影片的观摩： 北京电影学院本科学生在上大学期间，平均每年要观看电影（胶片）160---180部，四年中总计大约会看650---800部。如果加上上专业课、创作课程及自己学习观看的录像带、DVD、VCD形式的电影。观摩、交流著名导演的电影作品。学院每年要请一些著名电影导演来放映他们拍摄完成的影片：例如：学院先后邀请了著名导演谢飞、郑洞天、韦廉、张艺谋、陈凯歌、王家卫、唐季礼、冯小刚、张国立、冯小宁、陈国星、张元、梁天等来放映他们拍摄完成的影片，与学生进行电影创作的交流，使学生收获很大。观摩学院毕业学生的拍摄的电影作品，每年在学期末，各个系的学生集中放映这个学期拍摄完成的各种各样（DV、VHS、16MM、35MM）的作业。4）完整的课程作业和毕业联合作业的拍摄：仅以导演系、摄影系为例一年级：拍照片作业和VSH录象作业。二年级：拍DV作业和BETACANM录象作业。三年级：拍16MM胶片作业。四年级：各个专业的学生联合拍摄35MM胶片作业。作业长度：30分钟；学院提供摄影机、35MM胶片；照明灯具，录音设备和部分制作经费。学院电影课程是按两个系统划分：制作系统：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录音、美术、剪辑、制片管理。理论系统：理论、历史、批评（评论）。总体上讲，课程的内容更重视电影的制作技巧的学习，课堂的教学更偏重于电影制作理论的讲述，重视学生的创作技术、技巧、经验的锻炼与培养。同时，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电影理论讲述。教学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课堂讲授、作品分析、专题讨论、命题作业、创意写作、拉片研究、作业讲评、现场拍摄。学院鼓励学生任何形式的作业参加国内电影、电视节及学生电影、电视作品展。编辑本段人才培养52年来，学院共培养了万余名中国电影技术、艺术、管理、理论等专业的毕业生。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以来培养的毕业生，已经成长为中国电影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为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创作和拍摄了无数优秀的影片，风格独特，成绩卓著，引起了国内、国际电影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学院优秀毕业生拍摄的电影在国际重大电影界获奖，使得国际电影界更加注重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作用，为北京电影学院、为中国电影赢得了极大荣誉。在艺术创作方面，学院毕业生（含教师）在1990-年至2003年共荣获的“金鸡奖”、“百花奖”、“政府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铜牛奖”580人次，获奖影片上千部次，其他片种120多人次；荣获柏林、嘎纳、威尼斯、莫斯科、东京等电影节各种奖项240人次，获奖影片上百部次，其他片种60人次。此外，根据初步统计，在1990年至2003年的13年间，研究生和本科生参与拍摄的影片58部（170人次），荣获国外电影（文化）各种奖项112个。编辑本段专著出版近5年，学院极为重视电影学的研究、重视电影艺术创作和电影理论的研究，重视理论学术专著的出版和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教材的建设，重视国外电影艺术、技术领域的专著的翻译出版工作。具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至2002年的12年期间，共计出版电影文学、电影表演、电影导演、电影摄影、电影录音、电影美术、电影管理、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史、港台电影、电影理论、电影美学、电影动画、图片摄影、电影数字技术等专业15大类，142本，近2000多万字；其中，译著25本。有21名次教授、副教授获得全国优秀图书“金钥匙”奖、全国高等学校国家级优秀教材奖等。此间，学院教师发表重要论文143篇，其中国内重要学术刊物刊登103篇，国际重要学术刊物刊登11篇。2002年学院出版了《新世纪电影学论丛》系列专著丛书12本（近430余万字），这套系列专著今年将再出版9本（预计230万字），其中历史、理论6本，美术1本，数字技术1本，动画1本。2004年6月，完成《电影分析读解手册》专著（22万字）。2004-----2005年继续完成《银幕访谈系列》后续的专著6本（美术设计、数字电影技术、录音创作、表演、制片、动画创作）预计150万字。2006年完成《中国电影学史系列专著》14本，预计300万字.编辑本段科研立项学院教师的教学、研究工作着重体现在三个方面：1）课堂教学；面对学生的课堂讲授。2）艺术创作；电影、电视的创作与实践。