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论文参考文献

正文：传统是文化的沉积，没有文化的长期积累和传承，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文明。我国传统图案艺术源远流长，发展到今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文字诞生之前，人们就开始使用图案符号来传达思想与沟通感情，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与刻绘在崖壁上的岩石刻等等，这一些不仅记载下了人类最初对自然界的理解与认识，同时也成为了人类最早的图案艺术。中国的图案艺术不仅起源早，而且不断得到发展，虽然时快时慢，但从未中断，如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图案；春秋战国时期的蝌蚪文、梅花篆；汉代漆器上的凤形、唐代的宝相花纹以及后来出现的金文形态等。中国传统图案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在自己的发展和演变中，既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又有多姿多彩的风貌，它们以其多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些图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沉淀、延伸、衍变，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同时也体现出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艺术精神。如何运用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为现代标志设计服务是值得探讨的…… 现代标志设计是一种特殊文字或图像组成的大众传播符号，它的基本功能是以图案传达信息，表现其内在的质量、特点，而以之作为沟通的媒介。标志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将创意视觉化、符号化的过程，思维根据设计意象对图案进行挑选、变换、组合，将图案进行有机的关联、编码，使之形成特定的符号系统。它借鉴和运用原始图案，并赋予原始图案以更高的艺术价值。现代标志设计是人类文明高容量的载体，是人类文化的缩影。纵观历史，从原始社会的记号到图腾，从商周的象形符号到秦汉的印章，再从唐宋的幌子到明清 的洋化标志，标志的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状况。我们在进行现代标志设计时可以借用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原始符号来体现某种意趣、情感和思想；或者将原始符号的某些元素进行变化、重组和出新，使其具有传统的形似和神韵，又有现代设计的意味；或是将传统图案渗透于现代标志设计的方法之中，进而体现出某个地区、某个民族的气质、精神和理念。 现代标志设计就是在方寸之间尽显无尽的意趣和思想，在交流与交换中传达出很强的符号性和象征意义。在标志设计中，对传统图案的借鉴和运用不能理解为简单的修饰加工和复制拼凑。取其“形”自然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对传统造型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以现代的审美观念对传统造型中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传统图案不断延伸、衍变，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图案；或者把传统造型的造型方法与表现形式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用以表达设计理念，同时也体现民族个性。中国的现代设计艺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必然是建立在中国的传统基础之上的，香港的一些著名的设计师成功之路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继承并不意味着拘泥，几千年的文明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宝库，但一味沉迷在传统的襁褓里，在我们的设计中单纯的奉行“拿来主义”，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将会导致民族传统艺术发展的停滞，最终只能使我们的时代留下大批的古董拷贝，而无设计可言。 对传统的继承是必然的，而我们该如何继承呢？这首先需要我们对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做一个深层次的考量，我们可以从“形”、“意”、“神”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和运用。 