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管制法律制度研究论文

中国军事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认为，联合搜救演习显示了中美军事合作的空间日益拓展、层次更加广泛、方式越发务实的新趋势。 合作空间日益拓展。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亚强大校认为，中美两国作为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承担着许多共同的责任，有许多共同利益交会点。这次演习以海上搜救为主要内容，显示了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在朝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黑德上将在访问湛江期间也表示，这样的演习，将提升中美两国联合应对海啸、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和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的能力。他认为，人道主义救援已成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越来越重要的一项任务。中美之间在人道主义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美方将积极寻求并不断扩大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合作。 交流层次更加广泛。“联合搜救演习，是双方军事合作成果的体现，它背后所蕴涵的是双方在各个层次、多个渠道开展的深入交流。”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彭光谦少将说，一场演习，需要双方从最高军事领导人到最底层士兵之间的交流。此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加强领域交流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年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为了确保此次演习成功举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黑德上将率领“朱诺”号两栖船坞运输舰访问湛江，并与中国南海舰队司令员顾文根中将进行了会谈。双方的舰艇指挥员已经就第二阶段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三轮会谈和磋商，确定了演习的预案和细节安排。双方士兵除了相互参观舰艇外，还举行了足球、篮球和拔河等体育比赛。来访的“朱诺”号两栖船坞运输舰，还举行甲板招待会，邀请中国海军官兵共叙友谊。 合作方式更加务实。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自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军事关系先后经历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蜜月期”、９０年代的“跌宕起伏期”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调整期”。“在目前的情况下，中美两军之间还很难进行中俄之间那样大规模的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演习。”彭光谦表示，选择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海上联合搜救作为中美两军演习的课题，反映了两军合作更加务实的特征。“先在‘低端政治’领域的搜救演习方面取得突破，才能为下一步更深层次的合作与交流打下基础，才有可能一步步上升到‘高端政治’领域的武器装备技术合作、传统安全领域军事演习等。”彭光谦说，中美军事合作方式更加务实，还表现在双方高层互访、人员往来、安全磋商等已经形成机制，用制度性的安排来保证两军关系排除外界干扰，稳步健康向前发展。此次演习在中美军事交流史上意义重大，至少有三大值得关注的看点 看点之一：救援能力体现中美两国海军参演部队协同程度。对于成熟的大国海军来说，执行以人道主义为目的的海上搜救，并不属于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对于不同国家的海军联合执行搜救行动来说，最为关键的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双方如何协同。李亚强说，最终决定联合搜救演习效果的，并不是中美海军各自装备和实际作战能力，而是双方的协同程度。中美两国海军参演部队需要在通信、装备、指挥程序、战术行动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密切协同，才能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发现目标，并及时展开有效的救援和损害管制行动。 看点之二：实际使用兵力推动中美军事交流实现新突破。李亚强认为，近年来中美军事关系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双方在高层互访、人员交流、防务磋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进展。虽然中美两国也都邀请过对方军事官员观摩过本国的军事演习，但双方军队实际使用兵力，共同执行演习任务在２００６年９月首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之前还是空白。“实际使用兵力，提高双方军队共同完成某项任务的能力，在军事交流中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地位。”我说，“从‘纸上谈兵’到实际使用兵力的这一突破，必将推动中美军事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 看点之三：高密度演习体现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中国军队开始有选择地逐步参与双边与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仅就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而言，中国海军就先后与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印度、澳大利亚等国海军举行过。“但是，像中美两国海军这样，在短短两个月之内，接连举行两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的高频率还是没有的。” 我认为，军事关系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高密度演习体现了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军事管制。

军事管制是指军队接管政府权力，对全国、或部分地区、或某些行业、或个别部门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管理和控制形式。是在战争、骚乱、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非常情况下采取的具有强制性的管理。

军事管制不同于由武装力量协助政府维护秩序的紧急状态。军事管制的决定权一般由国家法律规定，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所掌握，或者由内阁依法根据情况作出决定。有些国家处于危急状态时，军队往往以文职政府已经丧失行使职权的能力为由，临时接管政府权力，对国家实行军事管制，以控制局势，恢复社会秩序，直到认为已达到目的才解除军事管制。

