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困境论文可引用的文献

小友说：李安执导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提到，在遇难船只的救生艇上，生还者迫于饥饿，会有人吃掉更孱弱的他人的现象，尽管骇人听闻，但历史上也不乏类似真实事件。要么违反习俗活下去，要么一起饿死，这怎么办？这类问题怎么剖析才对？

开始前，请思考两个非常短的问题。不感兴趣请随意跳过这两行，么么哒。

1. 道德是啥？（此处省略一万字哲学论证）

2. 我们为啥要研究道德？

接下来就进入正题。

道德两难问题(moral dilemma)一直是道德研究领域中的经典心理范式，著名的电车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两难情境例子。它最早由哲学家菲利普福特在1967年提出，引发了哲学、伦理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领域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而后，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桑德尔在公开课《公正》中谈及这个问题（看视频请戳网址）

（公开课《Justice》第一节）

题目如下：

假如你看见一辆已失去控制的有轨电车在轨道上前行，电车所行驶的方向上有 5 位工人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如果电车按目前的轨道前行，这 5 位工人势必会被电车撞死，拯救这 5 位工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

1）第一种情况是，你的身旁有个铁轨扳手，你可以扳过扳手，使电车改变方向，但是这样电车就会撞上另一轨道上执行维修工作的 1 位工人并致其死亡。

你怎么选？

2）第二种情况是，你的身边站着一个胖子，拯救这5个工人的办法是你可以猛地将身边这个人推下天桥以阻挡电车前行，然而这样就会牺牲这个人的生命。

你怎么选？

选完了吗？

你大概也感觉到了：经典的道德两难问题都是要求被试在是否会牺牲一个人挽救多个人的性命问题上做出选择，而且不论做出哪种选择，均会让选择者产生一定程度上的道德冲突。

尽管第一种扳动扳手的情况属于低冲突情境，就是你间接地造成对他人的伤害。第二种推胖子的情况属于高冲突情境，就是你直接地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其实不管我们怎么选，心里都会有点不舒服。

2. 其他各种道德两难困境

但也不是所有道德两难问题都和人的性命挂钩。世界上存在着各方各面的道德冲突，涵盖关怀、公正、互惠、团队、忠诚、权威、尊重、 圣洁、纯洁等等方面。

举几个例子好了，以下这些情况下也存在着道德冲突：

· 你喝了酒但没醉，你觉得可以自己开车回去。

· 好友有一门课要补考，如果不及格就会导致毕业延误，错失刚找到的好offer，他请你远程发消息帮他作一次弊。

· 孩子快迟到了，爸爸用单位的公车送他上学。

· 由于疫情传播速度凶猛异常，部分国家出于国家利益考虑，从疫区撤走本国居民和投资。

· 给你一亿，但你需要抛弃自己的伴侣或家人。

· FBI要求苹果公司给出手机解密算法来攻破恐怖分子的手机，拯救一些人危在旦夕的生命，但数亿用户面临着隐私泄漏的风险。

· 医生为了拯救所有患癌症的病人，不得不提取一个健康人体内的特殊分泌物，但后者将会因此死去。

· 为了让被绑者获救，警察对绑架犯用刑，逼问被绑者藏匿地点。

怎么样，这一回有好选一点吗？（小友：并！没！有！啊！）

当我们碰到道德两难问题时，经常会面临着选择：

A.坚持原则

B.打破规则

科尔伯格认为，人们为了解决脑中的两难问题，一般会生出两种道德判断：

A. 道义主义选择：

道义主义判断一个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在于其是否符合现有的制度、法律或规则。在这种思维方式中，行为的道德与否是固定的，与情境无关，这是一种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rule-based moral thinking)。当前社会舆论大多赞同，不可杀人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那么我们就不该夺取他人的生命。

在上述情境中，道义主义选择也就是不按按钮、不推胖子，即使这样可以救更多人。如果你问ta为什么？对方可能会说，生命不能按数量判断，而且我没有主动选择杀人的权利。

B. 功利主义选择：

功利主义认为，一个行为道德与否，不取决于符不符合规则，而要视其行为的结果是否增加我们的“最大幸福”，这是基于结果的道德思维(outcome-based moral thinking)。