形，即从中国传统图案中汲取他的造型方法。 标志设计不仅是实用物的设计，也是一种图案艺术设计。它与其它图案艺术表现手段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自己的艺术规律。为使标志在视觉上富有美感，要充分发挥标志特有的表现手段。如打散、切割、错位、变异、谐音、一形多义、正负形反转、负形的利用、追求图案的完整、运动感、多用曲线、散点透视等，以及使用借笔、借形的技巧，除了开发内涵之外，在形式感上形成良好视觉美感以及合理的空间、合理的比例、合理的虚实。在合理运用现代标志设计的审美观后再对传统图案中的元素加以改造、提炼、运用，使其富有时代特色。在标志设计过程中，我们应该对形加以重视和运用。正如陈汉民先生说所讲：“重视标志的作用和提高标志设计水平毕竟不是一回事。任何比喻和象征都不是比喻物本身，但是它形象化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深化了内涵。”所以说，在标志设计中，如果缺乏特色，形象平凡，只是图案和文字的拼凑，就谈不上形象化和深化内涵了，也就出不了好作品。中国传统图案是植根于中国民族性、地域性的传统艺术渊源中的，他们与现代图案的造型方式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 1 将传统图案元素衍生后，再运用到现代的标志设计中，香港的设计大师靳埭强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图一）。他的“靳棣强设计有限公司”的司标，就是在公司“以人为本”理念的同导下，采用了代表“同心双合，彼此相通”的“方胜”这一传统吉祥图案作为其基本框架。司标原形取至“方胜”， “方胜”是中国特有的吉祥文化图案化，它表达了同心双合，彼此相通的美好意愿，常结合“盘长”图案以传达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哲学思想，这是一种积极向上，对追求幸福生活的情感寄托，因此在民间广泛应用。但靳棣强先生敏锐的视觉感受力以及他对传统图案内涵气韵的深刻感悟力，使他没有对原形如实照搬，而是经过了形的提取、衍生和再造，使司标更加具有东方民族个性，也更加适应以后的展开使用，这对于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成功的启示！因此，陈汉民在评价该司标时说：“我认为靳先生这一设计之所以成功，其一，是民族性和现代感的结合，且自然贴切，无牵强之感；其二，司标注重理念，内含容量大，富有哲理，供人联想；其三，形象可变异性，而且应用很好。当然，这首先是原标的‘功劳’。” 意，主要指象征，在中国传统图案后面，蕴藏了更多更深的吉祥寓意。人们之所以历代不厌其烦地反复描摹一个图案，不仅仅是因为其具有审美意义的外形，而是在这些我们看得到的图案符号的背后，往往蕴藏着深层的象征意义，图案符号只是这些内在意义借以表达的外在方式，是“观念的外化”。这些意义最初大多源于自然崇拜和宗教崇拜，进而衍生出期盼“生命繁衍，富贵康乐、祛灾除祸”等吉祥象征意义，正是由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企盼，正是由于人们对这种“意”的执著追求，才使“形”得以代代相传。例如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图二）就是采用了源于佛教八宝的“八吉祥”之一“盘长”的造型，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寓意来表示联通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无以穷尽、日久天长。该标志造型中的四个方形象征着四通八达、事事如意；六个圆形象征着的路路相同，处处顺畅；而标志中的10个空处则有圆圆满满和十全十美之意。这种吉祥寓言的应用，使图案的设计多了一些文化的气息，增添了一份亲和力。 神，即把中国文化的精髓融入到现代设计中。不论是彩陶上稚拙的鸟纹和蛙纹、青铜器上的狞厉的饕餮、还是汉代漆器上飘逸的凤纹，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的淘洗之后，仍然承现出一种惊人的生命活力，感动着我们现代人。而这种神韵的承传来源于中国传统的造型观念，即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我们在掌握传统图案语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把握中国的人文精神，结合当代的社会需求，创造一种成熟的、全新的、原创的、表现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艺术语言。对传统造型的一种浅层次的发展和提升，而一种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是需要我们摆脱美学传统的物化表 2 相，进入深层的精神领域去探寻的。我们只有在深入领悟传统的艺术精神、充分认识来自现代西方的各种设计思潮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才能打造出符合新时代的民族形式，才能找到真正属于我们本民族的同时又能够为国际社会的所认同的现代设计。