在军事管制期间，军事当局强使公民遵守军管法，履行必要的义务，以维持社会秩序。军事管制的时间一般较短，但有些国家由于政局长期动荡不定，管制时间有时长达几年。

扩展资料：

军管会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的胜利，许多大中城市解放。中共决定城市管理一律采用军事管制制度，并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起初，中央只是下令对广播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实行军管，随即扩大至民航系统。随着局势一天天的混乱起来，需要“管”的单位越来越多。

于是，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一文件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性任务向全国全军提出）。仅在1967年前5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就对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2，145个单位实行了警卫保护，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42%）、547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24%）、111家报社（占全国报社的53%）、10个铁路局。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军事管制

在孙子兵法上找

谈世界军事形势必须谈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怎么与美国相处。 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它希望中国最好就在国内发展，也就是说在不大量使用国际资源的前提下发展。美国人只允许你在自己家里找吃的。如此这般，等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就把自己的资源吃光了。但美国也不愿让中国彻底垮掉。如果中国彻底解体，日本、印度、俄国都起来了，亚洲大陆力量均势打破了，那将是世界的灾难，届时美国还得费力填补力量真空。 那么美国人到底想干什么呢？美国人想瘫痪中国：让中国处于半死不活，既发展又不能健康发展的状态。 因此可见，美国容纳中国发展的限度是中国绝对不能对它的海上利益形成挑战，同时还要中国有力量帮它牵制住其他亚洲大国的崛起，防止亚洲地区出现一个绝对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 从地缘力量对比看，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最后底线，是中国更像现代欧洲而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是混乱和血腥的，近代的欧洲是压迫美国的，现代欧洲是分而不散的，其国家组织形式使其既不能形成对美国的挑战，又能牵制住俄国再次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 马汉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中美撞机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边缘，阿富汗战争又发生在中国石油进口的关键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是我国安全链条中较为薄弱的环节。2001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作出军事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你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创新的竞争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时候。”现在美国确已独占鳌头，而中国正在崛起之中，因此，中国在往最好处努力时，不能不做最坏的准备，尤其是军事准备。 有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惟一超强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两国实力悬殊，难以较量，中国顺着美国一些，成为它的朋友，这样可以降低安全风险。 请记住：在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永远只能是打不败的对手。看看目前的八国集团（不包括俄罗斯），其中大多数都是打进去的，而不是仅仅凭市场拥有量和平地挤入的。从中国未来大战略考虑，中国永远也不需要彻底打败美国的力量，只需要在全球范围，至少在其主权范围内拥有有效的自卫的力量。但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只有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才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因为“辩证法是历史逻辑的精髓，而国家利益则是历史逻辑发生的起点。没有实力的朋友最后为有实力的朋友所抛弃，而有实力的对手却成了朋友，这似乎是霸权政治的行为规律”。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之所以跟毛泽东打交道，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看到中国是一个不可屈服的对手，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而历来顺从美国的如吴庭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最后都成了牺牲品。 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顺着美国走”，但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种想法完全是痴人说梦，不切实际。最根本的一点，中国怎么可能接受美国的底线呢？很明白，美国的底线不仅是让中国放弃台湾、南沙，而且还有西藏，甚至还不止这些。这样的中国还叫中国吗？ 在外交这副天鹅绒的手套里要藏有铁掌。中国只有脊梁强硬，和平的机会才会更多；只有做好准备，才有可能争取到和平。对一个国家而言，在国际斗争中至少应有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无出路的。 为什么要有战争的准备，因为中国要争取到自身的发展权。 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而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因为美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由此，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有的发展权的问题。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中国不存在对其他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只谋求自身发展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加以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 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的同时（这个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美国不希望中国垮掉也不希望中国强大，只想瘫痪中国。瘫痪意味着中国重蹈鸦片战争时的覆辙，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中等国家，那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中国要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两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动作 第一件事是解放军进军西藏。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当时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大决战。试想当时正是中国军事无力西顾的时候，如果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提前14年，也就是说在1948年发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再与入侵者谈判，谈下来也很难是今天这个样子。 第二件事是，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自的对华政策走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大林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苏很快结盟。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 历史容不得政治家在关键时期有半点犹豫，而毛泽东的这两个动作是对其后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石意义的大事。 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中国留下其他选择的余地，而只留下了通过强力崛起为大国这样一种选择。要打就要做好有限战争与大规模战争的两种准备。有限战争赢了，更好；没赢，就打大规模战争，一定要为中国赢得发展权。 在目前这种政治格局中，台湾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和时机就与美国的亚太战略变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并不希望台湾真“独立”，作为一个海权国家，美国更关心对海上通道的控制权，而台湾的作用就是既不让中国大陆出海又要阻止日本南下。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想背台湾包袱，它希望中国把台湾管着，但又不能由中国大陆控制。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出现如下变数：当美日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从而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大于日本时，美国就会在必要时把台湾当作弃牌还给中国，以获取中美稳固的关系。而台湾一旦失去大国的庇护，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这时统一台湾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在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和统一祖国的道路上，最终将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发生直接矛盾的既不主要是咋咋乎乎的美国，也不是气势汹汹的俄罗斯，而是唯唯喏喏的日本。俄罗斯尽管极富扩张性，但元气大伤，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产生大的利害冲突。而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 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日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中这种利益关系完全是由其扩张性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及其天然被大国钳锁起来的地缘条件决定的。目前中美争执中，日本实际上采取低调纵容，同时又讨好中国的态度，其目的是让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自己届时坐收渔利。 只要中国政府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保持冷静，在把中美间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坚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范围内的同时，迅速加强军事自卫能力，才能赢得主动。至于目前发生在台湾的有碍于祖国统一，乃至“台独”的言行，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保持“善战不言兵”的威慑姿态就够了。要记住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问题上的教训，要像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一样在关键时刻抛开西方无休止的喋喋议论，用果断的方式解决中国台湾问题。