3）理论研究；专著、教材的出版；论文的发表；承担科研项目。在理论研究和科研立项方面，“九五”期间学院有34名教授、副教授及教师275人次参加项目课题组研究工作，共承担国家、教育部科研项目、部委科研项目58个；申请到科研经费254万元。其中，有18个项目荣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1999年参加国家和部委级科研立项38项。学院在广泛进行电影历史、理论、批评、制作、艺术、管理等人文学科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十分重视电影技术专业课题的研究，2000---2002年学院电影技术、电影数字技术方面的科研立项近10项.编辑本段附属机构学院附属的青年电影制片厂，担负着学院教师艺术创作和学院教学、学生实习拍摄影片的双重任务，是国家重点故事片生产厂家之一。学院图书馆收藏约3000余部国内外影片资料；藏书近20万册，其中珍藏本及中外画册、影集近1万余册。订阅中外期刊535种。更为珍贵的是，图书馆藏有供专业研究用的中外影片分镜头完成台本1万余册。学院的影视实验中心是学院学生教学实习的重要机构，建有数个计算机室、语音实验室、非线性编辑实验室、电影剪接室、小剧场、大放映中心、影片资料库、演播棚、录音棚、混录棚、平面摄影教师，教学影片拉片室、录象编辑室。中心拥有品种齐全设备优良的电影、电视制作器材，学生和教师利用其相关设备完成教学实习和课程的作业。学院下设有音像出版社、电视剧制作中心等直属机构，在近年来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策划、制作的电视剧、专题片、音像制品在国内电视奖项中多次获奖，从而为电影、电视高级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创作条件。编辑本段学生思想教育与素质培养学院积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注重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注重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重视加强学生的“两课”建设。在学生中积极进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二为”方向教育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的教育。学院的具体做法：在本科一年级中对新生进行学军和国防教育；在本科二年级中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社会实践和“三下乡”活动；在本科三年级中结合专业课程深入生活进行艺术创作；通过所有这些活动，增加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注重在学院的教育、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教育。近几年完成的本科生、研究生毕业作业，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三性统一。编辑本段国际交流学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加强与世界各国电影院校、著名电影制作公司、国际间著名电影、电视公司、学术研究机构、科研机构联系，开展多种双边合作和交流。八十年代，学院被接纳为“国际电影电视院校联合会”（CILECT）的正式会员。九十年代初，成功的举办了该组织亚太地区电影电视院校年会和培训研讨会，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于2000年10月成功的举办了“北京21世纪电影教育国际研讨会。”2002年，学院成为该组织亚太地区电影电视院校年会的主席，学院与国际上著名的院校如美国的纽约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加州大学洛杉矶分院、南加州大学电影系、爱默森学院、美国电影学院、法国巴黎八大、日本大学、德国慕尼黑电影学院、意大利罗马电影电视培训中心、韩国中央大学、汉阳大学电影学院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交流关系，经常邀请国际著名、知名电影院校的学者和世界著名电影公司的专家来学院进行交流和讲学，同时，学院也派出教授和青年教师出国进行访问、交流。最近，学院与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达成协议共同开发、建设中国电影数据平台（库），并开展与美国多家著名大学进行中国电影历史及理论、中国电影文化和中国电影交流。学院正式成立了国际交流学院，使学院的对外教育交流机构健全，加强了学院对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地区各个层次学生的学历教育和专业培训。