2008年的申奥标志（图三）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整个标志造型没有对传统造型的直接借用，而是运用了中国特有的介于似与不似之间写意手法，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意象，标志不仅体现了中国特有的风采，同时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同。 结束语：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传统图案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源泉，只有传统才是民族固有的、切实的发展基础。传统图案更是现代标志设计是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在此基础上发展我国的现代标志设计，是我国的现代标志走向世界，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桥梁，也是现代标志设计拥有显赫的地位与价值。 参考文献： 1、吕中元、彭年生 中国标志创意（M） 湖北出版社 2、包装设计 116期 图腾与标志的意蕴 柳林 3、包装设计 120期 中国传统图案与平面设计 向艳乔

E文的，关于龙的资料或参考文献，极具学术性，关于中土的龙与关于西方的龙都有介绍，还包括多个比较冷僻的龙的种类也有详尽的介绍。

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离今天的时间不会少于八千年。这个时期，原始先民已不单纯地、被动地依靠上天的赏赐了，他们把猎获的野马野牛野猪等等畜养起来；也不单单吃那些是采拾得来的野果了，而是有选择地种植谷物以求收获。他们能够熟练地取火用火，学会了用木头搭简单的房子，开始磨制石器、骨器，手工制作陶器，逐渐定居下来，从事生产活动了。生产活动使人们同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宽泛，自然界作为人之外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撞击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鱼类穿游不居，湾鳄声形俱厉，蛇类阴森恐怖，蜥蜴形色怪异？为什么云团滚滚，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为什么海浪翻卷，虹贯长空，泥石流咆哮而下，吞吃人畜，所向披靡？……这些动物的行为和变化不已的自然天象对古人来说，是无法科学解释的。 他们模糊地猜测到，应当有那么一个力大无穷的，与“水”相关的“神物”主宰着指挥着操纵着管理着这些动物和天象，像一个氏族必有一个头领那样；或者说，这些动物和自然天象是这个“神物”的品性体现，像人要说话，要呼叫，要吃喝拉撒睡，要嘻笑怒骂一样。 龙，作为一种崇拜现象，一种对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一种“理解”，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它的“模糊集合”。 辽宁阜新查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查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两米，扬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有文章称，山西省吉县柿子滩石崖上有一幅距今达一万年的鱼尾鹿龙岩画，当是龙的最早的雏形。这幅岩画未见发表，其面目如何，还不得而知。)接下来还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出土的距今达七八千年的陶器龙纹，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距今达七千年的彩陶细颈瓶龙纹，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距今六千四百多年蚌塑龙纹等。 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起点在新石器时代，经过商、周至战国时期的长足发展，到秦汉时便基本成形了。这个“基本”有两个意思，一是说构成龙的框架、要素、样式，秦汉时都基本具备了；二是说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纳新的系统，它并不满足秦汉时的基本成形，之后的历朝历代，直到今天，还都在不断地加减、变衍和发展。 龙是怎么形成的？历来众说纷纭，有从鳄、从蛇、从蜥蜴、从马、从猪、从闪电、从虹霓等等说法。笔者的观点是“模糊集合说”，其思路是这样的：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是以原始思维面对身外世界的，而原始思维又是以直观表面性、整体关联性、非逻辑的神秘性和群体表象性为待征的“模糊思维”。这样的思维足以导致我们的祖先不清晰、不精确、不唯一地将身外世界的种种对象，集合、升华成若干个“神物”，然后加以崇拜。 