什么是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等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不同队级、国家或政治集团有不同的军事思想。同一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军事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也有区别。军事思想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也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在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便是一支绚烂的奇葩。中国古代战争之多，兵书和论兵要著之多，军事群星之多，军事典章之多，堪为世界之最，其军事思想发展水平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现代军事领域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其代表作为以《孙子》为首的所谓武经七书）已经完全过时了，在以精确制导，全球快速机动，GPS和C4ISH为特点的世界新军事革命面前完全是故纸一堆；另一种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美军就是在孙子兵法指导下打赢了海湾战争和最近的伊拉克战争，甚至煞有其事地宣称，美军指挥官给每个美军大兵都发了孙子兵法，让他们临阵好好学习，书就装在大兵们鼓鼓囊囊的大背囊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1.西周时期的《尚书》、《军志》、《军政》是中国最早的兵书，它们虽然早已消亡，或仅存只言片语，但已高度概括和抽象出了一些有关战争和战争指导的理性原则。例如：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等。2.春秋末期出现的《孙子》兵法，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立意高远、深邃独到、哲理性强，素有“兵家圣典”“世界第一兵书”之称，为历代谈兵者所推崇，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共十三篇5900字。3.战国时期，又诞生了《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孙膑兵法》等一大批兵书巨著，达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个高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不仅历史悠久，且著述丰厚，浩如烟海，史书注录的有3000多部，为世界之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革，争霸、兼并战争频繁、激烈，加之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有力地促进了军事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不仅懦、道、法、墨等诸子百家典籍中有大量深邃的军事思想，而且涌现了孙武、吴起、孙膑等一批兵学家，产生了《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一大批兵学著作。孙武是先秦军事理论家的杰出代表，其著作《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先秦军事思想主要有十个观点：一是明确提出战争“必取于人”的朴素唯物论观点。二是指出战争有“义”与“不义”的性质之分，以“义兵”讨“不义之兵”是可取的。三是认为战争是国之大事，应当“慎战”，否则穷兵者亡。四是认为应综合比较敌对双方的国家政治、将帅才能、天时地利、军事制度和军队的数量、训练及法度纪律等各项要素的优劣，据以预测战争胜负。五是认为属于政治范畴的“道”、“德”、“仁”等因素对战争具有重大影响。六是总结出知彼知己、践墨随敌、因形用权、战胜不复、以众击寡、避实击虚、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军事规律。七是概括出奇正、迂直、强弱、攻守、主客、进退、虚实、众寡、分合等军事领域特有的范畴，并且辩证地阐释了它们的关系。八是主张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九是主张耕战结合，富国强兵，居安思危。十是强调教戒为先，严明法度，“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兵权高度集中于最高统治者秦王朝后军事思想。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2 000多年间，中国军事思想虽没有出现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兴盛景象，但仍然时缓时快地向前发展。秦统一六国时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灭；东汉统一战争中的西和东攻，由近及远，各个击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广结联盟；隋末李渊统一全国时的因势借力，乘虚入关，居险养威；蒙元初期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假道南宋灭金；明初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清初努尔哈赤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策略，使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有了一定发展。宋代统治者提出并实行的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的统军思想；明代戚继光提出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军队训练原则和方法，使中国古代治军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秦代修筑万里长城体现的“用险制塞”思想；汉代推行军屯戍边措施；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战略区，采取强干弱技、居中驭外、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明代提出的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使中国古代国防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后代李世民的“持久”防守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卫公兵法》提出的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火器出现后，明代有人提出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作战的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指导思想。