1993年以来，学院共接纳了外国留学生约1000人次，接纳港澳台学生约100人次。目前有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韩国、日本、加拿大等20个国家以及香港、台湾约80名学生在国际交流学院就读，其中有香港学生、台湾学生10名。特别提出的是，日本、韩国研究生毕业后多被本国委以重任，并拍摄出较高水平的影片，港台研究生拍摄的影片也屡在国际和港台获奖，扩大了学院在国际上的影响。编辑本段学院发展2000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同志、北京市市长刘淇同志先后视察该院，指示，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国电影艺术教育，要建立一流的动画创作、教学、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基地，要创作出中国自己的动画形象，要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和电影文化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学院成立了动画学院，在培养传统动画人才的基础上，对动画艺术创作、理论、科研进行全方位的发展，并在数字技术人才、数字技术制作与应用，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数字传媒人才培养上进行研究。在中央领导和北京市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学院影视动画技术楼的一期工程，将于2003年下半年正式动工。学院积极拓展办学的思路和空间，开展对外办学，计划建设中的高职学院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市教委的关心和支持下，对外合作办学的北京电影学院新媒体学院也在洽商中。学院正在积极争取扩大学院的办学模式，力争在几年内在北京市内建立新的校区。学院在教学中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教育，坚持教学质量第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加强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在电影学理论研究方面，密切关注研究当前电影创作、技术、艺术、管理、市场、理论等方面的新课题，以理论研究推动教学和学科建设，以教学和科研带动、促进影视创作。学院有计划的组织、领导教师的教学、艺术创作，科研工作，理论研究工作，积极为教师的艺术创作和科研创造条件，实行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三结合。学院名人学院名人（导演及演员）导 演：刘克涛 黄蜀芹 郭宝昌 谢飞 郑洞天 丁荫楠 吴天明 陈凯歌 田壮壮 李少红 吴子牛胡玫 张军钊 李前宽 黄建新 韩三平 张艺谋 顾长卫 吕乐 侯咏 张会军 贾樟柯王小帅 娄烨 胡雪杨 路学长 王一持 王强 张元 宁浩 霍建起 冯小宁 何群 陆川王全安 刘伽茵 钱雁秋 伍仕贤 尤小刚 徐静蕾 丁晟演 员：知名校友(18张)78级 周里京、张丰毅、谢园、张铁林、方舒、陈国星、袁牧女、沈丹萍、陈浥82级 藏金生、林芳兵84级 胡亚捷、王志文、孙松、常戎85级 唐国强、寇振海、姜黎黎、宋春丽、肖雄、张建栋87级 张嘉译、胡晓光、王全安、张子健88级 蒋雯丽、许晴89级 柳云龙、俞飞鸿、邵兵、朱宏嘉、王茜、王朔90级 王劲松、黄磊、姜武、李琳、贾妮、谢兰92级 袁立、王新军 、刘威葳93级 徐静蕾、刘孜 、刘琳94级 陈紫函、金巧巧、富大龙、向能、蒋勤勤95级 邢佳栋、左小青、余男、孙莉96级 赵薇、陈坤、黄晓明、颜丹晨、郭晓冬、何琳、孔维、刘牧、张恒、许还幻、郭昊伦、赵雅莉、李佳 、祖峰、郑佳欣、吴祯、张佳蓓97级 海清、黄海波、温峥嵘、乐珈彤98级 苗圃、潘雨辰 阿斯茹99级 杜淳、姚晨、凌潇肃、黄小蕾、刘冠翔、隋兰、于波、 杨志刚、杨雪（高职）、韩雨芹（高职）、韩晓（高职）、叶静00级 董璇、关悦、车晓（高职）、周一围（高职）、林家川（高职）01级 王珞丹、黄圣依、贾乃亮、马苏、郑罗茜、曹炳琨、 爱新觉罗启星、赵柯、戚迹、姚星彤、季晨、万思维、姚笛（高职）、代乐乐（高职）02级 刘亦菲、江一燕、罗晋、邓紫飞、齐奎、朱亚文 、熊乃瑾、赵文琪03级 周牧茵，屈玥，罗忆楠， 张嘉倪（高职）、黄雨雨04级 刘恩佑、叶项明05级 杨幂、焦俊艳、张然、周子涵06级 张檬（高职）、马晓灿、马天宇(高职）07级 郑爽、景甜、 阚清子 、钱柳吟、柴碧云、徐行、卢杉、龙雨、张倩如、沈陶然08级 窦骁、潘之琳、乔紫荷（乔乔）09级 李梦、谢昀杉10级 张一山、杨紫11级 周冬雨编辑本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