也就是说，某件事如何抉择，某一行为是否可取，要看事情最后达到的结果。为追求对大多数人来说的最大效益，应该牺牲少数人来拯救多数人。在上述情境中，功利主义选择也就是按按钮、推胖子，原因可能就是"五个人大于一个人"。

让我们来从例子里理解这两种思维：

假设一位年轻人小明（你最好的朋友）正在寻找一处住所，他现在的经济情况只能承担得起政府提供的廉租房。目前，由于我国廉租房资源有限，采取排序轮候制度，依据申请的先后次序排队获得住房。如果正常排队，小明大约需要等待三年时间。 但是，他也可以通过一些非正常渠道“插队”立刻租到住房。

现在双方辩手开始发言：

道义主义方辩手：本着基于规则的原则，显然小明“插队”的行为是错的！他这么做不符合既定的社会规则与制度，要是每个人都这么干，不就乱套了吗？

功利主义方辩手：本着基于结果的考虑，小明的行为没什么不对。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没有地方住了啊！一个人能正常生活是底线，为此插个队也是情有可原的。

人们采取了哪种道德思维方式一目了然。

但如果你以为道德判断都像上面模拟的那么客观理智，你就错了。

有研究者提出：道德判断并非是完全理性的，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利益追求，这是生物体为了适应环境变化而采取的手段。

确实，越来越多的研究模型都强调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是不同情绪下的人作出道德判断的可能性不一样。一项研究发现，人们的悲伤情绪状态会对道德判断造成影响，而平静或高兴的情绪状态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不大。

无疑，人们希望不受情绪情感影响去达到绝对理性判断，是很难的。

关于情绪和理性认知如何干扰我们做道德判断，我们有很多模型可以聊：

1）Hadit的社会直觉模型：

我们会先在感性上下结论，再为自己找理由。

道德判断是一种包含情感的直觉反应，并伴随着一个缓慢的事后推理过程，而事后推理主要是为了搜索支持已做出的判断的证据。也就是说，我们的选择和其结果最终可以返过来修正我们的道德判断。

2）Greene的认知与情绪双加工模型（也是影响力最大的模型）：

他认为道德判断是认知和情绪的竞争结果。

情绪获胜，则个体做出道义判断（比如推胖子的内疚感太大，便选择不作为）；

认知获胜，则个体做出功利判断（1:5，客观看来救活五个人更重要）。

对于脑损伤的病人研究表明，当他们的腹内侧前额叶受损（病人的情绪功被削弱），同时在道德两难情境中，他们也更倾向于做出功利主义判断。这进一步验证了双加工模型的合理性：当个体对自己情绪的认识存在困难，功利主义选择的可能性会增加。

3）Moll据此提出：

做出功利判断还是道义判断，取决于情绪卷入的多少，道德判断中情绪和认知是相互综合的。

情绪卷入增多，就做出道义判断；情绪卷入减少，则做出功利判断。

1、是否贴近实际生活

在一项道德两难判断中，当被问及“喝酒后如果你没醉，你会驾车吗”时，正在酒吧喝酒的大学生更容易选择“可以驾车”，而当时没在喝酒的被试更容易选择“不可以驾车”。

显然，更当下实际生活更接近的道德两难事件，更容易让被试产生利己的判断。

2、主人翁是不是自己

对于前文提及“小明为找房插队”的故事，研究者还发现：主人公是“你”，比起主人公是“某个人”时，更多人倾向于选择“可以插队”。人称的变化可以让被试涉入情境之中，也即让他们的情境卷入程度更高，做出功利主义判断。

3、情境身份的熟悉度

对于“用公家车送孩子上学”的事情，政府管理人员的卷入程度就比高校教师更深，作出功利主义判断的可能性就更高。而对于“帮同学考试作弊”的情况，大学生的卷入程度要远远高于教师。