在古人心目中，身外世界是神秘混沌难以捉摸的，模糊思维的直观性和表面性，使他们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将云、雷电、虹、海潮、泥石流等分辨得清清楚楚；也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运用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将鱼、鳄、蛇、蜥蜴，以及猪、马、牛等动物的生活习性研究得明明白白。在他们看来，云、雷电、虹等在天上弯转，都和雨相关，差不多是一类；鱼、鳄、蛇等在江河湖泊中穿游，都和水亲近，大体上也是一类；猪喜欢水，马、牛等也都离不开水－－河马、水牛更是水中物。而且，天上的雨，落到地上便是水；水升到天上，再朝下落，便是雨。既然天上下的雨和地上流的水是一回事，那么，和雨相关的在天上弯转的云、雷电、虹等，就和与水密切的在江河湖泊中穿游的鱼、鳄、蛇等差不多都是一回事了。雨水适度，牧草丰茂，谷物有成；雨水乏缺，叶草干枯，百谷旱绝；雨水过量，人畜受淹，农田泡汤。生产和生活不能不依赖雨水，雨水却常常让人们依赖不上。再看这些与雨水相关的物象：云团滚滚翻卷，变化万方；雷电叱咤长空，霹雳千钧；虹霓垂首弓背，色像瑰奇；还有大小不一，脾性不同，长短参差，阴森怪异的鱼、鳄、蛇、蜥蜴等等：这一切是多么神秘，多么雄奇，多么可怖可畏啊枣令人惊惧不已！ 于是，古人猜想了：一定有一个“神物”，主管这一切，总领这一切，支配这一切，排演这一切。这个“神物”，体型是很大的，而且是能大能小的；肤色是多样的，而且是能明能暗的；还应当是有头有尾的，能起能卧的，擅爬会游的，弯转曲折的，快速行进的；总之是能量巨大的，能上能下的，善于变化的，天上可飞水中可藏的，集合了种种“水物”特性的，又和雨水有着特别特别密切关系的。 该怎么称呼这个“神物”呢？人们发现，雨水降临时，乌云汹涌，电光闪闪，相伴随的，是“隆隆”的雷声；海潮涨落，龙卷风吸水，泥石流下山，也都发出“隆隆”的声响；而鳄、牛、蟒蛇等动物的吼叫，也和“隆隆”声接近；而“隆隆”声本身具备着粗壮、雄浑、深沉和悠远等特点，给予人的感觉是恐怖、壮烈、崇高和神秘。于是，人们就取其声，将这个模糊集合起来的“神物”，以“隆”这个音呼之了。 “神物”的发音是拟声，“神物”的形象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一些人说像鱼，一些人说像鳄，一些人说像蛇，还有一些人说像云，像闪电，像虹霓；也可能今天看像这个，明天看像那个，后天看又像别一个；还可能觉得既是这个又是那个，升到天上就是云是闪电是虹，落到水中就是鱼是鳄是蛇，来到陆地就是猪是马是牛。模糊思维是不讲逻辑、意识不到矛盾的，这种思维容许同一个物体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容许部分和整体、单数和复数的同一。 造字的时代到了，需要给这个以“隆”音呼之的神物搞个符号了。老祖宗最初造字，多以像形为之。那么，让这个神物像什么形好呢？有人说像鳄，就造了几个像鳄的“龙”字；有人说像蛇，就造了几个像蛇的“龙”字；还有人说像闪电，就再造几个像闪电的“龙”字；另有人说身子像鳄像蛇还像闪电，头却像马像牛还像猪，那么就造几个像这像那像……的“龙”字好了。于是，甲骨文和金文中便有了各式各样的“龙”字。后来，逐渐演化，直到最后简化成现在这个“龙”。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龙是中国古人对鱼、鳄、蛇、猪、马、牛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霓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先民们是以现实生物和自然天象为基础，将自己的对身外世界的畏惧、依赖、疑惑、想象、崇拜等等，都贯穿、投注、体现到龙的模糊集合中了。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龙无疑是古人的一种艺术创造。它是从鱼、鳄、蛇和云、电、虹等一个个具体物象而来，经过由众多人参与的模糊集合，形成一个建立在各个具体物象之上，又涵蕴着各个具体物象的新的形象。它的形成过程，是“美”的因素集纳的过程，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间渗透着、灌注着古人的神话猜想、宗教体味、审美快感和艺术情趣。 图腾（Totem），原为美洲印第安鄂吉布瓦人的方言词汇，意思是“他的亲族”。图腾崇拜的核心是认为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和自己的氏族有血缘关系，是本氏族的始祖和亲人，从而将其尊奉为本氏族的标志、象征和保护神。世界各国不少学者，都对图腾崇拜这一既古老又奇特的文化现象做过考察和研究，普遍认为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经有过图腾崇拜，其残余在近现代一些民族中还可以看到。 最早提出龙图腾说的是闻氏一多。