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经过悠久的历史考验和古代军事家们长期的战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具有宝贵的价值。因此我认为，以《孙子》兵法十三篇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或称中国古代兵法），对于现代战争仍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只要人类还有战争，其中的众多政治军事原则就将是永远适用的。有人可能认为中国古代兵法仅仅是“用兵之法”，之所以已经过时不再有用，是因为那时的战争与现代战争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在许多方面论述的并不是单纯的用兵布阵，而大量涉及到政治与战争及经济与战争的关系，进而从政治及经济层面论述军事问题和战略问题，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有用的政治军事经济观点，同时中国古代兵法还大量涉及到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地理学，军事心理学，军事管理学，军事人才学，战争性质理论，战争指导理论等方面带有一般规律性的基本理论原则。这些基本理论原则对于正面临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中国军队和中国国防建设具有普遍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今天，我们谈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兵法，不应拘泥于古代如何布阵，如何行军打仗，如何火攻等。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也已进入新军事变革年代，古代战争形式与现代战争形式已经大相径庭。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兵法的许多著名思想和论断，如“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谋伐，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等等，至今仍有着现实指导意义，换言之，这些军事原则是永恒不变的。除了以上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军事原则，在战争指导理论，作战指导理论，军队建设理论，以及军队的组织纪律对于军队的教育等各方面，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都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正确主张。在战争指导理论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为人心向背，经济实力，将帅人才以及气象和地理，并认为这些是一个整体；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政治观点，以及“三宝全，则国安”的发展经济与增强国防力量的关系，并指出在具备以上基本条件的基础上，运用谋略指导战争，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胜利的主要途径。在作战指导理论上，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智能取胜，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并力求取得战略上“全胜”的境界。为此，提出了几个主要原则：如： 要“先胜而求战”，不打无准备之战，“兵胜于朝庭”；要“能夺人而不夺于人”确保战争主动权；要“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也即要避实击虚，为此，必须运用“奇”“正”之法，“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而后再“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及要“因形用权”，“因敌制胜”，在战术运用上要机动灵活，以变制变，对敌人要“多方以误之”。 在军队建设理论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着重提出了“寓兵于民”的“人民战争”思想，并提出了“兵贵精，不贵多”的正确主张。同时还提出了正确的人才观，尤其强调将帅的选择和任用。并提出“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同时还着重指出将帅的人格人品是选将的最重要条件。关于军队的组织纪律，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主张健全各项法令制度，认为“制必先定”，同时强调“以赏为表，以罚为里”，并做到“杀贵大，赏贵小”。对于军队的教育，则主张“理之以义，动之以礼”，军队要有道德规范，要“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等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对现代战争的影响可以说无孔不入,不管现在的军事战略战术有多先进,都脱离不开古代军事思想的精髓,可以说如果没有古人先驱性的军事思想,现在的军事思想发展不会这么快，因此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对于现在战争起着绝对的指导作用。

《孙子兵法》重战与慎战相统一的战争观启发现代战争思维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孙子兵法》从揭示战争中“利”和“害”的矛盾运动规律出发来确立自已对战争的根本态度，从而决定其军事思想中功利主义的主导倾向。孙子正是用功利主义这把价值尺度考察春秋末期的战争，提出了重战与慎战相统一的战争观。《孙子兵法》所产生的春秋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反映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表现为频繁的战争。仅举鲁史《春秋》记载，在242年里，就发生过483次大的战争。在战争的旋涡中，大国胜败无常，小国安危不定，局势错综复杂。孙子从当时朝盟夕散、不宣而战的社会现实中认识到，战争只能暂时平息而不会从此废止。因此，他开宗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提醒人们要重视战争、研究战争和准备战争。当前，冷战已成为历史陈迹。两极战略格局的解体，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世界基本矛盾出现新的力量组合，逐步形成与孙子时代相似的“多极”战略格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在这种形势下，孙子的重战和慎战思想，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为人们认识多极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驾驭局部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