也就是说，当呈现的道德情境是被试当前正经历的生活事件，和ta利益相关，情境卷入程度就越高。

4、种族

人们会对本民族的人更为关注和敏感，种族偏见或纳粹主义是影响道德直觉的最重要的因素，这种关系对认知的影响深远，在此不详述。

5、血缘关系

我们我们更倾向于给自己喜欢的亲属、朋友或同事提供帮助，对于他们的同理心也更强，而不愿意帮助不喜欢的人。我们会认为自己亲近的人比其它人有更多积极正面的人格品质，相应地，也对他们更为宽容和同情。

在是否救助不同人的道德两难情境中，我们对于直系亲属需救助情境的卷入程度更高，对其境遇更为关心和敏感，表现出了显著的偏见效应。而旁系亲属获得分配的认知资源（如关注度）相对减少，需救助的陌生人则是获得认知资源最少的（唉……）。

6、时间长度

Renata 和 Ralph 的研究结果发现，如果考虑时间更充足（3分钟），人们会比时间有限时（8秒内）更倾向于做出功利性选择。

7、权力大小

在没有情境卷入，即发生的事件和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没啥关系时，高权力者倾向于用基于规则的方式（道义主义）进行道德判断，低权力者则倾向于用基于结果的方式（功利主义）进行道德判断。

然而研究表明，当情境卷入程度高，事件越能贴合自己的亲身经历，高权力者越会转向低权力者的选择，也即功利主义倾向增高。

（弹幕小友：这是在说……道德判断最终都取决于和自己利益相关程度吗？）

大家也看到了，情感和理智难以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起码在大多数时候是这样。对于电车问题，也许永远没有正确答案。但深入思考“电车难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生活中的两难情境（不仅仅是女朋友和妈掉水里救谁的问题）。

我们的道德判断，往往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客观。同样，他人也是。所以，或许我们可以少说别人“两套标准”，因为那确实取决于对方的卷入程度高低；我们也该避免站在道德制高点批斗他人是非，因为，总有一个两难情境也会令你犹豫，甚至作出看似“迫不得已”的功利主义选择。

对此，你怎么看呢？

— 友心任务 —

思考题

说到道德两难，砍妹不得不推荐一个世界舞台上经久不衰的作品——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作为一只心理学狗，第一次看到这部戏，便意识到它主要戏剧冲突的内核正是大名鼎鼎的“道德两难问题”！

在后台回复 “道德” 就能获取这个震撼人心的戏剧故事梗概啦~ 简直完美融会贯通了本文所阐述的内容，将各种因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刻画得淋漓尽致。

感兴趣的话，不妨一读，看看哪里写得符合科学研究、哪里写得不太合理吧！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想，或是安利其他类似的作品哟~

-end-

本文由友心人原创出品，转载前请联系

作者｜砍妹

武汉大学心理学学士，知乎专栏@文艺的哺乳动物。

引用文献：

1.谢熹瑶，罗跃嘉，道德判断中的情绪因素，心理科学进展，2009，, ;

, J. D., Morelli, S. A., Lowenberg, K., Nystrom, L. E., & Cohen, J. D., Cognitive load selectively interferes with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 2008,107, 1144–1154.

, J. D., Nystrom, L. E., Engell, A. D., Darley, J. M., &Cohen, J. D.. The neural bases of cognitive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moral judgment. Neuron, 2004, 44,389–400.

, J.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1,108, 814–834

, M., Young, L., Adolphs, R., Tranel, D., Cushman, F., Hauser, M., et al.. Damage to the prefrontal cortex increases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s. Nature, 2007,446(7138), 908–911

Sarlo, Lorella Lotto, Andrea Manfrinati, Rino Rumiati,Germano Gallicchio, and Daniela Palomba, Temporal Dynamics of Cognitive–Emotional Interplay in Moral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 2012, 24:4, pp. 1018–1029;

Oliveira-Souza, R. Moral judgments, emotions and the utilitarian brai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8),319-320.

S. Koven, Specificity of Meta-emotion Effects on Moral Decision-Making, Emotion, 2011, . 5, 1255-1261;

Aguilar, Silvina Brussino, José-Miguel Fernández-Dol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increases uncompromising consequentiali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3, 49, 449-452;

S. Suter, Ralph Hertwig ,Time and moral judgment,Cognition, 2011, 119, 454-458;

本文中图片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