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传统文化之我见为主题的论文

你可以去看看郭德纲的相声《论相声》，估计你就有论文了。真的，不是忽悠你。

些年来，对压岁钱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其一，压岁钱数量不断攀升，加重了人们的经济负担；其二，孩子们常常不能把压岁钱用到正道上。其三，压岁钱有时成为一种变相的送礼、贿赂。这些批评很对，但是，如果因此倡导移风易俗、取消压岁钱，却也未必是正确的选择。 压岁钱是一种民俗，它能够在岁月的长河中积淀下来，按照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分析，一种习俗之所以存在，肯定是因其承担着某种社会功能。 压岁钱承担了什么社会功能？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生活为基本模式的传统社会里，讲究的是“长幼有序”，家长们平时都很威严。只是到了春节，在喜庆的氛围里，小辈们给长辈们行磕头礼，表示对尊长的敬重与祝福，长辈们则发给小辈们或多或少的压岁钱，表示对小辈们的关心和爱护。压岁钱的施与取，像是一出热热闹闹的戏，既表达了共度佳节、喜庆热闹的意思，也体现了“父慈子孝”、“尊尊亲亲”的传统伦理，是对家族血缘关系的确认和对传统伦理的强调。 压岁钱的民俗世代留传，不管是豪门大户还是平民百姓，家家户户都借此民俗长幼同乐，现在有什么理由让这种民俗消亡呢？每个民族都有如何对待传统民俗的问题。美国的历史只有几百年，所以他们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自己的历史传统，如他们最重要的节日――感恩节。日本人一年里要过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日本的大多数孩子都要行隆重的成年礼。这些节日、礼俗大多数都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可是在它们的发源地却早已不存在了。 传统民俗中的大多数都是好的，我们应该珍惜，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悠久历史，一旦失去，就难于恢复。像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市民多半是外来的移民，所以当地的老风俗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了。在北京，过春节跟平时没有两样，腊八节、端午节、重阳节很少有人想得起来。可以说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其丰富而精神生活却相对贫乏的状态，很少有什么传统的、公众的习俗让我们产生一种与历史、与民族文化血脉相联的感觉了。传统风俗、礼仪的丧失，背后潜藏的是传统的人情、伦理的丧失。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觉察到，我们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日益淡漠、社会纽带逐渐松弛。想想看，为什么韩剧会在中国风靡一时？难道不是因为其中浓浓的人情味打动了我们？韩剧中的家长威风、磕头礼等并不好，但我们社会本有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优良的伦理秩序，却是我们万万不能舍弃的。 诚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有时迫不得已要告别一些风俗习惯，比如说在大城市里禁放烟花炮竹，那是因为在拥挤的城市里这种民俗确实存在危险性。可是压岁钱不同于炮竹，压岁钱本身并没有危害性。有的人借压岁钱显示财大气粗，有的家长对孩子用压岁钱不加引导，大人们的崇富心理使孩子借压岁钱攀比，这是一些人把这种传统习俗用歪了，违背了这种风俗本来的意蕴。补充：首先是传统节日。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一种良好方式。然而在现在，随着西方圣诞节，情人节等一系列节日的广泛传播，传统节日却渐渐被淡化了。鲜少有人在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在重阳节登高插茱萸；在中秋节赏月，庆团圆；在腊月初八熬一锅热腾腾的腊八粥祈平安。在西方节日被人们热火朝天的庆祝之时，谁还会想起这些内涵丰富，意义非凡的传统节日，与习俗呢？恐怕，早已将它们抛之脑后了吧？其次是传统的歌舞。凤阳花鼓，云南花灯，东北秧歌等早已被人们认为是俗不可耐，在公园中看到老年人扭秧歌时，还有许多的年轻人加以嘲讽，而西方传入的街舞，雷鬼等舞蹈却被年轻人大加追捧，成为他们的心头大爱。而在一些摇滚，Rap等流行歌曲广为传唱的同时，中国的一些民间音乐以及国粹京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冷落。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人抛弃了传统歌舞，转而奔向了流行音乐与舞蹈的怀抱。不仅如此，曾经在民间大放异彩的民间艺术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传统的绘画书法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传统思想道德正在被人遗弃。这许许多多的社会现象，不禁令人堪忧。传统文化濒临消失，而我们却不加以挽救，而还是为了各种外来的文化，节日，兴奋不已。在我看来，在这样下去，不用多久，传统文化就会完全消失，不复存在。