闻先生在他的一篇专门谈论龙凤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和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人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我说原始夏人和原始殷人，因为历史上夏殷两个朝代，已经离开图腾文化时期很远，而所谓图腾者，乃是远在夏代和殷代以前的夏人和殷人的一种制度兼信仰），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 那么，龙图腾是如何形成的呢？闻先生在他的名篇《伏羲考》说：龙这种图腾，“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 龙图腾说由20世纪40年代起步，至今流衍不衰，一度还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质疑龙图腾说，并出现一些否定性观点。如：“无论如何，图腾物总是自然界中实有的物体。因为说到底，图腾制体现的也正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依据通行的理论和被学界接受的材料，龙作为一种图腾同时又不存在于自然界中是难以令人接受的。”（阎云翔）“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均无可信资料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强大的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至于兼并与融合其他以马、狗、鱼、鸟、鹿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说法更是完全出于臆想。”（刘志雄、杨静荣） 学者们还指出，将中国古文物上出现的动物造型或纹饰视作图腾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考古学中的某一类型文化与社会学中某一氏族部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时空范围上讲，前者比后者大得多。因此，某一类型文化中的某种纹饰与某一氏族的图腾划等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还有的学者从图腾文化的基本特征提出悖论，如：图腾是氏族群体成员崇敬的对象，是不得损伤、杀害和食用的，而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不乏贬龙、辱龙、斗龙、斩龙以及食龙的载述。 总观龙图腾说的争论，觉得起码有这样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个问题是，图腾说来自西方学者，中国远古氏族部落是否也像澳洲土著、北美土著那样，有过一个图腾崇拜时期？分析古籍中的有关记载，回答似乎是肯定的。但是，按学界的普遍观点，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进入新石器时代便趋于衰落，步入阶级社会，就只剩下一些残余在延续。按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资料，龙的起源当是新石器时代开始以后的事，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图腾崇拜已走向衰落了，龙却起源了。将方兴未艾的龙归划于一个趋于衰落的崇拜现象，有悖于事物发展的基本逻辑。 另一个问题是，图腾概念有其原有的为学界所基本公认的内涵和外延，这样的图腾是严格意义上的图腾，或可称为“狭义图腾”。增其内涵、扩其外延之后的图腾，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图腾了，或可称之为“广义图腾”。严格意义上的图腾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实物，而龙不符合这个条件，它们是自然界里没有的神物，因此，要说龙为图腾的话，就只能将龙划归到广义图腾的框框里。问题是，狭义图腾和广义图腾时不时地会发生冲突。比如，按狭义图腾的要求，图腾物是不得被侮辱被杀害的，而身为广义图腾物的龙却屡屡被惩罚被斩杀枣这个问题如何解释？如果要在狭义图腾和广义图腾之间选择的话，我倒更倾向于狭义图腾，因为我觉得图腾就是图腾，应该尊重原初的内涵和外延，如果太广义了，也就没有图腾了。 鉴于此，我在一系列谈龙的著作、文章中，都没有用“图腾”一词，而选用了“图徽”这一概念。 龙的神性可以用喜水、好飞、通天、善变、灵异、征瑞、兆祸、示威来概略。 在龙的神性中，“喜水”位居第一。这是因为，龙本来就是“水物”和“水相”，或者说，龙本源于“水物”和“水相”。龙的诸多的模糊集合对象，可以说都是“水物”或“水相”。鱼、鳄、河马、海马、水牛等生活在水中；蛇、蜥蜴喜处水湿阴潮之地；猪、陆牛、陆马、鹿等离开水也活不下去；而云、雷电、虹、海潮、龙卷风、泥石流等自然天象，全都和雨、水关系密切枣似乎完全可以用“水相”称之。本源于水物、水相的龙，怎么可能不“喜水”呢？ “喜水”的神性，使龙对行云布雨、司水理水的神职特别胜任。 “好飞”在龙的基本神性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龙之“好飞”，原因有这么几条：一是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云、雷电、虹霓等本来就是飞腾在空中的“天象”；二是鱼、鳄、蛇等在水中潜游之快，马、牛、鹿等在陆地上奔跑之速，都类似于“飞”；三是古人由于思维的模糊性，往往将潜游于水中的鱼、鳄、蛇等，奔跑于陆地上的马、牛、鹿等，和飞升腾跃在空中的云、雷电、虹霓等看成一个神物的不同表现，从而认为能在水中游、地上跑，也就能在天上飞。四是人类自从有了精神生活以后，就一直幻想超越自身的局限，摆脱现世的苦累，飞腾、翱翔到高妙阔远、有星星，有月亮，白云缭绕的空中去。而龙作为寄托着、体现着古人理想的神物，要是不能飞，不好飞，那也就不是龙了。 “好飞”的神性，使龙很自然、很方便地成为某些神仙、圣杰、帝王的乘御对象。 “飞”的方向和域界，自然是，也只能是神秘、辽阔、至高无上的天空。因此，“好飞”必然“通天”。早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黑陶双耳盆上，就有将“鱼藻纹”和“鸟纹”刻划在一起的图案，陕西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鱼纹”（亦称“龙凤纹”），也将天上飞的鸟同水中游的鱼枣龙的模糊集合对象联系起来，这就透示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龙的模糊集合之初，龙就开始有了“通天”的意味。后世的许多建筑雕刻、绘画，人们都让神龙出现在浩渺无垠的昊天云气中，如北京故宫的云龙望柱、天坛的云龙石、孔庙的戏珠飞龙，等。 龙“喜水”，水聚流于地；龙“好飞”，飞升于云天。于是，龙就具备了沟通天地，做天地间的桥梁和信使的能力。那些帝王君主们之所以以龙自比，其根本点就在于瞅准了龙的“通天”的神性，和充当天地间桥梁和信使的能力。 由于龙是由众多的对象模糊集合而成的，各集合对象之间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因此，龙又有了“善变”的神性。在古人的心目中，龙在天可以是云、是电、是虹，在地可以是猪、是马、是牛，在水可以是鱼、是鳄、是蛇。换句话说，天上的云、电、虹，地上的猪、马、牛，水中的鱼、鳄、蛇，等等，都可以是龙的变体和化身。 龙具备了“善变”的神性，而变，就免不了要变出些“灵光”、“灵通”、“灵妙”、“灵验”和“荒诞”、“离奇”、“怪异”来。因此，龙又有了“灵异”的神性，成为古人心目中的“四灵”(其它三灵是麟、凤、龟)之一。 人们造神、敬神的目的之一，是相信神能给自己带来好处。龙是古人模糊集合了众多的动物和天象，从而创造出来的神物，如果这个神物不能给人间带来福祉和祥瑞，古人创造它做什么呢？上述龙的种种神性，又都为龙的征兆吉祥嘉瑞的神性提供了基础：龙喜水，而水是生产、生活的命脉；龙好飞，飞是对超越苦难、摆脱困境的向往；龙通天，天是天帝和诸神居住的地方；龙善变，变是对生存环境的适应；龙灵异，灵异使龙神奇莫测、非凡不群。将这种种优长集中于一身，龙又怎么能不祥瑞呢？ 龙可以“征瑞”，也可以“兆祸”。枣这倒也符合辩证法，其根据是现实的验证和历史的、道德的评价。如导致西周灭亡的“龙鼋之怪”、造成古时三苗地区大乱，的“日妖宵出，龙生于庙，犬哭于市”，等等。 龙的性情中，也有凶猛威厉、乖张易怒的一面。我们概而称之为“示威”。龙之“示威”，盖源于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的习性和危害。如湾鳄凶残伤人，蛇类阴毒咬人，雷雨使江河水涨成灾，龙卷风卷走人畜树木，泥石流冲毁房舍田园，等等。古人对这些现象不会有科学的解释，只好以“龙怒”、“龙怨”、“龙报仇”、“龙做孽”等说之。

第一部分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第二部分写研究方法第三部分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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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龙是一种神异生物。各地传说丰富。龙是汉民族所敬奉的图腾，是吉祥雄伟的象征。龙的普通级别类型是有两个杈角、蛇身、四足、鳞片、腥味浓烈，非标准类型还有独角龙等。龙的原型有“新中国龙”化石里的美丽瓦窑龙，有双角。传说龙能行云布雨、消灾降福，象征祥瑞，所以以舞龙的方式来祈求平安和丰收就成为全国各地汉族的一种习俗。中国历代正史记载的龙事件大概有三百多起，传说文献更是庞大。古代最著名话题有三国时期魏明帝曹叡率群臣观龙并令画工当场绘像且令文臣对此吟诗作赋。有的地方还传说天击恶龙的故事。龙的传说是中国民间一个文化仓库。应该区分传说与文学。传说是大众传说的，可考察真假，文学是个人创作的，无所谓真假，性质不同，当然，古代一些作品如《太平广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兼顾传说和文学。现代知名话题有锁龙井故事、日本大阪市瑞龙寺的龙骨标本、1934年营川坠龙事件、1944年松花江陈家围子村坠龙事件、1988年出土的邯郸石龙、1995年上海延安路高架龙柱传说、2000年山东昌乐县黑山子村坠龙说法、2007年出土的有双角新中国龙、2007年高邮湖龙吸水视频原始版、2010年西安上空出现2条盘旋的龙等。无论是否有龙，这些话题知名度较高是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