为了不使我们中国人遗憾，后悔，我们每个人应该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建设者，努力使传统文化重新绽放光彩，恢复生机与活力，为我们将来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了传统文化的恢复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使其重新发出夺目的光芒新年里，徜徉在喜气洋洋的大街小巷，听着此起彼伏的爆竹声，看着家家户户门上贴着的对联和身边不时掠过的身着唐装的少女，我的眼前映入了一片魅力四射的中国红。凝视着少女们被中国红映出的笑靥，欣赏着时装店里将传统底色和时尚款式巧妙融合的中国红喜服，摸着精品店里一件件绣工精良的中国红配饰，恍然想到，这流行的中国红不正是传统与时尚的完美结合吗？我不会穿大红的衣服招摇过市，却深深地爱着中国红。中国红蕴含着喜庆的气息，代表着每一个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传统文化；穿着它，又能秀出一番别样的时尚风情。你瞧，世姐关琦领奖时的那条中国红衬地、绣着百鸟朝凤的礼裙不是一出场就艳压群芳，炫亮了全场人的目光吗？那自然流露的传统气息和充满朝气的时尚风格不是让爱美的人们没过几天就掀起了中国红的流行浪潮吗？我爱传统，也爱时尚，就像中国红一样――传统与时尚也是可以亲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当中国红流行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成了传统再现于新时代的载体；同时，它也让我们明白，时尚其实并不孤立，独特的阶段性让它在经过一个时代的流行之后，便沉淀到传统的阵营，从而成为与传统不可分割的整体。我爱中国红，但我并没有真的像别人一样买一件穿在身上，它也不会成为我唯一的喜爱。因为我知道，一阵风的追求只能短暂而肤浅的，更像一种形式，难以真正接触到它的精华部分――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是深厚的，久远的，需要我们浸入其中去吸收；否则，就只能与其丰富的文化底蕴失之交臂。我们期待着像中国红的流行那样，传统与时尚的融合能更多地再现于现实，以更形象更端庄的姿态缀饰生活，熏陶未来。因为，传统已不再能满足年轻人多元化的追求，而时尚也不能完全作为我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我们需要时尚，也需要传统。时尚，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传统，守卫着我们的精神家园。舞动中国红，舞出传统的典雅与时尚的奔放；舞动中国红，舞出人类永恒的不竭的动力。如今的社会潮流变化很大，人们总喜欢把自己乌黑亮泽的黑头发染成枯草似的黄头发；在大街上少男少女们总喜欢把自己漂漂亮亮的刚买来的牛仔裤剪几个大口子，或是拿着自己最心爱的超薄随声听，在大街上晃悠晃悠……他们的这一类行为，仅仅只是喜欢吗？还是一种“潮流”？ 这种潮流是一种不好的现象，是一种喜新厌旧的一股热流，出现了这古热流后，人们的观念和意见也相继发生了变化，他们一自己观点来评判别人。 现在的这种“潮流”已经传到学校里了，记得上次，我们在唱：大河向东流……的时候，我实在听不到有什么人在唱，就转过头去问道：“你们怎么不唱啊？”张宇帆说：“我唱了就是声音小了点。”而她的同桌余秀秀却好象习惯性的说道：“这种歌谁要唱呀！”我听了一惊，第一个想法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平时，她不管走到哪，都忘不了说两句：“某某某的什么歌很好听的……”那时侯，我觉得她一定很爱歌，可谁知道，她是爱歌，不过是“流行歌曲”。我想她那时心里想的一定是大多数人心中都有的：这种几十年代的老歌怎能和现在的摇滚艺术比？难道在她们心目中：唱这种歌就是丢面子的，唱当代的流行歌曲，那就表明有“文化”，不落伍？ 荒谬！这些歌曲同样是艺术，同样是中国的一种文化，这些东西是不能拿来比较的，因为它们同是一件“艺术品”，既然是艺术品，那就各有各的特点。就好比这些歌曲吧，一个是气势高昂的，而另一个是摇滚的，他们的特点都不一样了，你有怎能乱下结论说哪个好听，哪个不好听呢？即使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也是你的个人爱好的问题，你喜欢哪一首，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也是不好强求的，当然，你也不能只热爱自己喜欢的，而鄙视别人喜欢而你不喜欢的东西。如果如果有人唱得是你最讨厌的“老歌”，你也不能就按照自己的思想去觉得他不懂得“潮流”，觉得他是“土包子”，然后就鄙视他，认为他没文化。这是不行的，没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最不应该的就是那自己爱好与别人的爱好衡量，看哪个对哪个错，这是比不来的，所以。别以自己的看法去评判别人。 记得在一次音乐课上，我们正兴起的唱着民歌，坐在前排的赵帆烨回过头来用轻蔑的眼神看了我一眼，然后又转过头去，继续闭着嘴，干她的“活”去了。她的眼神给我一个感觉，我感觉她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石星月怎么会唱这种歌？ 这种风气完全是社会上传染过来的，然而如今社会并不这么重视这么问题，所以才延伸到今天这个地步，现在，这以是“潮流”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按照“潮流”做，那你就会被人看作“落伍”，或是“土包子”。如何才能改变这种风气呢？光靠一个人说一个人做是不行的靠的是大家一起的努力，把这种偏见改掉。 社会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有的是值得我们学的，但有的是我们要制止的，我们现在虽然还是学生，但是，我们也应该学会什么好榜样，什么是不好的风气，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自己结合一下，缩短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